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上”与“下”的震荡
——湖北省直机关干部交流到基层的心态
新华社记者 方政军
蛇年伊始，瑞雪给湖北省武汉三镇披上了银装。然而，一场关于干部交流中上与下的议论却成了三镇的“热点”，在人们心中引起震荡。
春节前，中共湖北省委作出决定，从省直机关选调一批优秀处、科级干部交流到地、市、州、县任党、政副职。对这些交流干部的要求，除了有事业心、作风好、党性强、勇于改革、工作有能力等政治条件外，还要各种关系随转，家属户口随迁！如果换届落选，就地当“老百姓”。
一石激起千层浪。这个消息首先在省直机关引起震动，它意味着“官”升一“品”、风险伴随，若是政绩平平，丢了乌纱帽，全家又回不了大城市……
“人生能有几次搏，而立之年，正是干事业的好时光，该下快下，切莫迟疑！”
“这小子划得来，在省直机关排队，十年媳妇熬成婆，这不，一下子混上了副专员！”
“搞几年，‘镀层金’，再回省城也不迟嘛！”
“不行！你下去没有后台，没有‘关系’，将来万一换届落选，全家甩在下面怎么办？恐怕追悔莫及哩！”
“组织部尽出‘馊点子’，要下就当事人下，何必要全家下，是不是出风头？”
当各部办委厅局拟定的２７名正处和７０多名正科级干部名单汇集到省委组织部时，戏剧性的情节出现了：
一干部说，他的爱人神经官能症复发了，有医院证明；
某同志向上级报告：他老婆的心脏病患得厉害了；
有位夫人半真半假地对丈夫说：“你要下去，我们就干脆离婚！”
较客气的家属则表示：“他当他的干部，我干我的工作，为什么还要女人成为男人的附属物？！”
街谈巷议、沸沸扬扬。湖北省委组织部三次广泛听取群众和本人意见，在自愿报名的基础上，对各单位推荐的交流对象全面深入考察，主管部门的领导和组织部的同志与他们开展交心谈心。决心、信心、顾虑、困难、建议、要求，都可以敞开思想，掏心里话，对党、对组织，毫不保留。
思想隔阂、实际困难，在交心的过程中得到互相理解和相互支持。大多数参加上下交流的干部都怀着强烈的愿望，决心到基层去拚搏，去建功立业！在家庭与事业的天平上，他们中多数人的信念经过一番痛苦的斗争和较量后又得到了升华。
李宗柏，一位３８岁的共产党员，眼睛里透出自信的目光。这位省计划委员会办公室负责人，在机关干部一二轮投票推荐中总是名列前茅。省委常委决定让他去担任宜昌市副市长时，李宗柏并不惊讶，因为他了解，宜昌是一个新建不久的中等城市，条件比较艰苦。他的态度是：个人服从组织，小局服从大局。这回下基层，对他来说，爱人要丢掉省政府机关事务管理局的理想工作，儿子要离开全省第一流的重点小学，还有三室一厅的漂亮住房。
“平稳，安宁的生活要打破了，适应新的环境有思想准备吗？”面对记者的提问，李宗柏同志诉述了他内心卷过的激烈旋涡。“有人说，‘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既然是优秀干部，在省里照样可以提拔，为什么还要往下搞？’也有人说，‘你在机关基础好，在省里提个副厅级不是比下去更保险吗？’在社会舆论面前，在党需要我的时候，我的回答是：人不是为了当官，因为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事业在基层！”
程正义是省石油公司的一位科长，今年３７岁，人很精明，他在公司月工资除去补贴是１６６元，而到谷城县去任副县长上浮一档也只１２２元。他们夫妻分居４年多，爱人前不久好不容易才调到省商业厅幼儿园工作。刚刚安定下来的小家庭，一纸通知又掀起了波澜。他征求爱人的意见时被爱人甩了三句话：“第一，你下县城工作是好事；第二，我不拖后腿；第三，我不跟你一起下。”这时，三朋四友、同乡同学都来劝程正义了：“为了小孩的前途，你不能下，将来在省城读大学也方便些，起码录取分数线比地县低”、“来大城市不容易，你要三思而行！”“起码小鬼（孩子）户口不能下”。面对工资收入的减少，家庭的实际困难，在同省委组织部同志谈心以后，程正义表示：干工作不仅是为了钱，对经济收入减少一些能正确对待，不吃大亏就行。同时，省委组织部和谷城县也妥善安排了他爱人的工作，尽量照顾工作对口和家庭生活。对此，程正义感慨地说：“人要通情达理，别人下去加工资，我却是减工资，开始是有些想不通，但为了顾全大局，个人作些牺牲，受点经济损失算不了什么。”不久，他高兴地告诉我，他爱人已满口答应，马上就搬家，夫妻双双下谷城。
唯一由副处级平调下基层的是省检察院的罗海峰，他身边的同事对他为什么要平调下去也不理解。３３岁的小罗自信地回答：“我要用自己的行动向‘能上不能下、能城不能乡’的观念作出挑战，图的是在农村这个广阔天地里干一番事业！”
张牢生，一位革命老干部的儿子，是在监狱里出生的，如今已是省委组织部的调研处长。这次省委决定让他担任咸宁行署副专员，张牢生的爱人也乐于放弃省财办商业处副处长的职务，和他一同打点行装。有人背后悄悄地议论：“他们夫妻俩有背景，将来再回省城比别人肯定容易”，“这不，在省直难提拔，下去就是副地级哩！”对此，张牢生报以淡然一笑，他对记者说：“议论总是可以理解的，关键是要看行动！”
２月２７日开始，湖北省直机关第一批２３名处科级干部陆续携家带口，赴１４个地市州和９个县市上任了。
车轮滚滚，汽笛长鸣。请听中年干部李文钊到宜昌地区工作临行前的心声吧：“党的干部是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不仅搬得动，还要放得稳。”难怪省人大常委会一位老同志高兴地赞叹：“省委交流干部的这一决策我们老同志举双手拥护，从这些中青年干部身上，我们看到了党的优良传统在发扬，党和国家的事业后继有人、发达兴旺。”
（本报约新华社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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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一步好棋
维伟
湖北省委走了一步好棋：省直机关干部如自愿向地市州县流动，“官”升一“品”，在基层任职；同时规定各种关系随转，家属户口随迁，而且“乌纱帽”不入“保险”。
此招多有妙处：有利于医治大机关人才堆积、藏“龙”卧“虎”、又无用武之地的“通病”，此为一；与此相关，优秀干部充实到基层，也能缓解某些地方求贤若渴的燃眉之急，若干得出色，还可以打开尚处落后地区工作的局面，此为二；干部本人带着各种关系、带着全家老小一同下基层安家落户，没有点牺牲精神，是没勇气走这一步的，这一招撼动了终身当“太平官”的旧干部体制，此为三；干部下基层任职，“乌纱帽”不入“保险”，如果党、政换届落选，就地当“老百姓”，这就“逼”着任职干部在其位、谋其政，不断开拓，不断进取，此为四；当地百姓对这种诚心诚意下来落户的干部，也吃了“定心丸”，解除了“后顾之忧”，愿意与他们掏心窝里的话，肝胆相照干事业，此为五。
自然，任何新的事物，新的方案总有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湖北省直机关干部交流到基层的做法刚刚起步，产生某些“负效应”是不足为奇的，各种舆论，各种反映一同产生，也很正常。方案也好，措施也好，关键在于完善，在于配套。比如，干部从大机关下到基层，会遇到种种困难：工作不熟悉啦，受到地方某些人排挤啦，家庭有了矛盾啦，……上级组织应热情地关心他们，而不是撒下去不管。同时，有没有人下去镀了金再找理由变相回城？党委的组织部门对此当有警觉，并切实严格制度措施。
总之，对湖北省委走出的这一步，关键还是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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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青年热门话题
说“混”
北京机械工业管理干部学院 韩铁林
如果说这一代青年人经历了“文凭热”、“从政热”、“经商热”、“出国热”的话，那么如今在这阵阵热风中又夹杂了一股“混热”。在青年人的言谈话语中，“混”算得上使用率很高的字了。朋友偶尔相遇：“在哪混呢？”同学互致问候：“混得怎么样？”表示怀才不遇：“混呗！”还算春风得意：“凑和着混。”到了而立之年，感叹“还没混出个人样哪！”
在言必称“混”的人当中，有的不过是嘴上过过瘾而已，可也确有为数不少的人在那里实实在在地“混”。“混”的方式虽然多种多样，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没劲派和享乐派。
没劲派，干啥都没兴趣。念书，当研究生做博士，没劲；赚钱，坑蒙拐骗，满身铜臭，没劲；当官，要应付上下级实在不易，没劲；出国，挣钱虽多可太辛苦，也没劲；辞职单干吧，风险大，还失了体面，还是没劲。
享乐派却比没劲派“技高一筹”。他们及时行乐，今朝有酒今朝醉。
有人会说，仅仅怪罪“混世者”太不公平，为何不去挖挖“混热”的社会根源。遇事找社会原因固然无可非议，但却不能成为开脱个人责任的理由。纵使是社会的诸多因素逼得去做的，但脑袋毕竟长在自己身上，难道个人就不要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负责？一个地区、一个部门工作中的失误可以及时调整，而人生具有一去不复返性，混过了大好时机，则追悔莫及矣！
《青年热门话题》有奖征文由共青团中央、华北制药厂和本报联合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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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特殊学校
王克强
去年５月中旬的一天，随着一阵热烈的掌声和鞭炮声，河北省张家口市公安局大境门派出所开办的“普法守法业校”挂起了校匾。
近年来，大境门派出所辖区内的刑满释放、解除劳教、解除少管人员一年比一年增多。
他们大部分人通过强制教育和劳动，成为守法公民。可也有一少部分旧习难改，加上“接茬教育”环节薄弱，有的重新走上犯罪道路。大境门派出所经过反复调查研究，精心筹备，在有关单位和大境门街道办事处的支持下，创办了以挽救、教育失足人员为目标的普法守法业校。第一批招收了４５名学员，学制两年，考试合格者发给结业证书，作为招工、升学、纳聘和晋级的参考条件，考试不合格者予以留级。除派出所干警授课外，业校还专门从大专院校和律师事务所聘请了４名兼职教师，组织学员学习法律、道德品质、社会、生活等方面的知识。
大境门派出所紧紧把握住学员的特点，采用形式多样的教学方法，力争使教育内容通俗易懂，学员爱听、爱学。他们特别注重培养学员自我监督、自我管理、自我评价和自我控制的能力。通过学习，过去这些大都心同“野马”的学员遇到问题，不再是单凭感情用事，也学会依法行事了。学员杨希安曾因感情不能自持，犯伤害罪，被判刑６年。他在入业校学习后，一位邻居与他母亲发生了纠纷，他母亲被打，他回家得知情况后，抑制住了情感，运用学到的知识，按照法律程序，报告派出所，使纠纷得到妥善处理。
为给一名学员创造重新做人的机会、落实接收单位，干警们要三番五次到一个企业做工作。经过努力，他们先后安排了７名学员到企业就业，帮助４名学员领取了个体营业执照。学员姚世清，回来后一直没有正式职业，有时就帮助岳父卖点蔬菜，家庭生活比较困难。在派出所的热心帮助下，他领取了个体营业执照，办起了修理自行车的摊点，生意很红火。
耐心的教育，诚恳的帮助，特别是情感的交融，使大境门派出所辖区内的失足人员心中鼓起了重新生活的风帆。开办业校以来，再无一人犯罪，多数人努力学习，勤奋工作，并经常参加有益的社会活动，有的帮助孤寡老人料理生活，有的学员还主动与各种违法犯罪分子作斗争。学员于志中得知本厂保卫科正在审查的一个犯罪分子逃跑了，主动协助追捕，单身一人在长途汽车站将案犯擒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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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晚霞满天
本报记者 郭嘉
夕照时分，我们驱车来到贵州省榕江县十里侗寨的“三宝”大坝，本想在此稍憩片刻，不意“撞”进了“老人之家”。乘着老人们谈兴正浓，我同他们聊了起来。
记者：据我了解，目前在少数民族村寨里自发成立老人组织的还很少，能否给我介绍一下这里老人组的基本情况？
杨广荣（７７岁，口寨村老人组组长）：好的。在我们中宝乡，有３个村已自发成立了老人组。口寨村老人组是１９８１年成立的，现有３３位老人，年龄最大的８８岁，最小的６３岁。以往，我们这些老头子整天无事可做，日子长了觉得怪腻烦的。我们想，与其闲着难受，还不如带个头起来造林，于己于村，都有好处。从那时起，口寨村的植树任务就归我们老年组了。１９８２年以来，我们共植树６万多株，先后７次受到州县的表彰。过去山中连一根树枝都难找，现在看到一片片树苗在我们手中长大，心里别提有多高兴了！
记者：除了植树外，在寨内，你们还做些其它力所能及的活吗？
杨发经（７０岁，原中宝乡乡长，１９８０年退休）：有哇，像寨里敲梆打更、看塘护院、排难解纷、防火护林的事，都是由老人来管。去年５月，村民黄胜基（双目失明）在家烤柴，不慎引起火灾。中午时分，全村劳力出工未归，我们老人组马上前往扑救，避免了一场大祸。
杨广荣：现在有不少年青人骂我们做长辈的在婚姻问题上设路障、唱“白”脸，其实在这件事上，我们老年人也有有用的地方。就说上个月吧，村里有两对情人“私奔”，女方父母感情受刺激，我们赶紧劝解、疏通。还是老年人说话有份量，经过我们多次上门调解，双方父母重归于好，两对情人终成眷属。年轻人一旦结婚，我们就积极动员他们计划生育。由于工作做在前，３３个老人的孙媳妇无一例超生，口寨村多次被上级评为“文明村”哩！
记者：口寨村之所以屡次被评为“文明村”，是同你们老人的积极参与分不开的。老人适度地参加生产活动，既能服务社会，又能修身养性。
吴正兴（８８岁）：俗话说，老来情比少时浓。老人最容不得孤寂了。寨里人为什么称我“晚年青”？一是我和青年人相处得好，没有什么“代沟”，不像古人说的“情于故人重，迹共少年疏”；二是经常活动，修得鹤发童颜。我这般年纪还从未感冒过。有空到河边网网鱼，去林中遛遛鸟。总是心平气和，从不叹老嗟贫，自然百病不生。
杨希荣（７３岁，老中医）：年岁不饶人啦！我原在榕江县医院工作，一晃人就老了，离休后我也曾一度有过失落感。我这个人向来耐不得寂寞，于是，就办了个私人门诊部，为乡亲们看病。此外还组织了一个乡侗戏班子，招了１８名演员。我常教演员们唱的曲目有《丁郎龙女》、《刘世瑶》、《夜郎》、《秦娘美》等。乡侗戏班先后到过贵阳、昆明、柳州等地演出，很受欢迎。
记者：听说在侗族地区，老人最受尊敬，都说“家有老，是个宝”。年轻人把尊重、体贴和赡养老人视为天职，一般到了五六十岁的人，儿子媳妇就不让他们干农活了。
杨广荣：是这样的。我有儿有女，他们都对我非常孝顺。自从老伴死后，我的责任田就由他们分种。儿媳妇们也很关心我，知道老人喜欢吃淡、软、温的食物，经常为我熬些油鸡汤、牛肉汤、排骨汤、绿豆汤等等，水果和其它“荤蔬”，也都要切碎、洗净、煨烂了给我吃。没有比她们再贴心的了。
记者：这才是“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为”啊。衷心祝愿你们晚年生活得更加幸福。
（附图片）
贵州省榕江县水路运输便利。图为侗族姑娘准备撑船为过渡行人服务。 李兴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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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拉萨骚乱的背后
田长进
拉萨最近的骚乱，有一个不能不令人思考的问题：近年来，中央对西藏的政策越来越符合实际，西藏的经济在不断发展，人民生活明显提高，宗教信仰的自由得到充分保障，但是，这一年多里，在拉萨却出现了骚乱。透过这种奇特的现象，我们看到了两种国外力量在活动。
这两种国外力量主要是流亡在国外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其次是支持他们的一些外国政治势力和少数以维护人权为名的外国组织和个人。
这些人，由于各自的动机，不愿看到，或者害怕看到西藏出现安定团结、蒸蒸日上的局面。因此，当西藏各方面的工作逐步改进，西藏人民安居乐业的情景到处可见的时候，当许多国家的政府在同中国进一步发展关系的时候，当国际的形势从紧张走向缓和、从对抗走向对话的时候，这些人便坐立不安，感到形势对他们越来越不利，迫不及待地施展各种手段，在西藏策划骚乱，企图达到他们不光采的目的。
请看：
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方针政策很明确：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既往不咎，在不应有任何有损祖国统一和民族团结的言行的前提下，保证来去自由。中国政府同达赖谈判的渠道始终是畅通的，除“西藏独立”问题不能商谈外，其他问题都可以谈。但是，流亡在国外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把中央的宽宏政策当作软弱。他们一方面加紧去一些国家进行混淆视听的游说和笼络活动。另方面利用中央对国外藏胞来去自由的政策，加紧在西藏内部煽动骚乱，企图蒙骗群众，向中央施加压力，并吸引一些外国势力对他们的注意和支持，使西藏问题国际化。
在极少数的国家里，有一些政治势力惯于支持其他国家中不受广大人民欢迎的那种政治力量。他们借此或明或暗地干涉别国内政，对别国施加政治压力。他们鼓励西藏分裂主义分子去搞政治性的、不利于中国统一、民族团结的活动，并通过什么关心“西藏人权”的决议。由此，人们自然会联想到有人在去年和前年借别国的讲坛提出鼓吹“西藏独立”的所谓计划和“新建议”；联想到１９５１年我和平解放西藏前后，外国某些势力进行的破坏和阻挠活动；人们也联想到有的国家直到我解放军向大西南挺进时，仍对我国西藏怀有的领土野心，炮制中国中央政府对西藏只有“宗主权”等谬论。人们也记得，１９５９年３月，西藏上层分裂主义分子发动的武装叛乱，也是在某些外国势力策划和指挥下进行的。近年来，这些外国势力觉得公开提出支持“西藏独立”太露骨，便往往以关心“西藏的人权状况”作为他们的护身符。最近他们活动颇多。如在议会通过决议方式，完全歪曲西藏的情况，公然插手我内部事务。他们还向本国政府施加影响和压力，要政府出面来干涉中国内部事务。
西方还有极少数搞人权活动的组织和个人，成为在国外的西藏分裂主义分子的重要笼络对象。他们自觉或不自觉地为后者分裂祖国的行径撑腰；借旅游者等的名义进入西藏，进行各种各样的损害该地区安定团结的活动。他们通过新闻媒介和出版书刊歪曲事实真相；在一些国际人权会议期间散布什么“西藏人权问题严重”，“西藏与中国从来就是两码事”之类的滥言。
西藏从１３世纪以来就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无数的藏、汉历史文物证明了的。但他们却偏不承认，编造了一套适合他们分裂中国阴谋的“西藏历史”。
１９５１年我和平解放西藏完全是我国内部事务。他们却诬称是“侵略”。
１９５９年西藏反动上层集团为了永远保存封建农奴制度，在外国势力策动下，发动了武装叛乱。他们却声称这是“人民起义”。
除了对上面三个基本事实颠倒黑白之外，他们还一再散布不少违反常识的奇谈怪论，例如：
西藏在１９５３年全国第一次人口普查中总人口是１００万，加上１９５６年划归西藏管辖的昌都地区也不过１２７万多人。现在西藏人口增至２０７万，他们却捏造西藏解放后有１００多万人被杀。
在西藏，汉人只占３．６２％（１９８６年统计），大部分是去帮助经济建设的。国家对西藏的财政拨款１９５２—１９８８年就有１５９．７亿元，从未在财政上向西藏取过一分钱。他们却杜撰了一个什么“大西藏”，说那里已变成汉人的殖民地。
他们不愿意正视１９５１年５月２３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和１９５１年１０月２４日达赖喇嘛表示拥护该协议致毛泽东主席的电文。在该电文中，达赖说，“西藏地方政府及藏族僧、俗人民一致拥护”这个“双方代表在友好基础上签订的协议”，“并在毛主席及中央人民政府领导下，积极协助人民解放军进藏部队，巩固国防，驱逐帝国主义势力出西藏，保护祖国领土主权的统一。”很明显，这些重要文件对他们鼓噪“西藏独立”非常不利。
西藏民主改革前，广大农奴和奴隶过着非人的生活，人身安全根本没有保障。但那些口口声声“关心”现在西藏人权的先生们却不愿触及过去西藏毫无人权可言的事实。这又说明什么？
“文革”中西藏的许多寺庙曾遭到严重破坏。西藏人民的感情受到伤害，这是事实。但这种破坏是全国性的，是中国政府与全国人民都感到痛心的。近些年来，遭受破坏的主要寺庙已经或正在修复。国外上述的那些政治势力对我们大力纠正的措施只一笔带过，或不愿提及，这又是为什么？
这些人把在拉萨搞打砸抢烧、开枪打死打伤居民和武警的触犯刑律者说成是受害者，而把我治安人员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为保护人民安全与财产所采取的必要措施，把我国政府为维护法律和秩序而采取的正当措施，说成是违反人权。这是什么逻辑？这又是根据哪条国际公法？
至于国外分裂主义的势力派人入境策划并制造骚乱，以及携带武器偷越国境，那就更加说明拉萨今年３月上旬的骚乱是由他们一手挑起的。
这几年已有几万外国人去过西藏。他们中间绝大多数都认为西藏的发展变化和进步是大的。只要不带偏见，就会看到中央和西藏自治区政府为西藏人民办了许多实事，并且在继续努力。
几个月前，一位西方的高级外交官说，他去西藏呆了三个星期，跑了不少地方。他看到西藏是平静的，西藏人民生活安定，虔诚信教，他们对搞政治不感兴趣，根本没有什么要独立之类的想法。西藏搞分裂主义的历来只是几个主要寺院的极少数人，他们过去是享有特权的。
西藏需要的是改革开放，发展经济和教育，改善人民的生活，进一步落实中央对西藏的一系列政策。西藏各方面的工作肯定会有不足之处、缺点或失误。国外的人如果真正关心西藏的现在和未来，应当是同全体中国人民，包括西藏人民一样，希望西藏有一个有利于建设和发展的安定团结的环境。如果煽动什么“西藏独立”，或假借关心人权的名义唆使少数分裂主义分子采取暴力行为，干涉我国内政，那是逆历史潮流而动，其结果是不会体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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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警新疆总队某部边防骑兵小分队巡逻在边防线上。
本报记者 张雅心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