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内新闻·体育)
专栏：
提倡干部到农牧业第一线
——部分人大代表的呼声
本报记者 段存章
“眼下的情况是，叫喊支援农业的呼声挺高，但实实在在的行动较少。”许多人大农民代表向党政机关提出中肯批评。记者与人大代表、全国著名农业劳动模范申纪兰一见面，她就说：“我说句老话，也可能是人们不喜欢听的话，就是‘农业要上去，干部要下去’。”她反问我：“你说这话还有没有用？”
干部下乡是一种优良的传统工作方法。形势变化，这个好作风不能变。全国人大代表、吉林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霍明光说：“实践证明，哪个地方的领导干部重视下乡抓农业，哪里的粮棉产量就上得快。”这个省的公主岭市（原怀德县）近十年每隔三年更换一个玉米优良品种，上一个新台阶，粮食总产从１０亿公斤增加到３３亿公斤。原因之一就是每年春天组织大批干部和科技人员到村下田向农民宣传、指导科学种田的结果。
许多代表反映，现在不少干部下乡作风走样了。过去那种“亲亲热热相处，认认真真办事”的干部少见了。有的下乡跑富村富户多，到穷村贫户少；有的下乡走近（城镇郊区、铁路沿线）不走远（偏僻山区）；有的爱上企业转，不愿到田头牧场蹲。“下乡坐车一溜风，吃吃喝喝一群群”、“早上抖精神，晚上醉醺醺”。有的地方派去的“扶贫队”变成了“扶瓶队”（天天扶酒瓶），群众骂之为：“小蝗虫”。
农民喜欢作风好的下乡干部。他们建议对派干部下乡的工作进行整顿，建立新的干部下乡制度。人大代表、新疆阿勒泰地委书记李东辉说：“我是抓金豆豆（宝石加工），不忘粮囤囤（农田）、肉蛋蛋（牧业），干部下乡重调查研究，实行面对面领导。”党组织派这位年轻干部到中苏、中蒙边境的贫困地区工作已４个年头，他带领地委、专署领导干部每年有１／３或１／４的时间到农牧业生产第一线工作，并层层签订目标责任书，以实绩考核干部。他们坚持一年两次不违农时的现场办公，一个县一个县听汇报，检查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和问题。李东辉说：“我们各级干部到农牧业生产第一线去，每年要保证做好这篇文章。”近４年，阿勒泰地区的农牧业有了新的生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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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避免失误：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分组讨论侧记
本报记者 王谨
如果说，在七届人大一次会议上，代表们对选举产生国家新的领导人给予极大关注的话，那么，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代表们议论较多的，则是如何避免指导上的失误问题。
记者旁听一些省市代表的讨论，几乎获得这样一种普遍的意见：要避免指导上的失误，需要实行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
失误的主要原因在哪里？代表们结合审议政府工作报告作了分析。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顾明在河南代表团的联组会上发言认为，失误的原因是由于存在急于求成的倾向，对产品经济向社会主义商品经济转变过程的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不足。在坚持放权搞活的过程中，未能及时加强管理监督和抓紧建立宏观调控体系。更多的代表则认为，失误的根本原因是“由于对重大问题的决策不民主、不科学造成的”。
在辽宁代表团的联组讨论会上，李军代表发言说：“我们为什么老是急于求成？‘急’的根子在于对国情和改革缺乏科学的分析，决策缺乏民主化。如能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高决策的科学化与民主化程度，就会减少失误。”
浙江代表韩祯祥对我国现行的决策机制的不完善表示忧虑。他说：“这几年对一些重大问题的决策不民主不科学，造成了一些本来可以避免的失误。这么大的国家，在作重大决策时，胸中无数是不行的。”
怎样实现决策的民主化与科学化？不少代表表示这样一种见解：需要建立一种科学、民主的决策机制。
内蒙古自治区代表罗振东说：“制定有关国计民生的政策，既应有正确的指导思想，又应有科学的、民主的机制。”
浙江代表张贞契说：“近些年的问题，是民主和集中的关系没有理顺，以致发生了工作上的混乱。制订政策要强调民主，集思广益；执行法律政策，要令行禁止。比如物价问题，到底哪些实行放开，哪些不可以放开，以至放开后，可能会出现的问题，应先听群众的意见，然后再作决策。”
在广东代表团的港澳组，记者见到法律专家、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廖瑶珠。在谈到如何实现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问题时，她对记者说：“决策要避免失误，需要多吸收懂行的人参与决策，同时要增强决策的透明度，让人民参与决策的讨论。”
中国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程度，决定着四化大业的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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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按民族特点办民族教育
——访青海人大代表
本报记者 高新庆
青海省是一个有３３个少数民族的多民族地区。全省４３４万人口中，少数民族有１７４万，占总人口４０％；全省７２万平方公里面积中，少数民族居住地区却占９６％。发展民族教育，对这样一个多民族省具有十分重大的政治、经济意义。
全国人大代表、分管教育的青海省副省长班玛旦增（藏族）对记者说，自己同自己比，我们的民族教育有了长足的进步。解放前夕，全省只有民族小学１０９所，学生４９００多名；在８所普通中学和师范学校中，少数民族学生寥寥无几，少数民族教师只有１４０多名。在这个基础上起步，到１９８８年底，全省已有单设的民族学校１５０４所，占全省学校总数的３３．５％，其中民族高校２所，民族中专７所，民族中学５５所，民族小学１４４０所。包括进入普通学校的，少数民族在校学生共有２５万人，占全省在校学生总数２９％。从小学到大学的民族教育体系已初具规模。班玛旦增特别驳斥了所谓藏族地区没有文化的说法。他说，藏族教育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前进。藏族小学由解放初１４所，发展到７２７所；藏族中学从无发展到３２所。河南蒙古族自治县，原来没有蒙族语小学，现在办了３所。
“但是存在的问题和差距还比较大，基础教育特别是小学教育相当薄弱；教学质量差、师资不足、办学条件差……”班玛旦增一一列举着。
“少数民族地区还有一部分没解决温饱问题，群众集资办学难度更大。我郑重建议国务院组织国家教委、国家民委、人事部、财政部等部门尽快召开少数民族地区教育工作会议，对少数民族教育的现状、困难和发展进行专题研究，并提出切实的解决办法。”青海省妇联副主任、当过教师的马玉芬（回族）接过话茬一口气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我认为要按民族特点办民族学校，这样才能办好”，互助土族自治县县长童成荣（土族）强调说，我们那里师资缺，素质低，过分强调按教学大纲办，一是行不通，二是进校学生少，流失生反会增多。少数民族学生过语言关不容易，建议搞一点学前教育；国家对少数民族地区教育经费搞专项拨款；少数民族师资还可采取定向招生、定向分配。
“投资要用在刀刃上，本来教育经费不足，少数民族地区应多办职业中学，多办中等技术教育。”人大代表、高级工程师钱国英刚说完，马玉芬抢着说：“我同意，不能搞一刀切。６所回族、撒拉族女子中学，考大学的少嘛，还不如在这些学校办职业班，让学生掌握一二门技术。”
钱国英说：“这次人代会提了一个提案，在少数民族地区设智力开发中心，请国家教委、财政部考虑采纳。”
班玛旦增最后概括三点：什么时候党的民族政策得到认真贯彻，民族教育就会受到重视，发展速度就会加快；反之，就会徘徊不前，甚至倒退。什么时候不搞“一刀切”，民族教育就会健康稳步发展；反之，就会大起大落。什么时候尊重民族学校的特点因人施教，教学才有活力；反之，就会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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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希望在这里
——农民代表参政议政能力在提高
本报记者 鹿舫
出席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农民代表显示出的参政议政能力，令人欣喜。
本次会议广西代表团共提出１１１项建议，其中２０项出自农民代表。
来自吉林的农民代表孙树祥在列举他所在的村去年每个农户被各种摊派摊去３００多元等事例后，高声道：人大立这法立那法，啥时也立个法，治治农民负担过重。
人大代表中的农民兄弟在议政中表现出的建设意识，使许多人刮目相看。年方三十的广西农民代表韦仕军说：互相埋怨不能使农业再上新台阶，上下同心才能让农业真正升温。上头——中央能不能组建一个有权威的包括产、供、销一条龙的农业领导小组，全力抓农村工作？下头——农家能不能建立劳动积累制度，规定每个劳动力每年用于农田水利建设的投工数量？
为了使乡镇企业不再重走“上时‘一窝蜂’，下时‘一刀切’”的老路，女代表、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洛阳镇副镇长谭梅星说：各地政府可否按照产业政策，迅速列出一批应保的乡镇企业名录？在当今信息时代，大可不必等矛盾激化、损失惨重时才来调整我们的所作所为。
如何提高农民代表的参政议政能力？这是许多省、市、自治区负责人的一桩心思。人大代表、中共安徽省委副书记孟富林说：“安徽是农业省，农民代表参政议政能力的增强，是我们的希望所在。”近两年，安徽每年组织农民代表对一两个重点问题进行调查，尽量不搞那种“走马观花”、大呼隆式的视察，效果不错。他们还准备定期向农民代表发调查提纲，使他们有目的地进行活动。
记者在采访中深感，对各级领导机关来说，增加工作的透明度，扩大农民代表的知情范围，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而高屋建瓴地把握关系全局的荦荦大端，不是老抓那些不带本质意义的“小鼻子小眼”，则有待于农民代表的科学、文化水平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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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全国人大七届二次会议小组发言摘编
陕西代表周雅光、马大谋说：
忽视思想工作会危害整个民族
这几年吸毒、卖淫、赌博等丑恶现象越来越多，重大刑事案件数量上升。如果不引起重视，对治理整顿工作和整个民族都有重大危害。对这些问题要认真解决，不能老是说“不怕打开窗子进几个苍蝇”。现在社会上流传着“得罪老同志支持少，得罪上级鞋子小，得罪同事帮手少，得罪下面选票少”。所以许多人不愿做思想政治工作，不敢开展批评，怕得罪人。
安徽代表陈光琳说：
各部委要带头维护中央权威
华东彩电玻壳项目列入国家彩电“八五”技改引进项目，经有关专家对五个预选点进行综合评估，芜湖市得分第一。上海经济区规划会议原则同意专家组定点芜湖的意见，电子工业部也同意定点芜湖，并正式报国家计委。但国家计委工业综合二司负责人不顾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原则，不尊重专家组的意见，擅自同意别的市开工，企图造成既成事实，改变定点芜湖的意见，使这个项目至今未能正式批复。维护国家计划和政府的严肃性，维护中央、国务院的权威，各部委要带头做起。
江苏代表谭泉海、陈邃衡、张绪武说：
对“官倒”要查个水落石出
“官倒”就是以权经商。如去年，某公司的一个人到宜兴市横山乡推销了２００吨钢材，每吨要好处费（没有发票）１００元，一下子就拿了２万元。这不是明显的“官倒”吗？还有，清理公司遇到阻力很大，有的查不下去，查出了问题，他们说有文件规定，是有“条子”的。现在社会上有一种说法，叫做“小倒戴手铐，中倒做检讨，大倒作报告”。这种说法虽然不一定十分准确，但也说明了一定的问题。建议对“官倒”特别是对那些手握重权的“官倒”，要从严处理。
解放军代表傅奎清说：
克服急于求成 防止犹豫徘徊
各级党政领导应重视研究和处理好几个关系：一是既要克服急于求成的倾向，又要防止犹豫徘徊的被动状态。不能因为现在要纠正经济过热，就瞻前顾后，缩手缩脚，该压缩的不敢压缩，该办的事情也迟迟下不了决心。二是既要防止“一刀切”和一哄而起，又要反对各行其是的现象。三是既要动员全民艰苦奋斗，又要强调领导决策的科学性。
贵州代表文明铣说：
要大力抓社会治安
去年社会治安工作存在五个薄弱环节：一是农村治安力量薄弱；二是对青少年的教育、管理工作薄弱；三是内部纠纷的调解疏通工作薄弱；四是社会防范工作薄弱；五是思想政治工作薄弱。希望国务院和各级政府抓精神文明建设和社会治安工作，要像抓物质文明建设那样，下大力抓扎实。
上海代表白同朔说：
对高干及其子女要严格要求
在商品经济新秩序还没有完善时，中央高级领导的子女要对经商问题回避。对高级干部及其子女按一般公民来要求太低了，如他们回避经商要牺牲一些个人利益。为了治理整顿，提高民族凝聚力，目前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
广西代表成克杰说：
要增加对缺粮省区的投资
广西农业基础比较薄弱，粮食缺口较大，每年要调进粮食几十亿斤，是全国调入粮最多的省区。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要增加对农业的投入。如果投到缺粮较大的省区，使其能就地增产，于国于省于民三者均有利。
河北代表郎宝祥说：
企业要提高效益为国分忧
企业要千方百计提高效益，为国分忧。一是进一步深化改革，用改革解决改革中的困难；二是向管理要效益；三是用企业精神带动职工努力拚搏，同心同德共渡难关。
广东代表张琮说：
应妥善解决报纸发行费率问题
国务院办公厅于１９８８年底指出，要妥善解决邮政部门不合理占用报纸预订费和适当降低过高的报纸发行费率问题。三个多月过去了，但问题仍未解决。如让这种情况继续发展下去，一些报纸将无法正常出版。
我国报纸实行预订制度，现在预收的报纸订费全部归邮局长期占用，然后按月或拖到第二个月付给报社。这是十分不合理的。我们要求邮电部、新闻出版署，尽快将部分报纸过高的发行费率降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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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正等着行诉法”
——访人大代表、江苏高院院长李佩佑
本报记者 晓渡
见到李佩佑同志之前，我以为他会向我说一些当前要实施行政诉讼法的难处。没想到，这位沉着的法官一板一眼地对我说：“现在很需要有行政诉讼法，我们正等着这个法呢。”
原来，两年前，他们适应改革形势的需要，就已经开始受理行政诉讼案件了。仅一九八七年到一九八八年一年多时间，受理和审结的行政诉讼案件就有近千件。当时主要是治安、土地管理、渔政和税务等等。因为没有行诉法，只能运用民事诉讼法和最高人民法院下达的有关文件去办。
随着行政诉讼案件的增多，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赶紧适应形势需要，建立行政审判庭，现在全省高、中和县（区）级人民法院百分之七十五已建立了行政审判庭。他们又着手培训了干部，抽出一部分长期从事民事审判工作、有一定法律基础知识、能公正执法的干部去进行培训。另一方面还开展了行政审判的理论研究和对疑难案件的分析工作。
大概正因为他们有了这些“超前”的行动，也就不认为行诉法“超前”了。但是，他还是就我的问题（你认为实施行政诉讼法要解决哪些问题），发表了他的见解。他认为行政诉讼法，要依法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也要依法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职权。这就需要从两个方面来做好宣传工作，一方面要让广大人民了解行诉法，知道“民”可以告官，还要懂得告什么，怎么告，这才能运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另一方面，要让行政机关，特别是领导，懂得依法行政，依法应诉。把法律，特别是与自己行使职权有关的法律学好弄通，也才能依法来维护行政的合法权力。当自己成为“被告”，又认为并没有错的情况下，可以拿出证据来据理力争，法庭为双方都提供讲理的地方。在行使自己合法权力的过程中，才能增强法律意识，才能认识法律的威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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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世乒赛团体赛进入关键
我男队进入四强女队进入决赛
本报多特蒙德４月２日电 记者刘小明报道：世乒赛男女团体赛今天进入最后８强淘汰赛。中国女队由陈子荷、陈静打单打，陈子荷、李惠芬打双打，直落三盘淘汰瑞典队和香港队，进入女子团体决赛。
女子团体决赛明晚７点（北京时间４日凌晨１点）开始。
男子团体第二阶段争夺昨晚近１２点才产生８强，经过连夜抽签，前８名对阵形势为：中国对波兰，南朝鲜对苏联，朝鲜对日本，瑞典对西德。经过复赛，中国、瑞典、朝鲜、南朝鲜四队进入男团半决赛。中央电视台定于３日北京时间晚８点现场直播男子团体半决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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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巴塞罗那欢迎奥运乒乓健儿
本报多特蒙德４月２日电 记者江建国报道：１９９２年巴塞罗那奥运会组委会今天在世乒赛上举行记者招待会说，巴塞罗那将为乒乓球运动员准备最好的生活和比赛条件。
据介绍，巴塞罗那将把北火车站改建成乒乓馆，摆６—８张球台，可容５０００观众，比赛进行１０天左右。比赛场地离奥运村１公里，离海边不到８００米，气候会比市内凉爽。
国际乒联主席荻村伊智朗说，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建议今后比赛用黄色球，国际乒联正在讨论，有可能接受这一建议，也许会在１９９２年巴塞罗那首次采用。巴塞罗那方面立志把这届奥运会办成最好的奥运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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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威斯特法利亚厅内外
——世乒赛点滴之二
国际大厨房
世乒赛期间总共有９０个厨师在首席厨师于尔根·格来努斯率领下为２２５０个运动员及官员烧饭作菜，菜单有亚洲的、欧洲的、美国的和清真式的，其中还有一名中国厨师。每天消耗两吨半鱼和肉，两户农民专用两块大田每天供应新鲜生拌菜。组委会绍勒尔先生定下基本原则：菜单要少蛋白质，少难于消化之物，多碳水化合物，多维生素。一个厨房里如同一座外语学院，各国人士各种语言，要饭要菜竟无语言困难。
球拍被盗
瑞典名将扬·欧·瓦尔德内尔在一次集体合影时球拍被偷走了，所幸他带了两块一模一样的球拍。不过他仍感到惋惜，因为被偷的这块他最喜欢。但据说，这不影响他发挥水平。给他制造球拍的公司发出悬赏，愿以５个新拍换回这一块，多日竟无反响。
单打新规定
４月１日国际乒联执委会作出一项新规定，单打将使用一种重量有别于团体赛的新球。现在的球重２．５克，新球将比它重０．２８克，这项决议还有待今天乒联代表大会通过。
神速的爱情
世乒赛期间，组委会为７８个乒协派出的队各派一名西德人，以照料该队活动。牙买加代表队的一名运动员在短短几天就爱上了该队１７岁的女陪同，提出要娶她为妻，婚礼能否会举行，尚难得知。
阴差阳错
巴基斯坦男队昨天下午６时应与以色列比赛，但时过半小时还不来，只好取消。巴基斯坦方面说，看错了比赛时间，等发现时已经晚了。但以色列认为巴基斯坦是有意不与以色列交锋，是对以色列的歧视。
国际乒联技术委员会判决结果，这场比赛以５∶０，每局比分１５∶０以色列胜。
本报记者 江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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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谁将打赢这场恶战
——中南两强之战分析
中国男队与南朝鲜队之间的一场恶战看来很难避免了。中国队原来希望进入前八名淘汰赛后，最好瑞典队和南朝鲜队在同一半区先火并，自己坐取渔翁之利。然而事与愿违，瑞典队第二阶段与南朝鲜队抽在同组，并击败了对手。这样就把南朝鲜队挤到中国队这半区。
前几届世乒赛时，南朝鲜队已具有一定实力，但突出的弱点是凶而不稳，三个上场队员水平总有点不平均，因此始终没有打入过前四名。现在，中国队几名教练一致表示，南朝鲜队已变得和瑞典队一样有威胁。那么最主要的变化在哪儿呢？我认为主要在于：一、刘南奎、金琦泽技术水平又有新长进，既凶又稳；二、更主要的是第三主力金泽洙的出现，使这个队实力更为整齐。金泽洙比原来的老将金浣有更强的进攻能力，他右手直握拍弧圈快攻打法，正手杀伤力大，中台对拉也很有威胁。对中国队来说，不太摸底的金泽洙是一个关键人物，如果让他拿两分，这球就不好打了。
中国队出场的人选估计陈龙灿、滕毅是肯定要打的，另一人是出江嘉良还是一位新手，现在还说不好，出江的可能性大。陈龙灿球路刁钻，打刘南奎有些办法，如果一开始他拿下刘南奎，就能为取胜打下良好基础。对中国选手说，金琦泽不大可怕。如我队员发挥正常，应能从他身上拿两分。
总之，中国队同南朝鲜队必有一场龙虎斗。胜者进入决赛，负者将只能争夺男团铜牌。 本报记者 刘小明
（本报多特蒙德４月１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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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政府向韩复东授奖
巴西政府４月１日向中国的韩复东等５位外国军人授奖，以表彰他们对国防军体运动所作的贡献。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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挑战带来的思考
说老实话，来多特蒙德之前谁也没把比利时队当成对手。然而事实却不得不使人们对这支新秀刮目相看。比赛进行了３个多小时，中国队经过艰苦的奋战，才以５∶２战胜比利时队。
为比利时立下战功的是菲利普·塞伊夫，他先以２∶１战胜中国名将江嘉良，又以２∶０力克滕毅。这个１７岁的大学生在场上两面都能拉质量很好的弧圈球，又善打长球，对付快攻相当有办法。
中国队总教练许绍发在赛后发表感想说，中国对欧洲总的说知道得太少了。上场前连对方姓甚名谁都未搞清，更甭说了解对手的技术特长了，打起来才知比利时队不可小瞧。比利时运动员两面能攻，打长球，对付中国队相当有效。
记者感到，中国动辄打５∶０的时代已经过去。新形势已经对中国提出严峻挑战。
本报记者 江建国 刘小明
（本报多特蒙德４月２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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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3月28日，出席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的成都军区副司令员张太恒，登门看望了曾两次赴老山为战士们义务修手表的北京市劳动模范刘品一，并代表部队指战员向刘品一表示衷心的谢意。 杨凤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