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为杜绝批地建房、定购提留、计划生育等事情上的不正之风，河北藁城县委县政府曾三令五申，然而收效不大。现在——
公开带来公正
本报记者 宋世琦
在河北省藁城县，与群众切身利益直接相关的事，大多是公开的。
过去，谁能生“二胎”，村干部说了算，随意性大，弄虚作假的多。如今，申请者情况张榜上墙，还要贴上一张母子合影，谁家的娃有残疾，谁家的娃没毛病，一目了然。
以前，个体工商户摊位设哪儿，工商管理人员说了算，“风水宝地”总是那几个人占着，无门路的被安排在冷僻处。现在，公开了不同摊位的不同收费标准，同一标准的摊位抓阄定地段，机会均等，定期调整。
公开带来公正。藁城县农村一些过去难以解决的问题，变得比较简单，容易解决了。
“难”字引出的思索
藁城县农村第二步改革实行以来，基层工作难度越来越大。计划生育难，宅基地批复难，定购提留难，企业、果园承包难，招工招干也难。
１９８７年底，贾市庄镇因过去果园承包基数低，承包与非承包家庭收入悬殊，农民迫切要求重新承包。一场“梨园风波”，导致上千群众进县城上访，搅得干部群众都不安生。在诸如此类直接与群众打交道的事情上，各种矛盾日益尖锐。
是群众不听话，还是干部没本事？藁城县委没有简单地下结论，而是用心分析农村社会经济带来的新情况、新问题。
多年来，藁城县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对的２４０个大队，１０００多个生产队，是吃大锅饭、搞平均主义的集体，你穷我也穷，矛盾不突出。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农村经济活动部分纳入商品经济轨道，各级党委和政府面对的是１５万个家庭。这１５万个基本经营和核算单位，从事各不相同的经济活动，种种利益与分配密切相关，事情变得复杂多了。
例如粮食定购。国家定购价格偏低，平价农用生产资料供应数额不足，使农民叫苦不迭。在这种情况下，少数政府工作人员利用职权谋取私利、优亲厚友、贪污受贿、敲诈勒索、倒买倒卖，农民该得的得不到，引起了农民的不满。
公职人员以权代法，“七所八所”吃喝拿要，乡村干部随心所欲，群众更为反感。想提意见吧，不知该找谁。况且，“山高皇帝远”，“小实权派”在一定程度上代表政府行使职权，得罪得起吗？农民窝火，憋气，原因不只一个。但他们最不满的，是干部不廉洁，办事不公正。这是关键，是农村诸多矛盾尖锐的重要起因。
办事要公正，必须公开。老百姓都懂这个理：“藏着掖着没好事”。违法乱纪大多是“地下活动”。
基于这种认识，１９８８年５月，藁城县委、县政府制定了以“办事制度公开，办事结果公开，加强群众监督”为主要内容的“两公开一监督”制度，从群众最关心而又最不放心的问题入手，切实解决廉政问题。
公开不是目的
公开，不是走形式。藁城县“两公开一监督”制度，有明确的指导思想：让群众了解一切应该了解的办事制度，让群众清楚所有能够公开的办事结果，以便群众监督。
有关群众利益的事五花八门，涉及各种政策、法规、制度。各部门经过努力，使复杂的政策、规定简化为易行的制度。县农业银行将各级政府的三四万字的农贷政策规定，简化为不到千字的办事制度，群众看得懂，记得住，用得上。
公开办事结果，分两种情况：经常性工作，如向个体户收税、银行贷款、计划生育等，一月或一季公布一次；临时性工作，如住房分配、招工招干、宅基地发放、企业和果园承包等，随时办理随时公布。
县委还决定，每年１月和６月的１０日至２０日为“公开旬”。今年１月中旬，从县委、县政府到各部门、乡村，上上下下，各行各业，公开了半年或一年来的工作情况和群众敏感关心的各种事项。
办事制度、办事结果公开，揭去了政务活动的神秘面纱，群众知道了事情的底细。手上有权的人即使有谋私之心，也不免有“后顾之忧”。
藁城县委、县政府还采取了多种方便群众监督的措施。县监察局设立了举报中心，各乡镇、部门设举报信箱，仅计划生育举报箱就有５００多个。税务、农行、商业、公安等１１个部门设立了监察组织和机构，有１２３个单位设立了专职监察干部。各级政府部门还普遍实行来访接待日制度，设立政风政纪监督员。
监督渠道畅通，群众举报有门，谁再想弄权谋私，就不那么容易了。藁城镇孟村不久前发放宅基地，全村１７户申请，村里定了７户，县有关部门也已批准。群众议论纷纷：连讨论都没讨论，这叫什么公开？张榜一公布，原来７户都与干部沾亲带故，而又都不符合条件。群众告到镇里，村干部只好认错，推倒重来。
看到希望和光明
藁城县实行“两公开一监督”虽然不到一年，效果却是明显的。县委书记张二辰概括为三条。一是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公平、公正问题，缓解了农村干群矛盾；二是有助于政府行为规范化、法制化，有利于改变有法不依、不按政策办事的积习，有利于使现行政策趋于完善，约束干部行为，提高干部素质；三是增强了干部群众的民主意识，为农村基层民主建设找到一条实实在在的路。
县委、县政府有关部门提供了不少令人信服的数字和实例，说明实行公开带来的变化。而使记者印象更为深刻，感受更为具体的，是同８位普通农民的谈话，他们之中有人种地，有人修钟表，有人办企业，有人搞运输。
——“公开符合我们的心理。你问什么心理？没人作弊呗。过去招工，村干部底下一‘捏’，悄悄送走了，能没气？这回招工，又是广播条件，又是公开考试，全村报名９７人。我孩子回来说，抓出十几个找人替考作弊的，当场除名，最后卷子拿到石家庄请老师打分，按男女比例、得分高低顺序录用六男二女。你问我的孩子？他这次没考上，但我们服气，以后还有机会。”
——“我们村发放宅基地，支部书记连说三遍：谁到干部家求情，取消资格。本来么，讲公开，干部个人说了不算，‘手榴弹’炸不开，‘炸药包’也不灵了，还费那个事干啥？”
——“过去这也截留，那也截留，这‘霸’那‘霸’不少。走在村里，看吧：戴这个帽那个帽的，喝得醉熏熏，从农户里歪歪扭扭让人架出来。现在，不能说一个没有，但少多了。你说这算不算挽救干部？”
廉政建设，有人担心群众期望值过高，不知如何下手。从藁城县看，群众要求并不高，更不苛刻，不过“公正”二字而已。公开了，就会带来公正，说难也不难。做到这一点，群众会从中看到廉政建设的希望和光明，从而提高“参与意识”和“忧患意识”。
今年２月底，藁城县召开人大、政协会议，县委书记张二辰作了形势报告。藁城人已经多年没有给领导干部讲话鼓掌的习惯了。但他讲到实行“两公开一监督”，讲到基层民主建设时，会场上破例两次响起热烈掌声。当然，这仅仅是个起步。在“公开”和“公正”这两点上，需要做的工作还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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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青年热门话题
当代青年的“软骨病”
王亚平
报载，时下青年结婚费用居高不下，大城市青年职工尤甚，有的突破万元大关，听来令人咋舌。且不论如此消费水准与目前国民经济发展状况是否匹配，单单追寻其财源，便可看出苗头不正：其中大部分来自父母的“资助”。如果将此视为白头双亲的一次性“放血”，那么儿女婚后成年累月的“蚕食”，则成为唯父母寿限方作终了的“持久战”。我认为，建筑在这上面的享受，实在是当代青年的“软骨病”，是一种不自信的懦弱，一种不自尊的贪占，一种不自强的退化。
中国不可以全学外国，但外国青年的自立自强意识却很可为中国青年所引进、消化、吸收。在商品经济社会中靠竞争获得生存的物质基础，以贡献换取社会财富，符合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然而个人财富的合理占有，唯独占有者对社会做出的贡献与之大体相抵才无可指责。就是说，要以诚实劳动致富才算光荣和体面。任何不顾客观条件的超前消费、无偿剥夺和占有他人劳动所获的行为都是违法的和不光彩的。
我们这一代青年的父母，是活得很累的一代人。旧的社会制度使他们的长辈享受不到退休福利待遇，生活全靠他们供养；而建国后客观上的自然灾害和人为的政治运动，又不仅造成了他们低收入低生活标准的现实，而且在心灵上也程度不同地蒙受了创伤。好容易送走了长辈，又把子女抚育成人，不料想又套上为子女筹办婚事、补贴生活的沉重枷锁。为此，有多少老人终年粗茶淡饭旧衣裳，有多少老人值更补差做零工，有多少老人窘困多病遭唾弃……可怜，我们年迈的双亲、他们除了默默劳作终生奉献，于匆匆旅程中又得到了什么？！作为儿女，再从他们羞涩的腰包中劫掠钱财，竟能下得了手？！
美好生活应以勤奋的劳动去争取。现实生活中固然存在不少不尽人意之处，但总的气候、大的格局是好的，有竞争的环境，有施展才华的舞台，有通过诚实劳动走向富裕的条件，为每个志向远大的青年提供了用武之地。作为好儿好女，没有丝毫理由吮吸父母日渐枯竭的血汗。青年朋友，让我们真正自立吧！
（作者单位：青岛市二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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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新老交替话廉洁
——访中顾委委员郭峰
本报记者 尹品端
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谦称自己主要是“面向过去，回避现实（忙于整理回忆录）的郭峰同志，其实随时都在关注党的建设，关注新班子、新干部的工作和成长。
在一次会议的间隙，记者访问了郭峰同志。当问到老同志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如何帮助新班子、新干部为政清廉时，郭峰同志说：党的十三大提出要从严治党，要清除党内的腐败分子和处置不合格党员，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如果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廉政建设搞得不好，即使开除八百万不合格的基层党员，也不能解决我们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关键是领导。新班子、新干部清廉与否，是关系到党的成败的一个大问题。现在新班子的成员，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方面是不错的，工作也能打开局面，但革命化相对显得差一些。主要表现在政治思想素质不高、马列主义理论水平低、党的基本知识少、党性锻炼不够。比如，有的新干部到一个新地方上任后，不是先考虑如何把工作搞好，而是急于“搭窝”，安排自己的“四梁八柱”，把同学、哥们拉进领导班子，认为只有这样才能“站得住脚”。有人将此名曰“组阁”，其实，这种哥们义气与组阁完全是两回事。有的追求享受，铺张浪费，吃喝送礼，坐车挑最好的，盖房、家具也都讲究“高档”，还有一些人热衷于出国捞洋货，甚至还有贪污受贿的。
这些现象，数量虽然不多，但在各级领导班子中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对这些现象，我们退下来的老同志有责任搞好传、帮、带。传：传道授业，介绍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帮：帮助排忧解难，献计献策；带：带出一个好的作风来。
郭峰同志在辽宁省委和沈阳市委两次班子大调整时，在参加省委新班子民主生活会期间，在平时的生活中，无不注意言传身教。他勉励新班子的同志要过好权力、金钱、捧场、家庭、子女等“关卡”。他说：新干部由于地位的变化，“出谋划策”的多了，串门说好话的多了，捧场的人多了，送礼的人多了。
郭峰同志说，要想处理好这些关系，光靠个人修养不够，更重要的是把自己置于党和人民的监督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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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苗寨真情浓于酒
本报记者 邹大毅
未进苗乡，先问乡俗。贵州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的苗族同志告诉我们：此地苗族依山为寨，聚族而居，多住吊脚楼，服饰有一二十种，盛装穿银戴玉，环佩叮当。苗族一年中主要节日有２０多个，加上起屋造房、婚丧嫁娶等等，苗族集会一年可达１４０多个，故有“大节三六九，小节天天有”之说。苗民性格豪爽，热情好客，礼仪甚多，以交杯豪饮为特征。每有客来，必备自酿村醪，大飨宾客。于是我们被告知：谨防醉卧苗乡。
离州府凯里南４０余公里的雷山县，有个典型苗寨——根德乡的郎德上寨，是省、州命名的“民族文物村”，文化味儿挺浓。
刚一踏上通郎德上寨寨门的青石板路，雷山县副县长余志芳就告诉我们：每逢佳节盛会，这条道上要设１２道酒桌，苗族姑娘把盏守关。这叫“拦路酒”，是苗族最隆重的迎宾礼仪。
此道百十来米，虽不及古人“郊迎十里”之遥，却有一路胜似香醇的热辣辣的情。就连匆匆来去的外地游人，也赞美“苗家豪性浓似酒”。我们没有赶上时候，无缘得享这一厚遇。
现代化意味着一部分传统文化的衰落和终结。然而苗族最有代表性的传统文化却在现代化进程中兴盛起来。郎德上寨的民间“首领”——７６岁的寨老告诉我：“杨大陆（诞生于本地的一位苗族反清抗暴英雄）过世时，这个村子只有７户人家。民国１４年时有３１户。但饭不够吃，连衣服都没得穿。那时过节难哪！‘分田到户’以后，这里变化大了：起了好多新房子。如今，９９户人家，家家户户有大米吃。村民们手艺也多，铁匠、木匠、篾匠，纺纱织布，样样行。全村种了烤烟、桐子，养了猪、鸡，稻田里还养了鱼。到了打谷时节，鱼吃不完，便运到县里去卖……”苗族节日的盛况，成了苗乡富裕程度的标尺。郎德上寨过苗年１２天，不算村子里的人，光外来客人就有１８００多人，最多的一家接待４０多个客人。除了吹芦笙、跳舞、斗牛、赛马，最重要的活动项目是酒宴。１２天要耗去多少钱、粮、物？没有精确统计。一位苗族老乡告诉我，一般每家过年，光是酒就要准备一二百斤，约要耗去４００斤粮食酿酒。
富起来了，的确是苗族节日兴盛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使像郎德上寨这样一个小富之村，也要过一个近于奢华的节日。于是，这个寨子被有关部门列为农村乙类旅游开放点，可以有组织地接待外宾参观，这无疑为弘扬苗族文化注入了一剂兴奋剂。
就在这令人陶醉的文化氛围中，比我们更了解情况的几位当地苗族干部、学者却清醒地提出了一些发人深省的问题。
县里一位同志认为，把有酒、有银饰作为财富的象征，把客人来得越多、酒喝得越多，作为一种荣耀，不利于民族上进。苗族经济刚刚处在温饱起步线上，这样的节日越多，苗族的经济负担越沉重。
州里一位年轻的苗族学者看得更深。他认为热情好客、无私奉献固然是苗族的美德，但把它无节制地推行到社会生活各个方面，平均主义就产生了。公吃公喝，耗费物资，这种带有原始共产主义痕迹的传统行为规范，使平均主义、不求进取成为民族进步的沉重包袱。
令人感到欣慰的是，在苗族的传统文化中，已开始渗入一种全新的因素——商品经济观念。他们已懂得向来宾收取费用；不再无偿组织活动；不再无偿陪客。当我听着村支书对郎德上寨发展人文旅游的设想与规划时，心中喜忧参半：今后苗族的传统节日，还会那么令人陶醉吗？
（附图片）
苗族新娘出嫁后第二天，要到自家鱼塘去看鱼，还要亲手摸摸鱼。这象征着婚后生活美满、吉庆有余。 李兴洲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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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沙头角的铁卫士
新建 琪书
深圳沙头角，有一条仅２００米长、１丈多宽的小街，它每天迎接２万多人次的内地游客，加上香港来客，其热闹程度可想而知。广东省边防局第六支队十三中队的武警战士就日夜守卫在这里。
一个风雨交加的傍晚，班长吴利胜一个人执勤在沙头角镇关口上。一名港客带着一位女青年来到跟前，拿出自己的证件、一块金表和一叠港币，笑着求吴班长：“这是我太太，求警察先生通融一下。”小吴推开金表和港币，不客气地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通融可谈，只要有证件就可以放行。”港客说：“哎呀，我忘了把她的证件带来了。眼下天黑下雨，请警察先生高抬贵手放她过去。我这点小意思，只有咱三个人知道……”说着便往小吴腰里塞。小吴义正词严：“先生，请自重。你再纠缠，我只好没收金表和港币，扣留这位女青年！”港客只好拉着女青年离去。午夜时分，他故伎重演，又吃了一位新战士的“顶门炮”！
有一次，一位干部和他的妻子来到沙头角，男的有证件，女的没有，按规定男的进镇，女的被拦在镇外。女的硬冲关卡，执勤战士卢建文拦住不放，她朝小卢脸上打了一巴掌。小卢没有还手，但仍不放她过去。
排长李国雄的父亲探望儿子来了，想和儿子住在一起。李排长住在镇内，他按规定把父亲安排在镇外。父亲很生气，差一点用水烟筒砸他的头。副班长李镇华的未婚妻来了，乘小李单独在关口执勤，要求进镇看看，小李不同意，她伤心地哭了，可小李终究没有软下心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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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请支持法院干警执法
本报记者 吴兴华
据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反映，１９８７年至１９８８年两年间，岳阳市共发生围攻、辱骂、殴打执法的法院干警事件３８起，１３８名法院干警遭到辱骂、围攻、殴打，并损坏３辆汽车、４辆自行车及部分办公桌椅。去年上半年，怀化地区发生围攻、辱骂、殴打法院干警的事件１９起，参与围攻的达３６２人，法院干警遭到辱骂的有８３人，遭到殴打的有２人。
为什么法院干警屡遭围攻殴打？
原因是多方面的：
部分干部、群众不知法、不懂法、不畏法，有的存在“不闹就要吃亏”等错误思想。去年１２月２１日，湘阴县法院公开审判一故意伤害案，当法院宣布对被告判处５年有期徒刑后，参与旁听的２００余名被告的亲属及同乡哄闹法庭，将在场的１０多名法院干警和５名检察干警围攻１个多小时。
部分干部、群众封建宗族观念严重，不分是非，抛开法律，凡是不利于我这一姓、我这一族的判决，就反对、闹事。农村发生的阻挠执法事件大多与封建宗族观念有关。去年６月２４日，湘阴县人民法院在赛头乡永成村处理一起离婚财产纠纷案时，在男方一亲戚的鼓动下，１００多名群众围攻、谩骂法院干警，阻挠干警用车２个多小时。
有的地方党政领导或司法机关存在地方保护主义思想，放纵和助长了阻挠法院干警执法的歪风。１９８７年３月１０日，岳阳市南区法院在湖北省监利县执行一起经济纠纷案时，当地１００多名村民起哄、扭打岳阳市南区法院的执行人员，打伤２人，但地区、乡领导“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纵容、袒护闹事者。
为了维护法律的严肃性和权威性，湖南省各级人民法院在做好教育干警秉公办案和及时查处辱骂、围攻、殴打法院干警事件的同时，呼吁各级党政部门和社会各界支持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为人民法院严格执法提供一个良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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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从“煤气包”话形势
——记济南军区某部一次形势教育
去年底，几十年前铁人王进喜发誓要扔进太平洋的“煤气包”又在河南开封市的公共汽车上“露脸”了。
一时间，此事进入街谈巷议，驻地军营内大家也议论起来。
有人说：“王铁人早把石油落后的帽子扔到了太平洋，如今又捡了回来，这形势咋整的？”有人悲叹：“看来形势倒退了……！”
这件事很快引起部队领导的重视。党委决定从“煤气包”谈起，在全部队开展形势教育。党委不定调子，由干部战士各抒己见。
讨论很快形成两种主要观点：有些人认为，我国的用油机具发展了，原油产量供不应求，于是“煤气包”出现是正常的，是好事情；有些人认为，“煤气包”架在车上，有碍观瞻，也显得落后，它的重现是改革一定出现糟糕局面了。甚至有些人对改革成功产生了怀疑。为了帮助大家掌握更多的材料，部队请来了开封市副市长张景祥，请他介绍驻地形势。从热门话题讲起，由驻地看全国，拓宽干部战士的视野。
十年改革，使开封市国民经济和各项社会事业得到迅速发展，１９８７年与１９７８年相比，全市工农业总产值增长１．５３倍，粮食总产量增长７．６倍，乡镇企业产值翻了四番。
但是，正像许多地方一样，在改革的过程中，开封也存在着不少问题：人的思想观念陈旧，不少干部存在严重的官僚主义；农业落后，工业产值仅相当于南方省份的一个县；缺电、缺水、缺燃料等，对这些现象，如果不作正确的分析和比较，眼睛只盯住问题的确会越看越泄气。
部队还组织官兵走访了开封市公交公司和开封石油公司。这两家公司领导介绍，开封市街头上的气包，已与昔日王铁人所看到的气包有着质的不同，那时气包里装的是煤气，今天的气包里装的是天然气。那时我国的原油产量仅有十几万吨，确实是无油可用。１９８７年我国的原油产量已达１．３４亿吨，产量跨入世界产油国前５名之列。随着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和用油机具的不断增加，加上受石油开采、炼制和运输的限制，各地计划内供油缺口较大。开封市公交公司现有客车１４２辆，但计划内用油仍是１９８２年７０辆车时的指标。目前，该公司每年要添６００吨高价油，而每吨高价油高出平价近６００元，加上其它材料涨价因素，市财政每年３５万元的补贴犹如杯水车薪。所以，为了保证群众乘车不受影响，开封市便寻找出了以气代油的办法。尽管这些漂亮的客车驮上个大气包，“有碍观瞻”，但此举的作用不可低估。公共汽车每公里用汽油的开支需０．２４元，改用天然气后，开支只需要０．１０元，它不仅降低了成本，也节约了汽油，缓解了当前石油供应紧张和交通运输紧张的状况。
形势越看越清，认识趋向一致；改革十年成绩巨大，但目前的困难很多，暴露出的问题也不少。“大家的路要大家铺”。现在该部队的官兵为驻地发展纷纷献计献策。同时练兵的热情更高了。
（韩瑞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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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近，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集中力量打击“倒汇”、“切汇”和倒卖“提货单”等违法活动，有一次当场抓获违法人员28人。
“哥们儿，有‘美子’吗？”话音未落，一只大手就紧紧抓住了他……这是2月20日摄于北京朝阳区樱花桥的一个镜头。 杨鸿宝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