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版(副刊)
专栏：
白信封
彭龄 章谊
又是那种最普通的白信封，又是那一张小小的白信纸，像一片片晶莹的雪花，飘进我们寒伧的居室……
这是冰心老人的来信。每次都是这样的白信封和这一小片白信纸。每次都像面对面坐在老人简朴的客厅里，听她叙家常般亲切温馨。
本来，长辈对于晚辈，似乎不必那么认真地每信必复，特别是像冰心这样德高望重、时间又异常宝贵的老人。然而，她每次总这样认真、仔细，复信的日子甚至可屈指算出。这次，竟复得这么快，实在出乎我们意料。所以，当我们接过那熟悉的小小的雪片似的白信封时，心湖里不能不激起一阵阵涟漪。
前两年，我们在黎巴嫩工作，去造访纪伯伦的故乡时，与纪伯伦博物馆馆长库鲁兹先生谈起，早在半个多世纪前，中国著名女作家冰心，就将被誉为“东方最美妙的声音”的纪伯伦的代表作《先知》译成了中文。他听后非常高兴，一再恳请我们设法为博物馆找一本中译本。我们回国休假期间，专门为此拜访了冰心老人。她不仅慨然取出手边仅存的一册新版的《先知》，而且还亲笔抄录了《先知》中《论友谊》一节，交我们裱成立轴，一并赠给博物馆。现在，这些都已作为中黎两国友谊的象征，珍藏在纪伯伦博物馆中，珍藏在黎巴嫩人民心中了。我们在散文集《黎巴嫩散记》中，将这些过程作了陈述。前几天，我们收到出版社寄来的样书，立即寄奉冰心老人。为怕浪费她更多时间，在提到她的那几篇文章里夹了纸条，以便她暇时随便翻翻。不料，仅仅隔了四五天，便收到她的复信。除去邮局周转递送的时间，她竟在一两天内将这本十多万字的书统统读过了，而且“夹白纸处更为仔细”。
面对这一页素简和这枚普普通通的白信封，我们的心久久不能平静。
记得过去读《冰心文集》时，曾看到老人对信纸发过的一番感慨：
我自己以为，除了印有花样的以外，白信纸信封不妨多预备一点，不少人像我一样，在写信的时候，喜欢在一张白纸或只带着道道的纸上，不受拘束地，心无旁鹜地抒写下去。
这忽然令我们想起巴尔扎克说过的一句话：“一切真正伟大的人物都是很‘本色’的，而他们的‘本色’就是使你觉得和他们平等。”冰心老人正像她的名字一样——冰晶玉洁，一清见底，没有丝毫大作家或其它大人物的傲气、官气、世俗气。老人一贯主张“讲真话”，不要粉饰，不要虚浮，不要拐弯抹角，花里胡哨……连信封信纸，她都喜欢白白净净，好在上面“不受拘束地，心无旁鹜地抒写下去……”
这，不正是冰心老人的“本色”吗？
第4版(副刊)
专栏：
真诚
柯蓝
愿几万里的山山水水消失，愿高空的星星纷纷下落。没有空间，没有距离，两颗心靠拢，靠拢到分不清心跳。
一束似乎是并不介意的眼光，一朵似乎仅仅是出于礼貌的微笑，一个似乎是旅途初次相遇的点头。这一切都被炽热的火烧去了它的外壳。只剩下那炽热不化的追求已久的精灵和相互的诱惑……
意外的相逢，使旅人的步履沉重？还是使他的背囊装满了孤独？抑或是装满了那无法达到的追求？这些都无须细问。只要我们能在相逢的一瞬，有深情的微笑，有真诚的忘我，有永恒的欢乐和忧愁。在我们共进晚餐的时候，有飞霞在我们的脚下。能忘记过去，也不想未来。那么，明天旅人就会启程，平安到达新的驿站。
第4版(副刊)
专栏：
顾颉刚先生访书
江澄波
抗日战争胜利以后，顾颉刚先生从重庆回到故乡——苏州悬桥巷顾家花园借居。他当时担任文通书局编辑所所长，办公地方就在他家里，因而经常来我工作的那家旧书店访书，得以相识。他需要的是古史和民俗方面的线装古籍，同时也注意收集像《桐桥倚棹录》那样的苏州地方文献。
建国初期，常熟丁祖荫“淑照堂”藏书散出，我曾收得善本书数十种，其中有一部《水经注》，是乾隆时天都黄晟刻本，原衬订二十册，曾经桐城姚元之用朱笔校注，并有印记。顾老看到以后，爱不释手地要求买回去。但又提出能否分两次付款。我们同意了，他感到很高兴。
顾老不但自己爱书如命，同时也很关心科学研究工作。有一次我收到了一本书名叫《庚癸记略》的手稿本，著者署名为“倦圃野老”，全书记载咸丰十年至同治二年间太平军在吴江活动情况，从来没有刻印过。他看过以后就取出自己名片，写上几句话，要我直接和罗尔纲先生联系。信发出不久，很快接到决定购藏的回信。由于该书史料价值较高，后来被近代史研究所印入《太平天国资料》。关于倦圃野老的真实姓名，那时未能查到。最近我在苏州古旧书店书库里，发现了“味无味斋”钞本的《事文统载》二册，首有题跋称：“是编为余侄董生梦兰所手钞，……同治丁卯重九前一日倦圃野老王元榜识。”查《县志》，董兆熊字梦兰，本姓王，父早世，随母姓董。……”王元榜为其叔伯行，与跋中称余侄相符。顺此提及，以供研究参考。
后来，顾老去上海大中国图书局任总经理，兼复旦大学教授。仍常在星期天与胡厚宣先生等五六位教授，结伴同来苏州访书。其时古籍书源充沛，每次都能满载而归。有一次我给他看了部分新收到的珍本古书，有明初刊黑口本《南极地理》和代王府刊黑口本《谭子化书》，明嘉靖刊本《白虎通德论》（孙星衍校跋），万历精刻插图本《净明宗教》（残存九卷），明万历刻本《北西厢记》（吴门殳君素绘图版画），万历精刻插图本《古本荆钗记》，清初旧钞本《有学集笺注》（有黄丕烈校跋，署名“书魔”），乾隆时人稿本《金惟骏诗集三种》（《排闷集》、《野庵诗钞》、《翡翠兰苕集》，有沈德潜、张鹏翀亲笔书序），沈炳垣手稿《斲研山房诗钞》等。他兴致勃勃地看完了书，表示将建议上海图书馆购藏，要我凭他的介绍信去上海找李芳馥馆长联系。结果全部留下。这是顾老关心社会文化事业，为保存祖国文化遗产出力的又一例证。
另一次我在拜读顾起潜（廷龙）、潘景郑两先生合编的《明代版刻图录初编》时，得到启发。我想如果能把明刻残页装订起来，加以说明，不是更好吗？我就到上海四川北路大中国图书局拜访了顾老，把我的想法告诉他。他大加赞赏，表示愿为此书作序。因而我加快步伐做好了每种书的版本鉴定工作，并写了文字说明，先送请潘景郑先生审定后再转给他。时隔不久，顾老就把序文寄来了，是用文言文写的，对明版书作了很高的评价。
１９５４年顾老调任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任研究员，全家迁往北京，留在苏州的藏书，决定全部带去，包了一节火车，要求我们帮助解决包装问题。工作结束后，临行之前，他还在西中市六宜楼菜馆设宴表示谢意。席间他介绍了去西北地区考察时的见闻。
此后顾老虽然很少回苏，但仍保持着一定的联系，他经常来信索购北京不易买到的书。三年自然灾害期间，曾经来苏一次，并到书店来看过我，惜因出差在外未能见面。但信函往来则至“文革”前夕才中断。
第4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千篇一律”解析
徐恒醇
在４月１０日《大地》副刊上读到有关为建筑千篇一律一辩的论述，顿感疑惑。
产品或建筑的千篇一律，往往是简单再生产的产物。它的出现有深远的社会根源。广而言之，“千篇一律”的现象过去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十分普遍而又十分突出。这不仅与我国长期封建社会的某些痼疾密切相关，如僵化的大一统的政治体制、鄙薄器用和造物活动的文化观念，以及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等；而且也与建国以来我们在政治、经济和文化决策中的某些失误不无联系。险峻的政治风云使人们言不由衷，表现为社会舆论的“一致”。商品经济的不发达，社会分配缺乏调节机制，使人们不思改革和创新，表现为产品品种的数十年一贯制或照抄模仿。文化视野的封闭，造成思维模式的简单化和单一化，使价值观念产生畸形。
随着人们主体性的自我意识增强，因此多样化和个性化就必定成为文化选择的趋向。以历史上出现的住房建筑为例，北京的四合院、天津的小洋楼、江南的民居，也并非是一种模式。现代建筑的形式则更加多样，被视为天经地义的方匣子结构也并非不可突破。
就住宅建筑而论，看起来它的功能似乎极其单一，实际上也存在多样的选择。不同类型的人必然具有不同的活动特点和流动路线，因此，要求建筑具有促进人们不同活动的适应性。建筑是对气候条件的调节器，不同纬度的建筑自然具有不同的保温要求，同时根据不同情况对于采光、声学防护和湿度控制也要求各异。建筑作为一种文化的载体，总会带有地域文化的特征，具有对环境的感应特征，反映出环境的氛围和当地人们的行为心理。此外，建筑还要依据当地的资源条件；建筑材料、土地状况和地形特征等都直接影响建筑的结构和造型。多样化和适应性的要求不仅适用于公用建筑，在总体上也适用于住宅建筑。随着住房商品化的发展，必然会增加人们对于住房的选择，也会促进住房建设对于不同住户要求的适应性。国外所出现的对住房建筑设计的公众参与，正是提高建筑设计的针对性和适应性的有力手段。
有人似乎存在一种误解，也许是一种遁词，以为工业化生产只能产生出千篇一律的产品。其实，这只是工业发展原始阶段的现象。工业产品的标准化、建筑的模件化，主要是对于基本零件和构件而言的。标准化可以提高质量，降低成本。但是它并不排斥规格的多样化，也不完全决定整个产品或建筑的造型。正如儿童玩的积木、魔方、魔棍一样，虽然是以有限的标准化构件组成，但仍可产生出千变万化的色彩和形态的组合。退一步说，即使同样形式的房子，如果在外部空间结构的安排上略有变化，也会使人产生出不同的空间感受。实际上，工业化生产为建筑师和产品设计师创造力的发挥提供了广阔的前景。
第4版(副刊)
专栏：
善卷小记
梅南频
江苏宜兴是闻名遐迩的“洞天世界”，大大小小二十四个溶洞吸引了上下几千年纵横几万里名人志士驻足。其中有个称作“善卷洞”的，据说四五千年前，我国还处于部落联盟首领禅让时代，唐尧把帝位让给了虞舜，而虞舜却想把帝位让给善卷。善卷其实满可以当仁不让的，却不谋高位，图得清闲，独离中原，到了宜兴山区当时还十分偏僻的地方落脚隐居。这位曾经蛮有才能的虞代诗人，孤居石窟，垒石为门，“日出而作，日暮而辍”，度过了自在的晚年。
也许，这就成了善卷洞之由来。真假当然无从考证。有意思的是善卷先生之后，唐朝的昭义节度使李?择居善卷洞附近的碧鲜庵读书，某日清晨亲眼目睹有条白龙从善卷洞的水洞里游出，呼吸天地灵气。这非同小可。李?当即即成奏折称报皇帝，此乃天子祥瑞，并勒石题铭“万古灵迹”。
李?这一题铭当然就神化了善卷洞。中国人从来就是把龙作为至高无上的崇拜物的，真乎假乎谁也无从作答。而这位举足轻重的李?先生有辞作证，后人也就难以作辨了。只是苦了不知多少有志的开掘者。１９３３年，当地名流储南强先生决心打通水洞，他亲自督率石工开凿工程，无奈石工慑于千年潜龙的说法，不敢稍有冒犯。凑巧的是当时上海正有个德国的海京伯马戏团在进行驯狮伏虎表演，外国人的胆子比中国人要大，再说，他们对龙也不犯忌，储先生也就把希望寄托在洋人身上。遗憾的是洋先生十分精明，认为这千年龙捕来未必能演戏，再说驯善虽有二十年经验，可捕龙尚属首次，万一有个三长两短，也化不来，因此，婉言谢绝。
储先生憋足了这口气，硬是要探个究竟。他夜以继日，不辞劳苦，磨了好几个春夏秋冬，终于打通了水洞。又亲自驾舟探险，结果当然连龙的影子也未见到。
至此，水洞隐白龙的神话也许完全可以破产。然而这窈窕曲折的水洞，长达一百二十米，宽四米五，船在山中行，桨在天上划的幽奥意境，在人们心中终竟是个谜。这奇异的洞天世界和先贤传下的言辞能不构成奥秘么？不然，那么多虔诚的游客怎会信奉洞壑石壁上那条形似龙脊的乳石，争相接水？图谋什么？
倘若善卷先生见此情景不知会作何感慨？自然是不尽人意的，今天，它可以造化出众多迷人的幻境，明天，也许会将一切化为乌有。任凭你怎么去编写历史，季节不可调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