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7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种田离不开化肥、农药、地膜、机械;打的粮食愈多,对这些产品的需求愈大,可是超负荷运转的农用工业现状如何呢?请看——
“热”产品与“冷”产业
陈秋中
产品极“热”,产业极“冷”。这是我国农用工业的现状!
但历史却给它压上了一副重担:2000年,要保证12亿中国人吃饱吃好,必须使粮食的年生产能力比现在增长1亿吨,棉、油、糖生产能力也都要有较大增长。为此,农用工业必须相应地增产巨量的化肥、农膜、农药、机械。
当人们把目光投向农用工业时,不禁为它捏了一把汗:
这几年,几乎年年春闹农膜,夏闹化肥,秋闹农药,农机超期服役的现状也令人担忧。
是些什么因素困扰农用工业的发展?怎样才能摆脱困境?
微利保本本难保,单纯的企业支农最终可能误农
在产品经济时代,“支农”曾是全社会共同的口号和行动,现在似乎变成了农用工业一家的“专利”。
尽管国家给农用工业安排了一部分平价原材料,但计划很难落实。如农药,计划供应的只占实际需要的70%,而落实下来至少还得打一半折扣。对农机行业,原来每万元产值供钢材1.48吨,现在已降至0.33吨,仅占实际需要的1/3。化肥、农膜的状况也与此相似。企业只好到市场上去“找米下锅”。而市场原材料暴涨不止,企业难以承受。以生产化肥需要的煤为例,去年在江西省吨煤进厂一般只需100多元,现在已涨到300多元。同时,电力和运输费用也上涨了差不多40%。我国农用工业多年实行“微利保本”政策,企业产品售价一般定得较死。结果,不少企业越生产越赔钱,生产不如停产。今年1至2月,全国1800多个小化肥厂仅有864个开工,开工的厂中有344家亏损,亏损总额达8945万元。于是,首季化肥生产滑坡,欠产115万吨,农药也欠产4300吨。如此下去,岂不误农?
农机产品价格20多年中10次下调,总体水平降低40%以上。改革前,靠国家兜底,企业勉强维持;现在的日子很难过。据1987年统计,在生产播种机的6个主要厂的10种产品中,售价低于成本的有7种,平均亏损11.4%。不少企业关停并转。
有能力“微利保本”生存的企业,大部分是“带”病拚搏。设备状况普遍不佳,而且有相当数量的产品需要更新换代。
“带病”保产已属不易,现在还要求它们不断扩大生产。以化肥为例,需求量平均每年增长5—7%。“六五”以来,国家和地方对化肥工业的投资降到了历史最低点,仅占基建总投资的0.94%,“七五”期间的投资也不乐观,而让企业自己积累投资更是无从说起。
最近公布的《国务院关于当前产业政策要点的决定》指出,农用工业既是重点支持生产的产业,也是重点支持技术改造的产业,同时还是重点支持基本建设的产业。这三个“重点支持”如何落实?目前有两种可供选择的思路:一是重新对农用工业实行大包大揽;一是取消“微利保本”政策,让农用工业企业也逐步按市场规律进行运转。考虑到农民的实际承受力,国家对主要产品可按市场价统一收购,然后挂钩低价卖给农民。
内部结构失衡,效益受到影响
从整体上说,农用工业“营养不良”,从内部结构看,多年来,我国农用工业又患有畸形发育的病症。有的部位太“肥”,有的部位又太“瘦”。
1988年,全国化肥施用量比上年增长7.1%,但粮食总产却减产2.2%。减产虽然有自然灾害等方面的原因,但还有一个因素人们没有注意到,就是化肥的氮磷钾施用比例严重失调。氮磷钾施用比例,目前发达国家为1∶0.53∶0.51,发展中国家也达到1∶0.5∶0.24;而我国只有1∶0.2∶0.02。土壤缺磷,更缺钾,就像人只吃粮食而不吃蔬菜和肉,庄稼当然长不好。结果,在国外施用1公斤标准氮肥可增产粮食5公斤左右,而我国仅增产2公斤左右。
农膜也存在类似问题。发达国家一般有几十个品种,我国仅有3个主要品种。农用机械的生产结构也同样令人忧虑。作物的栽插和收获缺少适用机械。农副产品的加工机械更是满足不了需要。
要调整好农用工业内部结构,科研队伍的作用十分重要。但是,目前这支队伍面临溃散的危险。1985年,全国有省、市级以上农机研究单位38个,现在只剩下7个单位的少数人从事这一工作。吉林、云南等7省原有400多人从事农药新产品开发研究,现已减少到80人左右。改变畸形结构,刻不容缓。
现实呼唤产销用一体化的新体制
产、销、用脱节,是困扰农用工业发展的又一难题。现在是化工部管化肥、农药生产,轻工部管农膜生产,农资公司管销售,农业部门管使用。部门之间,由于没有找到共同利益的连结点,往往不是以农民的利益织网服务,而是以自我利益划圆分割。
每年这几家都有一次令人头疼的计划排产,产销用三家各打各的算盘,一家一个数,相互扯皮,难以统一。如今年的农药生产计划就至今还没统一。
众所周知,生产和经营农药、农膜都有一定的风险性。有些突发性的病虫害,两三天就足可以成灾,而且面积很大,因此,企业得准备相当数量的农药。但是,如果虫灾不发生,规定有效期限的农药又会令厂家、销家都发愁。企业认为应由销售部门承担这种风险,销售部门则认为这是企业的事。
生产部门和销售部门还常为利益分配不公而扯皮。销售部门只是开票,就可获得15%左右的差率,而生产部门利润低得可怜,甚至亏损。而且,销售部门从效益出发,淡季不愿意储存产品,“蓄水池”的作用发挥得不好,使企业均衡生产发生困难,加剧了生产与需求的矛盾。今年1至3月,全国共生产农膜16万吨,但仅销售出去3.8万吨。工厂叫苦不迭,许多地区农民急需农膜却无处购买。
农业部门名义上是管使用产品,实际上说话不灵,往往是“空对空”。1986年,湖南湘乡市植保部门多次发出预报,全县早稻可能发生大面积稻瘟病,并且反复强调不能使用县农资公司失效的“稻瘟净”,要改用“富士一号”。后来稻瘟病果真发生了,可农资部门坚持出售失效的“稻瘟净”,结果使早稻减产750万公斤。
改变产销用脱节状况,仅靠一个部门协调,很难奏效。一些发达国家建立农用工业产销用紧密结合的经济实体,倒是一种可资借鉴的办法。这样不仅会加快农用工业的发展,而且会大大提高农用工业的效益。当然,在现有情况下,我们不可能一步完成这个过程,只能分步进行,或先实行产销联合,或先实行销用联合。
但愿已经长久过“冷”的农用工业,也像它的产品——化肥、农药、农膜一样,迅速“热”起来吧!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快语新言

  公平才有凝聚力
——再谈把企业建成命运共同体
辛言
我们已经说过,要使职工真正关心企业,必须把企业建成“命运共同体”;我们也说过,命运共同体必须建立在“共同体”所有成员利益一致的基础上,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怎样才能做到这个“一致”?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在共同体成员间利益分配上,必须要公平,公平才可能实现“一致”,公平才可以服人,公平才可能调动企业职工的积极性。那么怎样才能公平呢?在公有制企业里,就是要真正地实行按劳分配原则。
按劳分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基本分配原则。但是,由于旧体制的弊端,由于新旧交替时制度的不完善,也由于实施按劳分配有许多困难,今天这条原则在很大程度上仍处于一种被扭曲的状态,这就使许多职工感到分配的不公平,包括收入上的彼此攀比,也是这种状况的直接和间接的反映。上海市的一份调查表明,当前青年职工感到强烈不满的事情之一就是分配上的问题。
当前,人们在谈到分配不公的时候,往往集中指责收入上的差距;其实,平均主义“大锅饭”是一种不公平。从全社会看,不合理的收入差距,对人们有刺激作用;但在一个企业里特别是国营企业内部,平均主义仍然是主要的“不公平”的表现形式。
德州棉纺织厂在建立企业与职工的命运共同体的过程,就是打破平均主义,贯彻按劳分配原则的过程。按劳分配原则,在这里不仅是一种激励力量,唤起了人们的生产积极性;还是一种约束手段,它抑制了种种不劳而获的念头;同时,还要看到,按劳分配,是现阶段一种最公平分配原则,是一种非常重要的乃至基本的协调手段,它是保障竞争顺利进行和协调劳动者之间矛盾的基本原则。由于这种准则的实行,使每个成员感到企业对他是公平的,在这里好好干是有前途的,无形中就使企业具有了强大的凝聚力。有了“公平感”,职工的气就会顺的。
现在某些企业的经营者同职工矛盾较为尖锐。据报载,南方某城市为了保护厂长经理们的人身安全,允许他们携带电棍。那些携带电棍的厂长经理们,也许改革的勇气和气概是令人钦佩的。但却不可以此作为常规,否则那将是可悲的,在这样的企业,应该检查一下,自己的利益分配原则是否是公平的;制订的规章制度是否是公平的。如果基本上是公平的,那么经营者是否把这种公平原原本本告诉大家,使广大职工都能理解。我们确信,企业绝大多数职工会取这样的共识:企业分配制度的改革,关键在于实行按劳分配原则。有了这样的共识,绝大多数人就会团结起来,极少数人也就难以兴风作浪了。
当然,在企业里真正全面地贯彻按劳分配原则,还需要一定的宏观条件,现在还不完全具备这个条件。但是,我们不能等条件具备了再作这个工作。实际上,每个企业内部在这方面还是有许多工作可做的。每个企业“小气候”的改善,也有助于“大气候”的改善。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金色的种子
——记玉米育种专家李登海
邓兆安
又是一个难忘的岁月——1988年10月,一个新的玉米良种问世了!李登海选育的“340×478”新组合以亩产1008.88公斤的成绩,刷新了1986年由他本人创造的962.1公斤的全国夏玉米最高纪录。它以众多优良性状超过了“掖单2号”。
1974年,即将离开莱阳农学院的李登海请教他的老师刘恩训,今后该向哪里投足?刘教授庄重地把20粒玉米(美国分离自交系基本材料)交给李登海,说:“玉米是咱们的‘国宝’,增产潜力很大,你就选择这条路吧!”
李登海,这位莱州西由镇后邓村的农民,用这20粒育种材料经过4年的辛勤试验,选育出性状优良的“掖107”自交系,用它配制成“掖单2号”玉米良种。它穗粒重,抗叶斑病,适应性强,很快就在各地得到推广。
人事部门安排李登海到市科委工作,他继续在试验田里攻关,先后从2万多个杂交组合、两万多次杂交试验中,培育出适合各地条件的晚熟大穗型、中晚熟大穗型、早中熟大穗型等12个紧凑型优良自交系。
8112×81274新组合在云南丽江纳西族自治县达到了900公斤,比当地品种亩增200多公斤。
1984年冬,李登海在村里的科研伙伴,有的跨上“电驴子”跑运销去了,有的换上新装进了工厂,只留下冷冷清清的13间房……
李登海没有走。他在寻觅一条新的路子。一次,他翻阅一本科技杂志,看到美国兴办科研、生产、经营一体化农场的消息,欣喜万分,当即下决心要创建民办农业试验站,走以科研养科研的路子。不久,民办的“后邓农业试验站”的大牌子挂起来了。
试验站实行独立核算,自负盈亏,30名有志于科研事业的年轻人抱成一团,奋力拚搏,他们利用自己培育的亲本,在辽宁、河北等地进行良种繁殖,做到了边育种、边试验、边推广,既加快了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又增强了自我发展的能力。80多平方米的办公室建成了,有育种室、开发室、栽培室;120平方米的温室大棚竣工了,一年可种植两季玉米;在全国不同地区设立了60多个试验、示范点;开辟了海南育种新基地,改善了科研和生活条件,全站固定资产发展到了15万元;在试验站的带动影响下,全市经营种子的部门发展到6家,每年向外地供应良种2500万公斤。
李登海真该高兴了。可谁又知道他的苦?
快到播种期了,育种地还没收没整。哪来的人手?有些人看到登海的试验站挣了钱,嫉妒平地而生;一些亲友认为理应从登海身上得到更多的实惠,不满足就躲得远远的。
整天忙得团团转。生产要亲自安排,经营要不时过问,育种更离不开他,每年秋后他还要像候鸟一样飞往海南岛,唯独没有时间帮妻子减轻一点家庭负担。他狠了狠心,把孩子送到了南京的姐姐家中。
是种子总要破土而出。目前,“掖单二号”良种在各地累计推广面积达6500万亩,增产玉米80亿公斤。
去年,当李登海又获得全国青年科技奖,并被晋升为高级农艺师时,他满怀信心地说:“我们有责任、有能力去跻身世界种子市场。否则,对不起金色的大地!”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生活面面观

  怕变防变
——个体户心态观察之三
张锦力 李琦
虽然改革已经10年,但是怕政策变,对政策不放心仍是影响个体户追加投资的心理障碍。
前年开始,有人瞄准某些中国人急于出国的心理,开辟了一条新的出国“渠道”,只要能出钱,就可以买个出国留学资格。这使许多发了财的个体户趋之若鹜。
某市有位个体户,花了2万元钱为不够初中水平的妻子“办”了个去日本留学的护照。临行时,千叮咛,万嘱托:“你一定想尽办法,给我弄个居留权,等有风吹草动,把我也弄出去。
一些个体户则作这样打算:自费出国,然后再做为“华侨”客商回国办企业,那时候,不仅没有风险,还能享受一切“优惠”。
有的对政策不理解,不信任。一位不愿吐露姓名的商贩对我们说:“政策能叫你发财,也能叫你一贫如洗。”
个体户的冒富,也着实引发了一些人的“红眼病”。于是各种名目的收费和摊派落在个体户头上。四川某市向个体户收交灭鼠保证金,竟动用两部汽车堵住个体户做买卖的一条街,挨摊收缴。一位个体户义愤地说:“俺们个体户就像是唐僧肉,谁都想吃一口。”
在采访过程中,很多个体户对我们说:“没听说吗?出头的椽子先烂,枪打出头鸟,那些办大企业的私营主们,将来准有一天倒霉”。
赚了大钱以后,他们虽然在扩大投资方面下的功夫不大,可在捐赠、救灾、购买国库券等方面,则比较踊跃。有些个体户想在这方面给人们留下个好印象,以便将来有了变动,也有点政治资本,至少可唤起一部分人的同情。
还有一些个体户小心翼翼地把钱买金、买银,并把帐本谨慎藏好,再也不敢露富。据小B讲,老B就曾这样告诫小B:这些年,我算看清了,买啥也不如买金子好,政策变了,别人也抢不去。啥时拿出来都值钱”。
个体户的财富,往往只有在被偷窃、火烧及违法被搜查时,才能看到真相。
近几年,武汉汉正街,曾经有几户个体户先后失火。1987年2月17日一次火灾,殃及3家,其中一家烧毁的现金和物资达27万元。
许多个体户没有文化。据广州去年统计,1690位个体工商者,大专学历仅一人,而小学以下程度的近一半。
相当多的个体户就像是个先天不足的婴儿,如果他们不加快汲取知识营养,他们是很难长大的。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天下第一筐”
本报记者 武培真
嵯岗火车站是满洲里东南的一个小站,然而那里的“天下第一筐”却名传遐迩。
所谓“天下第一筐”,于1964年用柳条编成,直径5尺,高5.4丈。有人曾将两丈高的布幔挂在大筐上,上写五个大字——“天下第一筐”。
这个筐,内装30多吨炉灰,把通往水塔顶端的管线团团裹住。三九寒天,零下四十来度,不用烧煤供暖,水塔不冻,保证每天为20多列过往火车供水。而在这之前,一个冬期,光水塔保温就要烧煤上百吨。铁道部把这种勤俭精神称为“嵯岗精神”,号召全路学习。我国北方各铁路给水所,仅编筐保温这一项,一年便为国家节煤上万吨。
“天下第一筐”只是嵯岗精神的一个缩影,多年来,他们千方百计为国家节省开支。水塔冬季保温、工作场地供暖及平素烧水用煤,他们靠扫煤车、拾牛粪、筛炉灰、拣煤渣来解决;机房地板坏了,他们用扫车底所获水泥和石子铺。
如今,25年过去了,大筐是否仍在?嵯岗精神是否保持?记者于本月初奔赴嵯岗。很遗憾,“天下第一筐”因年月长久,柳条朽坏,已于1981年被拆除,而被石棉所代替,当年首倡编筐的老工长吕长松也已退休。然而,令人欣慰的是,“大筐”影响尚在,嵯岗精神犹存,且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20多年来,嵯岗给水所依靠“拣破烂”所得水泥和废钢铁修起了一道整齐大方的院墙,把以往由铁丝网圈成的简陋小院美化得像花园一样,全所所用煤炭照样不向国家伸手,仍靠大家扫车底拣煤渣解决。全所18盏灯泡,都从100瓦换成了40瓦,全所自1973年通电至今,15年间,共节电7.5万度;38年为国家节约各项开支40多万元。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厕所的变化
山东栖霞 牟民文
这些日子,我们家属院的厕所变了,粪便天天都被掏空,扫得干干净净。
妻子说:“现在,大粪成了抢手货,每天都有四五个推粪车的农民来收”。
我很纳闷。往年,厕所几乎天天都是满的,弄得满院臭哄哄。
现在为什么那么多人抢呢?
星期天上午,我在门口遇上了一位推粪的农民。
“你是卫生管理所安排的推粪工吗?”
“不,我是十里庄的,来推点粪往地里施。”他脸上还有一丝歉意。
“上几年没有推的,今年怎么来的这么勤?”
“上几年化肥还贱些,买一点,往地里一洒,凑凑合合种上就行了。现在化肥涨价了不说,还不好买,不如到城里推点人粪尿用。再说,这些年光施化肥,地都发板了,不打粮,再不施点土粪庄稼还要瞎。”
这位农民叫丁华礼,5口人,7亩地,其中4亩春田。从今年正月初起就开始跑10多里路到县城推粪。1车大粪可合1000公斤土粪,1亩地有4车大粪就够了。
我问:“你家的土粪用得了?”
丁华礼有些局促不安起来,停了一会儿才说:“不怕你笑话,今天我是给别人推的,推1车6元钱,我已经给4家街坊推了33车。他们都有点技术活,一来不爱出这力,二来嫌脏,就雇我推,咱干常了不在乎。”
“像你这样推粪的有多少?”
“不少,七里庄,五里店,三里店,宋家沟都有,栖霞城周围至少十几个村有进城推粪的,光俺村就有50多辆粪车,多数是今年春买的。不过,推粪的多了,就难了,有时转六七个厕所挖不满粪桶,没有办法,只好早晨早一点起身。”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万花筒

  市场怪态
邱中
(一)
在武汉,喝完啤酒可以退瓶,但北京却不同,卖酒处一般都不接受退瓶。因此,同样的啤酒北京比武汉要贵二角左右。
据说北京以前也有退瓶的规矩,是近两年才改的。这一改,倒显出了北京卖酒人的“聪明”。因为大凡进饭店喝啤酒的,没几位会把酒瓶揣走。店家由此落了个便宜,既可以得到顾客“退回”的瓶子,又不必付分文退瓶费。
笔者送他们一道等式:不退酒瓶=变相涨价=掏顾客的腰包。
(二)
一个进城的农民到个体户摊前准备买西瓜,问:“多少钱一斤?”答:“非常便宜,四毛,先吃后付钱。” 吃完瓜付钱时,卖者硬说是四元一斤。农民据理力争,对方蛮不讲理,还频频用锋利的切瓜刀敲着摊板。农民自认倒霉,只好按每斤四元付钱。
看样子,今后到小摊前买东西,得当心别上了这类“流氓价格”的当。
(三)
万万没想到,一粒钮扣掉了也成了不小的麻烦。为了买根针,我一连跑了好几家商店,结果还是失望而归。一打听,买针难的原因十分简单:考虑到赚钱少,新开业的商场、商店不愿设针线柜;因为利率低,曾经经营针的商店、商场也不再销售。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穷“庙”富“和尚”
——陕西宝鸡窑底村华盛公司承包经营纪实
景险峰 韩启明
陕西省宝鸡县阳平镇窑底村流传这样一段顺口溜:“十几间大房被白占,八个人干活没工钱,汽车跑成了破铁片,摩托彩电往自家端;富了‘和尚’穷了‘庙’,村上倒亏了三万元”。
打探究竟,方知这段民谣抨击的是本村由个人承包经营的华盛工商业公司。这个村办公司成立于一九八三年初。名为工商兼营,实则单纯经商。十几间营业性用房,全由村里提供。为扶持公司开拓经营门路,村委会先后投资了近四万元,还花二万五千四百二十六元购买了一辆客货两用汽车,归该公司无偿使用。公司地处陇海线西安至宝鸡段阳平镇繁华的十字路口,是个经商赚钱的好去处。
据知情者介绍,早在华盛公司酝酿成立之时,村党支部书记贾贤茂就提名牟忠孝担任经理,实行承包经营,一包五年。村民们评论说,开始两年还差不多,到后来越来越不像话,承包者心贼了。统计数字表明,在牟忠孝承包经营的五年间,该公司包括银行贷款和村里垫资,总共投入十八万多元。而到一九八八年二月一日,由新任经理张有贤接替承包经营时,库存商品价值仅为十一万余元,其中有一点一万余元的商品发霉变质。原经理卸任前,八名营业人员连续十三个月未发一分钱的工资。村上无偿提供的那辆客货两用新汽车,也被折腾成了破铁片,仅以二千三百元拍卖处理。牟忠孝五年承包期间,给村里的上交款累计只有二万四千七百三十八元,还抵不住当初购买汽车的款子。
“华盛”不盛,“公司”不公,管理混乱,严重亏损。如今,它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穷庙”,但庙里的当家“和尚”却很富有。原承包人牟忠孝兄弟两人,原来只有三间瓦房一孔窑。如今“小洋楼”拔地而起。记者现场目击,此楼内外用“马赛克”贴面,四壁生辉。主人在楼上办的家庭小工厂,生意也颇红火。村支书贾贤茂的“小洋楼”,也于去年突击落成。更令人吃惊的是,牟忠孝任经理期间,非法转让营业执照副本和盖有税章的一本五联式发货票的问题,迄今没有受到应有的追究和惩处,所得的二千元转让费也不知去向。华盛公司的彩电和进口摩托车等,也被牟忠孝占为私有,村委会没人敢问敢管。
国家贷款十四点七七万元、村上投资近四万元,十几间营业房白白被占用了五年之久,上交款只抵个买汽车钱,窑底村群众未得任何实惠,集体一无所获,还背了一个沉重的包袱。难怪许多村民质问:村里办企业到底为谁在办?
记者越调查感触越深。这种富了“和尚”穷了“庙”的现象,违背了发展乡镇企业的初衷,损害了大多数农民的利益。据悉,“穷庙富和尚”在宝鸡县以至陕西省并非个别现象,很值得有关部门和领导研究。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辽宁铁岭市面粉厂引进等级粉生产线进口配套设备,因电气施工力量不足,工程进度受到影响。驻地沈阳军区通信兵某部,闻讯派出8名电源与机务专业的工程师和技术员赶赴工地,帮助安装,使生产线提前1个月转入单机调试。铁岭日报 郑维国摄


返回顶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