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br/>专栏：<br/><br/> 白楼<br/> 杨景民<br/> 白楼在城西新立交桥的右下边。<br/> 那是一座富有民族特色的旧式木楼。原先住的是一个姓白的旧官僚，解放后归老干部局，现在的主人是我熟悉的一位曾任边防军区政治委员的老将军。<br/> 好长时间没见老将军了。我走进白楼，将军正在接电话，旁边坐着三个地方干部模样的人，他们神情都很严峻。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br/> “唔……嗯唔，对对！就这么向党委报告吧！”<br/> 老将军对着话筒，果断地讲，像当年下作战命令一样。好像等到对方确切听清楚了后，他才放下了电话。<br/> 三个地方干部也似了却一桩重要心事一样，对视一下，都长长出了一口气，立即便有了要起身的意思。<br/> 老将军挽留他们，并把我介绍给他们。那三个地方干部还是告辞了。<br/> 客厅里就剩下了老将军和我，对我各方面的询问、关心是少不了的，我也恭敬地向将军一一作答。但我从老将军热情话语中，还是感到他是带着重重心事和我谈话的。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 出于我的工作本能，也由于他是老首长，我忍不住问了老将军。他示意我先坐到沙发上，然后燃起一支香烟，抽了几口，颇有些失悔地说道：“不关别人什么事，都怪我，走了神！”<br/> 他像作战时丢失了一座小高地一样。<br/> 老将军的老伴前年故去，膝下一女一男。女儿在国外工作。儿子原先在一家钢铁公司经理部任职，因被查出来套购了几批钢材，成了“官倒”。儿子在作这笔生意时，是用了他的名义的，他原本不知道。可在检察单位初查此事时，他为了保儿子，竟“承认”有此事。后来一想，不对呀！这回，检察单位干部又来时，他如实说了，就发生了刚才那幕场景。<br/> 老将军说完，陷入了深深的痛苦中。<br/> 我也无言。我又能说些什么呢？<br/> 客厅的老式摆钟在响着脚步声。<br/> 约十分钟后，我起身告辞，并劝说那事情已经过去，望他珍重身体。老将军点头作谢，又说：“这是一个败仗呵！”<br/> 又是一个胜仗。我对他说，<br/> “但毕竟先打了败仗”，老将军说，“看来，老兵下了火线，要再打胜仗，也得先在自己头脑里打一胜仗，战胜不了自己，名将上战场也会输个一塌糊涂呵！”<br/> 我的心灵受到震动。在告别老将军后，我在灯火立交桥边久久徘徊。下望远处那座白楼时，见一个健壮的黑影，在围着他的白楼小院转着，一圈，又一圈……<br/> 我知道那黑影是谁。<br/> 他会是在寻找新的战斗的突破口？<br/> 我相信会的。<br/> 可那是对着自己呵！<br/> 我忘不了那座小白楼。
第8版(副刊)<br/>专栏：<br/><br/> 五月救护队<br/> 徐刚<br/> 今夜广场<br/> 父亲们母亲们<br/> 你们的儿女说<br/> 妈妈我饿可是我不吃<br/> 三千多人三千多年轻美丽的灵魂<br/> 充实而坚强<br/> 微笑着请求饥饿的折磨<br/> 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下<br/> 白天的太阳<br/> 没有给青砖留下温暖<br/> 月亮也是冰冷的<br/> 十分钟有十五辆救护车驶过<br/> 撕裂人心的警钟之声<br/> ＳＯＳ！ＳＯＳ！ＳＯＳ！<br/> 中国！中国！中国！<br/> 热血唤不醒冷漠<br/> 五月救护队<br/> 从大街小巷向着广场集合<br/> 救护那些年轻的绝食者<br/> 他们闭上了眼睛却让心灵洞开<br/> 为了自由的绿风<br/> 在五月的草坪上穿过<br/> 为了青春大地<br/> 为了少年中国<br/> 他们已经真正一无所有<br/> 那些大学食堂的饭票和菜票<br/> 连同宴会厅的华灯、美酒<br/> 全都失去了光泽<br/> 他们只有风、空气和水<br/> 还有热爱他们的无数的良心<br/> 一起<br/> 把中国的自由女神雕塑！<br/> 今夜广场<br/> 父亲们母亲们<br/> 你们的儿女说<br/> 妈妈我饿可是我不吃<br/> 三千多人三千多年轻美丽的灵魂<br/> 充实而坚强<br/> 徽笑着请求饥饿的折磨<br/> 并非所有的呼唤都没有回声<br/> 震撼三千年的这三十天<br/> 是中华民族一个辉煌的记录<br/> 该发生的总要发生<br/> 该结束的总要结束<br/> 车与灯，人和旗<br/> 生命滴血的历史<br/> 就这样一秒钟一分钟地闪过<br/> 五月救护队<br/> 你们是在救护一个中国！<br/> １９８９年５月１６日凌晨<br/> 于天安门广场
第8版(副刊)<br/>专栏：美学杂组<br/><br/> 服饰的接受美学<br/> 唐全贤<br/> 日本学者板仓寿郎在《服饰美学》一书中指出：“一切服饰现象都有‘观赏’介于其中。”这就是说，一件服装的使用价值和审美价值，必须经过消费者的穿着活动、第三者的欣赏，才能得以实现。消费者对于服装设计师来说，就是服饰美的接受对象。一件服装在未经穿着前，有许多“空白点”，只有经过接受主体的穿着这一具体化的活动，这些空白才能得到填补。也就是说，一件衣服唯有让一个活生生的人穿在身上，和他的外形、内在气质相结合，并且活生生地走动起来，才能展现其美与丑。<br/> 同样一件衣服，穿在不同的人的身上，呈现出来的服饰美，可能是不同的，甚至是相反的。迪奥尔在《克里斯蒂昂·奥迪尔和我》一书中写道：“每个妇女都赋予自己所穿着的衣服以个性。设计相同的衣服，穿在玛丽身上和穿在沙特尔身上，就不成其为相同的服装了。一套流浪汉式的服装，穿在一个的士司机身上和穿在一位大学教授身上，所取得的效果自然是完全不同的。”因为在穿着时，不仅含有服饰的功能的意义，更包含着审美的意义，包含着感性的创造内容。穿一身黑色的衣服去参加葬礼与一次学术会议（前些时国外时兴新娘在举行婚礼时也穿黑色礼服），其传达的心理则根本不同。由于穿着目的不同，同一的衣服表达出了不同的心情，也创造出了不同的美的形象。<br/> 接受美学的另一条原则是“视野融合”，即只有读者的期待视野与文学本义相融合，才谈得上接受和理解。对于一位服装设计师来说，他应时时考虑到“视野融合”问题，即注重研究消费者的审美心理的需要和变化，和他们经常进行交流。因为消费者的期待视野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不断变化的。只有把消费者的期待视野和服装设计相融合，服装设计师的各种创新的努力才有可能取得成功。“投其所好”这句话，如果除去其中迎合某些低级趣味的含义，那么，消费者的“所好”的内容及其变化的势态，是值得我们认真加以研究的。唯有不断投消费者之好，服装设计才会不断有生命的活力。<br/> 服装的审美价值是由设计者、穿着者和鉴赏者共同创造的。因此，鉴赏者的反馈也至关重要。出席一次重要活动，穿什么服装，如何修饰，具有一定意义的当众表演的特点，也可以看作是穿着者和接受者的一种对话。因此，对于穿着者来说，如果有一点接受美学观念，那么，他在选择自己的服饰时，就不仅考虑到自己的爱好，而且也会考虑到接受对象的喜好。比如文艺工作者到老山前线作慰问演出，穿得花枝招展就不甚适宜；而一位小学教师参加朋友的婚礼，就不必与课堂上穿着一模一样。其中的原委，就是因“人”而异——因服饰美的接受对象不同而异。<br/>
第8版(副刊)<br/>专栏：<br/><br/> 走出峡谷<br/> 蒋三立<br/> 就这样一直走出峡谷<br/> 让大片大片的枯草<br/> 涂成朦胧的风俗画<br/> 心因开阔而开阔<br/> 我们的眼睛开始明朗<br/> 最动人的歌声<br/> 来自人们明亮的眸子<br/> 来自心和心的热烈撞击<br/> 让一切都在目光中沐浴<br/> 在沐浴中获得成功与欢悦
第8版(副刊)<br/>专栏：品书札记<br/><br/> 猛忆儿时心力异 <br/> ——读瞿秋白《“儿时”》<br/> 冒炘<br/> ３０年代初期，瞿秋白在上海与鲁迅结为知己，视如同怀。他们在并肩战斗过程中还合作了１４篇杂文。这些杂文大都由瞿秋白仿照鲁迅笔调写的，经过鲁迅稍改，并以鲁迅笔名发表。鲁迅还将其中１３篇编进自己的杂文集中。唯有一篇《“儿时”》，虽是用鲁迅笔名子明于１９３３年１２月１５日《申报·自由谈》发表，但鲁迅没有收进自己的杂文集，而文章基调也很特殊，与同时期其它杂文迥异。因而引起了学者们的注意与议论。<br/> 《“儿时”》是一篇感情真挚、文采优美而又具有较高思想价值的抒情小品。作者在文前引了“狂胪文献耗中年”的龚定庵诗句“猛忆儿时心力异，一灯红接混茫前”。显然，此文抒发的是人生的感慨。秋白襟怀坦白，富有自我解剖精神，他的人生感慨自然是真诚的。他说：“生命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他的生命溶化在大众的里面，假使他天天在为这世界干些什么，那末，他总在生长，虽然衰老病死仍旧是逃避不了，然而他的事业——大众的事业是不死的。他会领略到‘永久的青年’。而‘浮生如梦’的人，从这世界里拿去的很多，而给这世界的却很少，——他总有一天会觉得疲乏的死亡。”这是一个共产主义战士的自述。所以，杨之华说：“秋白在当时写的《“儿时”》这篇文章意味深长地说明了：在这不寻常的三年中，他为什么能够一如既往，依然以如此惊人的‘伟大的精力’，像‘永久的青年’似的献身于党的事业？”秋白为什么要作“儿时”？一定还另有所感，另有所思。他说：“不能够前进的时候，就愿意退后几步，替自己恢复已经走过的前途。”于是，他“想念”和“祷告”“无知”的“儿时”。他怀着矛盾而又自责的心情叹息着：“可怕呵，这生命的‘停止’。”这是瞿秋白当时真实的心声。后来，在《多余的话》中，他也谈到在这个时期的痛苦心境，并过头地说他的“政治生命其实早已结束了”。这要从他那时的环境来理解。他在被迫离开中央领导岗位以后，不避艰险抱病从事革命文化工作，而王明“左”倾路线控制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却抓住他在《斗争》杂志发表的署名“狄康”的文章，再一次摧残他，１９３３年９月２２日作出了《中央关于狄康（瞿秋白）同志错误的决定》，号召全党对他进行“最无情的斗争”。《“儿时”》就是在六天之后（９月２８日）写的。此时秋白身心交瘁，他对中央当时的政策有怀疑，但连思考和发言的权利都被剥夺了，只剩下检讨的“权利”。他想，如果不能给这世界再干些什么，那么“衰老和无能的悲哀”，将会“像铅一样地沉重，压在他的心头”。在这样的环境下面，他感到生命的“停止”，“中年”以后的“衰退”，因而要“请求‘无知’回来，给我求知的快乐。”这是一颗创伤的心灵在厄运中，对生命意志的呼唤。<br/> 这篇文章是以自剖的态度，委婉的笔调，带点愤慨的而又惆怅的情绪写的。文中丰厚的内涵，醇郁的情味，深沉的思索，令人感到灵魂的真实和情操的优美。由于文章的思想感情与文字风格是瞿秋白所有，故而鲁迅没有收进自己的杂文集，便是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第8版(副刊)<br/>专栏：大地漫笔<br/><br/> 辞“上帝”桂冠<br/> 刘东华<br/> 商品经济苏醒了，消费者头上不知何时被安上了一顶“上帝”的桂冠。<br/> 然而在中国当“上帝”必须有超乎上帝的修养。在饭店，倒进杯里的啤酒已过期变质，粗制滥作的饭菜贵得出格，好不容易等来的蛋汤里又漂着只苍蝇，面对这一切，“上帝”表现出惊人的大度，不急、不愠，随遇而安。在公共浴室，浴池里的热水滚烫若沸，喷头中的冷水冰凉刺骨，既不敢下池，又不能淋浴的同胞们不是去找服务员解决问题，而是坐在浴池边上等水降温，神态安闲……<br/> 有人说，普通群众的承受力还很脆弱，有待增强。我却觉得他们的心理承受力已柔韧过度，乃至承受了过多不应承受的东西。<br/> “上帝”既是舶来品，我们不妨先看看西方的消费者是怎样做“上帝”的。据法新社报道，法国里昂市的一名女中学生在小卖部买了块有蛆的三明治。她对女售货员只是“给换一块”的反应表示不满，于是提出控告。不久，里昂轻罪法庭判决担保人和拥有四家出售这种三明治的小卖部的公司罚款一万五千法郎，并给那位女学生赔偿损失一千法郎，给罗纳河消费者协会赔偿损失五千法郎。<br/> 在今日中国做名副其实的“上帝”很难。商品经济相对落后，买方市场尚未形成，法制观念普遍淡漠等等，客观条件还远不具备。因此，我不敢要求你去控告那家作鸡蛋苍蝇汤的饭店，而只是希望你敢于向老板要求换一碗，希望看到你在用自己的血汗钱时，能得到一点点与之相称的服务。如果我这个愿望仍然过于奢侈的话，那我们的“上帝”就实在无药可治了。因为他本来就有这个权利，更因为这种并不苛求的行为有助于商品经济的繁荣和社会服务业的进步。否则，不如辞掉“上帝”这顶桂冠了事。 刘东华<br/>
第8版(副刊)<br/>专栏：大地<br/><br/> 山径（中国画）<br/> 于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