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生活面面观
尴尬的筵席税
●五个月只征收７５万元
●普遍现象：代征人与纳税人合伙逃税
●有关人士提出：一要完善征收办法；二要加强检查，认真调查和处理群众的举报
刘东华 许宝健
在中国，谁也难以说清每天用于在饭馆里吃喝的钱到底有多少，因此，当我们向国家税务局有关负责人询问，筵席税开征以来应该征收多少时，这位负责人回答，在目前开征的各类税种中，唯有筵席税预测不出。不过，有关部门估计，从去年９月２２日开始实施筵席税暂行条例到今年２月底为止，７５万元这个数字可能大大小于实际应该征收的数字。
据了解，去年第４季度全国有１１个省、市相继开征了筵席税，税收总额为３０万元。今年第一季度又有８个省、市开征。１９个省、市１月份征收总额是１７万元，２月份２８万元。而最早开征筵席税的武汉市在开征前曾做过预测，该市一年能征收税款３００万元左右。
当然，国家开征筵席税的目的不是为了增加财政收入，而是“为引导合理消费、提倡勤俭节约社会风尚。”因此，如果７５万元税款表明大吃大喝风已有所收敛的话，那可真是一个令人欣喜的信息。然而，只要到作为筵席税代征人的饭店、宾馆、酒楼等走一遭，你就会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由此，产生了对筵席税的种种议论。有的说筵席税暂行条例还有待完善，要有配套措施跟上；有的说不能把抑制大吃大喝的希望寄托在筵席税上，而需要社会综合治理；还有的认为，即使筵席税能如实征收上来，也不会对遏制过度消费有任何作用，因为大多数是用公款吃喝，再用公款交税，个人不损毫毛；甚至也有人怀疑这个税种有无存在的必要。
筵席税处于尴尬的境地。
筵席税暂行条例一共１２条，实施这个条例的地方又结合本地实际制订了实施细则，有的还做了附加规定。如条例规定，筵席税按次从价计征，税率为１５—２０％，征税起点为，一次筵席支付金额人民币２００至５００元。沈阳各地制定的税率和起征点为４００元，税率１５％；江苏４００元，税率２０％；浙江５００元，税率１５％；河南３５０元，税率１５％。由于征收不论桌数和人数，因此有的地方附加规定要人均超过５０元才征收；还有的地方规定免交丧事筵席税。
税收的执行当然离不开税务机构和纳税人，然而在筵席税的征收过程中却多了一道环节，这就是“承办筵席的饭店、酒店、宾馆、招待所以及其它经营饮食业的单位和个人”，他们为筵席税的代征代缴义务人，也就是代征人。也许，三者的关系正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无疑，作为代征人的酒家、宾馆等首先考虑的是自己的营业额。再简单不过的道理是，没有顾客就没有收入；没有大吃大喝，就没有高收入。
江西宾馆餐饮部经理向前去采访的记者抱怨说，筵席税开征不到一个月，餐饮部营业额明显下降。顾客都流向不收筵席税的酒家、宾馆去了。
武汉一家饭店为招徕顾客，别出心裁地挂出了这样的牌子：“本饭店承担筵席税５％。”
最普遍的还是代征人与纳税人合伙逃税，如采用化整为零、多开发票等手段来欺骗税务机关。
作为纳税人的顾客，除与代征人的默契之外，还有合法逃税的空子可钻，如烟酒、水果自带或与菜肴分买，从而使筵席支付金额达不到纳税起征点而逃避纳税。
筵席税是由饮食服务业代征的，但目前对代征者的检查却非常困难，对代征者的奖罚也少有规定。再加上筵席税是一种难度大、涉及面广的税种，因而许多税务机关也疏于检查和监督。
据了解，一些未开征筵席税的省、市也将在近期内陆续开征。如何尽快堵住漏洞，保证暂行条例的实施？国家税务局有关人士认为，首先应该完善筵席税征收办法，各地都要根据本地的实际情况制订切实可行的实施细则。如宁夏回族自治区的筵席税实施细则规定：“代征人应接受税务机关的管理和监督。由于代征人不履行代征义务或弄虚作假而不收或少收的应纳税款，经核实后，由代征人负责补缴，并由税务机关对代征人处以应纳税款５倍以下的罚款。”为鼓励代征人履行代征义务，还规定：“税务机关对代征的筵席税款，可按入库金额提取１０％的征收管理费，用于支付代征人的代征手续费”。如果各地都能制订相应措施并切实实行起来，那么征收金额也许会有大幅度提高。
其次，要加强税务机关的检查和群众举报。各地税务部门应切实重视起来，制定措施，加强检查，打击偷漏税行为；同时，对群众的举报线索要认真调查和处理。国家税务局这位人士介绍说，武汉市有一家大饭店，筵席税开征３个多月分文未代征，税务部门根据群众举报，对该饭店进行了认真检查，发现这家饭店有４６笔就餐费用达到和超过标准，就餐金额１０万余元，应纳税１万多元。
筵席税能否走出尴尬境地？人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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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热点”为何变成“难点”？
——房改问题评述
鲁牧
龙年春天，全国首次住房制度改革工作会议开过之后，房改，一度成为神州大地街头巷尾的热门话题。然而，夏秋以后，许是随着大自然气温的逐渐下降，众人关注、期待的房改，社会舆论呈现了淡化，有的地方甚至“销声匿迹”。
社会舆论是实际工作的反映与写照。它在这方面的淡化，同房改实际工作不无关系。房改实际上由“热点”变成了“难点”。
什么缘故呢？
是房改工作出了问题？没有。因为从试点城市到部分县镇，仍在积极努力、扎扎实实地开展工作，并收到一些喜人的成果。
是房改工作遇到了困难？可以说有，说来还不少。思想观念的转变，国家和居民的经济、心理承受能力，住房售价、租金的确定，政策措施的配套、完善，等等。而占居更为重要地位的，则是亟待新机制的探索和建立。
“居者有其屋”。实行住房商品化，势所必然。但是，时下无疑存在着一种令人困惑的情景：大多数住房产权单位不愿意售房，大多数住房者又不乐于购房。它障碍着推行“住房商品化”方针的顺利施行、落实。
这又何以如此？
产权者不愿售房，原因主要有三：
住房售价太低，不如保有资产合算，这是一。新房售出后，回收资金怕被银行冻结、甚至抽走；若不卖，住房还在我手里。这是二。其三，旧房不售，即使象征性地收点租金，提点折旧，也还可以弥补一点维修费用，何况租金将来总是要逐步调整的；而售出以后，公共部位和设备还得负责维护修理，维修费用却无来源弥补，何必出售？
住房者不乐于买房，也有种种原因。其主要的，除了房价太高，经济承受不了，只能“望楼兴叹”之外，还有租售比价不合理，买不如租；机关职工工资少，按照级别待遇住房子，不买房不犯法；买了房子，担心维修，精神、物质负担重；不少人还在等待房改政策透明度；如此等等。
如何鼓励产权者卖房、住房者买房？看来，这是推进住房制度改革、实行住房商品化和私有化的关键性问题，急需加以认真解决。
解决这个涉及面很广、难度甚大的关键性问题，自然需要进行大量的艰苦工作。比如，财政、税收、金融、劳动工资、住宅开发等各有关方面都能真正进入房改“角色”；在思想认识一致的基础上，行动上相互支持、配合，制定配套政策、法规；等等。尤为紧迫的是抓紧探索和逐步建立促使住房买卖双方都能增强动力和积极性的新机制，从根本上加速房改运行，以实现住房建设投入产出的良性循环。
当然，探索和建立新的机制，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和过程。但是，这个时间、过程似乎越短越好。人们热切期望各方面的有关专家学者和实际工作者，积极做出自己的奉献，从住房制度改革的方针、政策、原则、措施到总结实践经验和立法等方面，综合探索、寻找出可行而科学的新机制，并逐步使之建立、健全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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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小大由之
肖荻
“开开门气不打一处来，关上门心里还挺痛快。”这是一些职工对本单位尚称满意的一句评语。这话很有滋味可咂。
大环境制约着企业的小环境。那么，一个企业的小气候是否对大环境有所影响呢？对此答案颇为不一。
一种观点：“只手难挽狂澜”，一切只好等待或观望大环境治理好了，再来治理小环境。有的甚至认为，大环境既然存在某些混乱，那我也“照方抓药”。天津市一家企业有位聋哑职工，找上级反映问题时作饮酒状、脚步踉跄状和抛物、擦屁股状。其意思是说：厂长成天大吃大喝，职工们把纱管随便乱扔，浪费掉了。聋哑人所揭发的这位厂长，平时愤世嫉俗，牢骚满腹。其实那正是掩盖自己的放浪形骸。这种一边抱怨大环境，一边混水摸鱼的行为，比之仅仅悲观失望无所作为，自然又等而下之了。
另外一种观点，认为作为一个企业虽然无力左右或改变大环境中物价上涨、分配不公、风气不正等消极因素，但本身起码可作到自我约束，以减少和避免为大环境“添乱”；同时，应尽可能创造一个有利于企业发展、让职工心齐气顺的小气候。古语不是说：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吗？治国、平天下难，修身、齐家总该可以作到吧？
一个企业的小气候是由多种因素汇成，涉及经济条件、政治环境、思想情绪、文化气氛等等。但主体还是人。天津有句名言：把群众情绪作为工作的第一信号。群体经营工作法的创造者张世纶就是这样作的，他千方百计引导群众建立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的利益共同体，充分发挥每个人的内在潜力，迅速使多年亏损的企业有了起色。天津市已把他的经验推向全市各企业。人们感到虽然大中小企业各有特色，但建立利益共同体的思路都能有所收益，并已经在一批企业里产生实效。
谁说小环境对大环境没有影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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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如何尽快改变滞后局面？交通运输问题讨论
交通运输讨论引起全社会关注
来稿踊跃 坦陈意见 急国家之所急
本报记者 王彦田
如何尽快改变交通滞后局面？本报自３月９日以《铁路在拚搏中呼喊》一文开篇，展开交通运输问题讨论以来，社会各界纷纷来稿，到目前已收到稿件４００多篇，其中有许多好的看法和意见，因为版面有限未能成篇见报，现综述如下。
社会各界关注交通运输问题讨论
铁路发展滞后，买票难，乘车难，货运难，涉及到千家万户，关系到各行各业。来稿参加讨论的有铁路部门、交通部门和其它行业，有干部、工人、农民，中央主管部门的领导，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专家、学者，许多同志谈到，就交通运输问题展开讨论，无疑对认识交通、尤其是铁路的战略地位，寻找解决滞后的对策，有重要作用。也有来稿对讨论提出建议。湖南怀化一中教师陈文在来稿中希望报纸发挥民主精神让大家讲真话，有啥说啥，这场讨论才能搞好。安徽涂州报社王书保认为，发展铁路，中央提过，专家学者建议过，这么多年过去了，铁路的悲歌不但没沉寂，反而越唱越高。中央不拿出果断决策，喊得再高也没用。
认识铁路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战略地位
发展铁路，首要的是正确认识铁路在发展国民经济中的地位，即把它放在优先地位，否则就会受到经济规律的惩罚。这是来稿中较一致的观点。国家统计局工交司杨茂桢认为，要从思想上解决一些基本认识问题，如运输部门虽然不生产有形的物质产品，但它却是使生产正常进行的物质保证，不能只重产品生产，而忽视交通的作用，要看到铁路超前发展的必要性；又如，不能把交通运输和一般企业等同看待，在政策上一刀切。成都铁路局党校陈雨光，从铁路严重滞后给整个国民经济带来严重后果，分析了铁路的地位和作用。其一，运力严重短缺，致使大量的物资滞运仓储，效能无法释放。其二，铁路滞后，大动脉成了大短线，大短线制约了短缺经济，以致供求关系严重扭曲。运输不畅，不仅打乱了商品经济秩序，破坏了经济比例关系，也使商品价格与价值背离。该校孙其远副教授估算，铁路欠运量达国家总周转量的２０％以上。工农业生产的东西在铁路上卡住了，不是劳民伤财吗？
铁路发展严重滞后原因何在？
铁路发展严重滞后，是历史形成的，并非始于今日。铁道科学研究院运输与经济研究所分析：形成铁路危机的主要原因：一是对铁路长期投资不足。铁路基建投资占全国基建投资比重，“一五”到“四五”在１０％左右，“五五”以后下降到６．４％，到１９８６年只有５．４％。二是财政政策不利于铁路发展。国家把铁路作为财政收入的一大来源，规定最低的折旧率和最高的税率，到１９８０年，铁路折旧率一直大大低于其它行业，而营业税率在１９８５年以前一直是各行业中最高的。此外，我国经常要求铁路以低于运输成本的价格优先完成一些紧急抢运任务，这在客观上也加重了铁路的负担。铁道部计统局刘悦华分析：铁路建设缺乏能够兑现的长远规划，往往是有规划的铁路没去建，没规划的又仓促上马，形成决策失误，运营后亏损；或不能按基建程序办，施工中反复变更设计，返工，造成浪费。如通霍和伊敏两条新线的建设就存在这类问题。另外，征地、拆迁难度越来越大，也拖延了建设工期和提高了铁路造价。铁道部政策研究室徐家全认为，铁路紧张，管理不善也是个重要因素，宏观控制失调，物资流向不合理，铁路迂回运输，相向运输，倒流运输，屡见不鲜，加剧了铁路运输紧张。
为发展铁路献计献策
许多来稿都陈述对发展我国铁路的看法和建议：１、国家应早下决心，增加对铁路的投入，在一定时期对铁路实行倾斜投资。２、改善和加强铁路主要方向运力和铁路网的机动性。如重点发展晋煤外运、南北大动脉等。３、调整铁路的税率和贷款利率。４、铁路筹集建设资金要多种渠道，单靠国家财政投资不行。５、调整折旧率，尽快补还铁路更新和大修理欠帐。有的来稿提出，铁路要发展，必须要制定一个有利于铁路发展的长期稳定的政策，国家应有专门机构和人员，根据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制订这种长远政策和长远规划。另外，还有来稿对铁路分流、发展电气化铁路、铁路投资办法等问题提了建议。
来稿中，对运价改革的议论不少。因为运费、车票上调价格，关系到铁路和各行各业，关系到千万乘客的切身利益。该不该调价？如何调法？都是热门话题。湖北省物价局郝诗渊说，“一次到位”，虽当时的震动比较大，但能稳定较长的时间。“分步到位”容易给群众造成频繁涨价的印象，加大心理上的压力。有的觉得要慎重，承德寿玉村铜矿王甫山说，铁路运价调整涉及到粮棉油盐等日常生活用品和钢铁、能源等生产资料的生产成本。不可大意。湖南溆浦县煤炭局彭卫则认为近期运价不宜大幅度上涨，小幅度，老百姓尚能承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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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文登女子的新嫁妆
初宜杰
在山东省文登市农村采访，看到不少即将出嫁的姑娘宁可少要别的陪嫁，也得要两只奶山羊。盛产期的母羊弄不到，给两只奶羊羔也成。
奶山羊何以受到如此青睐？原来一只奶山羊就是一个家庭小银行。一九八八年，全市七万只奶山羊平均每只收入三百九十七元，一只盛产期的奶羊年纯收入能达到五百多元。去年全市农民饲养奶山羊增加收入二千多万元。文登市也成为全国山羊奶总产最多、单产最高、社会效益最好的奶山羊基地之一。
文登市发展奶山羊是自一九七八年开始的，十一年间市里的主要领导已换任四茬。但每茬领导上任，都把“发羊财”的事放在心上，像接力赛跑那样不断完善养羊业的机制，使全市的奶山羊像滚雪球一样发展壮大。市委书记焉荣竹经常到乳品厂、养羊乡蹲点，有时候一蹲就是好几天，通过深入实际，调查研究，解决问题。在市主要领导的带动下，全市各级干部同心协力抓养羊，一批热心于“羊事业”的干部被群众亲切地唤作“羊书记”、“羊乡长”、“羊经理”。
一九八三年，由于工业加工能力未配套，养羊户只好把卖不出去的鲜奶白白倒掉，严重挫伤了群众的积极性。全市各级干部从这件事受到震动：为农民办件好事实事，光凭一般性号召和满腔热情是远远不够的，必须按照科学规律和经济规律建立一套良好机制。经过几年持续努力，全市建立了从良种引进、繁育，直到乳品加工的一系列保障、服务体制。市里投资十多万元建起良种场，一百八十七个配种点免费为羊配种，仅去年就补贴配种费十四万元。由一千多人组成的鲜奶收购队伍保证定点定时收购。市里建设了四座乳品厂，去年加工奶粉四千四百吨，占全省总产的百分之七十多。为了调动群众养羊的积极性，这个市不断为农民让利，鲜奶收购价格由每市斤零点一四元逐步调整到零点三二元，并免费为群众提供技术服务。
养羊业为农民带来实惠，农民把奶山羊当作宝贝疙瘩，目前文登市的奶山羊存养量突破七万只。昆嵛山区的晒字、界石等乡镇，每户平均一点五只羊。一些女青年要了父母的好奶羊，就不要“压箱钱”了。她们说：这比给几个死钱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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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企业家画廊
“拨风弄雪昆仑山”
——记北京市昆仑防火设备公司经理钟蔚
本报记者 皮树义
不是那高大的昆仑山，也不刮风下雪，可职工却说这里是“风雪昆仑山”。
也是的，好好的全民职工，来到北京市昆仑防火设备公司，那“全民”就不算数了，一律是聘用合同制：一年签一次合同，干好者留，干坏者走；月工资改日工资，来一天算一天……这对端惯了“铁饭碗”的人们来说，也真有点风雪严寒的味道。
公司经理钟蔚就是这“昆仑山”上的“拨风弄雪”人。他有句名言：人没到共产主义，饭不能按共产主义吃。本来嘛，现在劳动还是谋生的手段，可偏要发个“铁饭碗”、吃“大锅饭”，人怎么能勤快？不说别人，就说钟蔚自己吧。前些年，他在一家工厂当副厂长，这工厂远在郊外，钟蔚家住城里，那时，钟蔚就愿意在市里开会，一开会，就省得往城外跑了。
不过，钟蔚毕竟不是一条虫。１９８４年，４０岁的钟蔚正当着北京市建筑五金水暖器材工业公司经理助理。官虽不大，可是把“铁交椅”，钟蔚却觉着没劲，非要折腾点事，冒冒风险。他看准了防火设备这个行当。这些年，高楼大厦呼呼地起，高楼大厦没有防火设备，着了火就惨了！钟蔚从公司借来５万元钱，领着２名退休工人，在一间地下室里，鼓捣出７种新型防火设备。１９８５年３月，办起了昆仑公司。说是公司，没有生产厂，也没有市场。钟蔚想出一个招：横向联合。产品扩散到了一批企业，昆仑牌钢制防火门、防火隔音门……也走进了一座座高楼大厦。
“昆仑”挂得是集体企业的牌子，来自四面八方的职工却都有个“全民”身份，端的是“铁饭碗”。钟蔚要把“昆仑”办成一家高效率的企业，总瞧着这“铁饭碗”别扭。１９８７年８月，钟蔚来了狠的：实行聘用合同制。两张登记表发到了职工手里：一张是走，另寻高枝；一张是留，不端“铁饭碗”。
到底在哪一张留下自己的大名？职工们思来想去。想想公司的发家史，“昆仑”就是从风险中起来的；看看改革的前景，“铁饭碗”也不能永远捧下去。钟蔚向大家讲一个理：老天爷还要刮风下雪，搞商品经济还能没有风险。怕风险不如勇敢地迎接风险。咱昆仑人先走一步，不端“铁饭碗”，命运自己创。６０多位职工只有３人走了，以后又有３０多人上了“山”。去年底，“昆仑”招聘新职工，报名的呼拉来了一大群，还都有大专文凭。
效率与风险结伴，收入与效率相连。昆仑职工创造了高效率：１９８５年产值４５．３万元，１９８８年增加到２０００多万元；“昆仑”在全国已有２８家分公司。职工收入也有较大增长，１９８８年人均收入３０００多元。
在风险中创造自己的命运，在风险中实现自己的价值。这正是“风雪昆仑山”的吸引力。
钟蔚身材高大，面皮儿白净，一头的黑发，其实那黑发是染的。他为“昆仑”的发展倾注了心血！实行聘用合同制，辞退过一些职工，难免得罪人。有人给钟蔚打电话，要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钟蔚回答得干脆：你要是个男子汉就来吧！要怕这个，就不搞改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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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万花筒
售货随感
锦力
最近到朋友家聚会，其他两位客人一位是商店的售货员，另一位是工人。席间他们俩人的对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摘录如下：
工人：昨天买了一个新被套，２０元钱。去年才卖１２元一条。当时售货员怎么劝我都没买。你说这价钱怎么涨得这么快？
售货员：其实，这里面有价值规律的作用。有些东西本来不贵，市场上也不缺货。可是“抢购”风一来，人们见什么抢购什么，冷背残次商品都有了销路，一般的和紧缺的商品就更俏了。东西一少，价格还能不涨上去？就说被套吧，这几年价格一直下跌，每条从１４—１５元降到过１１—１２元。去年夏天我们商店见大家都抢着买，就把价格提到每条１６元，没想到买的人更多了，卖１９元一条还排长队呢！老百姓愿意买，商店哪有不愿赚钱的？就趁机提价吧。所以说，有些价格是被居民“抢”上去的。
工人：居民“抢购”多是为了保值，听你透露“内情”，看来“抢购”没省下多少钱，倒把某些商品的物价水平推上去了，到头来还是自己吃亏？
售货员：这我说不准，但今后买东西别乱抢，懂得一点价值规律和商品知识确有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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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山东省高密县北大王庄大力发展养殖业，1980年以来，先后建起8个良种鸡场。此外，还有奶牛场、羊场和猪场。全村仅养殖业一项，年产值即达1000万元。
上图为良种鸡场，右图为饲养员在精心喂养小羊羔。
本报记者 迟萍香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