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天下第一难”难在何处？
——计划生育基层干部的心声
新华社记者 储学军 徐波
编者按：计划生育工作，号称“天下第一难”。那么，看看这些从事“天下第一难”工作的同志们是怎样工作的吧！这是一批为了全民族的利益而任劳任怨的人们。社会应当尊重他们，群众应当理解他们，领导应当关心他们，法律应当保护他们。
人口，似一道“紧箍咒”，束缚住了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步伐。计划生育作为基本国策，已经别无选择。
但是，在现实社会中，计划生育却与“天下第一难”划上了等号。
难点究竟在哪里？想来，对这一问题最有发言权的，莫过于那些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计划生育基层干部了。
初春时节，在中国人口最多的四川省，记者与许多基层计生干部进行了接触和交谈。
满腹辛酸——“最不受欢迎的干部”
巴中县已连续几年荣获全国计划生育先进县的锦旗，可这个县的一些基层计生干部谈及此事却满腹辛酸。
刘兆华，双凤乡的计生干部，十分敦实的一个小伙子，向记者讲述了不久前他经历的一件事。那天，他来到一个强行怀二胎的农户家做工作，准备领孕妇去引产，可刚出门，就被那家的男人抱住腿不让走，一阵纠缠后，那人竟张嘴向他腿上狠狠咬去。
说到这里，刘兆华情不自禁地挽起裤子，只见他小腿上一道又长又深的伤疤赫然入目。
类似这类令计生干部们痛心的事，记者还听到不少。
南部县计划委员会主任到某乡去参加人民代表选举，县人大的同志向群众介绍：这是县计委主任。台下立即议论纷纷：这人一天到晚就知道不准我们生娃娃，不选他。幸亏人大那位同志醒悟得快，连忙补了一句：这是管钢材、管水泥的主任，不是管计划生育的主任。于是选举顺利通过。这事，在当地曾一时传为笑谈。
记者曾向一些农民问道：如果让你选最不受欢迎的基层干部，你们选谁？他们几乎想也没想就脱口而出：搞计划生育的。
对农民的这一选择，南江县计生委主任江治秀认为并不奇怪。她说，目前在农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多子多福”等传统生育观念仍根深蒂固。农村特别是山区，生产方式仍比较落后，劳动强度较大，农民觉得劳动力多多益善。作为国家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者，计生干部便成为农民发泄不满的对象。
要改变我国农民几千年来形成的固有生育观念，那不是短时间所能奏效的，而现实又要求我们必须尽快把人口控制下来，这无疑是横亘在计划生育工作者面前的一道大难题。
呼唤理解——含泪写成辞职信
在大巴山区腹地的某县，一位工作多年的计生干部，在上级多次准备提拔他为县计生委主任时，他都婉言推诿了。尽管以他的水平、能力是足以胜任的。
在一路采访中，记者所遇到的计生干部几乎无一不是在谈论了一番计划生育工作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之后，又表示希望能调离计划生育工作岗位。
不仅计生干部如此，就连县级领导也没几个愿意分管计划生育工作。为什么会出现“人人皆说重要，个个都想溜边”的现象呢？仅仅是怕群众不理解的辱骂、纠缠甚至殴打吗？
从一位乡计生专干写给上级的辞职信中，我们也许能发现矛盾的症结。他写道：
“尽管我一年３６５天辛苦工作，可这又给我带来了什么呢？现在我正处于四面受气的境地。在外面，受群众的气；回到家里又受老婆孩子的气。老婆怨我累得她在外面挨白眼，遭奚落。孩子们也说跟着我背时，我的大儿子快２０岁了，却找不到工作，别说进乡镇企业，就是打零工也轮不到他。为什么？因为他的父亲是搞计划生育工作的。亲戚朋友也看不起我，以前很好的朋友现在也疏远了，说我干啥不行，偏偏干断子绝孙的事。一些领导也看我不顺眼，说我办事太认真，不留情面……”
“信是含泪写的，我也是含泪看的”，南部县计生委袁主任显得很激动，他说：计生干部深感在人前抬不起头，到外地出差甚至羞于说出自己的身份。我们也并不企求别人对我们大唱赞歌，只是希望能通过自己的辛劳，求得社会起码的尊重，希望自己的工作能得到社会的承认。这样，我们再苦再累心也甘了。
袁主任的这一席话，道出了广大计生干部们呼唤信任、公正、理解和关心的心声。
“独奏”者的失望——四处受阻
川北某县。
去年，一位乡村女教师怀上第三胎。开始时，这位教师对计生干部的苦口婆心置若罔闻，后来终于开了口，同意不生，并写下保证书：如生下来，甘受开除公职处分。可事隔不久，即传来令计生干部们沮丧的消息：孩子还是生下来了。
当气极了的计生干部们准备对那位教师进行严肃处理时，却又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阻力。最后事情一直捅到县上，不得不由县长办公会作出最后裁决。７位正副县长投票表决结果：４∶３，不同意开除公职。
在采访中，记者听到不少计生干部反映，他们在工作中经常陷入这样的尴尬境地：说服教育，超生户听不进去；处理吧，又常常处理不下去；不处理吧，则将影响一大片。
更让计生干部失望的是，他们缺乏起码的工作条件和应有的工作环境。
黔江地区计生委成立时，只有１６００元开办费，结果牌子没处挂，公章没处放，人也没处住。
旺苍县城关镇，计生部门因５００元活动费落实不了，致使急需开展的工作搁浅。
“我们现在已欠卫生部门１００多万元手术费，我都快成‘丐帮帮主’了，”广元市计生委主任王文育自嘲道。
一位地区计生委主任告诉记者，他们那里有的地方，计生部门成了老弱病差干部的“收容队”！
一个县的计生委主任谈起自己的遭遇就愤愤然：“我多次主动找县上有关领导汇报工作，可每次都被冷冰冰的‘没时间’三个字拒之门外。”
还有的县，法院只要听说是计划生育方面的案子都不愿受理。
许多计生干部指出，计划生育工作如同一首交响乐，单靠计生部门一家独奏绝对不行。而现在工作之所以难以开展，关键在于人口意识和人均观念在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头脑中还没生根，很多部门对计划生育工作还抱着“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
他们呼唤：社会各方对计划生育的支持和帮助，多些，再多些！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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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两个世界之间
——关于藏文化的遐想
本报记者 卢小飞
假如你能像我一样，有机会在西藏一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游历，你也就有机会体味到，在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之上，为什么会有一个神的世界。对我来说，它是一个缥缈而实在的精神世界。
我一直以为进入佛门的人，在那个独善其身的世界里生活得相当自在。事实上，我见过的许多出家人确是如此。他们往往都选择那些幽雅的所在深居养性，绝不像我们这些凡夫俗子无穷尽地自寻烦恼。我也有过那种经历：清晨，伏在冈底斯山下看玛旁雍错湖面上泛起幻影；夜晚，枕在偏吉草原上看喜马拉雅雪墙在天幕上映出弧光。此时，便会生出摆脱世俗的那种奇妙感受。当我不得不回到都市（拉萨也不例外）的时候，凡胎俗骨无从摆脱的一切尘世的束缚再度缠身，于是便更加向往那个神秘的世界。
也许我是幼稚的。
直到１９８７年９月２７日以后，我所尊敬的僧侣们不断在八廓街广场飞行集会，高呼一些令人惊讶的政治口号，并将这样一出政治闹剧搬上了国际舞台，我这才顿悟。原来藏传佛教与我曾经认识的那个佛教有一个本质的不同，即政教合一的历史传统。这使他们不甘居于那个静寂的诸神世界，还要过问人间烟火。我后来相继接触过一些僧侣，他们由于希图主宰两个世界不成而痛苦异常。不要说一些出家人对主宰人、神两界自以为是，相当一些教民也甘愿于此。
有人曾以为，自１９５９年结束了西藏几百年政教合一的历史之后，人、神各得其所。直到最近，拉萨动乱的现实才提醒了人们：在许多人心中，人与神的世界还交织在一起。
我想过很久，中华民族为什么具有独特的凝聚力？作为中华民族一员的藏民族也同样表现了巨大的民族凝聚力！在青藏高原的多年追寻中，我发现了藏文化的魅力。藏文化从原始的苯教到近代黄教，几乎可以说是一脉相承，或叫“继承发展”。正是这种一元文化使西藏本土乃至青海、四川、甘肃、云南在内的大蕃民族凝聚起来，并同同样是一元文化的汉文化成为亲兄弟。
大概基于此种思考，我在西藏各地旅行的时候，自然而然地将自己融合在藏文化的氛围里，感觉自如。我认识一位住在八廓街的北京商人，他从１９４７年开始就定居在这里，娶了藏女为妻，他本人也演变为一个地道的拉萨人。他的后代们也都以真正的西藏人自居。
我在他家里默默地喝着茶，心里却在想，也许百年之后，无论这里引进了多少现代文明，这种独特的文化氛围也不会悄然散去。到那时，人们如果回忆起他们的祖先曾经因为一些莫名其妙的原因在拉萨不断制造骚乱，他们一定哑然失笑。
这里有一个合乎逻辑的答案。即这种文化的形态及其牢固程度有赖于青藏高原的自然地理。世界上有一些学者用自然环境来说明某种文明的性质和社会形态以及人的性格，笔者也下意识地加入了这一学派。不过，就西藏来说，这里的自然环境不仅是决定物质财富是否丰富的重要条件，也是决定人的美学意识和伦理观念的重要因素。人离自然如此之近，难怪会不断见到天人合一的场景。
也正由于此，物质匮乏而时间过剩，使人们有更多的精力去投入宗教及其有关的建筑、绘画、雕塑及歌舞等艺术之中。我曾经耐心地看过几出藏戏，听过寺庙音乐。老实说，我不大懂。京城的行家们称那绝对是现代派的东西，我自己也为藏戏高腔和僧侣们的无伴奏合唱（诵经）叫绝。细细想来，所有西藏艺术都是一种超乎现实的东西。当我看到布达拉宫像一艘巨轮停泊在海拔３７００米的拉萨河谷中时不得不叹为观止。这时候，我总想对我亲爱的藏族兄弟说，千万不要轻易地否定自己，更不要求诸冥冥世界的圣人。正是这块雄浑的土地，蕴孕出藏文化的神奇伟力。以此而论，世界上所有关于藏文化会因中国现代化进程而“被消灭”的担心都是多余的或者是别有用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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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界纵横谈
从“谦谦士子”说起
祝华新
钱钟书先生辞谢龙喻，传为文坛佳话。巴金先生则一再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只是“大多数人的痛苦和我自己的痛苦使我拿起笔不停地写下去”。一代宗师往往绝不肯以“当代有代表性的”、“在海内外享有一定声誉的”人物自居。作为一种个人修养，这自然是令人敬佩的。其实不独中国的巨擘如此，牛顿不也自称“一个海边拾贝壳的顽童”吗？
作为一个群体，国外的知识界却很少像中国的士子们这般谦虚。西方社会学家对所谓“知识精英”有大量的论述，并不讳言“精英文化”乃民族智慧之冠并引领大众文化。在中国则不然，秦始皇以吏为师，两汉石渠阁会议和白虎观会议由皇帝出面裁定学术论争，隋唐开科举把读书人织入权力网中，明清迭兴“文字狱”，一步步确立了王权对文化的统制。书生也像武人一样熟悉了令行禁止的规则，一个个成了心如槁木的谦谦君子，谁还敢僭称“精英”？
共产党成功地领导了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救亡战争，知识分子纷纷投奔延安，农民兄弟的坚韧不拔使他们感奋不已又自愧弗如。战火平息以后，工业化、现代化的任务摆在我们面前，知识分子作为现代生产力的代表理应成为整个民族的先导。可是，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我们仍然强调对知识分子“改造”和“再教育”，加上政治运动屡屡粗暴干预文化，使不少知识分子养成一种自卑感，知识博大精深却少有批判性和创造力的思想，有使命感而无特立独行的勇气。浓重的平庸意识笼罩着知识界，闻说“精英”就惶惶乎如离群孤雁的一流学者不在少数，有人甚至憧憬以卑微为“隐身衣”而匿于茫茫人海。这是在逃避为天下先的责任。
小平同志为改革中的当代中国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思路，这就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放胆依靠知识分子。这是对历史走向的一种马克思主义观察。因此，知识分子在目前这段商品经济初兴的文化低谷中需要汲取“无恒产而有恒心”的古训，为民族进步和文明演进贡献一种长远的眼光；领导者也要尊重他们的文化个性，包括某些暂时不被理解的超越见解。要知道，珍惜“知识精英”，正是珍惜民族的未来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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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者推荐一本书
新视角：社会发展的纵横比较
——推荐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
张琢
今年成整数的中外纪念日似乎特别多。从本国数，由近及远，新中国成立４０周年，“五四”７０周年，还有“孔圣诞”２５４０年；从世界看，有法国大革命２００周年，华盛顿就任美国第一任总统２００周年，还有孟德斯鸠诞生３００周年。
如果这仅是些数字的巧合，也就不过是数字的巧合而已。但是，如果将中外同一时期事件的社会内容作一横向比较，就使我们不能不汗颜：当我们的孔夫子已在那里文诌诌的时候，西欧和北美还是洪荒世界；而当英国工业革命如火如荼地进行，孟德斯鸠在“理性和自由的法典”《论法的精神》中提出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离的学说，《人权宣言》高扬自由、平等、博爱的旗帜，美国宪法规定并由华盛顿率先实行总统任期限期制的时候，中国却还陶醉于“乾隆盛世”，对内大兴文字狱，株连抄斩，对外以“天朝抚有四海”的傲慢态度拒绝了英国通商、驻使的要求。甚至直到不久前，我们还在以“不合国情”为种种理由，拒绝和拖延着已远远落后的起码的政治改革。
那么，社会发展的差距，经验与教训，怎样才能找到呢？这就要比较——古今中外纵横比较。社会的发展就是历史的延伸，从而体现出它的时间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恩格斯说社会科学都是历史科学，即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的科学。同时，任何历史活动都要有客观的舞台，都要展现出一定的空间规模，这个历史演进的客观舞台便是作为地理学研究对象的地理环境，因此，马恩又说，一切历史的记述都应从这个自然条件（人类自身的自然生理基础和地理环境等）开始。社会发展的这种时空关系就是我们纵横比较的客观基础。
如果我们只晓得其中的一个坐标，像传统思维方式那样，习惯于单一的纵向比较，而且只是面向过去，既以比旧社会、比原始社会有了如何如何的长进而自得，又以“历史悠久”而自慰。在开放以后，横向的视角一打开，才忽然发现与世界发达国家的悬殊差距。原来是心如古井，这一下又心急如焚，于是便不顾条件，急于求成，又总是适得其反，欲速不达。这两种单向比较的片面性造成心理失衡，使人们在“大跃进”与“慢慢来”，自负与焦躁，甚至灰心丧气中颠来倒去。从认识上看，说到底都是缺乏世界见识，没有把握社会历史的发展规律——这正是作为跨学科的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对象。
由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前牛津大学讲座教授杰弗里·巴勒克拉夫主编，８０位西方学者执笔撰文的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纵横比较的范本。该书以约６００幅精制的彩色地图与１２７篇文字论述相映照，全面描绘了人类起源到１９７５年为下限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和发展，表现了人类文明在各个历史时期所形成的不同发展水平，以及不同文明在历史上的兴衰和成就。而且本书还用对照形式，选列从公元前９０００年至公元１９７５年（个别到１９７６年）世界各大地区的重大历史事件和文化、科技成就进行了比较，叫人一目了然。它虽然是西方学者合作的成果，却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过去以欧洲为中心阐述世界历史的旧观点，宏观地阐述了人类社会生活各主要方面的形式和发展，避免了事件的堆砌和割裂；而且在制图工艺方面十分考究，真正称得上文图并茂。读这种书，不仅是求知，也是一种享受。由中国三联书店１９８２年出版的中文版为它的第八种文字版本。我以为不仅值得历史学家、地理学家一读，且对一切想要了解人类文明的来龙去脉的人，尤其是对关心中国和人类的发展，希望理性地对待中国的现实的人们，都是值得一读的。这也就是既非历史学家，也非地理学者的我，要向读者推荐这本书的缘由。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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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区严重缺药
入春以来，疾病流行。可是，咸丰县多数乡、村卫生院的去痛片、安乃近、阿斯匹林等常用治疗药品已经无货。医生无奈，农民叫苦。
防疫部门预测，我县今年可能出现流感和流脑的大流行。而用于防治的抗菌消炎和?胺类药品严重缺乏。县医药公司的庆大霉素、利福平、利福定等药品已经断档，青霉素、安乃近、阿斯匹林等库存极少，不得不控制使用。公司负责人说，这种情况还会越来越严重。而且，因药品搭配，造成医药公司和各级医院资金周转不灵，仅一个小县公司就积压滋补药品金额达１０万元。基层医院里也是人参蜂皇浆一类滋补药品充斥，用于治病的药物却非常紧张，请报纸为我们呼吁：山区人民等药治病！
湖北省咸丰县 朱自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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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不妨品品
打破“人”这个闷葫芦
锡兵
近几年来，工人出版社在大学校园里变得颇受瞩目，他们在很踏实地做一些普及现代学术思想的工作。而最近他们的视线更多地落在了“人”这个众说纷纭的话题上。新近推出的一套译介当代国外人文科学力作的丛书干脆命名为“人人”。此刻我拿在手里的是列·斯蒂文森的《人和人的世界》。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里，著者引领我们聆听了柏拉图和基督教、弗洛伊德和萨特、以及斯金纳和洛伦兹等对人的本性和命运所作的极为不同的描述。从他导游的这次“匆忙的旅行”中，我们深味到人类在探索自身的进程中的种种努力实在是既无奈又悲壮。哲人们把人的拯救或寄望于上帝、或希冀着智者，或以为自由选择标志着人的解放、或坚信通过升华摆脱人类天赋的攻击性驱动才是文明的希望。作为一个分析哲学家，著者对每一论点的概括和批评都具有明晰和冷静的理性色彩，但读来又像一本颇浅显的讲义。
“走向人格新大陆”是“健康人格丛书”中的一本，该丛书雄心勃勃地要从人格角度探讨“中国人向何处去？”我想读者对许金声的这本书最感兴趣的不是他介绍的那些西方的人格理论，而是他对中国人人格现状及发展的冷隽分析。他开了一帖药方，认为中国要实现人的现代化，必须从眼下这种普遍的萎缩型人格向自尊型人格转化，“已有的自尊型人格，则应提高为自我实现型人格”。关于后者，他提出一个理想的典型——鲁迅。
还是一套带“人”字的丛书：“２１世纪人”，这是一批青年思想家的论坛。由于责任编辑的郑重推荐，我首先注意到这本《权力的祭坛》。要深刻地了解中国人，就非得透彻地剖析这片土地上权力的发生、发展及其构成。正如“诸说”中指出的，由于长期以来权力对权力的研究者的制约，客观的科学的权力研究在卷帙浩繁的诸多汉字典籍中尚是一纸空白。崔文华这本书最大意义大约就在于他勇敢地消灭了这块空白，他从权力所有制的角度条分缕析地把中国历史细琢磨了一番。与许金声的论断相呼应的是，他指出权力绝对私有制社会中必然出现的人的形态只能是主体性被全面剥夺。权，是中国人不能说、只能做的两件事之一，现在有人在认认真真地说了，而且印成了书，相信写的人和读的人都从中别有会心，觉到那个简简单单的汉字“人”正在黄土地上悄悄舒展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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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声
大人们要开会，小学生只好露天上课，他们呼吁——
莫把课堂当会堂
４月２５日晨，１０辆面包车、吉普车列队驶入山西运城市王范村。市里将在此召开集体土地使用权有偿转让现场会。
９时许，笔者来到该村村委会大院的里院，只见院内有两个小学生“方队”，每个学生都趴在方凳上写字。太阳照在孩子们的身上，那情形好似在承受某种惩罚。而那一排房屋中的三间教室，却都敞开房门欢迎来宾。室外的墙上贴着两条标语：“深化改革强化农村土地管理”，“积极探索土地管理新途径”。当我来到中间的一个教室时，只见里面布置成会场的模样，课桌围在中间，还搭上了花布单，上边放置了水果糖、瓜籽和“金版纳”香烟。但是，当我走出教室时，院中的孩子不见了。经打听，方知孩子们放假了。于是，我便出院来到巷子里，只见七八个孩子在玩，我问他们叫什么，为什么不上学，他们都圆睁着眼不吭声。我又追问，其中一男生回答：“我叫樊朴”。我问：“今天为什么不上学？”他带气似地说：“你们把我们的位置占了！”我听了，心里好一阵痛楚。
会议开始了，东头的教室里坐着一部分人，中间的教室里介绍经验，剩下一个教室上了锁。经观察，村里开会占用教室不说，由于该村是乡政府所在地，乡里也经常占用。在东头一个教室的黑板上方，还留着会标：“王范乡三级干部会议”。中间的教室里也有一条会标：“王范乡计生双服务活动动员大会”。
于是，我无意开会，便来到距学校不足百米的乡政府大院。进门就看见一座“寿圣寺正殿”。门开着，里面只有几根木料，足可容纳数百人。再往里走，乡政府会议室摆着沙发和茶几，空无一人。我想，开会的地方闲着，为什么去占孩子们的课堂？
据笔者所知，在乡村，课堂被当作会场，是一种较为普遍的现象。只要村里开会，孩子们就只好放假。这样下去，学校的正常教学秩序得不到保证，何谈提高教学质量？何谈振兴教育？更值得深思的是，一些县团级领导干部坐在课堂上开会竟心安理得，喝茶水，嗑瓜籽，抽香烟，几乎没有一人意识到这是一种侵犯，抑或是一种犯罪。所以，我们有必要向各级政府发出呼吁：切莫再占孩子们的位置了！
山西运城报记者 毛志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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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这些摆小摊的孩子锁住了眉头。是“生意经”难念？还是不满父母硬把他们从学校拉出？
陈瑞华 1989年3月27日摄于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县城大桥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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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师，我们赞助。钟振林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