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观其行不必听其言
章明
不久前《人民日报·大地》（２月２７日和３月１７日）先后发表了舒芜和楼适夷同志的文章，对照读来，饶有兴味。特别是楼文，寥寥数百字，妙趣横生。“观其行而不必听其言”，一语道破，读后颇有同感。
在我国历史上，人们特别看重“气节”、“风骨”，对文人尤其如此，这应该说是一个好的传统。这也并非苛求文人，倒是格外看重的意思。因为文人的肩头笔下寄托着民族的尊严和人类的良知。“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只有那些有骨气的文人才能得到如此崇高的褒扬。秦桧中过状元，自然长于诗文，但可曾有一字流传下来？史称“严嵩入词垣，负才名，著《铃山堂集》三十五卷”，现在恐怕大图书馆也难以找到这部书了，倒是《打严嵩》一剧常演不衰。钱谦益是明末的文坛领袖，但自从他以“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兼翰林院学士”的尊衔率领南京众朝官迎降作伥之后，就声名骤落，“为士林不齿”。钱谦益晚年与族弟书云：“少窃虚誉，长尘华贯，荣进败名，艰危苟免，无一事可及生人，无一言可书册府。”这些倒是真心话。之后被征召降的大诗人吴梅村虽然恶名稍逊于钱，但也自愧终身，晚年作词云：“故人慷慨多奇节，为当年沉吟不断，草间偷活。艾炙眉头瓜喷鼻，今日须难决绝。脱屣妻孥非易事，竟一钱不值何须说！”他们二人说的几乎完全一样。更出奇的是，不但当时的明遗民鄙弃他们的诗文，就连清初诸帝也不例外。乾隆就骂钱谦益，说他“本为一有才无行之人，前明时身跻?仕，本朝定鼎之初率先投顺，大节有亏，实不足齿于人类！”又写诗挖苦他：“平生谈节义，两姓事君王。进退都无据，文章那有光？……”
我还是相信“文如其人”的。既然文章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就很难不流露出真心来。作者当然也可以说假话，但文章越假就越容易被读者看破其人。汪精卫的那首七律也不足为奇，全诗情调低沉，即使就诗论诗也可以看出作者彷徨悲观的心情。末两句“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平生未尽心”和文天祥的“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相比，简直不可同日而语。
我有一个小小的读书“秘诀”：凡文章，不论观点正误，文词工拙，只要是出于真诚的就不妨一看。而如果虚张声势，色厉内荏，巧言诡辩，浮词掩饰，那么作者必定心中有鬼，他说的也决不是真心话。这样的文章就是不了解作者的为人，也不必看下去了。
第8版(副刊)
专栏：
鲁迅谈“猛人”被包围
张琢
鲁迅说，他的杂文，阅历尚浅的青年是不大容易读懂的。但他又将中国的希望寄托于青年——虽然“青年也不能一概而论”。这里谈的就是鲁迅留给爱国志士和青年朋友们的一道政治难题。鲁迅说这个问题解决了，“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现在是到了索解的时候了——如果改革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改革不是白费，至少也是半废。
这道题出在１９２７年写的《扣丝杂感》中。鲁迅写道：在中国，无论是何样人，一成为猛人（这是当时广州的常用话，其中可以包括名人、能人、阔人三种），则不问其“猛”之大小，他的身边便有几个包围的人们，围得水泄不透。那结果，在内，是使该猛人逐渐变成昏庸，有近乎傀儡的趋势。在外，是使别人所看见的并非该猛人的本相，而是经过了包围者的曲折而显现的幻形。假如我们能有一种机会，偶然走到一个猛人的近旁，便可以看见这时包围者的脸面和言动，和对付别的人们的时候有怎样地不同。我们在外面看见一个猛人的亲信，谬妄骄恣，很容易以为该猛人所爱的是这样的人物。殊不知其实是大谬不然的。猛人所看见的他娇嫩老实，非常可爱，简直说话会口吃，谈天要脸红……他说，凡知道一点北京掌故的，该还记得袁世凯做皇帝时候的事罢。要看日报，包围者连报纸都会特印了给他看，民意全部拥戴，舆论一致赞成。直要待到蔡松坡云南起义，这才阿呀一声，连一气吃了二十多个馒头自己都不知道。但这一出戏也就闭幕，袁公的龙驭上宾于天了。包围者便离开了这一株已倒的大树，去寻求别一个新猛人。
因此，鲁迅曾想做一篇《包围新论》，先述包围之方法，次论中国之所以永是走老路，原因即在包围，因为猛人虽有起仆兴亡，而包围者永是这一伙。次更论猛人倘能脱离包围，中国就有五成得救。结末是包围脱离法。——然而终于想不出好的方法来，所以这新论也还没有敢动笔。鲁迅不是圣人，而是一位真正实事求是的思想家，想不出来就不硬写。所以他恳请“爱国志士和革命青年幸勿以我为懒于筹画，只开目录而没有文章。我思索是也在思索的，曾经想到了两样法子，但反复一想，都无用。一，是猛人自己出去看看外面的情形，不要先‘清道’。然而虽不‘清道’，大家一遇猛人，大抵也会先就改变了本然的情形，再也看不出真模样。二，是广接各样的人物，不为一定的若干人所包围。然而久而久之，也终于有一群制胜，而这最后胜利者的包围力则最强大，归根结蒂，也还是古已有之的运命：龙驭上宾于天。”（《鲁迅全集》第３卷，第４８６—４８８页）
毛泽东是十分称道鲁迅的，他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就一气用了七个“最”来形容鲁迅。他要用自己的实践和理论来写出鲁迅未能做出的文章。他说他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一问题的方法，那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但这“大民主”其实不过是“奉旨革命”，革的对象先得靠他“明察秋毫”察出来，然后通过亲信示意，由小将们去揪出来，否则，炮打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便要闯下大祸。可见还是老谱，不过枉然绕了一个“大民主”的弯子，那结局是大家都看到了的。
物反于极，中国的改革正是在“文化革命”后的绝境中开始的。痛苦的教训和改革为我们索解这道难题打开了新的思路和前景。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老是在“猛人”身上打主意，而要建立起有效的民主和科学的决策和监督制度。这就要根本改革“家长制”和“一言堂”的传统社会政治结构，确认人民的基本民主权利，建立和健全普选基础上的人民代表制度，使民主制度化、法制化。同时，发挥新闻自由和学术民主在现代社会民主监督和决策过程中所具有的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从而逐步实现从传统的个人感召权威向社会法理权威的过渡，使人民真正获得民主，也使“猛人”摆脱被包围的厄运，使善包围的乖角儿无以施其伎。这当然不一定就是万全之计。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坛风景线
映泉小记
周桦
映泉成了专业作家。有人说他这辈子找了个好门路，有人说他该有吃这碗饭的命，他却说活得好累。
他早就应该去武汉的，可他偏偏在湖北省远安县的乡下盖了一幢两层的小楼房。有人说他是为了更好地体察劳动人民的生活和疾苦，有人说他是为了光宗耀祖，他却什么也没有说。
白天，他在家乡的山山水水间转悠，有时又在公路边呆呆地看着来往的车辆和行人。认识他的都和他打招呼，他也举手示意，可人家走远了他还不将手放下。
晚上，他关在屋里写作。有时三更半夜，他突然慌慌张张地到外面收衣服，当发现月亮和星星正对着他笑时，便十分不解：刚才分明听见打雷下雨，怎么平安无事？
有时，他就那么坐着，双手撑着头，从中午直到晚上。
这十年，他出版了短篇小说集《维纳斯闯进门来》，写出了长篇小说《桃花湾的娘儿们》《百年风流》、《百年尴尬》、《百年混沌》（待出）、《鬼歌》等等。可他忘不了生他养他的这块土地。
初中未毕业他就进了县花鼓剧团，在剧团里学过绘画，拉过二胡，也唱过剧，还当过好几年“反革命”。最后他选择了写剧本。可当他发现自己写的剧本获了奖而被派去领奖的却不是他时，他决定改写小说。现在终于有了成果。他说只要家乡的老少爷儿们和娘儿们高兴就行。
他想永远生活在家乡，可他又不得不带着妻儿、老母去武汉居住。他将积累了几十年的那点可怜的家产分给了他的两个种田的弟弟，却把一个破旧的碗柜装上了车。他说那是在他受苦受难时几个穷朋友送给他的。
正月初六的那天早晨，太阳出得很好。即将离别生活了４３年的家乡，望着那沉默的山水田园和热情祝愿的故乡人，写出了近３００万字作品的映泉，说出来的竟是三个莫名其妙的字：也是的。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远行
段和平
列车，
在急促地喘息，
烘托一种氛围，
我即将远行。
在为我而涌动的，
惜别的浪潮中，
有一双白鸽般美丽的小手，
还有一排雄健的青铜手臂。
在许许多多飘飞的头发，
与挥舞的眷恋之间，
我的目光，
绝不会凋谢。
我已获得
一种深深的慰藉，
人生，骤然变作
三月的雨滴……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漫笔二则
一
刚刚闭幕的人大与政协会上，有人提出改革遇到困难，人民与政府正应共同协力，整顿、治理，克服困难，光发牢骚，是消极的，无补于实际。牢骚不好，我很同意。最近为一友人打油，就劝他“肠莫断，寿要高”，必有一天我们的心情是会舒畅的。“骚”，本训为忧，牢，亦有忧意，今多引申抒发不平者为发牢骚。故牢骚有时也有忧的意义，不都是消极的，要看怎样发，听的人怎样听。
我国古典文学伟大作品屈原的《离骚》，就是一篇忧国忧民的艺术性极高的大牢骚。但它不仅成为中国千古名著，数千年来教育了我国爱国爱民之士，甚至使作者成为最大的世界名人之一，也教育了全世界的读者。
即在今代，也有人说，抗战期内，国民党政府封闭我陕北抗日民主根据地，企图扼杀人民力量，我党中央发动了“精兵简政”，搞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冲破了反动的封锁，这是听了延安一位地方人士的牢骚起头的：“我们这么一块小地方，穷地方，来了那么多抗日的部队，和全国投奔来的抗日青年，都要吃小米，怎么得了？”（大意，原话还说得难听些。）是一句牢骚话，但听的人并不疾首蹙额，而翻然有所启发，却使牢骚大大有利于革命，有利于人民的利益，从牢骚中吸取了力量。
二
光阴正快，一九八九年三月也过去了。“三·一八”那一天，只在早上广播，晚上电视的广播员口里提了一句六十三年前的今天，北京执政府前有一场对青年学生与市民群众的大屠杀。另外报纸只见到《消费时报》有邵燕祥的纪念文字。这日子好些年轻人几乎已不知道了，知道的人也淡忘了。倒是有什么报，早几天已发表了段祺瑞后人的回忆，似乎为他先人翻案。说下令杀人的不是段祺瑞，那时他正和人下围棋，一心对付黑白子。有人来报告，大门口来了许多学生闹事。他一边下棋，一边说：“好好劝走，不可动武”。一会儿就听到了外边的枪声大作，原来是个姓贾的下令开枪，出了大事。贾来向段汇报，段氏大怒，摸了摸自己的身边，恰巧没带手枪，就说：“这回恰巧我没带枪，要不马上把你一枪打死”。堂堂执政府，门前府内，有的是枪，偏偏执政自己没带，于是贾乃无恙，依然是在执政府内发号施令的大官。
“三·一八”不仅被人忘怀，而且还有人出来为段祺瑞翻案了。如此这般以“回忆”之名行翻案之实的文章，报刊杂志的编者难道不该慎之又慎吗？
楼适夷
第8版(副刊)
专栏：
绿荫（中国画） 刘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