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有赤诚也有期待
——上海留学人员回国以后
新华社记者 邬鸣飞 刘军
《人民日报》３月１日发表《学子，终将扑向母亲怀抱》的报道后，有些读者询问：上海目前已有多少人学成归来？他们回到不富裕的祖国后境遇如何，感觉又怎样？带着这些疑团，记者开始了新的寻觅……
２０００元人民币与７０００美元之间的选择
数年不退的“出国潮”，使许多单位人才频频告缺：
上海某乐团有５０多人出国，几乎走掉了半个团，有些研究所出国人员过多，一些重要课题只得砍掉；全市５０多所高校的公共外语课教师出国或即将出国的近３０％，留下者工作量倍增……
我国人才密度本来就低。据悉，日本每万人拥有专业人员２０００人，波兰１５００人，南斯拉夫１２００人，而上海只有５００人。在全国，这个比例更低。
一道人生的难题，由此横亘在身居异域的学子面前：祖国目前经济上远不及发达国家，是在国外长期呆下去，还是早日回国，与人民同舟共济，建设中华？
他们在审慎地选择。一位研究生思量着：“同样做实验，在美国每年至少可以拿７０００美元，在国内年收入充其量是２０００元。是‘回’还是‘留’？”
“早回国不如迟回国，迟回国不如不回国。”也有的这样说。
单论物质条件，养育着世界１／５的人口、今年刚满４０岁的共和国，自然比不过走了一二百年路程的富国。然而莘莘学子的心里，毕竟有一片爱国的绿荫。
自费留美获得博士学位的林华新已在美国任教，妻子刘锦娟已有６个月身孕。小俩口在美有稳定收入，有小汽车，坐落在游览区的住宅也宽敞、漂亮。然而去年６月，两人却一道飞抵上海，分别到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交大拿起了教鞭。他们说：“美国虽然富裕，但那是人家的；祖国虽然穷一些，但她毕竟是我们自己的。我们后半辈子有责任回来建设她。”有些朋友说刘锦娟应在美国生下孩子再回国，林华新则笑着解释：“我们不愿当美国人，也不愿让孩子当美国人啊！”
在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化研究所，还流传着一个被除名者执意回国的故事。他叫丁达夫，４９岁的副研究员。１９８５年６月，他自费公派到比利时进修发育生物学，尔后又辗转加拿大、美国和英国，当他前往联邦德国“想借助外国的钱再完成一个课题”时，接到了所里发的“除名通知书”。他伤心得哭了。家人和好友劝他“干脆不要回国了”，“不，我一完成课题就回国。”至于除名，他说：“我不相信这是祖国的大政策！”其实所里对他“除名”，也是为了腾出人员编制。１９８８年春天，丁达夫在逾期三个月后返回生化所，一进办公室，所长就迎上去与他紧紧拥抱……
一艘艘小船回到宁静的港湾。到目前为止，上海已有１万余人学成归来。“中国人，怎么也忘不了自己的根！”留日归国的上海交通大学博士刘凡说。这话，也是众多学子内心深处的声音。
是埋怨还是埋头
尽管各级政府和部门为留学回国人员创造了一些条件，但经济实力不强带来的科研经费不足、实验设备落后、工作和生活环境较差等问题，确实还难为着一些归来的儿女。上海市有关部门曾对３００余名归国学者进行调查，在“你最感头痛的问题”一栏中，近一半人填了“科研条件差”。
在世界上首创脱氧核糖核酸非随机测定方法的研究员洪国藩，回国后承担了一项国家重点攻关课题，但他实验用的氯化钠、蔗糖和同位素时常缺货，有些实验只得中断。
某单位有两位副研究员在国外取得填补我国空白的科研成果，回国后由于缺乏科研经费，只好到其它课题组当助手。
某所一位工程师留美归来后，由于所里实在没有房源，全家３口人在１０平方米的小屋里呆了４年。
面对不容回避的困难，学子们有叹息、埋怨甚至牢骚是很可理解的。“祖国这些年变化很大，但问题确实也不少。”一对留美回来的夫妇坦诚地说：“好在我们在国外就估计到了回国后可能遇到的困难，否则真有点受不了啦！”
有困难，但也并非束手无策。两年前留美回国的吴国光，就是埋头克服困难的能手。这位副研究员归来一踏进上海市输血研究所，头号难题是缺少实验室。他急了，赶紧写报告给国家科委，得到的回答是“没有钱”。他不甘心，转而求援于市卫生局，也没有钱。他仍然不死心，又走访市科技干部局，好说歹说，总算批给１万元。不够，他又想方设法让卫生部支持了１万元。后来又向兄弟室组借了一些仪器设备。如今他终于有了实验室，他和同伴承担的一项国家攻关项目也上马了。
祖国条件有限，使吴国光耗费了整整１年零８个月才建成实验室。他的这段经历，应验了李政道教授送别中国留学生时常说的一句话：“回去后不要怕困难。工作条件，主要靠自己争取！你们会成功的！”
中科院上海药物所的杨胜利、吴汝平，１９８２年回国后也一度陷入“连贮藏生化试剂的冰箱也没有”的苦恼。“后来理解了，主要是所里没有钱”，两人回忆道：“于是我们再也不埋怨了，而是立足于自己想办法，一边向国家有关部门申请科研经费，一边借用一些设备开展工作。”到１９８８年春天，他们不仅建起了实验室，而且成功地研制出青霉素酰化酶基因工程菌，使青霉素产量比原来工业生产菌株提高１５倍左右，主要指标居国际领先地位。作为我国第一个完成中试的基因工程项目，这项成果被列为中科院１９８８年十大成果之一。
国家有困难，大家来分担。一年又一年，归来的儿女靠着对祖国的赤诚和理解负重长跑。据抽样调查，上海回来的７０００名出国科研人员中，大多数已经出了成果。上海交通大学留学回国的２０８名教师，已有１０７名因成果显著被聘任为正、副教授。
“对留学生要有点特殊政策”
去年１１月２７日，一位留学回国人员的来信送到上海市长朱熔基的案头。
３５岁的肖剑在信中诉说，他１９８５年５月考入国家经委与美国商务部合办的ＭＢＡ培训班，毕业时被纽约州立大学管理学院评为“出色的研究生”，然而回国一年多，本单位还未分配他具体工作。“我已近中年，再拖下去于国于己都不利，因而萌发了流动去海南、深圳甚至再次出国的念头。”信的末端还悲伤地附诗一首：“韩信楚奔汉，子胥过韶关，兴衰千古事，我意不问天！”
朱市长阅信后，当即批请一位副市长和市人事局长解决此事。后面还特意加上一句：“对留学生要有点特殊政策。”
在一些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在经济增长中所起的作用已高达７０％，远远超过劳力与资本投入增加所起的作用。于是，掌握科学技术与管理技能的人才成了宝贝；于是一些国家相继修改移民法规吸引发展中国家的专业人才。人才流失颇多的印度、菲律宾以及埃及、巴基斯坦等国也纷纷制订对策，以召回海外学子。
面对一双双期待的目光和日趋激烈的国际人才大竞争，国家教委负责人说：对待留学人员政策，我们要有战略眼光，站得高一点，看得远一点！
国家教委已专门开会贯彻中央有关指示，就留学人员回国安置问题作出了新的部署，要求各地“采取有力的措施安排好回国留学人员的工作”。
暮春４月，从上海市人事局也传出暖融融的信息：局里已四次召开大型座谈会，听取留学回国人员和有关人事干部的意见和建议，进一步提高工作水平；一系列“特殊政策”在紧锣密鼓地制订之中，其中包括保证留学回国人员的工作和生活安排、允许人才流动等内容。上海市留学生服务中心也在抓紧筹建，一旦挂牌，“中心”将搜集并及时向海外发布人才需求信息，为留学回国人员选择工作提供指导和服务……
这仅仅是个开端。但这毕竟是春天里的信息，是给人希望的信息！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星火科技 燎原神州
本报记者 陈祖甲
从１９８５年实施星火计划到现在，仅仅３年，它已经叫人刮目相看。星火科技的足迹遍布大陆３０个省、市、自治区的２０００多个县。
国家科委最近公布统计数据，到１９８８年底，各地安排了国家、省、地、县级的星火计划项目１７３２２项，已经完成５１０６项，新增产值１１２亿元，创利税３６．２亿元。预计再过几年，这些项目全部完成，新增产值将超过４００亿元，每年创造利税８４亿元。这是一个不小的数目。
当星火计划的帷幕拉开的时候，人们看到它的节目表上预告的目标是，到１９９０年，建立５００个星火示范企业，开发１００种适用于农村乡镇企业的成套技术装备，培训１００万知识青年。令人欣喜的是，这个目标已经提前两年完成。
在星火计划的大旗上写着四个大字：科学技术。它的宗旨是向农村、向乡镇企业、向中小企业输送适用的先进技术，振兴地方经济。
想当初，乡镇企业异军突起，给农村带来了财富。但同时也暴露了它由于缺乏技术、缺乏人才、缺乏计划引起的弊病。人们抱怨说，乡镇企业与大工业争原料、争能源，造成环境污染，乡镇企业搞不正之风等等。这些意见在乡镇企业消化了几千万农村剩余劳动力，创造出比农业多得多的产值的今天，仍然没有完全消弥。当我们国家提出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调整产业结构的时候，不少乡镇企业又一次陷入被动的局面。列入星火计划的乡镇企业却是另一番景象。由于在立项时慎重选题，认真论证，充分利用当地资源优势，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机制和科学的管理制度，星火企业依然蓬勃发展。据几个省的初步调查，绝大多数的星火企业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要求。
这几年，星火计划开发了１００多种适用于乡镇企业的技术装备，涉及食品、机械、化工、轻纺、采矿、电子、五金等众多行业。这使一些乡镇企业的装备得到更新，技术得到改造，有的使高技术、新技术实用化、商品化。
依靠了科学技术这个支柱，一些星火企业开始探索产业集团和农村商品生产的路子，拿出在国内外打得响的拳头产品，创造了较好的经济效益。浙江上虞风机厂、安徽黄山可乐开发集团、江苏常州化工所为主的企业群体、福建省食用菌开发集团、青海新组建的牧业协会等都是围绕科技长入经济这一中心建立起来的技农贸、技工贸一体化经营的企业群体。其中的福建食用菌开发集团，范围涉及２８个县，干菇产量达到２万吨，产值６．４亿元。这些新颖群体预示着星火计划深入发展的方向。
北京市还组织一批包括设备、工艺、质量工程师和会计师、经济师在内的专业技术人员，为乡镇企业“号脉”、“开处方”，使乡镇企业真正走上依靠科技进步的轨道。
向农村输送科学技术需要载体。全国１１亿人口，近１／４是文盲，其中大部分是农民。文化水平低下使农村依靠科学技术遇到根本性的障碍。
星火计划以培养、发掘当地人才和吸引外来人才为己任。３年中，分不同层次为农村培训了３９７万技术骨干和管理骨干。这些人才成为农村依靠科技，兴家立业，劳动致富的“火种”。
更可喜的是，３年中有４７万科学技术人员进入星火阵地，成为推动星火计划的中坚力量。他们通过有偿转让成果，技术有偿服务，承办、领办、租赁科技经济实体等多种形式，使星火科技扎实地长入农村经济。这些骨干“孵化”出一大批掌握星火技术的农村知识青年和基层干部。河北省有２万名科技人员，同９０００多名农民技术员一起到农村进行技术承包，组建了１７６５个多学科、大范围的集团性承包组织，结成一个上下联结、纵横交错的科技服务网，仅１９８８年就推广了２５９０项科技成果。
振兴农村经济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这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资金从哪里来？靠国家投资吗？显然，这是难以办到的。星火计划实施之初，资金的短缺也常常叫人伤透脑筋。但是，星火计划改革靠国家投资的办法，充分发挥技术优势，逐渐吸引来大量资金。它的高达１∶５的投入产出比，得到金融、财政部门的信赖，取得资金上的支持。各地方政府也竞相争取星火计划，不少地方把星火计划列为“科技兴省”的重要内容。据统计，３年中星火计划的总投资达到８４亿元，其中国家投资不到１０％，另外的约４０％靠财经部门贷款，５０％以上是单位自筹资金。
世界银行的官员在多次考察星火计划之后，表示赞赏，也给予一定的资金上的支持。星火计划的实践使我们得到了这样的认识：发展农村经济需要投入（包括资金和技术的投入），技术投入能够吸引资金的投入，使投入的资金获得更高的经济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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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界纵横谈
明年是“国际扫盲年”
陈秋中
与人类进步相悖的文盲现象，已成为一种公认的社会病症，引起越来越多的人的忧虑。因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宣布：１９９０年为国际扫盲年。我国文盲多达２．４亿，是世界上文盲最多的国家，理所当然要参加这一全球性的扫盲活动。
但是，如果不提前对这项活动予以足够重视，我担心中国的１９９０年可能不仅不会是“扫盲年”，而且会是“增盲年”。据统计，全国中小学近４年流失学生５０００万左右。这些流失的学生中有相当数量成了文盲或半文盲，而这种流失还在继续。目前，全国还有２７０万应该背起书包的儿童没有上学。另外，过去一些已经脱盲的人，由于没有巩固识字成果，又重新加入了文盲行列。据国家按脱盲标准在湖南常德地区的普查，竟有７０％的人没有达到脱盲标准。以此类推，全国将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如果不能制止上述三种情况继续发展，怎么能够设想一到明年文盲就突然减少呢？
这些年，我们对文盲问题似乎有些麻木了。或许多少忘记了文盲是众多社会问题的根源，它与贫穷结伴，与愚昧为伍。有文盲，就必然有大量的科盲、法盲。而科盲众多，必然阻滞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法盲众多，则会导致违法犯罪现象增多。另外，文盲增多也是影响计划生育的重要原因之一。我国第三次人口普查资料表明，文盲的多胎率比例要远高于其他文化层次，而人口的无计划增长，又会带来一系列新的社会问题。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是根本谈不上实现现代化的。国际扫盲年的到来，理当唤起中华民族的警觉。当务之急是加强全党全民对基础教育地位的认识，创造扫除文盲的必要条件。切实贯彻义务教育法，坚决制止家长强迫子女辍学、企业雇用童工的行为，用法律手段防止青少年中的新文盲增加。对于成年人中的文盲，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们有实行群众性扫盲活动的好传统、好办法，并卓有成效。现在有必要“旧话重提”，用各种行之有效的办法，广泛、持久地开展扫盲活动。
可以相信，只要认真去抓、去做，中国可以逐渐扭转文盲增多的局面，当“国际扫盲年”到来的时候，在扫除文盲方面会有明显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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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
——当代优秀教师的价值观
张源
谁也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中国人的形象正在发生变化。昔日按一种思想行动的“六亿神州尽舜尧”，正在学会到商品市场上充当竞争对手。人们怀念雷锋，呼唤的却是生财有道的企业家阶层；人们追求物欲，感叹的却是道德水准的下降。价值观的失衡，使许许多多的人模糊了视线，他们在问：榜样在哪里？
那么，请看看我国当代优秀教师的事迹和他们的追求吧！
创造新世纪的跋涉
有人预言，谁要占领了下个世纪的高技术市场，谁就是下个世纪的主人。
有人推断，哪个国家的教育实现了现代化，哪个国家就可跻身于世纪主人的行列。
姚熹，作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材料科学专家、西安交通大学教授，切切实实从这两方面都感觉到了这场竞争对中国的意义。在他那个专业，人们把２１世纪称为“新石器时代”，期望精细陶瓷这种新材料能在航天、新能源等方面为人类作出重大贡献。１９８２年，姚熹在美国完成的博士论文，获得了本年度材料科学最佳学位论文奖。第二年初，他就回到了祖国。亲身经历了国内外的对比，他提出，作为一个大学教授，首要的任务是培养人，除了搞好科研，一定要给学生上课，带好研究生。这和那些一旦评上教授就疏于上课、也不愿意接触学生的老师，形成鲜明的对照。他勇于严格要求自己，也敢于严格要求学生。他看到７０岁的教授擦玻璃，研究生做实验，就对学生提出严肃批评。他不许学生将醋瓶子、酱油瓶子带回宿舍。他要求自己的研究生必须在国内外各发表一篇论文才能毕业。他自己一边去学生中做工作，一边抓紧一分一秒的时间开展研究工作。他处处表现出一种紧迫感。
在优秀教师的队伍中，不光是姚熹这样的中年人有如此强烈的使命感。海南省一位小学特级教师方其栋，年仅３３岁。在他的眼中，那些毛丫头、秃小子，就如同几十个将军、厂长、教授在望着他。所以，当他发现有的同学辍学时，他不惜找朋友借钱来供养学生读书。他说为祖国培养出２１世纪的人才是一项最紧迫的工作。
在这个世纪，我们的国家还只是第三世界中的一员；我们的民族，仍还是一个落后的民族。要想走向２１世纪，不能人人都选择布满鲜花的路径。
民办教师蔡福生，２８年来拖着众多的人口，在穷乡僻壤办一个“校外点”。妻子病倒了，他不能为她熬药；女儿失学了，他不能让她复读。他可以让学生考上全乡第一名，他可以做到适龄儿童入学率、巩固率都是１００％，他可以成为省优秀教师，但他却不能通过民办教师转正的考试。所以，熟悉他的人说他如负重的骆驼在浩瀚的戈壁上跋涉。
像这类教师，在我们这片国土上究竟有多少，恐怕现在还没有人能统计得出来。这是我们的欣慰，也是我们的遗憾。
在吉林省和龙县一个偏僻的山村，一位小学教师在弥留之际给妻子金信子留下遗言：把学校办下去。读者很难体会到这句遗言的分量。当时的学校是他们两口子用猪饲料仓库改修的。桌椅、黑板都是从家里拿来木料自己制作的。如今，男子汉最先倒下，只有金信子来承担工作和生活两副重担。她把表拨快５０分钟，每天第一个到校升火、扫积雪、整理教室。她在穷乡僻壤带着一群孩子，向着新世纪顽强地走去。
不是每一个跋涉者都能走到目的地，但是，对一个民族来说，只要教师们不停下脚步，这种跋涉就有希望。
塑造灵魂的求索
面对新的世纪，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公民？全国大、中、小学的１０００多万名教师，该塑造出何等样的民魂？
８０年代的学生，耳听六路，眼观八方，现代化的大众传播媒介和开放的社会环境，使他们惊人地早熟早慧。而一些不良社会风气，也对他们产生相当的影响。看了《红楼梦》，有的小学生问，贾宝玉为什么不能同时爱林妹妹和宝姐姐两个人？上课老师讲拾金不昧，下课有的同学故意拿一张“大团结”叠小船玩；看到大人经商能挣钱，１９８８年小学、初中生竟流失７１６万，以至全国到处可见小商人……像这样的同学，怎样培养他们的现代意识，又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让他们把聪明才智和课余精力放在有意义的集体活动上了。四川省自贡市塘坎小学的王瑞素老师让学生每周轮流“组阁”、“执政”当干部，结果“竞赛”开展起来了，由孩子们组织的课外“阅读课”、“思维课”、作文、书法、绘画、演唱比赛、参观访问、社会调查、小记者、小编辑活动，层出不穷。即使有哪个同学一时冲动干出点傻事，老师也决不会用那些伤人自尊心的字眼来挖苦，而是耐心地启发、引导。本来，老师没有教育好学生，怎么能怪学生呢？在她的班上，学习成了一件愉快的事，孩子们心灵上的阴影也一扫而光，胸怀变得开阔了，眼光变得远大了。当着同学的面，敢于向老师“告状”，被“告了状”的同学也能冷静地听取批评。一种坦荡直言、互不猜忌的素质逐步培植起来，这正是新世纪的主人应有的品质。
读读我们的优秀教师的事迹，每一个人都在教学艺术上进行了不倦的探索。北京市房管局职工大学教师王希富，根据学员记忆力较差的特点，画出了他们的遗忘曲线，根据遗忘规律安排练习、提问、考试，加深学员对关键性知识的记忆和理解。学生作业量最多时，总题量有１万多道，他竟逐一批改，并制作了作业批改记录表，把问题、人名、学号都记下来，增强讲课的针对性。江西省南丰县第一中学熊信之老师，针对学生语文基础知识的实际水平，采用分阶段有重点的方法，创立了“三六九阅读教学法”，使后进班能在升学统考中１００％的及格。孟村回族自治县城关小学的李滋生老师，曾创立部件识字法，被专家认定为全国四大识字流派之一。而专做少先队辅导员工作的浙江省绍兴市章浩川老师，竟收集了少先队工作资料４２集，成了专门家。
塑造学生的灵魂，要熔思想性、知识性、娱乐性于一炉。而在这三者之上，还要有对学生的真情厚爱。一个老师的吸引力，往往与这种真情厚爱相伴而生，以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
黑龙江省某县集贤屯青年教师许云凤当上了畸形、呆傻儿的教师。上课时，她要格外多带几样东西：手纸、肥皂、毛巾。课前准备工作包括带学生上厕所，之后给他们擦干净，系裤带。教这些孩子学写字，划会一横要好几天，只要能划出来，许云凤就给１００分，否则，好不容易培养起来的极其脆弱的自尊心就会被摧毁。这样，一笔一画，一声一调，许云凤教会了他们写字、画画、算术……现在，竟有５０多人陆续能像正常人一样学习、工作。看到自己塑造出来的新人，许云凤有一种强烈的满足感。一些专家、博士，从北京来，从印度来，从澳大利亚来，考察之后，都称赞她创造了“奇迹”。
是的，这是“奇迹”。对这个由５０亿人组成的世界来说，几十个人太渺小了。但是，对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来说，每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能够创造这个世界的事业，难道不是最人道、最高尚的事业？
支撑民族精神的脊梁
在电视比较普及的国家，有一种说法：是荧光屏上的演员在教育人们怎样生活；在国内，６０年代之前一直是把老师作为影响青少年的第一因素的。如今，８０年代即将过去，电视的普及率和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谁是我们的社会楷模呢？还是优秀的教师。
当社会的价值观念向“官本位”严重倾斜，广州市旧部前小学刘淑贤老师听说有人推荐她当副市长后，予以婉言谢绝。
当有人“一切向钱看”时，山西省长治县桥沟小学李天林老师却说：“我这辈子不当万元户，要在太行山的黄土坡上学习陈嘉庚投巨资办学校。”有人算他近几年办企业挣了２０万元，可他全部投到本村的教育和公益事业中去了。他干活累驼了背，掉光了头发，患了关节炎，心里装着的，却仍是自己一砖一石亲手创办的学校。
面对着学生们一双双纯真的眼睛，一个优秀教师总是把个人的地位、贫富甚至家庭生活，都放在第二位。山西省汾阳县赵家堡小学教师胡新娥的座右铭是：用笑脸去迎接悲惨的厄运，用百倍的勇气应付一切不幸。她的丈夫多年患精神分裂症，经常粗暴地打她。侍候婆婆、照顾３个孩子，全是她一个人的事，此外还有自留地、责任田……就这样忙。她首先要做好的事，是讲好毕业班的７门课，到校常常最早，离校常常最晚。似乎这些事都不够她忙，她在教课之外，还为师生烧开水，理发。聘任制开始后，村党支部书记怕别村把这样的好老师抢走，在自家专门摆了一桌酒席代表全村父老乡亲要她留在本村教书。
世上的爱总是不完美的。做一个优秀教师的亲人，往往要比常人忍受更多的艰辛。那种为了学生而牺牲家人欢乐的故事，不知有多少。
使命感、探索精神、奉献意识，这就是当代优秀教师价值观的三大支柱。今天，由于社会还不能给多数教师提供优越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由于全社会还没有充分认识到教育工作的重要意义，更由于决策者没有注意用默默奉献的师表形象来教育全社会，所以，使教师这一阳光下最神圣的职业仍蒙有阴影。为着改革，为着四化，为着下一代，如今是该让全社会来重新认识优秀教师价值观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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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已经干了26年护士工作了。我爱这一行工作，所以当我女儿初中毕业后，我动员她报考了护士学校，去年她毕业分到我院当护士。”南京人民医院监护病房护士长吕茂英说。图为吕茂英（右）和她的女儿葛玲玲（左）。
新华社记者 方爱玲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