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在四川，三市一县远期交易合同的出现，给生猪生产经营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一线光明，人们期待着，通过它——
建立新的生产经营秩序
新华社记者 王毅
１９８８年，四川省的生猪出栏数达到５６９３万头，比上年增长１１％，这不光给人们带来喜悦，也带来了苦恼。
去年１月，四川在全省范围内对生猪业采取“开放经营”政策。１５个月来，这个产业遇上了从没有过的积压和抛售风潮。
各地肉库全部暴满。然而，成千上万的生产者仍抬着生猪不断涌向各个收购站。尽管商业部门和个体商人对收购价一压再压，甚至拒收，但无济于事。有的收购点一天涌来的肉猪就相当于正常情况下三四个月的交售量。一些生产者纷纷卖猪毁圈，养猪业出现“滑坡”征兆。
为挽回颓局，主管部门一面采取保护生产者利益的各种措施，一面通过新闻媒介呼吁中央有关部委和其它省市伸出援助之手；各级政府还艰难地向生产者作出各种解释，请求他们对政府谅解。同时，商业部、铁道部紧急组织运力帮助猪肉出川……
这期间，生产者情绪愤懑，经营者背负各种骂名和巨额资金积压的损失，政府也背着高额补贴金的包袱……
究竟是什么造成这一切的呢？
表面看来，直接起因是去年包括四川在内的全国性的粮食减产。减产引起饲料价格暴涨，生产者的收益大幅度下降。
但是，再往深究，风波暴露了长期存在的两个问题。
问题之一：孤军很难深入。
四川发展生猪业有传统、技术、气候等方面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但是，它也有不少致命的弱点，如：相对而言的“蜀道难”和潜伏多年的“人猪争粮”矛盾。
从运力上看，过去，这个省的各种工、农产品的商品量没有今天这样大，运力显得相对宽松。但如今各行各业发展后提供的商品越来越多，都在争夺运力，而运力只能满足一半的需要，也就是说还有一半货物运不出去，因而矛盾爆发。
从饲料上看，四川生产的粮食只能自保，猛然增产这么多数量的生猪，饲料来源就成了问题。去年，全国粮食减产，导致本来已紧张的饲料更紧。
问题之二：传统的经营系统与变化了的现实脱节。
习惯上，四川生猪出栏时间主要集中在７月和１１月，因而在这段时间内形成了两个旺季。与之相对，也就出现了一套适应它的经营和社会服务体系。而今天，现实已发生变化。生猪的商品生产达到空前的规模，生猪商品率不断提高，突然增加的商品量集中于两个旺季出现，过去建立的那一套经营系统根本承受不了。即使承受了，消费者在集中的时间内也消费不了那么多。
今年２月出现的积压，正是这一问题的反应。全国同时在这个时间出现了胀库。不让你喘口气的是，交售生猪的小旺季紧接着就要来到。
去年夏末，四川生猪积压和抛售风潮中出现的一件事，可能对解决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这就是远期交易合同的出现。
当时，为阻止生产者大规模的抛售行为，四川省乐山市、重庆市、德阳市、合江县政府领导和商业食品部门的经营者们想到：生产者不是担心飞涨的饲料会使他们养猪的成本上升，影响收入吗？正好粮仓中还有数亿公斤的玉米，就以优惠的价格（低于市场价）提供给他们。条件是，借粮还粮；推迟生猪的出栏日期。而商业食品部门则保证以后收购生猪时价格不低于现在的市场价（或政府规定的最低保护价）水平，并在今后市场价格发生变化时，随行上浮，不得下压；提供从防疫、饲料到饲养技术等方面的服务。
为此，生产者和经营者双方正式签订了合同。
这项措施的效果是明显的。大规模的抛售风潮很快平息，生产者又开始修圈盖舍，添增幼猪。
这一作法引起了四川决策层和经济界人士的注意。虽然，这个远期合同的目的在于阻止生产者的抛售行为，并且有需要完善的地方，但给受生猪问题困扰已久的四川一个重要的启示：如果把淡旺季的界限模糊，分流骤然而集中的压力，做到均衡生产，不是既能适应市场的要求，又可以缓解旺季中的各种矛盾，减少积压和抛售损失吗！
四川生猪的远期交易合同就是期货市场中的期货，只是还没有出现对合同的买卖，不能认为已形成期货交易或期货市场。但是，已具备了这样一些好处：一、生产者与经营者都可参与价格的制定。而过去更多的是经营者一方制定，生产者很少有发言权。现在只有双方认可，才会签订合同，进行交易。二、农民生产者根据合同，从容决定生产规模，不必为将来的价格涨落而担心，解决了“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三、可使整个生猪的价格趋于平稳，避免各种“争夺大战”，避免生产者因市场行情变化而遭受意外损失。四、商业食品部门能够在全年的任何一个月里订购生产者提供的生猪，满足市场供需的变化。
由于远期交易合同有助于解决生猪业中现存的各种矛盾，四川商业食品部门与一些生产规模在１０—３００头猪的生产者，扩大了这一形式的交易数量，签订了为期三四个月不等的１００万头生猪的远期交易合同。
从发展的意义讲，曾取得连续１２年增长的四川生猪业，正在越过它历史上一个具有全新意义的冬天。从远期生猪交易合同出发，四川生猪业会不会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商品经济的生产、经营秩序呢？会不会获得长期的发展？现实将会作出回答。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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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少搞模式多研究规律
谷声
在一个全国性会议上，我见到一份材料，是向中央推荐各地企业管理经验的，其中列举了一大串“模式”：诸如某某“保证法”、某某“工作法”，某某“控制法”，某某“模特法”、某某“管理法”，等等。
我觉得一些人似乎染上了一种“模式癖”，本来是一般的具体的工作经验和企业管理方法，一定要冠以一个新鲜的名词儿，封上个什么“法”，并作为一个“模式”，让其他的地方效法。
这些管理办法其优劣利弊如何，无须在此评论，问题是轻易地把具体的作法上升到“模式”，到底效果怎样。各地情况不同，照搬别人的模式，效果又如何。
二汽集团总经理陈清泰就曾说，在企业内部搞层层经济承包效果不好，不如搞层层责任制。山东淄博市齐鲁乙烯塑编厂厂长崔洪禄则认为，企业应根据自己情况选择较为适宜的综合管理办法，企业不可能靠某个模式就可以搞好。
全国有成千成万的企业，这些企业千差万别，企图寻求一种全国统一的经营管理模式，是不现实的。然而我们有些同志和主管机关，却在寻求和推广某种或某些模式上花了过多的功夫。
这样做的结果，企业界人士感到，就像当年有人在教农民怎样种田似的，这几年上级部门一直在指示他们如何如何管理，使企业无所适从。
再加上这种“总结”和“推广”又往往是一种无形的行政干预，给企业改革带来的后果不止是无益，而且还可以说是一种干扰。
企业管理的研究无疑是十分需要的。应该说，现在这方面的研究还相当薄弱。但这种研究首先应该着重寻求具有中国特色的企业管理规律，使管理者知其所以然，至于具体方法，则应靠各个企业根据情况自己去灵活创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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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面面观
何以难成企业家？
——个体户心态观察之一
张锦力 李琦
历史常常和人们开玩笑，当改革的钥匙打开商品经济的魔盒，个人经济动机最早得到觉醒，最先获得“经济自由”的人们，竟是一直生活在社会“底层”的“三教九流”。
多年来，卑微的地位，使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发大财。望着那一叠叠眩目的钞票，他们的确有点不知所措了。
去年秋冬，台球热席卷北京的大街小巷，我和小Ａ就是在台球桌边认识的。一九八三年小Ａ刑满释放后，先后卖过糖葫芦、香烟和水果。前年，他开了一家饭馆，交给乡下来的一位亲戚掌管，他自己却当起“老太爷”，白天，骑上摩托带着女友兜风，打台球，下馆子；晚上则成宿成宿地狂赌。
目前，北京有许多个体户，也开始像小Ａ一样，把买卖托给别人管理，自己当起不劳而获的食利者。
中午，在饭桌上，我问小Ａ：“你就不怕他们背后算计你？”
“我跟他们实行了承包责任制，每年上交我三万元钱，完不成定额，我就租给别人。”趁着酒兴他向我们交了底。“你问我为啥不积累，跟你说句实话，我现在光银行存款就有十万元，钱早够花了，还劳那个神干吗？赚钱为个啥？还不是为了吃好、穿好、玩好。”
“赚钱就是为了吃喝玩乐，有钱不花，死了后悔。”这已成为一些个体户中的口头禅。上海市一九八六年曾对个体户的金钱投向作过统计，其顺序是购置高档消费品，挥霍乱用，捐赠社会福利，扩大再生产排在最后。
看来，他们还没有积累资本，增殖资本的强烈冲动。
当然，也有一些个体经营者，打心眼里就瞧不起小Ａ那样目光短浅的食利者，把做一个对社会有影响的企业家，当成自己的理想。
四年前，小Ｂ和他父亲老Ｂ一起摆起了一个服装摊。赚了钱，老Ｂ便开始一心一意地往家里置东西。去年抢购风中，老Ｂ见什么买什么，把个小家塞得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
而高中毕业的小Ｂ却另有主张，他觉得与其让钱保值，不如让钱生钱。他从朋友那里借贷十几万块钱，打算加上自家的底子准备开办一家服装公司，便向老Ｂ请示。
一向和蔼的老Ｂ却一反常态。他拍着桌子对小Ｂ吼道：“你这败家子！日子才刚好一点儿，就要折腾！”
有人说，个体户发的是风险财。小Ｂ却说：“我们干个体并不是因为我们比别人敢冒险，按当时情况，干个体总比在家待业、打杂强。说实在的，我们发的不是风险财，而是政策财。”
最近，我们对水硅市场十个个体商贩做了这样的调查：“假如你们当初有个保险的‘铁饭碗’，你们会作出怎样的选择呢？”其中有几个回答：“我们不会冒险辞职！”
因为当初他们就不是风险和竞争的主动选择者，而是受生存逼迫下海。所以当他们发了财之后，“安居乐业，过平稳的小日子”，逃避冒险和竞争的传统意识重新占据他们的心头。
卖水果的老Ｃ告诉我们：“我从来没有想过什么扩大投资，只是为了混口饭吃。说实在的，咱自个心里也清楚，咱是沾政策光，就咱这点水水，这点经营本事，去当企业家，那不是赶鸭子上架吗？”
没有文化和当初成长环境的影响，使现今的个体户很难挣脱小商贩的局限。尽管他们已经成为独立的商品经营者，但小市民中的某些传统意识和习惯正在不自觉地支配着他们的行动。
老Ｄ是个印背心的作坊主。起初，全家合着劲地干，可是挣了几万块钱，家里就产生了分歧。老Ｄ的意见，赚的钱全部用来扩大生产规模，可大妹妹想的是马上分钱，好给女儿买架钢琴，小弟弟则想添置一辆摩托车。老婆整日和附近几家干个体的比阔，十五岁的女儿买一件连衣裙就花掉三百多元。
增加投资的念头在老Ｄ的脑子也只闪了一下，就再也没有出现。缺少扩大再生产的冲动和欲望，就不可能千方百计积累资金，增加投入，以滚雪球的精神，去求得滚动式的发展。
有位经济学家这样评价目前的个体户：“他们成为小商贩很容易，但受着自身和周围环境的多种局限，使他们难以发展成为企业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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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家画廊
从军官到“老板”
——记山东牟平化轻公司经理孙国江
曲怀生
六年前，孙国江尚是一名威武戎装的军官，如今，却成了大名鼎鼎的“老板”，并以优异成绩被编入《中国当代企业家名典》。
他半年没发一句言
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２５日，孙国江脱下军装，来到牟平县化建公司这个业务、人员一色全生的单位，坐上了副经理的位置，他几乎感到一切都不自然，看不惯，在半年多的时间里，公司不管召开大会小会，他从未发过一句言。不过，他并没有闲着，还是在部队上那个习惯，找同志谈心，观察、思考，眼到心到。他发现这个公司有三个致命弱点：一是坐吃国家计划，人懒心散；二是以“物老大”自居，官商作风严重；三是滥批条子，滥开口子，计划供应不保计划单位。
他决心协助公司主要领导整顿工作纪律，扭转被动局面。１９８３年１０月，孙国江同业务科室负责人一起，骑上自行车，用了近一个月的时间，到县城一些老用户家征求意见，征报下个年度的物资需求计划。许多厂矿企业纷纷反映：“物老大变了。”正在这时候，１９８３年１１月份，上级任命孙国江担任公司经理。
上任不砍“三板斧”
孙国江在他召开的第一个职工大会宣布：我不赞成什么“三把火”、“三板斧”的，我们搞企业，做生意，要有个长远之计，绝不能求一时痛快。
话这一说，原来担心搞大换班的人们心安了。孙国江针对半年多发现的问题，开始整顿工作纪律，转变经营作风，自上而下建立和完善了岗位责任制，对每个科室、职工逐级落实了责任。
１９８４年，全公司销售额增加到７０７万元，利润比上年增长了２９％。
五年长十倍
孙国江从１９８４年当经理，至今５个年头了。１９８８年，他的公司的销售额、利润额均是５年前的十倍多，即由１９８３年的销售额５０８万元、利润８．７万元猛增到销售额５０００多万元、利润１００多万元！
值得一表的是，１９８７年，上级决定将“化建公司”分为“化轻”和“建材”两个公司，孙国江分到“化轻”。一分家，人员少了，业务范围小了，孙国江在巩固原有联营关系的基础上，又与中国农业公司、北京燕山石化公司、沈阳化工厂等大企业联营，当年实现销售额３４２０万元，利润５１万元。如今，路子四通八达，越走越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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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情系中华
——河北省首都周围绿化工程剪影
刘芳
由于植被的破坏，北京，面临风沙的威胁！
早在１９７７年８月，在肯尼亚召开的世界沙漠会议上，北京就被列入受风沙侵害的范围。更为严重的是地下水位不断下降，从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８６年初，北京市地下水潜水位已累积下降９．９７米，居民吃水也面临困难。
鉴于这样严峻的形势，党中央提出：力争在本世纪末彻底改变首都周围环境，以河北省承德、张家口、唐山三个地市为主体的一场绿染京华、保卫首都的战斗全面展开。３年多来，已造林种草６４０多万亩，成活率均在７０％以上。一道依稀可见的绿色，正悄悄地在北京周围延伸……
重回荒山
在河北省围场县三义永乡的荒凉山岗上，有一缕炊烟在飘荡。这地方距村庄有十几里，空旷的山谷只有寒风在呜呜作响。一位蓬头垢面的小伙子从柴草丛中走来。他见了我们很高兴，非要叫屋里坐一会。他搬开一块用草编的篱笆，一条黑乎乎的地道出现在眼前。他用手电在前边带路，我们猫着腰，手扶着石壁，很快爬到洞底。原来这是一处像猫耳洞那样潮湿黑暗的地窖。
“快请坐”。一位快言快语的青年妇女很快抱来一床棉被，铺到炕沿上，叫我们坐下，然后说：“我跟着他算倒八辈子霉了。俺家原来有三间大瓦房，独门独院。虽算不上万元户，但有吃有喝。可他非要承包这４０００多亩荒山，一下子把好端端的一个家全卖了。”
这青年叫关福奎，女人是他的妻子。他们的小女儿正在村里念书，小俩口已在地穴里居住３年多了。困难似乎已经过去，他点燃一根香烟，一边吐着浓浓的烟雾，一边缓缓地说：“搞事业就得做出点牺牲。我把变卖家业的钱用来买树苗，雇人挖树垵，现在这４０００多亩落叶松全部成活，再过十几年，这片山年年都能给我产３０多万元的木杆。钱多钱少事小，更重要的是我们给后代留下一座青山。”
像关福奎这样承包荒山后到山里穴居的人还有许多，光这个乡承包３０００亩以上的就有３户，不但种上了树，还有了一定的收入。小关每年打草、卖树苗就收入１０００多元。
“绿色工厂”遍山乡
在迁安县红石崖村的山坡上，一群花枝招展的姑娘，正攀在果树上，一边修枝剪杈，一边唱歌。
这个村共有４８户，男人们大都进了厂，村里剩下的全是妇女。见我们走来，几个戴着耳环的姑娘很快从树上下来，围住我们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
她们把这座果树山称为“绿色工厂”。几年前这个村的耕地被征用后，只留下６００亩荒山没人要。有的说应把卖地的钱分光；有的想离开红石崖到外村去住。干部们反复琢磨，决定用几十万征地款在荒山建果园，栽上“摇钱树”。
姑娘们憋着一口气，硬是在６００亩荒山上，挖满了宽深各１米的“围山转”，在山顶上修了４个水囤，铺了１万多米地下管道，然后在新挖的水平地上栽上各种果树。头年栽树，第三年就开始收获了。１９８５年春密植的红果，去年亩产７００多公斤。１９８８年全村人均从“绿色工厂”中分红１１３３元，超过了矿山工人的工资。
他们算了一笔帐，若办一个年产５万吨的铁选矿，年纯收入可达４０万元，若建２００亩果园，几年后年收入也是４０万元。这样，６００亩果树山就等于建３个黑色工厂。
唐山市各县在开展首都周围绿化工程中，在昔日的荒山上建起了一座座这样的“绿色工厂”，既有固沙蓄水保土的防护作用，又有经济收益。去年迁安县石梯子沟下了４个小时的雨，降水１０４毫米，由于建了绿色工厂，没有发生水土流失现象。唐山北部的几个县，在新开的围山转内间种粮食，如大豆、花生等，相当于净增农田４万多亩，收获黄豆等杂粮３００多万公斤。有的当年就收回投资，因此这种“绿色工厂”很快遍布山乡。
为了不再背历史的包袱
“这几年我是铁心抓林业了。我要在任职期间内把张家口地区还剩下的２８００亩荒山全部绿化，为首都做点贡献，给当地群众留下永久纪念。”
他，就是全国林业劳动模范、张家口行署专员王权同志。
去年８月，他在中央党校学了半年后回来，不去家门先到赤城，了解那里的绿化工程有何进展。后来因为心脏病发作，才回张家口。但时光不等人，错过造林季节就得耽误一年的造林进程。为了鼓舞地、县领导们的士气，他带队去承德参观学习。承德是山区，所有的参观点都得爬大山，每次爬山前，他都得先吃两片“救心丸”。就这样，靠药支撑着，他带着大家一连跑了６天。一个大规模的秋季造林高潮很快在全区展开。
抓京津周围绿化工程中，像王权这样的带头人，还有很多。蔚县涌泉乡有一位乡党委书记叫张铎，县里开人代会时，一致推选他为副县长。但县委催他去上班时，他却递上了辞职申请，他说：“涌泉乡已列入首都周围绿化工程，我们计划再造１万亩用材林，１万亩干果，１万亩鲜果，１万亩松，１万亩草，不完成这５个‘１万’，我不离开涌泉。”有人说他是“大傻帽”、“假正经”，但他却笑着回答：“我不傻。如果我能给涌泉造出一片森林，比当‘县太爷’还要美气、踏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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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万花筒
保险并非“包险”
过去不知保险为何物的老百姓，近年来逐渐认识到了保险的作用。如今那些丢了车的人只要与同事提上一句，便会听见这样的安慰话：“单位给我们保险啦！”
于是，有人躺在保险上了。电子部五十五所有一人，一连丢了四次车，每次都拿到赔款。有人认为，既然保了险，丢了车保险公司就得掏钱。
其实，保险并非“包险”。一些人为什么丢车，调查时了解到，有的忘了锁，有的人甚至认为不锁车“洒脱”。这与保险条款规定的“被保险人有责任加强保险财产的安全防范工作”完全背离。对这种情况保险公司有权拒绝赔偿，保险并不是“包险”。被窃之车找回后，在保险公司通知被保险人领回车辆时，大多数拿过赔款的人，不愿意退出赔款领回车子。目前在南京市公安部门，待认领的车子有四五千辆之多。某制药厂一位工人，很快就拿到原车价百分之九十的赔款二百六十八点二元。三月下旬，失踪的“凤凰”被找回，但他却声称不要了。
王晓春 孙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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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上海市第一百货商店本着“让顾客满意、向社会尽责”的服务宗旨，进一步搞好售后服务，提高商店形象。最近，该店在银根十分紧张情况下，专门拨出十万元作为换退货基金。
图为商店副总经理吴正林（左二）正与厂方人员一起替顾客把好商品质量关。
俞新宝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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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创名牌前后
洪天宝
原载《讽刺与幽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