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政治）)
专栏：时局管见
欧洲 整体意识抬头 集团意识淡化
季寅
多年来，欧洲的基本格局没有变，这就是：欧洲和德国都一分为二，北约、华约两大军事政治集团直接对峙。但不变中又有变。当前，在东西方关系正进入一个新缓和时期的背景下，欧洲局势出现了似乎并不十分显眼、却是相当深刻的变动，集中表现在两大集团对峙态势的新变化：不仅双方核对峙水平随着中导条约的实施而显著降低，更重要的是集团对立界线不像过去那样泾渭分明了，欧洲两部分、德国两部分超越集团界线相互接近的趋势加强，两大集团内部关系则逐步走向松弛。一言以蔽之，作为美苏分治欧洲的“雅尔塔格局”和集团政治的对立物的欧洲整体意识正在抬头，集团意识趋于淡化，欧洲局势孕育着某种结构性的变化。
欧洲是一个古老的大陆，欧洲国家之间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源远流长。在冷战时期，集团意识压倒了欧洲整体意识，但欧洲整体意识并未泯没。戴高乐早在１９５９年就提出了“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的构想，这是战后历史上第一次有一个欧洲政治家突破欧洲现存格局的框框，从全欧洲的角度来思考欧洲的前途。当时这一设想遭到种种非议，而今戈尔巴乔夫提出“全欧大厦”的构想，却受到欧洲分界线两边的欢迎，足见欧洲整体意识已在欧洲两部分引起广泛的共鸣。
当然，“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与“全欧大厦”的出发点和内涵是有所不同的。戴高乐的构想立足于西方，把欧洲重新融合一体的前景建立在苏联、东欧国家会向西方演变的设想之上。戈尔巴乔夫的构想则立足于东方，是苏联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全欧大厦”的目标还不是欧洲重新融合一体，而是在保持现状的基础上缓解欧洲分治和集团对立的后果，以合作共处取代对抗共处，即政治上和平共处，军事上降低对抗，经济上互利合作，文化上互相交流，以保持欧洲的长期和平与稳定。一些西欧国家领导人表示原则上赞同“全欧大厦”的想法。西德外长根舍表示愿意“同苏联一起为使欧洲成为真正的共同大厦而努力”。法国总统密特朗赞许“全欧大厦”是个“好主意”，表示“愿为大厦的每层布置家具”。不过，西欧所赞同的是大厦的空间，对大厦的结构和每层的陈设布置则有着不同于苏联的想法。总的思路类似戴高乐：增强西欧的独立性，扩大东西欧交往，东西欧摆脱美苏控制，以期最终结束美苏分治欧洲的“雅尔塔格局”。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分歧，东西方围绕“全欧大厦”的积极议论还是说明一个问题：欧洲整体意识在加强，集团意识在淡化。
“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欧洲”和“全欧大厦”这些对欧洲前途的构想，毕竟还是长远的目标，欧洲重新合二为一决非轻而易举的。欧洲整体意识更为现实的表现在于东西欧接近趋势的加强。
在东西方关系缓和、苏联东欧改革和苏联调整对东欧政策的形势下，东西欧接近正进入一个新阶段。东西欧不仅变集团对集团的关系为国与国之间的双边交往，而且进而发展到东欧国家同西欧的多边经济、政治组织直接挂钩的地步。去年６月欧共体和经互会建立正式关系，为东欧国家分别同欧共体建立联系和交往铺平了道路。有的东欧国家对西欧高科技合作的“尤里卡”计划感兴趣；有的要求参加西欧２１国“欧洲委员会”的某些活动，有的甚至希望参与西欧经济一体化进程。这种打破集团框框的联系和合作发展的趋势将对欧洲局势产生深远的影响。
东西欧接近的客观基础是超越社会制度和集团对峙的共同利益和共同需要。欧洲是东西方在政治、军事、意识形态等方面激烈对抗的场所，也是世界上核武器和常规军备最密集的地区，保持欧洲的和平与缓和是东西欧的共同安全利益所在；东西欧经济上互相补充，对发展互利的经贸技术合作有着共同需要；东西欧都希望谋求在各自集团范围内增强独立地位，对美苏起一定的牵制和影响作用，维护自身的民族利益。东西德接近还有民族问题的因素。
东西欧相互接近也是各有打算的。西欧的东方政策的基本点是以接近促演变，削弱苏联影响，使东欧成为它与苏联之间的某种缓冲地区，以改善自己的战略处境。其做法比较谨慎，采取细水长流的方针，不希望引起苏联的激烈反应或突然打破欧洲的政治平衡。东欧主要着眼于通过向西欧开放为国内改革创造宽松的外部条件，把西欧作为引进资金和技术的重点地区，以利发展经济和增强政治上的独立自主。这里就有矛盾，有斗争。但从根本上说，东西欧接近主要反映了东西欧国家谋求冲破两极格局的羁绊和掌握自己命运的倾向，也是世界多极化的一个重要侧面，是不可逆转的历史趋势。然而，东西欧关系的发展进程还不能不受美苏争夺和两大集团对立的制约，而且欧洲本身还有一个十分敏感的难题——德国问题，美国苏联和东西欧很多国家既希望东西德接近，又不希望它们过于接近。
从发展趋势看，欧洲一分为二、北约和华约两大政治军事集团对峙的基本格局还将保持相当长的时期，但集团意识将进一步趋于淡化，集团内部的裂痕加深、离心倾向进一步发展，美苏影响欧洲局势和控制各自盟国的能力将更加削弱。欧洲整体意识的加强和东西欧接近的势头向着战后欧洲格局提出挑战，欧洲形势正处在重大变化的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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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法制”“心治”建设廉政
李永明
刚到新加坡工作时，为了向热心帮忙的新闻官员表示感谢，便提出请他们吃顿便饭。话刚出口，对方连忙摆手说：“多谢了！你的情，我们领了。吃饭收礼，政府有严格规定。不仅要请示，还要写成清单式的报告，连同礼品一并送到有关部门。不必麻烦了！”一席话使人对新加坡官员的守法精神和政府法规的威慑力留下深刻印象。
新加坡政府实行公务员聘任制。公务员必须首先学习政府的“训令手册”，手册有６大本，对公务员的职、权、利，甚至外表举止都有详细的规定，如不准直接或间接地利用职权为自己或亲友谋取利益，甚至不允许公务员以政府职务的身份参加未经允许的活动，若以官方身份出席，必须征得所属部门常任秘书的批准。
新加坡是个商业社会，股票、期货、金融交易等商业活动投机性较大，为防止官员利用主管工作之便或掌握股票行情和其它商业信息的有利条件，为个人或熟人谋利，政府规定，公务员可以在股市公开挂牌的股票上投资，但不准以直接或间接的手法谋取或拥有任何一家在新加坡营业的公司的股份。“训令”还规定：上级官员不得向他管辖下的职员借钱，也不准向与他有工作关系的人借钱；官员在借出钱时，则不准附加利息。其无担保债务不得超过个人３个月工资的总额。也不得参与或组织赌博。触犯条例者立即辞退。
新加坡建有一套有效的监督和实施系统。财务公开就是其中一项重要措施。每年３月，国会都要辩论财政预算案。电视台、报纸详尽报道。预算案在书店里出售，里面记着各类款项的流动情况。公务员每年７月必须向所属部门的常任秘书报告，说明自己是否有财务纠葛以及在股票投资和利润方面的情况，常任秘书负责审查这些报告存入个人档案。
为防止贪污，新加坡政府制定了一套严密的制度，不使贪污分子有机可乘；上下级之间互相监督；公务员不得在同一岗位上任职太久，反贪污措施和条例在三、五年内检查一次，有时还进行突击检查。直属总理署的贪污调查局在反贪污活动中铁面无私。前几年，发展部长郑章远因滥用职权和贪污受贿受到调查，后畏罪自杀。
“心治”是政府确保公务员秉公守法的另一措施。所谓“心治”是指培养公务员秉公办事、奉公守法的品德。为此，新加坡多年来不遗余力地推崇儒学和发扬中华文化传统。随着经济的发展和外界的影响，在新加坡年轻人中极端个人主义倾向滋长。他们不顾国家的利益和民族的前途，要求绝对的民主和自由，把必要的法规视为“禁锢”。针对这种倾向，政府提出要继续和发扬优秀的民族文化传统和价值观，要求人们讲礼义，知廉耻，要政府官员爱国爱民，忠于职守，奉公守法，兢兢业业地工作。
新加坡政府采取的上述做法，初步造成了一种以遵纪守法为荣、贪赃枉法为耻的社会风气，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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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资料
雅尔塔会议
一九四五年二月四日至十一日，美、苏、英三国首脑罗斯福、斯大林、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雅尔塔举行第二次会议。会议通过了关于彻底击败德国、消灭德国军国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惩办战犯及战后德国民主化等决议。决议规定，战后必须彻底拆除德国的一切军事设施，彻底清算和取缔纳粹党；德国投降后，将由美、英、法、苏军队分区占领，在柏林设立一个由盟国最高司令部代表组成的管制委员会；一致同意将主要战犯交国际法庭审判，原则同意盟国除提供最低生活资料外，对德国人不负任何责任。关于德国赔偿问题，会议没有达成协议，决定成立一个专门的委员会来进一步讨论。会议还讨论了改组波兰政府、确定波兰疆界、成立南斯拉夫新政府、三国外长会议以及遣送战俘问题。
会议期间，罗斯福和斯大林单独会见时讨论了远东对日作战问题，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协定规定，苏联在德国投降后的两、三个月内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为：①外蒙古（蒙古人民共和国）的现状须予维持。②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须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苏联在该港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港为海军基地也须予恢复；设立苏、中合办的公司共同经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经谅解，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而中国须保持在满洲的全部主权。③千岛群岛须交予苏联。协定规定，有关蒙古和旅大及中东铁路等问题，根据苏联提议，美国总统将采取步骤以取得中国方面的同意。（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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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苏联调整对非关系
本报记者 杨汝生
近年来，随着世界形势出现缓和趋势，苏联也在相应调整对非洲的政策。主要表现在：
主张通过谈判解决地区争端，减少在非洲的对抗。苏联主张非洲之角问题和平解决，对索马里和埃塞俄比亚复交表示祝贺。它对埃塞俄比亚的军事援助已大大削减，苏联在埃的军事顾问和专家的人数也减少许多。莫斯科还宣布，它将对埃塞俄比亚和苏丹的进一步对话作出贡献。在实现南部非洲的和平进程中，苏联虽然没有直接参加安、古、美和南非４方会谈，但它在会外积极斡旋，与美国保持经常的联系和磋商，并对安、古两国施加影响。
积极发展双边和多边经贸关系，推行经济外交。过去苏联在向非洲国家提供的援助中，相当一部分为军援。现在，苏联对非援助强调以经济互利合作为主。它与埃及的政治和经济关系已经恢复。两国签署了一项为期５年的经贸协定。根据这项协定，双边贸易额已从１９８７年的１３亿埃磅增加到１９８８年的２０亿埃磅，估计１９８９—１９９０年间，可达３０亿埃磅。苏联将参加埃及新的五年计划的许多发展项目，贷款总数高达２５亿美元。
苏联去年１２月还宣布，将赞比亚拖欠的３亿美元的债务的偿还期限延长１００年。它还打算取消非洲国家的部分债务，将贷款转为赠款。去年年底，正当科特迪瓦为国际市场可可价格暴跌一筹莫展之时，莫斯科毅然决定以大大高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从科购买数万吨可可，这无疑改善并促进了两国的关系。
在非广交朋友，开展“全方位”外交。苏联改变过去“以苏划线”的作法，积极发展与所有非洲国家的友好关系。在黑非洲，它先后同科特迪瓦和利比里亚恢复了外交关系。它与苏丹、摩洛哥、突尼斯、索马里和几内亚的关系也大大改善。去年５月，埃及副总理兼外交部长访苏，这是１２年以来埃及一位高级官员对苏的首次访问，标志着两国关系正常化发展到一个新阶段。
苏联对非政策所作的这些调整，改善了苏联过去在非洲的形象。特别是与某些同西方关系较密切的非洲国家改善了关系，扩大了苏联的影响。但也应看到，苏联对非政策的调整还刚起步，苏联的对非政策仍会面临各种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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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近，黎巴嫩政府军和德鲁兹穆斯林民兵发生激烈武装冲突。贝鲁特东、西区炮火弥漫，并延伸到贝鲁特港口、国际机场和东部城市什陶拉。贝鲁特大批市民逃往黎巴嫩南部。图为在黎巴嫩的拜亚代数千难民正在一名军人指引下涌向南部地区。在黎巴嫩南部已有2.5万名来自贝鲁特的难民。 新华社发（传真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