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党的生活
农村党支部书记为何难选？
——东台市的调查与思考
最近，我们对江苏东台市７３５个村党支部书记的状况作了调查。调查表明，目前农村基层党支部书记队伍年龄老化、知识偏低、后继乏人的矛盾日益突出，应当引起重视。
发人深思的现状
东台市不少村支部书记难以胜任现职，但又选不到合适人员来替换，大有青黄不接之势。
年龄结构偏大。东台市７３５个村支部书记中，年龄在４０岁以上的占５９．７％，年龄在３５岁以下的只占１７．３％。三五年后将在相当一部分村里出现支部书记一起换的现象。
封闭型干部偏多。现有村支部书记中，“大包干”以前任现职的约１／４，其余大多任过村干部，而在商品经济中涌现的优秀人才，则很少被吸收入党并被选拔到主要领导岗位。
文化素质偏低。全市所有村支部书记中，小学和小学以下水平的占１２％，高中文化水平占２３．９％，取得专业文凭的仅有２人。
后备力量不足。一是青年党员比例下降。二是目前村级其他干部的整体素质也不很高，其中相当一部分人不愿当支部书记。
村支部书记后继乏人的问题十分突出。六灶乡２２个村、场中，不胜任现职而又无人调整接替的支部书记已达２７．２％。全市村支部书记目前感到力不从心、处于应付状态的不下１／３。至少有１０％的村支部书记实际不起什么作用。
值得探讨的现行农村干部选用机制
农村支部书记后继乏人，集中地反映了党的基层组织建设和我国农村现行干部选用制度上的滞后状况。
现在不少基层党支部培养发展新党员，仍然带着“一大二公”时期的旧框框，把忠厚老实听话、乐于“埋头拉车”作为看人的主要标准，对农村青年想富求富的强烈欲望不是积极加以引导、鼓励，而是当作消极因素看待。这就使大批有为青年望党门而兴叹。
“就地取材”选用干部的框框抑制了农村支部的活力。不少村找不到合适的支部书记人选，而在市乡机关、企事业单位却闲置着大量有识人才。
“带徒式”的培养干部方式，不利于农村能人的脱颖而出。现在农村中选支部书记绝大多数是由“老支书”考察、培养、提名，这种做法，使一些支部书记总是按照自身的标准去选“接班人”；二是少数支部书记唯恐自己被取代，把大批能人排挤在干部队伍门外；三是受血缘关系、氏族观点影响，喜欢搞“同姓党”、“同业党”。
此外，我国农村现行干部激励机制不健全，使村支部书记处于被动的地位，一没权威，二没实惠，三没盼头，对农村能人缺乏吸引力。
在变革中寻求出路
要改变当前农村支部书记队伍青黄不接、后继乏人的现状，途径在于切实转变思想观念、拓展用人渠道、强化培训体系，从根本上变革和完善现行农村干部选用机制。
进一步明确新时期建党标准。农村基层党组织要主动接近、热情鼓励、有意识地培养在商品经济实践中涌现出来的大批农村致富能手，把其中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使党组织注入新的活力。
强化村民委员会职能。应尽快理顺党支部和村委会之间的关系，充分体现村委会职能，使村委会干部得到锻炼和提高，并为支部书记队伍培养后备力量。
合理疏通干部交流渠道。有计划地把县（市）乡机关中那些素质较好，具有一定农村工作经验的中青年干部选派到后进村、贫困村担任支部书记；也可以从农村青年党员中选拔优秀分子到乡（镇）机关或工厂企业进行锻炼培养，帮助他们开阔视野，提高领导能力和政策水平，再回村担任领导工作；还可以从经济发展快，支部建设成绩显著的村，选调党员到落后村担任支部书记。
多方面提高村支部书记的素质。着手建立和强化两项制度：一要强化培训制度，有计划地对现职支部书记及后备力量进行文化知识和专业知识轮训，并使培训工作制度化、经常化、规范化；二要建立县（市）乡干部包村工作联系制度。对村支部领导成员实施指导，以帮助他们尽快提高素质。
东台市委办公室、研究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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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公开审判是重心
——武汉市改革民事、经济案件审判方式述评
本报记者 王礼明
多年来，全国不少法院长期为积压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所苦恼。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从去年６月开始，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决定在江汉区、东西湖区、武昌县法院等单位，进行以贯彻公开审判原则为中心环节的改革审判方式试点，并初步取得了一些经验。
按照我国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民事诉讼谁主张谁举证，即谁提出民事诉讼要求，谁负举证责任。但是，过去武汉市区县法院在受理民事和经济案件后，却要花大量人力、经费去调查取证。从一张起诉状到一本案卷，一切调查取证工作都由法院承担，出现“法院调查，律师阅卷，当事人动嘴，法院干部跑腿”的不正常现象。据统计，武汉市区、县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过去平均要用三个月左右时间才能结案。由于审判人员只重视开庭前调查，所以，只有审判人员认为调查清楚了，证据取全了，才开庭审理。这时候，开庭往往变成摆样子，走过场。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武汉市江汉区法院等三个试点单位，把公开审理、法庭调查作为收集、核实证据的主要场所。法庭调查由审判长就与案件有关的事实情节，一项一项地询问调查，问完一方当事人一个问题，随即询问对方当事人。双方当事人或其诉讼代理人用来证明自己主张的有关证据，也随着询问及时出示，当即质疑对证。调查清楚一个问题，再询问调查下一个问题。一般来说，在众目睽睽、互相质证的情况下，当事人要说谎耍赖是比较困难的。通过严肃认真的法庭调查，大部分能够证明案件的证据都可以收集到。剩下来需要法院调查收集的，就只是那些当事人不便提供的证据，以及调查核实双方当事人举证的矛盾。这样不仅大大减轻了工作量，而且可以比较准确地查明案件事实，提高办案质量。目前江汉区民事案件平均结案时间，已由原来的９７．３天缩短为３９．７天；经济纠纷案件由过去的５３．７天缩短为３１．４天。
过去，在武汉市审判人员中流行一种看法，认为民事审判工作就是做群众工作，审判民事案件的过程就是做群众工作的过程，因而过分强调开庭前的调解。当事人不愿调解的也硬要调解，一次调解不成，再搞第二次，影响了办案效率。武汉市江汉区法院等三个试点单位在改革中，把调解贯穿于庭审之中，第一次调解安排在法庭辩论结束后进行。法庭充分尊重当事人的意见。当事人不愿调解的，不强人所难。
武汉市江汉区法院等单位从改革审判方式试点过程中体会到，认真实行公开审判制度，通过法庭调查、质证和辩论，把事实的真相、矛盾的不同侧面、双方当事人的是非责任，都展现在诉讼参与人和旁听群众面前，把适用哪一条法律的理由，也当庭向诉讼参与人和旁听群众介绍，增加办案透明度，既可以防止个别审判人员先定框框、先入为主的错误，也可以堵塞个别审判人员徇私枉法的漏洞，推进了人民法院的廉政建设。
可以看出，武汉市江汉区法院等试点单位改革审判方式的做法，确实抓住了法院改革的重心。去年底和今年初，最高人民法院以不同方式向全国法院系统介绍过它们的经验。如果全国各级人民法院都能像武汉市江汉区法院等试点单位那样，认真改革审判方式，实行公开审判，不仅长期积压民事案件和经济案件的状况可以改变，而且也有助于“清正廉明”风气的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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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不讳
一个老掉牙的药方
官伟勋
一种社会病正在蔓延肆虐。这病的名称，医学界无法确定，我暂时就叫它“边骂边干症”吧！
人们几乎都对相当普遍存在的败家子作风以及贪污受贿之类的腐败行为深恶痛绝，骂不绝口；然而却又有相当多的人，一面在愤愤不平地骂着，一面又津津有味地干着。
在会上，谈起用公款大吃大喝，大家都会异口同声地给予尖锐的批评，辛辣的讽刺；然而，一走进餐厅坐在奢糜的宴席前，却又一个个甩开腮帮子豪饮鲸吞起来。
提起拉关系走后门，人人义愤填膺。然而，一遇到事关个人升职晋级、子女工作安排，以及本单位小团体利益时，却又一个个挖空心思地钻研起“关系网”、探讨起“后门学”来。
这种病症涉及面是如此之广，如此之烈，以至一些人看着这种病，就像坐在一只失去桨舵而又急速向激流险滩漂去的小船一样，干着急，没有办法。
其实办法还是有的。一个十分对症的药方，是“从我做起”！
呵，你这方子早就老掉牙了！不错，这确实是个老掉了牙的药方。然而我还是要说，此方以前所以没有什么疗效，不是方子不对，而是服用方法不对。如果照科学的方法服用，保管管用。方法有三，不妨一试。
一、必须定时定量服用。不能“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更不能说服而实际上不服。
二、犯有此症的领导干部，要加倍服用。地位越高越要加倍服用。否则，只让群众服用，领导不服用，此一社会病极易反复。反复次数越多越难治。
三、犯此病的领导一定要与犯有此症的群众同时服用。否则，就会像农田的病虫害一样，未治过病虫的田中的病虫，就会飞到或爬到已治过病虫的田中继续为害，已治过的等于没治。
有人可能会问，你为什么老是把矛头对着少数做领导工作的人呢？非所好也，不得已也。根据高倍数社会科学观察仪测试的显示看，犯有此症的领导虽然人数不多，却是形成这种社会病灶的重要因素。因此，不提醒领导注意防治此症，则不足以祛除此社会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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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青年热门话题
“他不愧是个老八路”
韩劲 敏杰
兰州军区司令部营建办公室主任曹广桥，在由他负责完成的近七万平方米建筑面积施工中，对有些工程采用包工不包料和尽量利用旧材料等措施，比原计划节约近百万元，宿舍楼每平方米造价比同样楼房造价低二十元左右。为此，经兰州军区党委批准，给他记三等功一次。熟悉曹广桥的同志称赞说：“他不愧是个老八路！”
曹广桥１９４４年入伍，１９４５年入党，曾参加过几十次战斗，三次负伤，多次立功受奖。他１９８５年初担任营建办公室主任以后，廉洁奉公，一尘不染，事事按制度办。
１９８６年初，司令部要修建四幢家属宿舍楼，许多工程队找曹广桥要求承包。为达到目的，有的工程队明确表示要给好处费。曹广桥坚持择优选用，使四幢家属楼保质按期完工。
１９８７年９月，有三幢二层楼主体工程完工后，内装修工程要开始承包。江苏的一个工程队负责人得知后，找曹广桥要求承包。曹广桥把这位负责人送走后，发现来人留下一个红纸包。他立即追出门，把红包退给他们，并严肃地说：“红包你们拿走，想靠这个来承包工程不行！”后来，他和工程技术人员对几个工程队的装修样品进行审评比较，同一家工艺水平高、进展快、造价低的工程队签订了合同。
曹广桥身为营建办公室领导，但近水楼台不得月。近年来他家除营房部门原来配发的营具外，没用公家材料为自己做过一件家具。曹广桥出差从不乘出租汽车，不用公款游览名胜古迹。一次，他出差到深圳，事情一办完就离开。有人问他为啥不到游乐场玩玩？他说：“多住一天就多一天开销，公家钱要花在刀刃上，哪能乱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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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青年热门话题
“当兵的”说“穷”
解放军某部战士 严泽波
我不只一次听人喊“穷当兵的”，我也被人这么喊过。“当兵的”就“当兵的”，为什么一定要在前面加个“穷”呢？
我有一个童年的伙伴，曾在一起上学，又一起到建筑队做小工。后来我当了兵，他拉起了一支建筑队。现在，我仍是一个兵，他却成了建筑集团公司的副经理，一个月工资比我一年的津贴还要多得多。凭心而论，当初我并不比他差，可现在和他相比，和地方众多同龄人相比，我不得不承认，我穷。在经济上我们有贫富之差，在人格上，我们还是平等的。可为什么有些人一定要叫我们“穷当兵的”呢？其中是否带有侮辱、挖苦之意？
有位战士，与家乡一位姑娘正在热恋，突然收到女方的绝交信。原来是当地一些人对姑娘找“当兵的”很不理解，说什么找“穷当兵的”做丈夫不实惠。迫于流言蜚语，姑娘动摇了。
中国人是穷怕了。何况在商品经济大潮冲击下，人们的思想观念已经变化，已不再像以前那样认为穷是光荣的了。“当兵的”穷，不是他们无能。若在同样的环境里，他们之中的大多数不会比同龄人差。他们所以要在部队甘愿受穷，是因为他们要尽一个公民应尽的光荣义务。
在大兴安岭山火熊熊燃烧的时候，当盘龙江的洪水咆哮作恶的时候，在云南地震的蓝光闪过之后，在南疆弥漫的硝烟中，“当兵的”是最可敬、最可亲的人。可他们刚刚洗去征尘，“穷当兵的”叫喊声又响起来了。这不仅因为当兵的“穷”，也反映出不少人国防意识的淡薄。
在经济建设中，曾有过“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的说法，后来，有人又加了一句“无兵不安”。作为炎黄子孙、华夏后代，倘若都不愿当兵，后果又将如何？国富民强，不可一日无兵。只有“当兵的”甘愿受穷（当然，随着国富民强，这个穷也是会变的），才能使更多的人致富，使我们的国家富强，使我们的民族兴旺。
记得一位世界著名军事理论家曾经说过：“假如在一个国家里，那些牺牲生命、健康和财产去保卫祖国的勇士们，还不如那些大腹便便的商贾受到尊重，那么这个国家的灭亡就一定也不冤枉了。”醒醒吧，国防观念淡薄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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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三位姑娘勇斗歹徒
３月２１日凌晨，河北省曲阳县农业银行中管头村储蓄所值班的储蓄会计靳爱芬，被一阵撬门声惊醒。她抬头一看，门口闪进一个黑影。她大声问：“谁！”话音未落，就被一铁棒打得头破血流，昏了过去。
和靳爱芬一起值班的高兴敏和出纳员石成慧听到响动，翻身坐起。黑影发觉后，用铁棒朝高兴敏头上打去。小高一侧头，铁棒偏砸下来，她感到一阵头晕。在歹徒打开手电的刹那间，她看见罪犯面蒙黑布，只露出两只贼溜溜的眼睛。高兴敏意识到，歹徒是为抢钱而来，便机智地用脚蹬了一下床头保险柜密码旋钮，打乱了保险柜暗锁号码；她还有些不放心，又用手去转动密码旋钮，结果又挨了歹徒一棒，倒在血泊里。石成慧大声呼喊：“来人哪！有坏人！”也被一铁棒打晕在地。
歹徒发现靳爱芬苏醒过来，就恶狠狠地对她说：“快打开保险柜，不然就打死你！”靳爱芬凭着自己的业务素质，也想到了保险柜密码。她心里想：我就是死了，也不能让你抢走国家的钱财！她把心一横，挣扎着走到保险柜前，转动了保险柜密码，然后佯装开锁，转动了几下钥匙，便说：“我开不开！”歹徒见状，又抄起铁棒，一棒把靳爱芬的一根手指打掉了半截，接着又向她头上猛击。靳爱芬倒在地上，不省人事。歹徒见保险柜打不开，又伤了三条人命，于是仓惶逃走了。
事发后，公安机关立即组织侦破。经过４６个小时的紧张追查，罪犯李庆立（曲阳县中管村农民）被逮捕归案。
靳爱芬、高兴敏、石成慧三位女青年经医院抢救，已脱离生命危险。她们机智、勇敢斗歹徒的事迹，受到了人们的称赞。
成福 霍林 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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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龙腾凤翔酉水长
——记龙山、来凤的睦邻之谊
本报记者 尹品端
也许是偶然的巧合：一个是因山脉像卧龙而得名的湖南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龙山县，一个是因传说凤凰降落而得名的湖北鄂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的来凤县，一龙一凤，正好是土家族的“旗徽”图案，也正好象征“龙凤呈祥，吉祥如意”的美好愿望。
从龙山县城出发，越过两县的界河——酉水，跨过连接两县的桥梁——团结桥，十五分钟后便到了来凤县城，跨越了省界、州界、县界。
古往今来，小如兄弟、邻里间，大至县与县、省与省、国与国间，发生各种摩擦、纠纷，甚至械斗、凶杀、战争，似属司空见惯。但龙山、来凤两县人民，多年来却一直和睦相处。在党的民族政策和改革、开放政策指引下，两县团结互助、比翼齐飞。
龙山、来凤两县首府相距７公里。两县人民共烧一山柴，同饮一江水。用两县领导同志的话说，龙山和来凤的团结互助是全方位的，扎根于千家万户。
现在，在两县之间，开展了多种形式的互助合作和频繁的友好往来。两县党政领导换届时，原任领导同志要到对方县告别，新任领导同志要到对方县拜访，传递友谊的“接力棒”；外地来了剧团和演出队，在一县演完，定要到另一县演出；有了好的电影，双方互相“跑片子”；两县银行可以直接过帐；两县的学校都招对方学生。两县还经常联合举办知识竞赛、体育比赛、百名歌手赛等活动；去年，两县同时出席了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用的是同一篇发言稿，题目便是“龙凤呈祥，比翼齐飞”……至于民间的亲密联系，那更是不胜枚举。
来凤县河东乡，是“一脚踏三省”（湘、鄂、川）的地方。河东乡有个能干的彭木匠，被人们尊称为“三省总督”。人说他有三个女儿，长得像三朵花。一朵“花”被相邻的四川酉阳县老寨乡“摘”走，一朵“花”嫁到了龙山县的桂圹乡，本乡留了一朵。彭木匠有事，只要一声喊，三省的女婿都来了，插秧、扮禾，大事、小事，就干完了。彭木匠也经常到这三省边界干活，通信息，传友情。类似的民间友谊佳话，就像千里酉水河，说不尽，流不完。
谈到酉水河上连接两县的团结桥，来凤县宣传科的小田同志抑扬顿挫地讲述了它的“历史背景”：酉水没有治理前，经常涨洪水，两县之间的人和车辆靠木船摆渡，很不方便。１９８７年，两县共同修了这座桥，起名叫“团结桥”。这是两县情谊的缩影和见证。
俗话说，十个指头不一般齐。两县之间不可能没有一点矛盾，关键在于怎样对待和处理。
酉水河是龙山、来凤两县的主要水利资源。近年来，两县都拦河筑坝，引水灌溉和发电。起初，来凤县在水寨村建起了一座水电站。由于河坝加高，使位于下游的龙山县红岩村有一台水泵无法扬水，影响上千亩稻田插秧。一急之下，红岩村１００多人手持钢钎和铁锤要去掘坝放水，来凤县的群众也不肯相让。冲突大有一触即发之势。这时，龙山县委书记赶到现场，指着来凤那一片良田对红岩村的群众说：“你们想过没有，毁了河坝，来凤县上万亩稻田就得不到灌溉，１／３的单位和家庭就用不上电。是我们千亩重要，还是人家万亩重要？……”正说着，来凤县委书记也带着几个技术员赶来，说：“我们建电站影响了红岩村的春插，心里很难过，现在派来三名技术员，拨款１０００元，马上帮你们重新装机，保证供水。”现在，酉水河上修了六个电站，两县都是互帮互让。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两县团结互助传统中，走来了“竞争”这位“不速之客”，从此，团结与竞争同时存在。怎样对待这样的局面？两县领导的回答是：把竞争作为动力，互相促进；在团结基础上搞竞争，在竞争中求团结，求两县经济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过去，龙山和来凤是“来凤栖孤凤，龙山卧独龙”；今天，龙山和来凤是“龙凤比翼起，祥瑞满山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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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了人们的安宁
——记北京小牌坊胡同治保主任刘英春
张明旺
住在北京朝阳门小牌坊地区的居民，不认识刘英春老人的寥寥无几。
刘英春今年７８岁了，自１９７２年退休那天起，左臂就多了一个红色袖章：“治安值班”。
刘英春是个不会享福的老人。他的６个孩子，３个在部队，１个在检察院，１个在外贸部门工作，另一个是天津汽车制造厂设计工程师。他从退休那天起有福不享，天天巡逻在大街小巷。１９７７年以来，他连续１０次被评为区、市级治安先进个人，８次评为区、市级模范党员。
刘英春老人不光天天巡逻，还照顾五保户，帮助教育青少年。这个地区的五保老人反映，他们生病了，请医生、买饭，几乎全都被刘英春包了。教育青少年，刘英春更是尽心尽力。老人刚退休那阵子，管界内有５６名违法犯罪青少年。夏天的晚上，刘英春带上小方凳，把违法青少年找来谈心，一谈就是三四个小时。经过长期努力，５６名违法青少年中仅有一名重新犯罪。
有人开玩笑问刘英春老人：“您图个啥？”他说：“只图牌坊地区的安全。”
由于刘英春工作认真，一些工厂、学校、部队请他看门护院，还有可观的报酬，他一一谢绝了。他说：“我没想过赚钱，我喜欢现在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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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辽宁省义县红墙子信用社主任张宝贵在农村金融工作中，坚决抵制不正之风，从不贷人情款，从不吃请、收礼，仅去年以来他就拒收礼、拒受贿、拒回扣100多次，人们称赞他是“黑脸财神”。最近，张宝贵被评为辽宁省金融先进工作者。
图为张宝贵（右）正深入专业户了解贷款使用情况。
李铁成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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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土家族习惯于背背篓，背小孩用背篓，赶集背背篓，上山劳动也背背篓。
奉大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