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生活面面观
钱花多了 人变懒了
——北京人就业意识引起的思考
本报记者 赵兴林
３０万＋７０万＝１００万
３０万，是指北京一年自然增加的待安置的中学、大学毕业生、复员退伍军人，以及企业优化劳动组合下岗职工的总数。７０万，是来京务工经商和从事其它劳务的外地农民，分布首都１７０００多个企事业单位。
也许有人会问，既然北京一年自然增加３０万个劳动力，处于待业状态；而许多企事业单位又大量花钱雇佣外地农民工，岂非怪事？
见怪不怪。北京市劳动局有关负责同志直述其言：目前人们就业意识开始改变，被求职者视为“满意”的职业，首先是合资或外商独资企业，争着到国有企业的观念有所淡漠，特别是那些苦活、累活、脏活及工资福利待遇低的工种，一些待业人员宁肯赋闲也不愿“低就”。其中纺织、机械行业，大都抱怨工作环境差；而制胶、制鞋，医院太平间、洗衣房，矿山、井下，以及建筑业壮工等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种，尽管招工条件低，却很少有人问津。
北京市一家颇有名气的国营机床厂，本想招收１００名职工，应招对象是高中毕业生，时隔几天，报名应试者只有１／３。厂家只好降低标准，甚至只要会写自己名字和家庭通信地址的都要。另一家国营棉纺厂更惨。招工前，厂家派出几路人马分赴几个街道做工作，报名者寥寥无几。一位中学毕业生家长说：“宁可让孩子在家吃几年闲饭，也要等个合适的单位。”另一位待业青年则表示，没有吸引力的企业，就是用轿子抬也不去。
第三产业也是择业的一个热门。比如，卖菜的、废品回收行业招工并不难。一位青年坦率地说：到菜店工作，一图奖金高，二图上班能悠着劲儿干，三是卖菜能建立“关系户”。
面对这种现状，一位经济学家感慨地说：一些青年步入社会，劳动当作谋生手段的意识并不浓，他们总觉得有家庭作后盾。“有人没事干，有事没人干”的现状没有改变，那些城里人不屑一顾的活计，只好雇佣农民工填补空缺。
记者到一家医院采访，院方负责管理农民工的一位同志说，以前医院有个好传统，室内、房前屋后，都是职工自己动手清扫卫生，而今都不干了，雇农民工干，就连食堂、洗衣房、电工、木工等，基本上都是农民工。本来医院人员大大超过编制，可是谁来干这些活呢？院方没法，雇佣近３００名农民工，每年增加开支３６．２万元，他无不感叹地说，现在是“钱花多了，人变懒了”。
然而，农民工却感觉良好。在住院处，碰上一位头戴白帽身穿白大褂，口捂大口罩的青年人，他正把码放着洗净的床单和工作服的手推车推上电梯。交谈中得知，他１９岁，家住河南省开封市郊区，在这儿干了两年。他每天推车运送几趟洗好的或要换洗的病号床单、工作服，一月开工资１００多元，晚上看看书、打打扑克。他说，这比农村清闲多了。
在病房遇上木工小刘，他家在河北阳原县，在医院以日计工资，一天７．５元。哪个房间的沙发、桌凳需要修理，打个电话就到。尽管家中有爱妻娇子，但这里“硬工资、软工作”，吸引力太大了。
大量雇佣农民工，企事业单位“钱花多了，人变懒了”，有关人士认为，说到底还是“铁饭碗”、“大锅饭”造成的，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不是一件容易事，从根本上讲，有赖于城乡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有赖于社会资源的配置、开发利用合理化。结合首都的实际，需要运用行政的、经济的和法律手段，进行综合治理、整顿，尤其要尽快制订和颁布城市容纳费和对来北京务工经商农民的具体管理细则等，加速改革现行工资制度，让那些招工难的行业和工种，提高工资福利待遇，增加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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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资金短缺困扰着企业
本报记者 梅洪如
不久前，在四川德阳东方电机厂门口，一位衣帽整齐的“不幸者”举着牌子，声称要绝食到底。络绎不绝的围观者向他投注好奇的目光。这人是长春第一机床厂财务科王副科长，受厂长委托，到东方电机厂索要货款，要不到不回去。
东方电机厂厂长打电话给长春第一机床厂厂长，征询解决办法。长春方面回答：欠款必须还；老王身体不大好，要注意他的健康。
这两个厂有长期协作关系，往常双方的厂长、科长们见面都很客气，可是到了这个时候，却变得“六亲不认”了。他们闹个人意气吗？当然不是，都只为企业资金紧张，急得乱了招数。
近几个月，企业间相互拖欠货款愈演愈烈。第一重型机器厂、第二重型机器厂、沈阳重型机器厂等国内十大重型机器厂，是专为能源、交通、重要原材料工业提供装备的机械工业基地，被称为“国宝”，可是目前这１０个厂家家陷入欠款的困扰中。累计外厂欠这１０个厂４．９亿元，１０个厂欠外厂２．８亿元。“十重”之一的太原重型机器厂，去年９月交付鞍钢价值１２００万元的设备，货款至今未还，一次一次催讨无结果。鞍钢在去年经济过热中固定资产投资超过规模，现在要压缩，已经投进去的，撂在工地上。以往可以调用其它资金还款；现在谁都缺资金，还款，对不起……“要命有一条”。
可是，拖欠对一批重型机械制造企业来说确实是要命的。人家欠他们的，要不到手，干着急；他们欠人家的，逼债可凶了。许多给他们提供原材料的钢厂、供货单位提出：要买新料，得先归还旧债，否则终止供货关系。而且，新料新章程，要买得预付１３０％的货款，怕你再拖欠。不少重型机器制造企业被逼得走投无路。“一重”、“二重”等几个厂一季度都一度停产或半停产。记者问道：“你们也可以使硬手段把款要回来啊？”“那不成，我们的产品都属于国家指令性计划，不付款也得保证供应。”几位重型机器厂的副总会计师抱怨说。
现在各地都在压缩贷款规模，这些大企业在地方上便成了“后娘”的孩子。地方信贷资金有限，主要用来维持地方企业的开支，因为那是地方财政的水源。于是，这些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企业就被推到北京去解决困难了。今年以来，哈尔滨、四川、上海三大电站设备制造集团，先后派了１５位总会计师、副总会计师到北京，他们各自带着厂长的嘱托：要不到钱不要回厂。
资金饥渴困扰着国营大企业的经营者们，也牵动着每个生产者的心。许多企业买原材料没钱，发工资也拿不出钱。没有办法，有的想出了“分期付款”的新招：发薪头天先给４０％，过两天等筹到款后再发３０％。有的实在没办法，只好强迫储蓄。工人们说，“３年困难时期”都没有见过发工资这么困难的。四川有个大企业的食堂里，工人们排着队，边敲饭碗，边唱国际歌。
如果让这资金饥渴症任其延续下去，那末，各大企业今年下半年、明年上半年的生产任务都难完成。而且影响到下游企业。比如今年下半年、明年上半年的电机、汽轮机（发电设备主机）生产任务完不成，将影响明年下半年、后年上半年国家的电力生产和供应。主管这些企业的机械电子工业部如实地向上反映了情况。国务院当机立断，拨出３０亿元专项资金，支持全国重点工商企业缓解流动资金困难。
记者采访之时，资金正在下达，有的已收到，有的还没收到。收到钱的企业像久旱遇甘露，重新恢复了生机。太原重型机器厂向部里打电报称：“２０００万元贷款已入帐，全厂职工欢欣鼓舞。我厂正将全部款项用于生产急需，工厂生产正全面恢复。”
但是，主管部门同志讲，这些资金只能缓解大企业燃眉之急。治本的办法，一是要解决企业与企业之间的拖欠；二是要核定这些企业生产需用的流动资金总额，然后戴帽下达，专款专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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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万大关”的故事
方群
１９８８年，江苏省盐城市步凤乡棉花收购又超过１０万担。为此，商业部发专电祝贺。
１０年前的１９７８年，曾任过步凤乡党委副书记的陈维佳参加江苏省农村工作会议，放了一炮：“全乡拚命干，粮食５０００万，棉花１０万担！”此时，步凤乡棉花产量已达８．３万担，如跳高运动员创新，一挺肚皮就可能过去。没成想，一年、二年、三年，横杆一次次落地。于是，有人送陈维佳一个不无讽刺意味的绰号：“陈十万”。
１９８５年，是棉花生产历史上黑色的一年，步凤乡棉花产量达到８．４６万担。然而，压级、压价，卖棉难，惹恼了农民。西?村一位棉农一担棉只卖５元钱。他一气，将棉花倒进河里。
１９８６年春，不知从哪里刮来一股风，说“三年不种棉花，棉花都用不完”，“棉花压仓库，嘀嗒一秒钟，损失１０万元！”“拔棉花，爱国家！”一时，人心惶惶。
步凤乡党委的干部虽然不知道国家仓库里究竟有多少棉花，但他们想：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今年多一点，明年不一定多，低潮过后必然有高潮，说不定今年形势就变。
“向人民负责，不怕丢官，不怕撤职！”乡党委作出稳定棉花生产的决议：不准拔棉苗，不准在棉田建窑、挖塘；继续推广良种和育苗移栽等新技术，千方百计保证棉花丰收。
这一年，步凤乡粮食突破２５００万公斤，棉花８．６万担。这时，国家对棉花政策作了调整，上年压级、压价的钱又返还给农民。
该是突破１０万大关的时候了！１９８７年，乡党委提出“保粮增棉”的方针，从物资到资金，从政策到措施，反复研究，反复落实。乡党委书记沈志华给上面报了９．６万担的指标。显然，他吸取“陈十万”的教训，想留有余地。郊区政府奖一辆汽车，开回的那天，鞭炮响一里多路，夹道欢迎的人好几层。
与步凤毗邻的一个乡，１９８６年乱了套，拔棉苗、挖鱼塘、种高粱，折腾来折腾去，到１９８８年还没喘过气来，棉花产量徘徊在５年前的水平上。
副乡长张友仁是５０年代农学院毕业生，人称“棉花通”。１９８２年他到友泉村蹲点，推广新技术，农民说：直播是棉花，移栽也是棉花，有啥不一样？９０％的棉田仍用老法子直播。张友仁找到村里最穷的柏长连说：“我给你良种，你按我说的法子种棉花，每亩包你３００元纯收入，干不干？”柏长连乐意。老张给他１公斤“盐棉４８号”种，一粒一钵，全部地膜覆盖。每周去他家辅导两次。年底，１０亩田，棉花加种子，卖８０００元，柏长连一年脱贫致富。乡民信服了。
种棉，最怕旱涝，水利问题，是步凤一大隐患。雨一下，水汪汪；雨一干，露盐霜。
陈鸿琪是１９７８年至１９８１年期间的乡党委书记，他筹集资金，整治河道，大规模的改土治水，搞条田，他鼓励干部：“有些事３年之内被人骂，３年之后就会有人夸！”
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９日，一场瓢泼大雨倾泻在步凤大地，两小时下１６１．２毫米，５万亩棉田被淹。凡是搞条田化的地方，一天之内水全部排干，棉花未受影响。１９８８年的一份统计表明：搞条田化的村比没搞条田化的村，棉花增产３０％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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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逼着学”与“虚应付”
墨村
最近，参加一个厂长、经理座谈会，“满负荷工作法”创造者——石家庄第一塑料厂厂长张兴让的一段话，对人很有启发。他说：“厂长‘取经’，要看它是否能给企业带来效益，不适合本企业的经验，逼着学，也学不了，要么就是虚应付！”
主管部门重视一些企业的经验，给大家提供信息，加强提倡，是应该的。但是这些经验到了企业，就要看实际情况了，如果企业本身没有兴趣，主管部门硬要他们学，就只好“虚应付”。不久前，记者到一个市采访就碰到一例。这个市有家企业在管理上有些名堂，企业效益不错。于是，先是市政府作出决定，在全市工交系统推广；稍后，省政府又决定在全省工交系统推行。但是一些企业对此并不以为然。
一味用行政手段推广一种经验，往往事与愿违。比如，大庆、大寨，原来的经验确有可取之处，可后来，不仅夸大，变成全面的经验，而且工业就学一个大庆，农业就学一个大寨，吃了不少苦头。这种推广方式，很容易“刮风”，搞形式，落实祸，这样的教训太深了。
不同行业、不同类型的企业，规模、工艺、技术装备、职工素质都不相同，各地区、各行业改革的进程深度也不完全一样，各有各的特点。所以，企业加强管理，应该从解决自己的具体问题着手，别人的经验能否学得来，学什么？要看对不对号，没有包治百病的“药方”。
靠作决定来推广某个经验，反映了一些主管部门仍习惯于过去管理企业的老办法。有时甚至也知道一些经验在本地区不一定能发挥效力，也照样发个文件，做个决定，这实在不可取！今天，企业正在逐渐摆脱旧体制的桎梏，成为独立的经济实体，与企业经济效益有着利害关系的好经验，他们不仅要学，甚至没有声张的，也会偷偷去学。这比那种“虚应付”不知强多少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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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家画廊
“紧缺”环境使一些经营者顿添愁容。而中标承包一年就打出漂亮翻身仗的柳州市青年厂长肖刚华却自信如常。他认为，现在——
正是建功立业时
本报记者 郑盛丰
面对资金、原材料、能源……一系列紧缺，工商界一些经营者皱起了眉头，而柳州市罐头食品厂３１岁的厂长肖刚华，依然是满脸自信的微笑。
去年初，肖刚华战胜众多的竞争对手，成为柳州市第一个招标承包的厂长。当时，国营企业柳州市罐头食品厂留给他的并非玖瑰色：建厂１２年，换过８任厂长；企业固定资产１００多万元，而亏损额已高达２２０万元，肖刚华承包的条件是：３年创税利１０７万元。
现实比预想更诱人。今年初，招标承包仅１年，该厂便创利税１５０万元，超过３年税利承包指标之和；人均税利相当于全国同行业１９８７年最好水平的４倍；百元固定资产税利率高达９４％，而全国同行业上年最好水平仅３３％。
在大学学过经济管理，工作后又从事经济管理的肖刚华，治厂之道就在“管理”二字。
就说资金。社会紧缺，肖刚华也不例外。他善于在紧缺中把资金用活，办法之一是通过加强管理把流动资金周转天数由上年的２４０天降至６０天。后来银根日益抽紧，许多企业为借贷无门犯愁，肖刚华却先后两次主动还贷１００万元。
要用活有限资金，消化原料涨价，关键是产品的决策与管理要适应市场的需要与变化。肖刚华深谙此道。他一上任，就停产滞销积压的水果罐头，改产市场看好的果汁应子和蜜金桔，并在产品质量、包装、推销方面下功夫。
肖刚华招标承包的成功实践，使他坚定并强化了这个认识和感受：追求好效益，未必高投入；在当前的“紧缺”环境下，作为企业的经营决策者，更加不应也不能把出路寄托在对投入与产值的过热追求上；真本事真功夫应体现在管理上，对外拓展市场，对内挖掘潜力。
肖刚华也有困惑：他承包的一个事实上已破产的企业，效益指标在短时间内那么轻易地超过全国同行业最好水平。这恰好说明，我国许多企业在管理上大有文章可做。他认定：管理可以出效益，管理可以增后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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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到市场寻找出路
“压”出来的对策
——整治中看苏南的乡镇工业（下）
本报记者 吴长生
苏南的乡镇工业经受着严峻的考验，也面临着提高的机遇。
铺摊“热”降温
１９８６年春，也是银行紧抽银根、压缩基建规模时，可苏南给我印象最深的却是另一句流传颇广的悄悄话：“压得了别处，压不住我们，他们下，我们正好上。”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苏南乡镇企业固定资产投入增加的步伐一点也没放慢。如今，人们尝到了苦味，承认的确有铺摊子“过热”的问题。
苏州、无锡两市，近４年，都分别以平均每年１０亿元的投资铺新摊子、搞技术改造，而他们每年的利润不过５亿来元，就是加上原资产折旧资金，也到不了１０亿。过猛的固定资产投入，一方面加重了企业的贷、借款利息负担，一方面使原本已很紧张的流动资金越发不足。
这次紧缩，企业不叫苦的极少。一些起步晚的乡村更是雪上加霜。例如宜兴市新建乡，去年一下子上了１０个新项目，总投资４０００多万元。现在债台高筑，贷、借款共达６３００万元，而自有流动资金只有４００万元，６个竣工的企业无法正常生产，４个尚未完工的无力收尾。
现实使人们清醒了。记者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这次可不能再侥幸钻空子，得扎扎实实练“内功”了。
失误的警示
苏南已有了２０多年兴办乡镇企业的经验，在项目选择上的大失误是极少的。但去年的乳胶手套“热”，给了人们一次新的警示。
由于防治艾滋病的需要，从前年下半年起，国际市场上出现了乳胶手套需求“热”。一些外商和国内经营部门，拿着订单到处求购，并声称不管什么等级，连等外品也包销。几个生产类似产品的企业当即转产，很快赚了大钱。于是，“大上”之风骤然而起。张家港一市上了８０条生产线，昆山县一个镇竟上了２２条。
面对这股“热浪”，苏州市乡镇企业局赶紧摸国际市场行情，并于去年３月就发出了警报。但一些地方正在兴头，岂肯紧急刹车。短短一年多时间，苏州市各乡镇竟冒出了１８０条乳胶手套生产线。仅仅几个月，行情果真大变，一些生产线还没安装完，买方市场便变成了卖方市场。主要消费国美国一面在出产原料的东南亚投资办厂，一面提高了产品进口标准。当初拍胸脯包销一切产品的商人们没了去向，大量手套压在仓库、压在口岸销不出去。
据介绍，目前这１８０条生产线，只有１／３左右赚回了投资，而其余大部只能开开停停，还有些干脆无法运转。
一位农民企业家说：这次失误，吃亏在没好好研究国际市场。搞外向型经济，光靠我们前几年那点应付国内市场变化的经验是远远不够的。
“压”出来的对策
试行股份制。为了解决流动资金困难，也为了动员全体职工协力渡难关，苏州市从去年末开始，在乡镇企业全面推行带有集资性质的增量股份制（仅新吸收资金投股付息、分红），并广泛开展较完善的存量股份制（原有资产也折成股份，与新增股份一样参与分红）试点工作。
兼并与下放并举。苏南也有一部分亏损或微利企业。但因“手心手背都是肉”，谁也下不了狠心关并它们。如今，危机逼迫人们作出选择，引导各乡、村开展兼并、拍卖和下放，推动企业向效益好的靠拢，产品向低能耗、低物耗、附加值高的适销产品靠拢。“死中求活”，正好优化企业结构和产品结构。仅常熟市，就有１３０多个不景气的厂子被具有产品或财力优势的厂家兼并。集体卸掉了补亏包袱，优势产品迅速扩大了生产能力。这个市还把能由家庭搞的项目尽量下放到家庭。莫城、徐市、王市、碧溪等乡镇已下放横机７０００多台，羊毛衫基本都由农民家庭生产。
单一成份的苏南模式，开始向多经济成份并存迈进。
锐意“消肿”。整治工作开始后，许多明眼人先看到这一点：不能丢掉乡镇企业“轻装”的优势，得赶快“消肿”！
全国最佳农民企业家、吴江县达胜皮鞋总厂厂长肖水根，先从自己“消”起：一、总厂厂部率先精简人员，由原来的２８人减为８人。办公楼原来的３名勤杂工，一个不留。清扫、待客，从厂长到打字员，全自己干。二、厂长基金砍掉一半。三、厂部小车费用压缩６０％。他一带头，层层行动。４个分厂一起压缩管理干部，充实生产一线。全厂共裁减车间主任以上干部５３人，仅此，今年就可节约１５万元开支……
奋力“往外冲”。在环境恶化的情况下，人们发现，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日子普遍比较好过，而“三资”企业更为明显。张家港市西张乡双龙村，有２０条乳胶手套生产线，可在多数地方一筹莫展的时候，他们却资金、原料、销路“三不愁”，产品源源出口，利润滚滚而来，去年出口额达４０００万元，利润率在１０％以上。什么原因？除去他们具有生产医用手套的设备、技术基础而外，更重要的是他们的生产线都是与外商合资或与外贸联营的。也就是“两头在外”是实的。
寻找“往外冲”的机会，创造“向外冲”的条件，成为众多乡镇的重要发展战略。苏州市，去年初“三资”企业仅１１家，年底已增至６３家。
苏南，临海、靠江，“往外冲”的条件得天独厚，但能“冲”出去多少，并不完全取决于农民企业家们的主观愿望。各有关部门如何配合，应当研究。外贸部门如何深化改革，以适应这种形势，也迫在眉睫。
老对策重提
对资金紧缺困难，苏南基本是三条对策：向上多争取、横向多联合、向内狠挖掘。但绝大多数同志心中有数，银行贷款指标不继续压就不错，松动的余地极小，而横向拆借也不像前几年那么容易，因为全局收紧，哪儿也不松。不止一位同志向我说：叫归叫，可主要的文章还是做在下边。
对另外两大难题：原材料、能源紧张，他们又作出怎样的反应呢？
各县（市）、乡（镇）、村的回答几乎是一致的，只有继续发扬“四千四万”的传统（千方百计、千山万水、千辛万苦、千言万语），别无良策。
一位颇精明的企业家直率地说：我们就是靠计划内外的矛盾，才能买到点高价的原材料。全“统”起来，乡镇企业就很难活命了。没办法，我们还得继续“钻空子”。
既然国家计划的大锅里没有它的饭。他们就得靠自己的灵活机制、灵活经营手段，其中绝大多数是建立在合作、联营基础上的，并不违犯国家政策。可是如今，形势骤变，多种物资加深了宏观调控，有的专营、有的限制经营，切断了许多乡镇企业原来的供应渠道，而指定的渠道又不通畅，客观上加剧了供需矛盾。
例如，煤炭，去年下半年只允许燃料公司一家经营。煤源不仅更紧，而且价格暴涨不止。煤缺，也影响到电。许多乡镇领导焦急地对记者说：停一天电就减少几万元纯利啊！可是近来拉闸停电却成了家常便饭。再如钢材，上头指定只许供销社代营，可苏南的供销社几乎从来没搞过这项业务。从人员到业务关系全得从头来，而生产的需要却是一天也不能断。
看来，如何处理控制物价暴涨与继续搞活经济的关系，还是一个远未解决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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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夏石咀山市大武口区百花市场从1987年6月以来，设立公平秤，派专人管理，短斤少两率由原来的2.4％下降到现在的0.15％，维护了消费者利益。 邓尚喜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