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5月1日人民日报 第6版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纪念艺术大师欧阳予倩百岁诞辰
夏衍
欧阳予倩是中国近现代史上声名卓著的文艺通才,他在话剧、戏曲、电影、舞蹈、教育等多方面的领域都有开创之功、改革之功,为中国文化事业奉献出毕生心血,业绩丰厚。
今年5月1日,是欧阳予倩百岁冥诞。
中国话剧有三位杰出的开山祖,这就是欧阳予倩、洪深和田汉。按年龄,欧阳今年100岁,洪深95岁,田汉90岁。欧阳予倩出生那一年光绪帝载湉亲政,张之洞奏请筹建京汉铁路,广东建设了第一个兵工厂,洋务运动开始。洪深出世那一年,发生了甲午战争,北洋舰队覆灭,翌年清政府派李鸿章赴日求和,缔结了辱国的马关条约。田汉出生于光绪二十四年,也正是康有为、梁启超的戊戌变法失败,谭嗣同等六君子英勇就义的时刻。欧阳和洪深出生于官宦之家,而田汉则是农家子弟,门第不同,经历不同,但他们的童年都处在国破家亡、民生涂炭的时代,都亲身受到了辛亥革命前后的爱国图存这种时代精神的影响。欧阳予倩于1904年赴日本留学,下一年就碰上了日本文部省“取缔清国留学生”事件,目睹了陈天华投海自杀的悲剧。1907年他参加了曾孝谷等发起的春柳社,演出了《黑奴吁天录》,这是中国话剧运动的开端,但这出戏是外国小说的改编,写的是美国黑人反对种族歧视的问题。中国人自己创作的话剧,则最早是1915年洪深写的《卖梨人》,1916年写的《贫民惨剧》,和差不多同时欧阳予倩写的《运动力》,这些剧本都演出在五四运动之前,要比胡适的《终身大事》早四五年。那时候,按田汉的说法,他们都还是“使酒纵马,豪气凌云,嫉恶如仇,高喊‘炸弹、炸弹’的艺术青年”。可是中国话剧一开始就反映了当时的时代,就关怀到被压迫的劳苦大众的生活,这应该说是一个非常可贵的传统。
本世纪20年代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地覆天翻的时代,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几乎无一例外地都经历了一段苦闷、彷徨、探索和挫折的过程。但是历史安排得很巧,1922年,欧阳予倩、洪深、田汉这三位中国话剧运动的奠基人在上海汇合了。忧国忧民,反对不合理的旧社会,要为平民鸣不平,他们之间是完全一致的;不怕艰险,愿为戏剧事业而奋斗终身,他们之间也是完全一致的。但是,从爱国主义、人道主义走向共产主义,道路就不那么平坦了,他们都有过不同的幻想和尝试,也有过不同的成功和挫折,他们从1922年缔交之后,一直合作得很好,很久,真可以说是生死患难之交,但是,在话剧运动和创作实践中,他们之间也不是没有过分歧和争论。从1930年田汉、洪深加入了“左联”和“剧联”起,一直到抗日战争初期,予倩和田、洪之间就不止一次发生过面红耳赤的争论,正如田汉所说:“予倩和我与洪深合作,但有时也不合作。回溯一下予倩和我的关系,完全不合作的时候是没有的,他到过英、法,两入苏联,而且参加了第一届苏联戏剧节,他很容易用欧洲和平时期的技术水平来要求我们的抗战演剧和革命戏剧,他常常批评我们的话剧演员不会说话。这话说中了要害,为了提高我们话剧的艺术水平,完全应该加强演员们在语言方面的基本训练,但是,他却把技术问题绝对化了。……当时,我们许多戏剧工作者都是因为要革命、要抗战而搞上戏剧的,换句话说,多半是半路出家,很少是戏剧学校出身的,过度强调正规训练,就不能不引起矛盾。”从这种分歧出发,就形成了一场当时出现在重庆和桂林的所谓“磨光派”和“突击派”的论争。予倩强调艺术,强调基本功;田汉则强调任务,强调为革命和抗战而突击;洪深呢,我看是介于两者之间。他是美国戏剧教育家贝克的入门弟子,他有一套完整的戏剧理论,他一方面坚持写剧本要有章法,排戏要有程序,但由于他是一个被称为戏剧界“黑旋风”的社会活动家,所以他有时搞突击,比田汉还要勇敢。他可以三天五天赶写一个剧本,可以临时上台串演一个角色,抗战前夕他写的《咸鱼主义》,是我逼着他在一个晚上赶出来的,1942年他写的《黄白丹青》,是他出了一个题目,要我给他写了一个故事梗概,然后大笔一挥,不到三天就写出来的。在思想上,爱祖国、争民主这条红线使他们走上了同一条大路,但在艺术实践上,赶任务和求质量——也就是搞突击和重磨光又使他们不断地发生争论和分歧。现在看来,问题已经是很清楚了,说到底,这也就是二十年代以来直到现在为止,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个始终没有得到很好解决的政治与艺术的关系问题。在革命和战争年代,在鱼与熊掌不可兼得的时候,任何一个艺术家在政治与艺术之间有一点偏奇是难于避免的。对此,田汉后来在替予倩的文集作序的时候说得很坦率:“我们从来是不轻视技巧的,但我们更多地着重政治任务所在,所以不惜夜以继日地把戏剧突击出来,因此我们被称为‘突击派’,而予倩的艺术馆则代表着所谓‘磨光派’。谁不愿把自己的艺术磨得更光一点呢?只是我们不主张为磨光而磨光,我们是主张在突击中磨光的。……我们和予倩虽则在桂林的一家三教咖啡馆楼上为艺术问题而争得面红耳赤,但我们的观点显然悄悄的接近了,我们的矛盾很自然地解决了”。欧阳谨严,田汉豪放,洪深则是“雅俗共赏、清浊难分”。这样三位各具个性和特点的戏剧家“既合作又不合作”了几十年,这就是一部中国话剧的创业史。
戏剧在中国有上千年的悠久传统,而话剧(易卜生模式)则从春柳社算起,也还只有80年的历史。引进一种崭新的外国艺术样式而要让它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必然要经过一个探索、尝试、融化——也就是中国化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又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中与西、创新与传统、艺术与政治任务之间的撞击和斗争。文学方面有新诗与旧体诗的斗争,美术界有洋画与国画之争,音乐界有西乐与国乐,乃至洋嗓子与土嗓子之争。这种中与西、新与旧的斗争,甚至或明或暗地持续到建国40年后的今天。和其他艺术相比,中国传统戏剧(京剧、昆曲和各种地方戏)的潜力最大,在人民群众中的影响最深,可是值得我们骄傲的是,回顾一下话剧从引进到现在这80年的历史,传统戏剧和话剧界之间,却很少有门户之见和意气之争。原因何在?主要是因为话剧运动的这三位奠基人——欧阳、洪深、田汉都对中国历史和传统戏剧有很深的造诣和理解。予倩不仅学过和演过京剧,20年代就和梅兰芳齐名,有北梅南欧之誉。田汉在幼年就对湘剧和京剧有兴趣,他从日本回到上海,办艺术大学和“南国社”时,就结识了周信芳、高百岁,1927年办“鱼龙会”,就约周信芳、高百岁和唐槐秋等联合演出了欧阳予倩的《潘金莲》。洪深曾和我说过,他从小就爱看京戏,在复旦大学任教时曾和赵景深教授研究过昆曲,参加了南国社之后,就和周信芳有了深厚的友谊。戏剧界可能还记得,解放初期,他在怀仁堂和梅兰芳、周信芳同台客串过一台京戏。由于此,整个话剧界不论从南到北,从欧阳、田汉、洪深到曹禺、焦菊隐、马彦祥、吴祖光,直到现在,话剧界没有人反对过传统,没有出现过民族虚无主义,话剧工作者是一直和京剧、地方戏工作者相互借鉴、团结合作的。不反传统并不等于保守和泥古,他们都为革新京剧和地方戏而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予倩治学谨严,同时又谦虚好学,我感动地读过一篇他晚年的自述:“我是一个什么人呢?我是一个戏剧运动的积极分子。尽管犯过错误,走过弯路,但我是彻头彻尾的积极分子。我自己肯定我一直为此奋斗了一生。我当过演员,当过导演,写过剧本,搞过研究工作,搞过话剧、歌剧、地方戏,这一切都是为了运动。有错误那是水平所限,但我一生为戏剧运动没有退缩过。过去曾和田汉、洪深同志合作,但有时也不合作。这是在运动中常有的事。在那个环境中就是闯,乱闯,在总的方向上我没有妥协过。在广东一段,从我的作品可以看出来,那时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向往民主。在广西我所排的戏完全为了抗战,我自己写的戏,也是为了抗战。”
欧阳予倩为中国戏剧事业奋斗了半个多世纪,他是名副其实的戏剧大师、优秀的剧作家、表演艺术家、电影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他毕生从事戏剧教育,早年在南通办过伶工学校,在广东办过戏剧研究所,在桂林办过广西艺术馆,解放以后他创办和主持了中央戏剧学院。他重视戏剧的基础教育,重视台词训练,曾亲自制定形体教材,亲自任台词教研组组长,亲自为学生示范排演,言传身教,诲人不倦,为新中国造就了大批戏剧人才。他一生追求真理、热爱祖国,经过艰苦奋斗,终于在年近古稀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对革命事业,对戏剧教育事业的无限忠诚,给后一辈人树立了崇高的榜样。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文学与启蒙
高尔泰
1986年底,《青年作家》发表了一小段我同北岛谈话的录音纪录,好在不长,抄录如下:
高尔泰:所谓诗,无非是要用自己灵魂的力量,去震撼别人的灵魂。用自己激情的热度,去点燃别人的激情,凡能做到这一点的,就是优秀的诗人。
北岛:但是作为一个诗人,总应该给艺术本身增添一点色彩,给诗的王国增加一分财富,把诗的历史向前推进一步,才谈得上优秀。
高尔泰:任何王国都只能建立在现实生活的土地之上。任何历史,都只能是人类进步过程的一部分。诗的王国和诗的历史,也不例外。
北岛:但是诗的追求不是实用主义的追求,诗的目的和诗的理想应当比现实生活中的目的和理想更高。
高尔泰:但是,他们已经把理想和目的变成了诗。
北岛:那不是异化了吗?
高尔泰:你们可以骄傲你们接近太阳,他们也可以骄傲他们接近大地。
北岛是先行者,他的诗是当今极盛一时的现代诗的第一声春雷。他关于诗的这些见解,也是目前广为流行的“纯文学”论的先声。由于追求美——那诗国的太阳,他们现在已经飞得很高了。
但诗是人类精神的创造物,诗国的太阳只能在精神的宇宙里存在。古今中外许多诗国的王者,包括我们当代的北岛,在现实生活中都艰难困苦而且孤寂。“时穷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贫。”当然有时候,也有欢呼,也有鲜花,也有如雷的掌声。但这一切,丝毫也改变不了他们的命运。“才名塞天地,身世老风尘”的,岂止是李白一人。
精神是人的东西,人的创造物和功能,人的存在方式和行动工具,它不断扬弃而又不断更新,积淀如文化史,生发如未来景观,从而赋予我们此时此地的人生以多元的和多层次的价值和意义。对于这样一种价值和意义,而不是某种单一的价值和意义的感性直观的“把握”,主观能动地参与性地而不是被动地“反映”性地“把握”,也就是创造,也就是审美,也就是使那诗国的太阳得以升起的杠杆。它离不开此时此地的人生这一支点。
正如主宰物质宇宙的是能,主宰精神宇宙的是美,——那诗国的太阳。美之所以具有改造世界的现实力量,就因为它象征着我们所向往的、通过我们的努力有可能实现的我们的某种最佳存在方式,从而引导我们超越现在走向未来,并使得此时此地的人生显出了它的荒谬性。正因如此,我们把荒谬意识,以及与之相应的痛苦感、现实感和使命感等,都看作是活跃的审美意识。
易言之,精神宇宙里的太阳,作为在过去与未来、在虚无与存在的交叉点上燃烧着的炬火,如果没有它所照耀的万事万物,如果没有它所照耀的此时此地的现实人生,就必将暗淡无光,失去存在的意义与根据。为什么“纯文学”的读者愈来愈少了,因为在一个如此风雷激荡而又波诡云谲的时代,它不能提供一盏小小的风灯,把人们脚下的荒径照亮,不能提供一个意义的世界,引导千百万人走出他们的迷茫。
于是出现了一个人为的二律背反:作者们愈是追求“艺术”,离艺术也就愈是遥远。离人生的遥远也就是离艺术的遥远。离大地的遥远也就是离太阳的遥远。当前文艺界广为流行的所谓“诺贝尔情结”,“走向世界情结”,也就是这种遥远的最鲜明的标志。如果我们的植根于现实生活的心理动力强大到足以迫使我们不顾一切后果地要拿起笔来写作,我们怎么会有兴趣于辨别外来的褒贬呢?退一步说,如果愈是超越于世俗的功利就愈是能够回到“文学本体”,我们又怎么能如此在乎国际社会的奖励呢?
艺术是超越,而不是超脱。所谓“回归文学本体”,应该是从非人的东西向人回归,而不是人向非人的东西回归。易言之,无论超越还是回归都是现实的人生过程,而不是人以外的“文学自身的运动”。所以历史性、社会性、现实性等等,作为人的属性,也都无不是所谓“文学本体”固有的属性。这些属性愈是充实,“文学本体”也就愈是充实。正因为如此,我们有可能用同一个价值尺度,来衡量所有的文学作品。这个尺度就是为人类的进步提供了多少动力。正是以这个尺度为前提,我们强调当代文学的启蒙任务。
反对意见很精彩,也很有力。文学的价值取向是多元的,社会现实则比较单一,在单一的社会背景下提出的有针对性的启蒙任务就更单一了。因此它不可能成为文学的任务。特别是在当代中国,同“五四”时期相比,情况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不可能再像“五四”时期那样进行某种单一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因为这时即使是社会的价值取向也已经是多元化的了。“‘五四’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刚刚结束、一批知识分子从西方接触到一种近代文明的模式,然后希望将之搬到中国来。所谓‘科学与民主’实际上是属于西方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范畴。但就在中国进行这种比较单纯的启蒙的同时,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产生了多元的价值。”“当代世界多元的价值体系都在对中国社会产生着影响,我们就不能单拿‘民主与科学’这样一种单一的价值来对多元的现实进行启蒙。”这种意见之所以不对,主要是因为它误解了中国的历史和现实。
说封建社会在“五四”时期已经结束是不对的。当然,说80年代的中国仍然是封建专制主义也是不对的。新中国的诞生,封建政治制度和封建土地制度的瓦解,都是不可否认的巨大的历史进步。但是,我们确实没有来得及在思想文化领域把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进行到底。给我们带来如此深重的民族灾难,使我们陷入如此众多的生存危机的“极左路线”,作为封建专制主义的现代翻版,至今还在中国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或者把老儒学翻译为“新儒学”,或者把老权威变通为“新权威”,或者把权势集中说成是“民主集中”(“民主集中”又被说成是民主),把腐败说成是进步的代价……以期用共性来否定个性,用整体来否定个体,用规范来限制动力,用过去历史的积淀物来埋葬未来发展的动力因,用对外在给定的共同原理原则的崇拜,来压抑各个个人创造生活和支配自己命运的力量和可能性。总之是要用那古老的、“五四”以前就一直存在的、政教合一的一元化塔式结构,来熔铸每一个人的灵魂,阻碍改革的进程,阻碍人们为走出危机的深谷而作的努力。不论价值取向如何“多元”,我们所面临的这个阻力和危机是共同的。在它巨大的阴影下任何“多元”都笼罩着一层惨淡虚幻的和暂时的色彩。当“纯文学”论者们宣称封建主义已经在“五四”时期结束,我们没有可能再像“五四”时期那样进行单一的“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启蒙时,他们本来是应当注意到这个最基本的事实的。
也许注意到了,也许没有。无论如何,这个非文学的事实终将通过支配作家个人的命运和影响作家个人的思想感情进入文学,迫使作家们作出文学的选择。不论选择是如何的“多元”,同一时代的文学都将从同一时代的重心吸取能源。当代中国文学,就像一株开花的树,它无数伸向未来的、繁杂交叉的树枝,都无不从同一本根——我们灾难深重而又危机四伏的现实生活获得营养。这个根扎得越深,那些枝干也就长得越高,花和叶也就愈繁茂。这才是树木生命力的证明。离开了现实的大地,任何“多元”都将失去生命,而成为绢花、塑料花一类大一统单调生活的装饰品。
真正的(不是虚幻的)多元化植根于人类个性和创造力的充分发挥,它只有通过人的解放来实现。而人的解放是有其历史的和社会的前提的。换言之,其具体实践是以特定的生存条件为出发点的。离开了现实的前提和出发点,人的解放只是一句空话,多元化更谈不上。远离现实,躲在象牙之塔里编织一些五光十色的梦幻,而又要避开封建势力雄赳赳的猫须,以为这样能够实现多元,岂不是“更隔蓬山一万重”了吗?
所以文学的启蒙任务,这反封建的“单一”需要,是中国文学走向多元化的“单一”的通道。
“为艺术而艺术”、“回到文学本体”,这不仅是一种文学的价值观,而且是一种“人的”价值观。其最有力的论据是,只有为自身的艺术才能够保持作家的独立人格和创造的自由。但是,我们要问,如果连这个“自身”也是不独立的和不自由的,作为其表现的艺术又如何能既回避抗争又使“自身”获得独立与自由呢?这个“自身”在哪里呢?君不见当年的创造社诸公,在神圣的艺术之宫里谨守了几年之后,不但自己推翻了自己的主张,而且纷纷都成了围剿自己同道的“革命战士”了。就连以其桀骜不驯的独立精神使我们十分敬爱的鲁迅先生,在与瞿秋白、冯雪峰等人接触之后,也仿佛失掉了自我肯定的价值支点,令人困惑地赞美起“遵命文学”来了。如果说那是他们的时代使然,那么后来,例如巴金先生在《随想录》中深感痛心的那种种现象,去年《书林》第九期朱学勤的文章所揭示的那种种现象,则不能不引起我们自身的反思了。
反思也是一种启蒙,一种“人的”自我启蒙。启蒙是一种时代的需要,它的形式和内容也是多种多样的,多元的和多层次的。正如同封建主义精神奴役的创伤是多种多样,多元的和多层次的。所以启蒙的文学也不会是“单一”的文学。所谓启蒙,也就是启发自觉性,消除盲目性。在当代中国,正如“新权威主义”者所宣称的那样,存在着普遍的愚昧和盲目。这是不同形式、不同层次的愚昧和盲目。例如文盲和美盲;法盲和道义盲就都不是一回事。危机意识的缺乏和荒谬意识的缺乏,民主意识和生命意识的缺乏,也都不是同一层次上的缺乏,至于文学界的“诺贝尔情结”之类,更是一种在高层次精神领域存在的低层次盲目了。但所有这一切形形色色的盲目都有一个共同效应:为封建专制主义的存在提供了条件。
盲目就是黑暗,盲目就是牢笼。启蒙运动,作为一种广义的“扫盲”运动,其本身就是人的自我解放的现实的过程,就是推动我们超越现在走向未来的我们自身的力量的行进。它不同于例如民主运动或者自上而下的改革之类的革命的实践。它仅仅是一种文化的运动,但如果没有这种文化的运动与之配合,任何革命的实践都不会取得成功。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启蒙运动是文化运动中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其内容极为广阔:从普及教育到理论研究,从发出危机警报到实行新闻改革,从澄清历史事实到客观评价领袖人物,都无不构成对于封建主义的猛烈冲击。
文学的启蒙,不同于一般文化的启蒙。例如不同于科学的启蒙(普及知识)、哲学的启蒙(阐释生活的意义与人的价值),政治伦理观念的启蒙(行为规范的重新建构),和历史研究、新闻报道的启蒙(揭露事实真相)。文学,在其启蒙的意义上,主要是通过更新感受方式的途径,来提供人们以观察生活的新的角度,从而拓展人们的思维空间,提高人们的精神境界,激活人们原先沉睡着的同情心、正义感、创造力,即自我超越和推动历史进步的能力。作家并不高于读者,当他在暗夜中燃烧起那诗国的太阳时,被照亮的不仅有读者的心路,还有他自己的若明若暗的灵魂。
不同层次的启蒙之光,照亮不同层次的暗夜。在其他方面的启蒙之光无法到达的层次,例如对美的麻木和对痛苦的麻木,荒谬感和失落感的缺乏等等,文学的烛照也许可以达到它最隐蔽的角落。而当那些角落被照明时,其他的一些角落也可能都呈现出来了。所以文学的启蒙并不独立于其他方面的启蒙,文学的启蒙与其他方面的启蒙是互相渗透、互为补充的。这是因为审美的价值并非单一的价值,例如它不是单一的政治价值或者经济价值,也不是单一的科学价值、道德价值或任何其它价值。它是行动着和前进中的人对多种价值综合统一的而又主观能动的感性把握。正因为如此,审美价值之中必然包含着启蒙价值,美的追求必然与人的解放相一致,任何伟大的文学作品,都必然增强历史进步的动力。
文学家不仅仅只是玩弄技巧的语言大师,编造有趣故事的技术专家,他们首先应当是强烈地意识到时代赋予自己的历史使命的人文知识分子。面对着阻碍我们进步的强大的封建势力,更不能拒绝启蒙任务,用一个虚构的“文学本体”,来吸附和消耗无数优秀作者的青壮期精力,使之成为历史的非生产性开支。幸而这条现成的思路,始终没有规范出当代文艺思潮的主流。那从“五四”以来就开始积聚起来的、包罗万象如江河之浊,以致不知是固体还是液体的中国文学潮流,在封建专制主义大墙的堵截下分成了许许多多的回流,互相碰撞而又互相渗透,发出金属般钝重的音响。它来回冲刷着大墙的墙基,同时把水份渗透到每一块古砖的纹隙。沉闷的局面下有一种看不见的紧张。在其中,我们依稀可以看到,几代人为之而奋斗的新时代的曙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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