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可敬的师长
——深切怀念胡耀邦同志
热地
４月１５日晨，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我党卓越的领导人胡耀邦同志与世长辞，噩耗传来，西藏各族各界人民无比悲痛。我做为曾经亲身领受过耀邦同志关心和培养的藏族干部，对他的逝世表示深切地哀悼。
在我与耀邦同志幸识的１５个春秋里，无论是他身处逆境、遭受“四人帮”迫害之时，还是他日理万机、主持全党工作的日子里，都与我保持经常的联系。他那为革命事业鞠躬尽瘁、廉洁奉公、为人耿直、一身正气和对兄弟民族平等友爱的高尚品德，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他曾指出，我们党在民族地区一个十分重要的任务就是培养造就一批具有共产主义觉悟的民族干部。在我们的交往中，我深深地感受到我们爱戴和崇敬的耀邦同志，为培养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所给予的巨大关心和倾注的一腔心血。
１９７５年上半年，我有幸与耀邦同志在中央党校读书班同窗共读。他作为具有丰富革命经验，渊博知识和较高马列主义理论素养的革命前辈，常常教诲我要学好科学文化知识，努力学习马列主义、不断提高思想理论水平。在紧张的学习之余，我们常常一起散步，彼此相互交流思想。他常用自己的亲身经历给我讲述中国革命的历史和革命斗争的经验，学习中遇到难题，我也常向他请教，他总是耐心地给我作深入浅出的讲解。在与他同学的日子里，我不仅从他那里学到了大量的知识和学习方法、思想方法，更重要的是学到了为党的事业忠心耿耿，对共产主义充满信心和为之奋斗不息的献身精神，以及处世为人，坦诚相待的可贵品德。１５年来，我常为自己有机会与他这样的革命前辈和令人尊敬的长者一起学习，感到庆幸和自豪。
后来，“四人帮”横行，他被再次“打倒”，连他的家也被监视。有次我从西藏来京，专程登门拜访他，他问我：“门外有狗，你不怕吗？”我说：“怕，就不来了。”他语重心长地对我说：要坚持读点马列的书，学会明辨是非，在迷雾中牢牢把握住大方向。他身处逆境，却始终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和坚强的革命意志。我深深地敬佩他那高尚的人品。
粉碎“四人帮”后，我每到北京，他总是要安排时间与我谈事、谈心，当面教诲。他常推心置腹地与我谈思想，谈认识，教我工作方法和领导艺术，鼓励我大胆工作，在实践中不断提高自己。记得１９７６年１２月的一天，在他家里，我们谈了很长时间，谈了“四人帮”倒台后他的激动心情，也谈了他对日后党和国家前途的看法。他还对我说：你要解放思想，放开眼界，努力工作。藏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是了不起的民族。你们这些民族干部要全心全意地为藏族人民办事，当好藏族人民的公仆。谈完话后，他领我走进他的书房，让我选几本书拿去读。在他那陈放满实的书房里，我被一排排书架上的各种书籍吸引住了，也被他博览群书，通晓古今的阅历所折服。他的藏书十分珍贵，我所喜爱的书也很多，但又难以张口。他满面笑容地说：“你不好意思张口，我就为你选两本。”说着从书架上取下两本《鲁迅书信集》（上下集），走到书桌前，伏案提笔在书上亲笔题词：“去年同窗钻马列，今年重逢庆诛妖。聊赠鲁迅书两卷，风雨途中辨航标。”
耀邦同志写完题词，向站在身旁的李昭同志问道：“你看如何？”李昭同志微微一笑表示赞许，然后耀邦同志亲手将书赠予我。当时我的心情十分激动，我深知这不是普通的两本书，而是寄托着老一辈革命家对我们少数民族干部的殷切期望和无限深情。这天晚上，在耀邦同志和夫人的挽留下，我们一起吃晚饭。虽是一顿家常便饭，却胜似山珍海味。席间，耀邦同志举杯祝酒：为粉碎“四人帮”后的重逢干杯！饭后，我起座告辞，他见我穿的衣服单薄，说：“今天天气不好，你穿的太少，我的衣服别的你穿不合适，就把这件大衣穿上。”然后又用他的车送我回住处。回到住处，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那谆谆的教诲、和蔼可亲的面容和真挚情谊，不时在我脑际闪现。
１９８４年，一次他见我时说，你不要被闲言碎语左右，党中央和组织上是了解你的，要大胆工作，我们党培养一个民语干部是不容易的，你不要辜负党的期望。他还在许多场合对西藏新成长起来的藏族干部进行鼓励，使我和其他藏族干部深受鼓舞。
从耀邦同志身上我深深感受到了我们党对培养和造就少数民族干部是非常重视的，对少数民族干部的成长是非常关心的，也深深感受到了党的民族政策是真正帮助少数民族发展进步的政策，真正使少数民族自己当家作主的政策，跟着共产党走是我们少数民族繁荣昌盛，幸福富裕的唯一正确道路。
耀邦同志在积极推进全国范围的拨乱反正的同时，对西藏工作非常重视。他对西藏清除“左”的影响，实现拨乱反正，加速改革开放给予了直接指导。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他曾多次对我说：在西藏要努力克服“左”的思想，真正实现拨乱反正，搞好落实政策工作。在耀邦同志亲自主持下，中央于１９８０年和１９８４年先后两次召开西藏工作座谈会。这两个会议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对西藏工作非常重视，也凝结着耀邦同志的大量心血和智慧。这两次会，我都参加了，聆听了耀邦同志就西藏问题作的重要讲话。他以高度的理论勇气，否定了“民族问题的实质是阶级问题”这一错误论断，为民族工作开创新局面提供了理论依据。他还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高度提出要对西藏进行“再认识”，并精辟地分析了西藏的特殊性，为我们深刻认识西藏，从实际出发搞好西藏工作提供了有力的思想武器，对西藏的长远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根据西藏的实际情况，中央在这两次座谈会上为西藏制定了一系列符合实际，有利于西藏经济、文化发展，加强民族团结的特殊政策和灵活措施。这两次座谈会对促进西藏实现拨乱反正，推动经济、文化的发展，改善人民生活，增进民族团结，加速各项政策的落实，产生了重大的指导和推动作用。
第一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后，为了进一步深入了解西藏情况，１９８０年５月，耀邦同志和万里同志受中央委托，亲临西藏进行考察。耀邦同志指出，西藏人民现在还很穷、生活还很困难，我们党中央的政策就是要治一个“穷”字，建设一个团结的、富裕的、文明的新西藏。他特别强调，一要集中力量，充分利用中央给西藏的特殊政策，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发展西藏经济。二要加强民族团结。他说，团结是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没有团结还能有什么发展！西藏是一个单一的民族地区，基本上是藏族，所以西藏的团结问题，主要是进藏汉族同志与广大藏族人民的关系问题。为了使西藏人民尽快摆脱贫困，西藏经济、文化迅速发展，他提出了西藏工作要抓好“六件大事”，（一）充分行使民族区域自治的自治权；（二）坚决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三）实行特殊灵活的政策；（四）发展农牧业和民族手工业；（五）大力发展藏族的科学文化事业；（六）正确执行党的民族干部政策。耀邦同志在考察期间所作的重要讲话，切中西藏工作的要害，极大地鼓舞和教育了西藏广大干部职工、群众。耀邦同志不顾高山反应，深入群众，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忘我工作，他那勤奋、扎实的工作作风给西藏的干部、群众和各族各界人士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耀邦同志关心西藏，也常思考西藏问题，他曾对我说：西藏的问题从根本上说，就是要发展民族经济、民族文化、加强民族团结、培养民族干部。要办好西藏的事，就必须抓住这些关键的问题。自从１９８７年９月以来，西藏拉萨连续出现多次少数分裂主义分子妄图分裂祖国的骚乱闹事，耀邦同志非常关心西藏的局势。去年，我两次到京，他每次见我，都详细询问拉萨发生骚乱后的各方面情况。
耀邦同志匆匆离去，是党和国家的巨大损失，也使我失去了一位可敬的师长。记得去年９月下旬，党的十三届三中全会期间，我带着在京上学的儿子到耀邦同志家拜访，他很高兴地接待了我们，与我促膝交谈，兴致勃勃。一会儿询问西藏的局势，西藏各项事业发展情况，一会儿又问我个人的工作、生活和家庭情况，还对我儿子说：“小伙子，要好好学习，年轻人自己的路要自己闯。”我们又一起合影留念。但我万没想到，这次见面竟是最后的相会，这一合影竟成为永诀的留念！我要努力学习，加倍工作，不辜负耀邦同志的期望，用为党为人民多做贡献来告慰英灵。 （本文作者为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 （附图片）
1982年3月14日，胡耀邦同志在北京玉泉山植树后小憩。（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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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泪海波涛
——写给胡耀邦叔叔的第四封信
耀邦叔叔：
在泪的海洋，花的世界和哀乐声声中，我们给您写的这封信。提笔不禁泪涌问苍天，您真的与我们生死永隔，再也看不见人间悲憾，听不到我们的呼唤？
记得第一次给您写信，是８年前的４月，年近古稀的母亲患了绝症——肺癌！因为已是晚期，而且是小细胞癌。这是癌中毒性最高，转移最快的一种。这样的病例，国外也无不禁刀。上海医务界已向我们恳切表示他们已“回春无术”、“爱莫能助”。我们想到爸爸惨死在边疆，在冰天雪地、腥风血雨中，妈妈含辛茹苦，把襁褓中的我们扶养成人，一生历尽艰辛酸楚。作为女儿，我们多么盼望能再留妈妈享几年晚福。在走投无路、十分悲痛的情况下，我们含泪向您上书，请求救救妈妈。好多人认为我们写这样的信是“悖理而荒唐”的。他们说您日理万机，且又不是大夫，我们怎能向您提出这样的请求。我们感到了绝望和不安。
然而，美好的“神话”出现了。您收到信很快批示就下达到上海：“……像杜重远先生这样的遗孀，已没有几位了，请务必抢救。”上海医务界被感动了，行动起来了，组织了特别抢救小组，由３个大医院、４位专家大夫为我妈妈动了特大手术。由于准备工作作得周密充分，妈妈闯过了手术关、术后心脏抢救关、护理关、化疗关，奇迹般活到今天。今天，妈妈坐在电视机前，收看您追悼会的实况转播，频频拭泪，泪透衾衫。
第二封信，是１９８６年４月。我们姐妹二人完成了为爸爸杜重远汇编文集的任务，来到北京，呈上文集初稿，希望得到您的题示。您阅后，第二天就委派中共中央办公厅和中组部老干部局的负责同志来旅舍看望我们，并说通过我们慰问我们的妈妈。您称赞了我们的文集注释工作“资料翔实，颇有特色”，并亲自为之题词：“杜重远先生为国情深”。还鼓励我们：“要作第二代统战对象，并要作好这项工作”。事后，您又亲自写信给有关部门殷切叮嘱：“无论如何要照顾好杜重远的遗属”。受尽疾苦，饱经劫难的我们，在有关报道上获悉您如此关切，仿佛置身于日丽风和的百花园中，热泪难抑。
我们肩负促进海峡两岸贸易的任务，去年暮春季节，又来到北京。托德平同志转呈我们给您的第三封信。您要德平转告我们：“贸易最好作得活一些。”
知您身体不太好，我们多想送您一点补品，但我们知道您不会收受我们的礼物。今年３月间，偶然听到您近日颇想一读《诗韵》而在大陆一时尚难购得。我们便写信托香港的友人和在台湾的姨夫代购，心想借您一阅也好。在您病逝噩耗传来的第二天下午，我们收到了香港和台湾同时寄来的《诗韵》。这迟到的邮件上，洒满了我们一家人绵绵无绝的眼泪。
您不认识我们的爸爸，更没有看到过我们的妈妈，我们不是达官贵人，也不是海外阔佬。然而您关切我们这孤儿寡母、老弱病残的一家胜似亲人，而您的这种关切，又何止我们一家！这就是为什么悼念您的眼泪汇成了海洋，这就是为什么泪海掀起了波涛。这泪海波涛将形成一股激流，推动着我们跟着您的“光明磊落”，跟着您的“两袖清风”，跟着您的“无私无畏”往前走，再往前走。
妈妈知道我们又在给您写信，仍像前几次那样，再三叮咛，也是我们心中共同默祷的一句话：耀邦叔叔，您千万保重啊！
杜毅 杜颖
４月２２日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哭耀邦同志
赖大超
青少教勉意未忘，惊闻逝世痛心肠。
德才业绩皆卓著，坦诚廉洁亦见长。
居功不傲不诿过，顾全大局堪赞扬。
革命一生心无愧，深得党群同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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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耀邦同志与《理论动态》
沈宝祥
记得在１９７８年下半年，真理标准讨论已经初步开展起来的时候，耀邦同志在同“理论动态组”同志的一次谈话中，曾经深情地说，我死后，要写上一笔，生前办过《理论动态》。耀邦同志一生为党为人民作出了多方面的重要贡献。他在主持中央党校工作时亲自创办《理论动态》这个内部刊物，是他的重要贡献之一。
耀邦同志是在粉碎“四人帮”以后的１９７７年３月到中央党校主持工作的。当时，在“两个凡是”方针的束缚下，人们的思想还处在僵化状态之中。耀邦同志深深感到，把被林彪、四人帮颠倒了的思想是非、理论是非、路线是非再颠倒过来（当时还没用“拨乱反正”这个词），是十分迫切而重要的任务。在紧张地筹备中央党校复校的过程中，他同时考虑要办一个刊物，写文章，发评论，去启发和提高人们的思想认识。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在１９７７年６月４日，他召集我们几个人开会，具体研究创办《理论动态》。以后，他组建了一个人数很少的“理论动态组”，在他直接指导下办刊。
耀邦同志确定，《理论动态》是一个面向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理论性质的内部刊物。他从领导干部的特点出发，决定每期刊登一篇文章，提出和阐明一个问题。考虑到当时需要从理论上回答和阐明的问题很多，他决定５天出一期。
《理论动态》在１９７７年７月１５日创刊，第一期只印了三百份，除发给中央党校内部部分同志外，主要发送中央和地方的领导同志，名单都是由耀邦同志定的。应各地领导干部的要求，《理论动态》的印数不断增加，很快就增加到几千份。
耀邦同志充分意识到办这个刊物的重要意义和艰巨性。他不止一次地对理论动态组同志讲，要把自己的工作提高到扭转乾坤的高度来认识，要明确认识自己的历史责任和理论工作的历史使命。他鼓励大家，要做一个思想战线上的前卫战士和思想勇士。
为了办好《理论动态》，耀邦同志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他针对林彪、四人帮制造的谬论和我们党长期存在的“左”的观点，出题目，出思想，组织大家写文章。当时，《理论动态》刊登的文章，都是由耀邦同志审阅定稿的。
１９７７年底，《人民日报》的同志要求公开刊登《理论动态》的文章，问该怎么署名。耀邦同志说，他们发社论，写评论，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议论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议论嘛！我们可以当特约评论员嘛！这就是前些年发生很大影响的特约评论员文章的由来。
耀邦同志通过《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组织和推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
大约在１９７７年１１月１２日，耀邦同志就提出这样的观点：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这实际上是他组织党校教学的方针，也是他办《理论动态》的方针。
根据耀邦同志阐明的上述这些思想观点，理论动态组组织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这篇实际上是体现集体劳动成果的文章，由耀邦同志审阅定稿，在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出刊的《理论动态》第６０期刊出。随后，作为“特约评论员”文章在《光明日报》公开发表。新华社当天转发了这篇文章。《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于第二天就全文转载，其他各报相继转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
在真理标准讨论的过程中，耀邦同志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顶着很大的压力，组织撰写了多篇重要文章。针对一些人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责难，耀邦同志召集理论动态组同志进行了研究。当时《人民日报》的负责人一起参加了研究，决定由理论动态组再写一篇文章。当时的政治形势比较复杂，用耀邦同志的话说，那个时候的局面也确实是不太明朗。在当时的中央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的坚决支持下，这篇以《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为题的文章，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１９７８年６月２４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人民日报》同时刊载）。耀邦同志说，在略改编发这篇文章过程中，罗瑞卿同志至少６次打电话同他商量。这篇文章的发表，对真理标准的讨论是有力的推动。
为了把真理标准的讨论引向深入，更好地联系实际，耀邦同志又指导理论动态组同志撰写了《一切主观世界的东西都要经受实践检验》的文章。此外，耀邦同志还组织撰写了《打开理论工作的广阔天地》等文章。这些文章在《理论动态》刊登后，大都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耀邦同志是具有历史意义的真理标准讨论的组织者和推动者，对思想解放和拨乱反正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这是他为党为人民作出的一个不可磨灭的重大贡献。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这个讨论作出了高度的评价。
耀邦同志亲自办《理论动态》这件事向我们说明，他是多么重视思想和理论工作，多么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多么重视对党的领导干部的思想教育工作，而且，做得卓有成效。这些，对我们都是很有启发的。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咱山区人民忘不了您
湖北省长阳土家族自治县退休教师 朱声刚
胡耀邦同志任总书记期间，有一件事使我至今铭记在心，永世难忘！
那是１９８６年的夏天，我受长阳土家族自治县红岩村众乡亲的委托，以一个退休教师的名义，上书胡耀邦同志，陈述渴望修建公路的愿望。
当时，我乡有一条通往宜昌市的公路，修了１０余年，两边早已竣工通车，唯有我家红岩子那一段８里多长的路，因种种原因搁浅近十年，无法修通，功亏一篑，致使这条长达１６０里的公路，不能全线通车，影响了山区的建设和开发。为此，我沉思良久，心想：总书记是很关怀山区人民困难的，但我写信能否送到中央还是问题，即或到了中央，总书记日理万机，哪有时间亲自过问？但我还是鼓着勇气，冒昧陈词，请求给予关怀。信就这样寄出了，试试看。
事隔半年，也就是１９８７年的春天，县领导来我家中，说我向中央领导反映的事，已有着落了，经省里调查研究决定，准备尽早修通这段公路。一时我感动得热泪盈眶，不知说什么好！
消息不胫而走，村民们喜出望外，奔走相告：“总书记关心我们，红岩子也快通车了。”去年省里给长阳拨款１６万元，专修这条扶贫路，今年２月已正式动工兴建。我个人自告奋勇地承担了保管炸药的任务，预计这条公路今年１０月即可全线通车。到时，我还想冒昧再次给胡耀邦同志写一封报喜信。
谁知在开工不久，也就是４月１５日，从广播的阵阵哀乐声中，传来胡耀邦同志不幸因病与世长辞的噩耗，我和乡亲们都感到深切悲痛！
胡耀邦同志的逝世，不仅是我党和全国人民的巨大损失，也使他生前关怀着的千万山区人民痛失了一位不可多得的亲人，但他的光辉业绩将永远映照在红岩的高山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