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4月9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警惕虚假的“高效益”
岁末年初,不少企业为1988年出现了“高效益”,实现利润大幅度增长而喜气洋洋。然而,一些经济研究部门的人士指出,1988年的经济环境具有很大的特殊性,有些企业的高效益水分可能很大。目前的统计口径,产值是以1980年的不变价计算的,而利税按现行价计算,两者之间没有可比性。
对于1988年的企业经济效益要作具体分析。有些企业的效益是虚假的,其中,一类是“涨价效益型”。这类企业叫嚷原材料价格上涨幅度大,可是他们的产品涨价幅度更大。同时企业行为出现了新的变化,由过去个别企业涨价向同行业垄断性涨价发展,于是,不费力便得来一大块效益。另一类是“速度效益型”。1988年出现抢购风后,一些工厂乘机把积压产品“大泻肚”,同时又开足马力生产,造成速度非正常加快。
有些企业在虚假的“高效益”面前沾沾自喜,放松了向内部挖潜求效益,而是把眼睛盯在盲目扩大再生产上,盯在产品提价上,为下一轮涨价埋下了种子。目前,企业承包、租赁,一般都是只包实现利润,不包产品提价幅度,不包百元资金利税率,这客观上造成企业追求产品涨价,不注重获取真正的经济效益。国家应当改进企业承包、租赁的考核指标,促使企业真正走低投入高产出的经营道路。
     (3月20日《经济参考》 顾万明文 高原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对“大家挖中央”不可小视
“工农兵学商,一起来经商,大家挖中央”。这是当今社会上流传的一句顺口溜。是非曲直,姑且不论。“大家挖中央”,指的是挖中央财政,挖中央金库。这里的“大家”其实决非人人有份,只是部分人而已。不过这部分人能量很大,危害极深,切不可等闲视之。试举数例说明:
一是私设小金库,把原属国家的收入置于自己的权力支配之下,逃避国家的财务监督。前些时,市场上保险柜一度脱销,即与此有关。中央三令五申严禁滥发奖金实物,一再要控制消费基金,特别是压缩社会集团购买力,然而,私设小金库仍层出不穷,避开银行现金管理的名目繁多的“奖金”仍不断流向各人腰包,大量实物发到各家各户。
二是劳保用品时装化、工作用餐宴会化、迎送客人轿车化。公费穿时装,宴会到处摆,有的地方已形成风气,甚至有人可以靠吃宴请过日子,自己不必回家开伙。这笔开销,有的进入成本,有的列入营业外支出,有的把福利基金挤入生产发展基金,生产基金不够用再挤入成本,最后还得中央财政付账。
三是偷税漏税。据说,个体经济偷税漏税达70%—80%,国营、集体、乡镇企业等也相当严重,都是明显地挖中央财政。
对挖中央财政行为,必须严肃立法、执法,坚决惩处,这是建立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不可缺少的内容。经济手段不辅以必要的行政手段和法律手段,经济新秩序是建立不起来的。
           (3月23日《新闻报》 徐日清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紫禁城的“诸侯割据”
通过限制参观人数等措施,故宫博物院破坏性开放的问题正在得到解决。然而,一般参观者所见不到的地方,还隐藏着一个鲜为人知的忧患:一个完整的皇家宫院,已被10个单位分割得支离破碎,总建筑面积15万平方米的皇宫,被外单位占据着3.5万平方米;9000余间古建筑,外单位占据着480余间。这些单位各自为政,昔日的宫廷禁地,今日已经成了一个大杂院,各种隐患威胁着故宫的安全。
分踞太和门左右的武英殿和文华殿,是故宫里两座著名的大型宫殿。如今前者是出国文物展览公司的办公处,后者的左右配殿和两侧门洞被国际友谊馆占用。举世闻名的午门燕翅楼,是文物总店的库房,午门下右掖门锁着历史博物馆存放的几只尘土覆盖着的破炮筒子。此外,曾用来供奉历代帝王画像的南熏殿,建于1914年的我国第一座专用大型文物库房宝蕴楼,皇太后们起居的慈宁宫西府,太和门南朝房等处,分别被革命博物馆、文物出版社、文物总店、徐悲鸿纪念馆等辟为仓库。
故宫,最大的、也是最危险的敌人,莫过于火。可是记者看到:西华门附近电缆环绕,木料杂陈,汽车出入;故宫西墙内,堆放着大量的木料;墙外,是锅炉房、车间、料库,露天存放着油桶、气罐,伙房的烟囱高过城墙,时时喷吐着浓烟和火星!
这种“诸侯割据”的状况直接影响着古建筑的普查、管理、保护和维修。为了紫禁城的安全,为了我文明古国的形象与声誉,改变这种状况已是刻不容缓了。
            (3月18日《北京日报》 张风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中小学音乐教育亟待改善
目前,不少地区中小学生音盲、半音盲的情况相当严重。最近浙江文化、教育部门对杭州的一些中小学的调查,就证实了这一点。
有关部门对来自172所小学的2192名初一新生进行音乐素质测试,从答卷看,不少学生不知道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作曲者;贝多芬成了“北斗风”,冼星海成了“细心海”,聂耳成了“泥尔”,华彦钧(阿炳)成了“老外”;在演唱形式一栏中,有的填写“低音、中音、高音”,有的甚至写成“坐着唱、站着唱、走着唱”……种种奇怪的答卷,让人忍俊不禁。测试结果,学生中音乐基础知识得A等的仅占1.5%,B等的占29.2%,而C等的竟占了51%,还有18.3%的学生得了D等。
这次素质测试反映出学生的音乐知识面很窄,识谱能力也很差,缺乏起码的音准和节奏感,许多学生对音乐这门听觉艺术听而不懂。
其原因,是长期以来忽视、轻视音乐教育。不少教师、家长、学生乃至领导认为,音乐课不会影响升学、就业,理所当然地属于“副科”。再加上不少学校缺乏受过专业培养的专职音乐教师,音乐课由其他学科的教师兼任。这就势必影响教学质量。
有关部门对此问题应引起关注,以求普遍地提高全国青少年的音乐素质。
          (3月22日《中国文化报》 宋玮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世界上有多少种语言
据苏联《今日亚非》杂志说,世界上已知的语言有5651种,又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调查报告,世界上有2759种语言。一般认为,世界上的语种约在2000—3000之间。有1400种以上的语言,或是根本没有被承认为独立的语种,或是行将消亡的语种。有不少语言原先是广泛使用的,现在已渐渐变成次要语种。还有约20种语言几乎无人会说了。在独立语言中,约有500种语言得到人们较为充分的研究,占全世界3/4强的语言仍然没有文字。
世界上使用人数超过5000万的语言有13种:汉、英、俄、印地、西班牙、德、日、法、印尼、葡萄牙、意大利、孟加拉和阿拉伯语。其中,有30个国家讲西班牙语,15个国家讲英语,13个国家讲阿拉伯语,9个国家讲法语,3个国家讲德语。
汉语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一种语言。
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少的语言是沃德语,只有50个人使用。
   (1988年第3期《风流一代》 顾盛杉文 马家骅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一些企业对大学生的需求为何由热变冷?
徐延哲在3月16日《新华日报》撰文说,近来一些企业家交谈时发现,有些企业领导干部对大学生的需求,已经由热变冷。其原因是:
一、认为富余人员已是一个包袱,不能再要人了。有的单位连分配来的研究生也婉言谢绝。
二、认为刚出校门的大学生没经验,还是立足自培好。“自培的人才要比没有实践经验的大学生管用,一用就能立竿见影;人才还得靠自己培养!”
三、认为现在的大学生思想素质差,要了麻烦多。有些企业领导人一听说要分来一批大学生,就摇头拒绝说:“咱们没有那么多闲功夫做他们的工作!”
四、认为本厂的产品单一,工艺简单,不要大学生也行。
五、一些企业干部存有私心杂念,坚持“武大郎”的用人原则。他们想的是:“录用了学历高、有知识的大学生,一旦他们有了工作成绩就会被提拔重用,咱们土生土长的干部怎么办?”
部分企业干部在要不要知识分子的问题上存在这些思想障碍,实质上是“知识也是生产力”意识的淡化。是一个值得深思的倾向性问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儒学对知识分子性格的塑造及其利弊
吴光在《天津社会科学》1989年第1期上撰文指出,中国古代的士——知识分子创造了儒学,而儒学也对中国知识分子(包括士大夫)基本性格的形成起了巨大影响。中国知识分子的政治操守、道德修养、生活习俗、思维方式、学术风格等方面,可以说无不打上儒学的烙印。
儒学提出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的政治去就原则,固然有守道不移、抵制专制淫威的一面,但毕竟是消极的抵制,有着明显的回避邪恶、明哲保身的倾向。这是造成儒家知识分子软弱性格甚至是政治投机主义的理论根源。儒学的道德哲学实质上是伦理本位主义,过分强调个人的社会义务而忽视个人的权利,这很容易被专制统治者所利用,而成为压制人性正常发展和合理需要的道德桎梏。其对知识分子的性格,也具有扭曲的作用,使知识分子在维持“五伦”秩序的道德义务下成为专制政权的工具。这也正是中国知识分子缺乏群体批判的自我意识的一个重要原因。儒家的知识论,尽管也强调“博学,审问,慎思”,并不排斥对自然科学知识的追求和掌握,但它从本质上说是一种道德知性而非科学知性,它所重视的知识和学问,主要是有关政治、道德的人文知识,其学习目的主要是为了“修己治人”、“平治天下”。因而在知识分子中造成了一种重仁义、轻功利,重人文、轻科学的传统性格及片面的知识结构。这势必妨碍科学知识的普及和提高,也是中国知识分子难以形成科学群体,造成中国科技落后的一个原因。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中国城市体系特点
中国城市经济学会会长汪道涵认为,我国城市体系具有三个特点:一、城市总人口已进入世界前列,但城市化水平不高。四个农村人口才能供养一个城市人口吃饭,一个城市人口要为四个农村人口提供工业产品及有关服务。二、技术和产业配置两极化。近现代技术和高技术,加工制造产业和新兴尖端产业,都集中在特大城市和大城市。而广大农村和接近农村的中小城市、小城镇,则集中着手工劳动、较低的工业技术以及主要提供初级产品的各类产业。这是我国百万以上人口大城市和县级以下城市数量众多,而中间城市不多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经济活动、物流、人流、信息流地区分布极不均衡,大城市过分臃肿的一个重要原因。三、城市结构和城市功能的趋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市已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仅作为工业基地、交通要道和国家各级行政管理机构所在地的局面。但由于产业结构彼此相似,建设规划大体相近,绝大多数城市结构格局和经济社会功能无大差别。
            (3月16日《社会科学报》 继尧摘)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西方专家谈
独生子女的好处
最近美国一项关于独生子女问题的重要研究证明,独生子女有许多好处。与多子女家庭的孩子相比,独生子女受到的教育更好,智商更高,社交能力更强。
长期以来,人们普遍认为,没有兄弟姐妹会使孩子过分以自我为中心。西方专家认为,这种观点毫无科学根据。美国得克萨斯州大学心理学家托尼·福尔波进行了数百项比较研究,认为“独生子女有两个显著特点,即自重和进取精神强”。独生子女的好处,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他们比多子女家庭的孩子能得到更多的父母之爱,物质条件也更好。此外,由于独生子女在家中没有伴,所以不得不外出找小朋友,为此从小就锻炼了他们的“外交才能”。
独生子女更多的时间是独处,这亦有好处。著有《独生子女的养育》一书的儿科医师卡帕尔曼说:“一般情况下,独生子女不容易合群,但一旦被一团体所接受,往往能表现出领袖才能。”
独生子女由于没有固定玩伴,只好靠想象来丰富自己的世界,从而点燃了创造之火。《独生子女手册》的作者斯朗说:“独生子女比其他孩子更善于开拓自己的天地。”
                (3月24日《青年参考》)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战抖的消费者
(一九八九年第三期《文汇月刊》 江帆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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