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专利事业的长足与跛脚
李琦 欧阳志国
今年４月１日是我国专利法实施４周年。
４年来，我国专利机构共受理国内外专利申请９万多件，平均年递增率达２７％。其中，１９８８年受理专利申请３．４万多件，比上年增长３０％，来自国外的专利申请数量比上年增长２３％。当年授予专利权１．２万多件，比前３年授权数量的总和还要多２０％。
专利管理机关在代理和审批专利的速度、质量上也有了长足的进步。全国各地已有专利代理机构４３５家，经考核合格的代理人４８００名，已初步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体系。
我国的专利制度为扭转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相分离的状况，促使经济工作转移到依靠技术进步的轨道上来，发挥了积极作用。正如欧洲专利局局长布兰德利先生所评价：“这个婴儿发育得很健康，全世界都能听到她的声音，令人感到惊奇。”
但是，一项新的事业总难免有缺陷和不足。一旦我们作一些调查和冷静的分析，不难发现我国专利事业的喜中之忧。
倾斜的专利申请结构
４年来，发明、实用新型和外观设计类的专利申请数分别占总数的３６．９％、５８％和５．１％。发明所占的比例由１９８５年的５９．５％，逐年下降至去年的２８．４％，只有实用新型类６５．９％的一半还不到。
在我国的专利申请中，最活跃的领域是家具、家庭用品、计算计数和医药卫生等小发明。而国外的申请则集中在信息、计算机、高分子化合物等技术领域。
统计表还反映了这样一个现象：个人发明专利申请所占的比例稳步上升，终于在去年超过了单位申请，占５２．７％。这一方面说明我国的专利制度鼓励了个人发明创造的积极性，但也反映出我国的企、事业单位对自己发明创造的产权，重视程度不够。
个人发明专利申请数量的猛增，从一个角度反映出我国科技水平的不发达。现代化大生产讲究协作。个人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高技术领域的发明可能性较小，只能搞一些日常生活的小发明，这种小发明投入生产仅限于“庭院式”的小生产。
同时，企业对专利申请的重视程度还远远不够。“一家成果，百家共享”，这种传统的意识在许多企业仍然存在，一些企业往往可以毫不费力地采用别家企业的技术。这也是造成专利申请结构不平衡的原因之一。
淡薄的专利意识
我国专利法诞生时，国内外一致盛赞：这是一部有特色的法规。然而从实施中看，不仅了解它的人并不多，重视并善于运用它来维护自己权益的就更少了。
更多的人把专利看成是一种“荣誉”而不是权利。你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广告：“本产品已荣获国家专利”。就如同获得“国家××奖”一样。这种误解很难怪罪于做广告的厂家，因为广大的群众也视之为当然。
一些人往往重视行政干预，不大理会专利权的法律效果。如果说在目前法律意识淡薄、商品观念不太强的国内市场，一定范围内的行政干预，还不失为一种机制，能发挥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在国际市场恐怕就不会再有它的容身之地。
航天航空部某机械厂从美国引进的复合塑料ＮＡＳ片材工艺，已在１１６个国家取得了专利保护。可在签订协议时，双方均未提及。当该厂已为此项目投资２０００多万元后，才偶然间发现。如果国内市场饱和，出口到专利国就要发生侵权。尽管厂家做了许多努力，但协议已生效，损失难以挽回。
类似的情况目前已发现多起。我们的专利意识似乎只有在触及自己切身利益时才被唤醒。这样下去，等到我们真正普遍具有专利意识时，损失真不知还要多少！
失调的专利实施
据抽样调查，去年我国的专利实施率约为３０％左右，与其它国家比较是较高的，但也存在着不可忽视的问题：
一是缺少专门的机构进行统筹管理。在商品经济不够发达、专利意识不强的中国，仅由市场自发调节，必然挂一漏十。
二是实施的项目中非职务发明多，职务发明少。这是因为非职务发明人在研究过程中非常注意它的可行性，同时又希望尽早获得发明的经济效益。而职务发明则往往被束之高阁。
三是在乡镇企业实施的项目较多，大企业较少。实施专利技术多的乡镇企业、小企业，往往由于资金、设备和技术不足而影响了产品的进一步开发，甚至不能达到发明人预期的目的，有些还浪费了原材料和技术。大企业由于灵活性不够，采用新成果动作迟缓，实在堪忧。
李鹏总理指出：专利法的最终目的是使发明创造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发明创造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只有通过实施才能产生。一些地区已开始意识到这个问题并组织企业专利实施集团。山东省的荣成县刹车装置总厂，１９８７年５月联合了５个乡镇企业、２２个生产点组成了荣成刹车装置专利实施集团。这是一种有益的尝试，但毕竟太少。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专题调查
经费缺口大 体制行政化 技术价值低 生活待遇差
农技人员的困境与出路
蒋建科 王玉堂
“远看像要饭的，近看像卖炭的，仔细看是农技推广站的”。这是时下对基层农技人员的一种夸张描述，却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目前农技人员的一些境况。最近，笔者在我国农业科技人员较集中的陕西省对农技人员进行了一次调查。
经费太紧。这是调查获得的第一个印象。１９７９年，该省财政收入是１９亿元，给农业单位的事业费是３．５亿元；１９８５年，省财政收入增加到２７亿元，给农业单位的事业费却减少到２．７亿元。以省农科院为例，多年来人均事业费一直是１８００元，除去工资和补贴外，没有多少钱用来搞科研。从前年起，省里每年给该院追加１００万元，人均事业费达到２５００元，但因以前欠账过多，缺口仍较大。各地、县农科所条件更差，有的每月出差费只有３元钱，甚至连买墨水的钱都没有，个别技术人员只得自己掏腰包去买。大部分农科所缺少基本的仪器设备，即使有，也已陈旧，精确性极差。可离开仪器，农技人员便无法施展本领。
科研体制行政化的局面严重束缚了农技人员的手脚。虽然各科研、技术单位都在内部搞了不少改革，某些方面有了进步，但新的体制尚未完全建立，旧体制仍在起作用，基本上还是“大锅饭”。由于受编制、物质条件、社会舆论诸多因素限制，人员优化组合、人才合理流动无法搞起来，想要的人进不来，不合适的人不想走，缺乏自我调节能力和为经济建设服务的内在动力。晋升职称仍旧看年限，齐步走，在评审中还存在重科研轻管理、重论文轻实践的偏向，导致许多科技人员不愿下基层，不愿搞管理当领导。
农产品价格体系不合理，导致农业科技投入与收益失衡，对技术进步缺乏推动力。由于受季节、气候等多种因素影响，农业科技成果的研制周期长，投资大，凝结着科技人员更多的劳动，理应得到较高的技术报酬。但实际上，尽管农业科技成果在宏观上有非常显著的经济效益，可在微观上的经济效益不显著，因而农户对这些技术的需求并不迫切。如果搞无偿服务，农户还比较欢迎，若搞有偿服务，除个别经济作物外，大宗作物的技术服务根本行不通。县、乡两级政府虽然急需农业技术，但限于经济条件，有偿服务合同往往不能兑现，使得刚刚兴起的一点技术市场又萎缩下去，许多农业科技人员不得不改行，造成人才浪费。
农技人员工作条件艰苦，引出一系列社会问题。农业科研、技术推广部门一般都在城郊、乡镇，青年科技人员找对象难是最突出的问题，即使在外地找到，因不好调动工作，也只好改行调走。子女就业机会少则是影响中青年科技人员的最主要因素，仅省农科院就有待业青年２００多人，有的一家有两、三个待业的，有的已待业三、五年，成为科技人员沉重的包袱。这使农业科技人员的社会地位不断下降，反映到高等农业院校，表现在报考农学类院校的学生数量在锐减。据某农学院统计，１９８２年，第一、二志愿报考该院的考生高达８０％，到１９８６年已降到１２％。
有关专家认为，要解决这些问题，首先应从“大气候”上着手，制定相应政策法规，真正从报酬上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从农业这个“小气候”上讲，应尽快增加对农业科技的投资。目前世界各国几乎都是国家办农业科研，连农业最发达的美国也是如此。限于国情，我国农业科技商品化的速度不会很快，因此，农业的科技投资主要由国家承担，今后农业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国家给农业科技的投入。其次应考虑给农技单位制定一系列法规和相应的配套政策，深化改革，充分挖掘人才潜力，支持课题主持人开题论证，主持人与参与人要实行优化组合，双向自由选择。这中间，关键是要有敢于带头改革的领导者并对其进行必要的法律保护。在此基础上，应鼓励支持农技人员在完成国家任务、不影响正常科研的同时，利用自己的优势自营创收；允许农技单位经营一些与技术配套的生产资料，不断发展、壮大科技力量，形成良性循环，更好地为农业生产提供服务。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现行教材需要“换血”
江苏省沛县杨屯中学 解恒宪
在讨论“新的读书无用论”时，人们忽略了一个重要原因——现行教材本身存在的问题。
世界现代史已充分证明，教育是现代化的关键，应该始终走在现代化的前面。因此，教材必须是新知识、新科学的结晶，是最先进的认识方法，这样它才能对现代化的进程发挥出巨大的促进作用。我国现行的教材在现代化进程中的地位和作用是怎样的呢？
现行教材最突出的特点是以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为重点的“双基”教学，这是针对以往教材追求偏题、难题、怪题，死钻牛角尖的现象，为打好牢固的知识基础而制订的有效方针。可是它在最近几年的“教学改革”中却被抬到“唯我独尊”的高度，使知识成为金字塔式的稳定结构，每一层知识都是上一层知识牢固的基础。这种层层递进的教材结构，致使教材的目的极为单一：读小学是为了上初中，读初中是为了上高中，读高中是为了上大学，大学的教材除少数专业知识外，更多的知识是为了研究生的学习打基础。这类教材的优点是使培养出来的学生知识牢固、全面、易向高层发展。可它的弊病是使那些成绩一般、不能升学的学生感到学习无用，产生厌学心理。现在教育上存在的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便和教材本身的这一特点有关，有人提出以注重“双基”教学来克服片面追求升学率的现象，只能是越渴越给盐吃。
现行教材内容较为原始，除少数新知识外，大多数是人类本世纪前的研究成果。这种原始陈旧的知识内容和爬行式的认识方法，和当前科学文化日新月异、飞跃式的发展极不相称，致使书本知识在生产应用中效率甚微，甚至无用。
现行教材的陈旧性使它缺乏强烈、鲜明的时代性。日本明治维新时，各类学校的教材是引进、传播民主和科学等现代文明的主要渠道，西方文明中的各类思想、哲学、艺术、科学技术通过这条渠道源源不断地涌进来，为日本进入现代社会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如今改革开放、实现现代化的进程中，我国的教材发挥着怎样的作用呢？如果做一个统计，不能不让人大失所望。初中６本语文书（新编），计２００课左右，各类外国文章才十几篇，具有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更少。高中语文中，外国文章的分量虽有所加重，但民主的、科学的和当代的亦很少。大学里虽开设了各类外国文化科系，但主要还是古典的。在青年人的“参与”意识越来越强烈的今天，这种远离时代的教材又有多大的作用和多大的吸引力呢？因此，应对现行教材进行一场换血式的革命，如将电子计算机、速算法、快速记忆、电化教学技术等更为实用性的认识方法、教学手段引入教材（现行教材对此一直是排斥的），用以代替那些原始、笨拙的方法和手段。有了这种充分吸收世界先进文化和新科学、新知识并富有中国特色的教材，再配合整个教学改革和全社会努力，定会有助于制止“读书无用”的歪风。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要树立科学的知识价值观
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高教室 柯佑祥
对知识价值的错误认识和失当期望，导致高校“新的读书无用论”的兴起。
所谓知识价值期望是指人们对知识能够满足人的需要所抱的期望值。由于人们对知识价值认识的不同以及知识价值的内在区别，知识价值期望给人的影响亦是不一致的。许多大学生在看书学习之前，首先考虑的是这种行为的意义、作用，值不值得自己去花费时间及精力。如果某种知识的学习能够满足大学生的某种愿望，并满足得恰到好处，那么，他们就会提高学习知识的自觉性，乐意投入时间及精力。
有的大学生可能会因为某种知识不值钱，掌握再多也“富”不起来，因而荒废学业。他们把知识的经济价值作为衡量知识价值的唯一指标，把知识与金钱片面、孤立地进行比较，因而丧失学习知识的动力。对大学生来说，由于其所学知识将来不能给他们带来可观的经济收入，实际上也就降低了大学生本人的“经济”价值即挣钱的本领，这种自我“经济价值”的降低必然导致大学生厌学。
这和教育的周期长有关，学生所学的知识并不能像他们期望的那样，立竿见影，而要到实习或参加工作以后才能得到运用；更何况即使到了那时，也并非所有的知识都具有使用价值，产生效益。因为大学的许多课程是为了提高学生的素质而开设的，这是他们进一步学习、以后工作都不可缺少的，也不是能用金钱来计算的，因此，必须让大学生树立正确的、科学的知识价值观，放眼将来，努力学习，利用在校时间打下坚实基础。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学界剪影
中华民族需要建设性的理性
——两代人中间的李泽厚
本报记者 祝华新
自从教条主义丧失在国内学界的统治地位，道术为天下裂，笔墨之争煞是好看。转眼１０年过去，从经济学到文学评论，年轻一代翼然而起，宣称真理标准讨论时期的老一辈学人已经完成可敬的历史使命，毫不谦虚地在学术讲坛上“抢班”。自然也有后生学子向“积淀说”和“主体性实践哲学”的始作俑者提出挑战，轰动一时后却发现这位“美学尊神”的地位远不是那么容易撼动。这位“尊神”就是５８岁的李泽厚，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早在５０年代关于康有为、谭嗣同思想的研究中，北大哲学系的高材生李泽厚就表现出对“接受模式”的叛逆倾向。３年前他对“五四”以来的中国思想史和文艺史作孤军深入的重新勘察，以一曲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征服了莘莘学子。他的著作摆上了街头的个体书摊，摊主拉长嗓音叫着“李泽厚、托夫勒、弗洛伊德……”风光之至，虽然老派的学者听了不免摇头。
可是，他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引起一些青年的失望。着眼于“为整个人类和世界的未来探索某些东西”，他较高估计了民族的伦理、审美遗产，却被疑为“新儒学”的同道，“背叛了自己”。他不得不郑重为文，与“新儒家”们划清界限。
“我和青年朋友的分歧是两个问题，一个是关于非理性，一个是关于彻底反传统”，李泽厚说。一位博士生带着“感性生命的强烈冲动”，在一本畅销书中“与李泽厚对话”，抨击李泽厚“从来就缺少‘怀疑一切’的批判目光，缺少与传统观念实行彻底决裂的叛逆精神”，体现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格弱点”。李泽厚迟迟未作回应，理由是从这类批评中他发现只是“一种情绪性的东西”，找不到“真正的理论挑战”。“作者发泄了年轻人对很多东西不满、愤怒、苦闷的反抗情绪，恨不得捣毁一切。我非常尊重年轻人的这种情绪，但何必用理论去面对或消解这种正当的情绪呢？”
但他忍不住还要说些话：“目前年轻人中流行一种彻底反传统的现象，在某种程度上与红卫兵现象近似。当年的红卫兵那么狂热地‘砸四旧’、反传统，也是认为要产生一种新文化必须把旧文化彻底铲除掉。这种激烈的非理性的情绪反应冲力很足，有很大鼓动力量，但不能解决什么问题，很可能是一种破坏的力量。中国需要的是建设，而不是破坏。以前上上下下总讲‘破字当头，立在其中’，但并没有真正立起什么来。乱骂一通很容易，要正面作点学术建设却没有那么简单。中国缺乏的是建设性的理性，而不是非理性。”
作为学者，李泽厚说自己不喜欢很多太富于情感的词，认定那些是“不科学的语言”，也不赞成那种“只有我对，你们都要不得”的心态。他希望提倡一点卡尔·波普的“你可能对，我可能错，让我们共同努力以接近真理”的精神。“中国现在最需要建立的，正是这样一种现代的宽容的、多元的心态。”
这几年李泽厚一直在鼓吹多元化，反对思想文化定于一尊。他本人坚定地主张理性，却又较早地介绍过国外的非理性主义。对青年人中从政、经商、“玩文学”、“托派”（考“托福”出国）、“麻派”（搓麻将）等纷乱的趋向，他以为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他强调，在现代社会，人们可以选择忧国忧民的参与，也可以注重做好自己的本份工作，或者只想把自己和小家庭搞好。肯定多元化的本身就是推动多元化的一种方式。当然，他也寄希望于经济的多元化和政治的多元化，并通过法律制度把多元化确定下来，使之不可逆转。时值“五四”运动７０周年，李泽厚捻出８个字——“多元，宽容，理性，法制”，以期把“五四”传统“落实到现实生活各个领域中去”。
李泽厚本人的治学似乎也是多元的。他以美学起家，却一度扎进康德哲学。不过国内哲学界多不认他为同道，直到几个月前他被大师荟萃的巴黎国际哲学院选为院士，好像才正式验明哲学家的身份。至于那扫描２０００年的３部思想史论，更显得他在学术上“用情不专”。他曾自恨对现代自然科学没有发言权，否则笔下将“另是一番天地”。他自认没有“就四个字写上数万言”的本领，所以“从来不想做一生治一经的专家”。
有一次，他与小他１０岁的朋友刘再复同慨：“我们正处在两代人的中间，一方觉得我们走得太远，另一方则觉得我们太保守。”
海外有人说中国学者中能真正走向世界的就数李泽厚，海内学子则耿耿于怀要超越他。他本人呢，虽然意识到“希望属于下一代”，愿“为王前驱”，但还是扬言“现在不认输”。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呼声
购买教学用具何其难
近年来，市场上教具紧缺，非常难买。上学期，我们学校圆规、三角板等数学教具不够用，三次派员到绍兴城里购买，可是跑遍整个绍兴城，问遍大小文具店和百货商店，均无货。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啊！无奈，我们几个教师只好轮流共用一副圆规、三角板上课。这样，不仅不方便，而且有时还打乱了正常的教学程序，影响了教学。
本学期开学后，我们再次赶到绍兴城里购买教具，但仍未能如愿。不仅这几种教具，其它一些教具也常常出现短缺。为了搞好九年制义务教育，提高教学质量，我们恳切希望有关部门和商店能为下一代着想，为教育办些实事，提供必要的教学用具，给教学以方便。
浙江省绍兴县斗门镇三江中学 陈大进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克塞”帽风行质疑
谢宝东
春节过后，山西省城太原街头，成千上万的儿童头上陡然戴出一顶顶红、黄、蓝、绿的头盔来，形状与骑摩托者所戴的头盔相似。一时间，此风弥漫，大有压倒一切儿童玩具之势。
这是一种什么风气？起始缘何？
带着这些疑问，记者走访了太原市几家最大的百货商场。
这种儿童头盔又叫“克塞”帽，名出山西电视台春节期间开始播放的５０多集日本科幻电视连续剧《恐龙特急“克塞”号》。该剧中有一个威力超常的人物“克塞”，戴头盔，握激光枪，威武俊猛，常常在危急的时刻由人操纵出击，将侵犯地球的外星怪魔杀得大败。
商人的灵敏度往往超过常人，他们让工厂赶制出一批又一批儿童头盔，瞅准时机，大量投放到了太原市场。据商场的售货员透露，这种儿童头盔的货源主要来自河北霸县和浙江永嘉县两个厂家，也有个体商贩粗制滥造的“赝品”。往往在一个商场内，竟有玩具部、鞋帽部、五金部等几个柜台同时销售。这个柜台卖河北货，那个柜台卖浙江货，此消彼长，竞争激烈。厂家的推销员都是主动送货上门，开始商场似有忧虑，担心销路问题，但巧舌如簧的推销员竟声称邻近北京的某一个大城市有明文规定，儿童不戴头盔不准上街，似乎真有其事。加之有电视剧《恐龙特急“克塞”号》潜移默化的影响，销路很快打开，竟自收不住了手脚。直到３月下旬，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了，形势才有所趋缓，但头盔仍然没有滞销。
在太原新开的大商场天龙商场内，记者跟一位年轻人聊了起来：“给孩子买的吗？”我指指他手中的一顶红头盔问道。
“没办法，孩子闹得不行，我正好来太原出差，顺便买一个回去。”
“您在哪里工作？”
“太谷县农机五金厂。”
“一个头盔１０元钱，贵不贵？”
“贵也没办法，我的孩子才３岁，可每晚一看《恐龙特急“克塞”号》，就成了家里的“皇帝”，谁也不准出声。白天到了幼儿园，见到别的孩子戴了“克塞”头盔，回家就闹着也要。我们县机关幼儿园几百个孩子，有一半都有这种头盔。”
“县城里没有卖的吗？”
“有，但比太原贵些。”
在省二轻商场，记者问一位售货员：“这种头盔对儿童身体有没有坏的影响？”
“怎么没有？电视上都说了，头盔是聚乙稀塑料制品，属含毒物质，孩子们每天手握头戴，能不影响身体？”售货员说得似乎很有道理，“再说天气转热，天天捂着头盔，也不通风。”
有位售货员告诉记者，听说太原有个孩子戴着头盔，模仿电视台中“克塞”的模样，竟从四楼阳台上往下跳，结果坠楼身亡，造成一出惨剧。在山西大学，一个年轻教师说，他们办公室里一个教师的儿子，学着“克塞”的样子，从椅子上“飞”到了地面，脸部被擦伤一大块皮。任凭你走到哪里，只要一与人谈起“克塞”帽，人们不但非常熟悉这个新名词，而且往往都有故事讲给你听，其影响可从中略窥一斑。
据有关人士分析，目前“克塞”帽在太原的市场已趋近饱和，销售旺季已过。但是，这股势头却正向全省各县城铺开，如果不受天气转暖和舆论引导的影响，估计还会大有市场。我听后则暗里寻思，但愿不要再听到孩子们为表现英雄气概而从楼上、桌子上往下“飞”的惊险故事了。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北京市中小学校操场被挤占情况严重，城近郊8个区1141所中小学校只有10块正规的400米跑道田径运动场。90％以上的学校，学生人均活动场地不足2平方米，很多学校只好把胡同、马路当操场。
图为宣武区铁门小学的同学们正在繁华的菜市口大街上体育课。
李雅清摄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乡长“罚跪”
——怎么都跪着？
——乡长家办喜事把课凳搬走了。
姬朝晖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