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版(要闻)
专栏：
胡启立在庆祝“五一”大会上发表讲话
安定团结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艰苦奋斗是中华民族的美好品格
同志们、朋友们：
在“五一”国际劳动节到来的时候，我们在这里欢聚一堂，共同庆祝全世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光辉节日。我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向全国各族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和全体劳动者，向台湾、港澳同胞和侨居国外的爱国同胞，向光临今天大会的外国来宾，致以亲切的问候和节日的祝贺！
我国实行改革开放十年来，国家面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取得了显著的成就。尽管我们在前进的道路上面临着不少困难和问题，但历史已经证明，改革、开放的方针和路线是正确的，我们的事业充满着希望。中国工人阶级同全国人民一起，勤奋劳动，勇于改革，为民族振兴和社会进步作出了重大贡献，谱写了光辉的篇章。实践表明，中国工人阶级不愧为我国的领导阶级，不愧为改革和建设的主力军！
十年来，我们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从根本上讲是由于坚决地贯彻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坚持了四项基本原则这个立国之本，保持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进程中，紧紧地依靠人民群众维护稳定的政治和社会环境，始终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饱受十年文革动乱之苦的我国人民深知，安定团结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之所在。小道理要服从大道理。保持稳定，防止动乱，就是一条大道理。离开了社会稳定，改革、开放、建设，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丧失掉。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是我们社会的主体和中坚，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党和政府深切地感谢你们！人民深切地感谢你们！借此机会，我代表党中央和国务院，向坚守岗位、忘我工作的广大职工和全体劳动者表示亲切地慰问！我们相信，在今后的改革和建设的实践中，广大劳动群众一定能够继续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以大局为重，带头遵纪守法，自觉维护党和政府的领导权威，维护良好的生产、学习和生活秩序，巩固和发展来之不易的安定团结局面。
同志们，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没有民主法制，就没有社会主义。我们强调安定团结，并不是不要发扬民主。安定团结是推进民主政治建设的前提，而发扬民主、健全法制，又是安定团结的有力保证。我们要在积极推进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继续坚定不移地、扎扎实实地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使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逐步制度化、法律化。增强广大职工的参与意识，加强企业事业单位的民主管理，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广大职工群众主人翁地位的具体体现。要充分尊重职工群众的民主权利，健全职工代表大会制度，建立和健全多种民主对话渠道，自觉接受职工群众的批评和监督。职工群众要正确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利，为办好企业献计献策，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主人翁的创造精神。
艰苦奋斗历来是中华民族的美好品格，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工人阶级的政治本色。今天，我们从事的改革和建设，是一项十分艰巨而复杂的伟大事业，要靠几代人的努力。因此，保持和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应当成为我们全民族的一种良好风尚和精神状态。要在全社会范围形成艰苦奋斗的强大舆论。党政机关和各级领导干部带头振奋精神、艰苦奋斗，对全社会有着极大的影响和示范作用。党政干部首先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反奢崇俭，勤奋工作。同时也要在全体人民中倡导节俭、朴素、精打细算的良好风气，反对讲排场、比阔气、铺张浪费的陈俗陋习。越是经济发展，越是生活改善，越要注意振奋精神、艰苦奋斗。各个企业特别是国营大中型企业，在整顿治理、深化改革中，要狠抓内部管理，进一步挖掘潜力，为国家多做贡献。今年国庆前夕，国务院将召开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党中央和国务院希望全国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解放军指战员和其他劳动者，为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作出贡献，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功立业，涌现更多的英雄模范人物。
“五一”是劳动者的节日，具有光荣传统的中国工人阶级，必将以更加优异的劳动成果，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的旗帜增添新的光彩！
谢谢大家！
（新华社北京４月２９日电）
第1版(要闻)
专栏：
全总集会庆祝“五一”
李鹏等领导人同两千多名劳模及各行业代表出席
胡启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全国劳动者表示慰问
本报北京４月２９日讯 记者张国荣报道：今天下午，中华全国总工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集会，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两千多名劳模和各行业代表参加大会。
李鹏、胡启立、田纪云、秦基伟、阎明复、倪志福、王平、刘澜涛、杨得志、余秋里、陈锡联、段君毅、黄华、康世恩、廖汉生、陈慕华、谷牧、任建新等同志出席了大会。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胡启立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会上讲话。他说，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者是我们社会的主体和中坚，在经济繁荣和社会稳定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党和政府深切地感谢你们！人民深切地感谢你们！
中华全国总工会主席倪志福也在会上讲了话。他说，中国工会作为我国重要的社会政治团体和职工利益的重要代表者、维护者，在治理整顿深化改革中负有重要的责任。各级工会应当通过参与立法和各层次参政议政的渠道，积极参与协调社会矛盾，加快民主管理、民主参与、民主监督进程。要充分地及时地反映职工的意见、要求和呼声，支持职工群众同腐败现象和不正之风作斗争，维护职工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的安定团结，调动职工群众的积极性。会上，北京一建三工区一队油工青年突击队长杨桂云、北京石景山发电总厂厂长赵金刚、北京三中教师朱尔澄、北京王府井百货商店售货员徐元明代表各界群众发言。他们都满怀信心表示，要继承和发扬我国工人阶级的光荣传统，振奋精神，努力工作，以优异成绩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四十周年。
大会结束后，文艺工作者演出精彩的文艺节目。
（附图片）
李鹏、胡启立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两千多名劳动模范、先进人物欢聚一堂，共庆“五一”。 新华社记者 白连锁摄
第1版(要闻)
专栏：
在又一个历史转折点上
——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
季言志
１９１９年５月４日下午，当北京３０００多名学生走上街头高喊“外争主权，内除国贼”之时，恐怕没有人意识到：这会成为中国现代史的开端。
７０年后，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现代化的跑道上冲刺，回首往事，展望未来，人们也许能够觉察到：历史正在我们身边翻开新的一页。
救亡——
“五四”启蒙运动的动因与主旋律
正如２００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攻占巴士底狱只是它高潮的一幕；它的源头，是一场激荡了数十年的伟大启蒙运动。中国７０年前５月４日的学生示威，则是一次爱国行动，它的背后也是一场震古烁今的东方启蒙运动。
中国自从１８４０年被西方的炮舰轰开大门，压倒一切的矛盾是民族危亡。可以说，“救亡图存”四个字贯穿于整整一部中国近代史。
“面对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早醒的中国人睁开眼睛，向全世界寻觅救国之道。先是引进西方的器物和技术，接着是学习西方的政制变革，于是一幕接一幕地演出洋务运动、戊戌变法和辛亥革命。但它们都未能改变中国衰败的命运。
就在这时，一批先进的知识分子注意到西方的每一次社会大变革都有思想革命作前奏，由此开始了中国的启蒙运动。
从１９１５年９月《青年杂志》创刊起（一年后更名为《新青年》），短短数年间，在它的周围激荡起波及全国的启蒙思潮。
所谓启蒙运动，在欧洲，它是走出中世纪走向现代社会时的一次文化转型；它所高举的理性和人道主义的旗帜，实质反映了现代商品经济冲动下思想解放和人的解放的要求。
在中国，以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为代表的启蒙思想家提出了“文化革命”和“社会革命”的口号。他们一面“只手打倒孔家店”，清算旧文化；一面高扬“民主”与“科学”，呼唤新文化；并试图以新文化去改造传统的国民性。
或许可以把这场充满现代色彩的新文化运动看作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轨的一个新起点。但是，当时的中国社会任何现代化的冲动，都首先遭到外敌的扼杀。压倒一切的依然是挽救民族之危亡。中国启蒙运动的直接动因，是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
“五四”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春秋战国以来第二次百家争鸣时代，学术的自由与思想的开放是前所未有的。当时几乎全世界的思潮，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中国的孔夫子，从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到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从圣西门到马克思，统统摆在中国人面前。
当时先进的中国青年为什么会选择马克思主义？理由很简单：它能指导我们救国救民。
不无讽刺意味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发生在“民主与科学”的故乡，帝国主义的战车践踏了理性。巴黎和会上强权战胜公理，强盗分赃竟分到名为战胜国的中国头上。这一切，不得不引起许多中国人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厌恶和失望。就在这时，传来了俄国十月革命成功的消息，立即成为鼓舞我们的榜样。人们突然发现，马克思主义才是西方文明的真正精华。这就是为什么当时一大批最有学问、思想最解放的知识分子，会不约而同地抛弃实用主义、无政府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等形形色色的思潮，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历史真实原因。
巴黎和会上列强继续侵夺中国主权的事实，逼得中国学生走上街头。从５月４日这天起，“五四”新文化运动转入“五四”爱国运动。不得不把救亡行动放到最优先的位置上。各种启蒙思想也不得不先在救亡行动中一显身手，接受实践的检验。
救亡的急迫任务塑造了“五四”以后整整３０年的中国历史。
在“五四”运动中完成了思想准备和组织准备、在中国政治舞台上突然现身的中国共产党，一开始就是“五四”事业和“五四”精神最有力的继续推进者。启蒙运动的主要阵地《新青年》在１９２１年后成为中共的理论刊物。党的早期领导人几乎都是“五四”运动的领导者或勇士。
但是，严峻的时局再也没有留给中国共产党人进行单纯的文化启蒙的从容机会。延续２８年的政治斗争和军事斗争，无论是反对国内的封建、买办和官僚资本势力还是抗击外国侵略者，都是直接或间接从事救亡。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启蒙工作，包括坚决的反封建和更新人民的精神面貌，只能在政治和军事斗争中展开。
中华民族１００多年来内忧外患交织。在近代以来的中国政治舞台上出现过种种政治力量，为什么到１９４９年偏偏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这支政治力量赢得了全国政权？原因就是唯有它才给灾难深重的中国带来国家的真正独立和人民的尊严，带来统一与强大的希望。
这是人民的选择。这是历史的裁决。这也是发端于“五四”的启蒙运动和爱国运动沿着历史规定的通道继续发展的必然结果。
改革——“五四”呼喊的历史应答
如果把“五四”运动看作中国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一次重要尝试，那么，它留下了丰硕的成果，也留下了未完成的课题。
实现近代化或现代化，是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但是，李鸿章式的富国强兵梦随着北洋舰队的覆没沉入海底；康有为式的君主立宪梦随着“戊戌六君子”的断头迅速破灭；孙中山的共和革命推翻了帝制，却只剩下一个共和的躯壳。中国的传统社会只是在表面上剪掉一根辫子，实质上几乎原封未动。
《新青年》的斗士们也曾经呼喊要建立一个“新社会新国家”，并具体提出要用民主和科学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这种企图以文化启蒙推动中国进入现代社会的美好愿望也在现实面前碰了壁。就“五四”的文化启蒙运动本身而言，它在当时几乎只是在一部分知识分子中产生了激动，并没有触动社会的基础。
中国的传统社会有两千年的根基，它深深地扎根在自然经济和宗法政治的厚土之中。中国的现代化要求，是在外敌入侵面前的被迫应变，并非像西方那样是内部经济社会发展的自然结果。所以，如果不触动这个社会的经济和政治基础，变换政治旗帜固然无济于事，单独推进文化变革也难免无路可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什么能取得成功？一个重要原因是进行了相当彻底的土地革命，打击了封建地主势力，撼动了传统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基石，顺应了社会变迁的历史走向。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共产党人在进行政治革命和军事斗争时，配合以大规模的民众启蒙工作。“唤起工农千百万”，谁说不是“五四”启蒙运动的某种形式的继续？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的每一个实质性变化，几乎都是政治、经济、文化变革交互作用的结果。任何单一方面的努力往往收效甚微。
然而，我们自始至终遇到的一个困难是生产力水平低下。直到新中国成立时，现代工业成分只占全部经济的百分之十几。一片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的汪洋大海，无法托起一个现代社会，也无法托起一个现代文明。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胜利，为中国通向现代化扫清了政治障碍，但走上现代化之路，还有经济与文化的重重难关。
新中国成立后，党领导全国人民全力推进工业化，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这实质上是为日后的现代化做一项打基础工作。
我们在５０年代选择了产品经济体制和相应的政治体制，成为今天改革的对象。一些青年人觉得不可理解：早知今日，何必当初？问题的深刻性在于我们当初的选择并非一时心血来潮。一面是西方世界对我们经济封锁，一面是北方的社会主义友邻用高度集权的计划实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中国仿照后者的榜样同样迅速推进了大规模的工业化。
社会主义国家的产品经济体制缺乏活力的弊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步暴露出来的。再加上我们的产品经济体制是建立在生产力和文化都相当落后的国土上，又使它的弊端在传统社会尚未逝去的落后阴影下得到放大。一直发展到“文化大革命”的闹剧，就是在反传统的口号下向传统社会的回归，在“文化革命”的旗帜下对“五四”精神的反动。
１９７８年尾，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终于提出改革和思想解放，重新强调现代化的使命，重新倡导民主与科学。从一定角度看，这是对“五四”运动隔着６０年的一次历史呼应。正是中国共产党，发起了一场新的启蒙运动。
这场新启蒙已经进行了１０年。它同“五四”启蒙运动一脉相承，又全面地超越了“五四”。
超越“五四”的一个最鲜明的标志，是中国的改革开始向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进发。
迄今为止，全世界各民族的现代社会，都是在商品经济的地基上建立起来的。中国也只有通过商品经济的阶梯，才能走向现代化的明天。
这个现代化的明天，当然需要现代化的工业、农业、科技为基础，但它决不局限于经济科技领域。现代化是一种文明的演进和社会的转型，也就是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变。它应当包括经济现代化、政治现代化、文化现代化、社会现代化和人的现代化。
我们今天的改革，就是这样的全方位改革。它要把１５０年来的民族复兴之梦变为现实，它要让７０年前现代启蒙者的呼喊全面落实在这片国土上。
商品经济——民主与科学生长的土壤
民主与科学，是“五四”精神的核心。当我们今天的改革继续呼唤民主与科学时，人们不免要问：为什么“德”、“赛”两先生在中国有这般困难的遭遇？
应当指出，从“五四”开始讨论的民主与科学是指近代的民主精神与科学精神，它们是在西方近代化的过程中生长起来的。它们的源头，可以一直追溯到从古希腊开始的文化传统。但它们的成形，却是在渡过了中世纪的专制与迷信之后，在意大利文艺复兴和法国启蒙运动之后。这种文化精神同当时正在发展着的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相结合，孕育了西方近代的民主制度。
中国有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文化和经济背景，民主精神与科学理性很难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统治下破壳而出，封闭的自然经济也没有对民主与科学提出自身的强烈需要。尤其是中国始终缺少商品经济充分发展这一课，所以当“五四”的启蒙者从西方请来“德”、“赛”两先生时，很难找到立足之地。
当时的中国，并不是没有尝试过议会民主。１９２３年，北洋军阀曹锟以５０００银元一票的价格收买国会议员５９０人，被选为大总统，史称“贿选总统”。历史只给旧中国的议会民主留下笑柄。
在这样的社会政治环境下，中国共产党人走上了另一条寻求民主之路。党高举的旗帜就叫“新民主主义革命”。它不妥协地打击封建地主势力及其政治代表。另一方面，党发动群众和依靠群众进行革命，造成了连西方民主主义者都惊讶的民众广泛参与政治的局面。在革命队伍内部实行的民主集中制，作为民主的一种形式，也使革命根据地成为名副其实的民主根据地。可以说，中国共产党是搞民主起家并靠民主取得胜利的。
至于科学，在“五四”启蒙者那里，更多的是指一种理性精神。陈独秀在《新青年》发刊词中明确说：“科学者何？吾人对于事物之概念，综合客观之现象，诉之主观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这同我们一度把科学狭窄地理解为自然科学与技术是有很大不同的。作为一种科学理性，对于肩负民族复兴和救亡重任的中国人来说，最要紧的是科学地把握社会和时代的走向。中国共产党人把自己所遵循的学说叫做“科学社会主义”，我们的事业正是一种科学理性指导下的事业。
回顾我们党走过的道路，包括建国以后的历程，凡是正确的时候、胜利的时候，都是民主和科学精神得到尊重和实行的时候；凡是犯错误的时候、受挫折的时候，都是丢掉了民主和科学精神的时候。
我们深刻的教训恰恰在于：为什么民主与科学会被时而拿起时而丢掉？它缺少一种制度建设，而往往落入人治的随意性之中。
现代民主作为一种政治制度，需要法律的保障，但它又决不是有了若干法律条文就能实现的。民主又是一种文化精神，需要在全民族上上下下培养民主意识。这种启蒙工作决不是短期内能奏效的。在缺乏民主意识的人那里，任何法律条文都将形同虚设。
民主需要广泛的大众参与，它在本质上是人民大众集体和各自利益的自主反映。传统的群众运动在其健康发展的时期，也有大众参与的强烈因素，然而在产品经济体制下，大家都吃一锅“大锅饭”，公民意识被平均主义淹没了，因此在旧体制下，很难发展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
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需要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作为它发展的基础，需要在社会主义的市场平等交换中产生平等的公民权利与义务观念，培养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民主意识。
今天，仍然是我们党正确地把握了社会的历史走向，在确定中国的改革纲领时明确地提出了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这两大目标。这两大目标有如双翼，相辅相成，再加上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这一强有力的助推器，就有可能载着中华民族起飞，直抵现代化的明天。
但是，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的建设都是一种历史的过程。它们决不是谁下个决心或者上面发个文件就能解决问题的。这几年的经济体制改革，我们充分体验了市场发育的艰难。很难设想，民主政治可以甩开商品经济的进程独自在一个早晨完成。“五四”以来脱离经济基础的民主呼喊屡屡落空的教训值得我们记取。
我们要坚定地进行民主政治的建设。既然是一种建设，就只能随着商品经济地基的打实，一砖一瓦地垒筑。这也许倒是最快捷的办法。
民族自信——渡过难关的希望
中华民族来到了又一个历史转折点上。我们正在告别传统社会，走向现代社会；我们正在告别贫穷、落后、愚昧，走向富强、民主、文明。这个历史大转轨的契机，就是改革。
中国的改革进入第十一个年头。早期放权让利式的皆大欢喜迅即过去，新旧体制相持的困难时期来到了。
这是一个真正的改革困难时期。旧体制的基石早已动摇，虽然它迟迟不肯退出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但已无力再维持旧的秩序。新体制的框架正在构建，它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建立新的秩序。这就形成了在一定程度上的社会失序状态。通货膨胀、道德混乱、腐败现象、读书无用等等，都是由此而起。
在这样一个新旧交替时期，社会思潮也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形。随着这几年文化学研讨热的兴起，几乎近代以来新旧各种文化社会思潮都涌了进来。这种状况很有几分像“五四”时期。各种思潮的碰撞和交锋并不是什么坏事。如果说，“五四”时期的大论战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那么，在二十世纪末叶的文化大讨论中，也完全有理由希望获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新发展。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随着近年来改革遇到困难，社会上、尤其是部分青年中交替出现悲观情绪和急躁情绪。
中国有可能被“开除球籍”的警报并未解除，保持忧患意识，忧国忧民，正是爱国青年的可贵觉悟。但是，忧患意识决不等于悲观失望；中国在某些方面的落后也决不等于永无出头之日。一个半世纪以来，我们遇到过许多次民族危机，都闯过来了。如今，我们就要通过改革走上真正的民族复兴之路了，眼前的困难，可说是起跳前的一蹲，同历史上的许多次危机有本质的不同，悲观失望是完全没有理由的。
我们要树立民族自信心，要改造和重建新的民族文化。这是“五四”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事业。
西方各国的经济现代化和政治民主化，曾经走过了二三百年的路程。历史没有给今天的中国留下这么多时间，我们也不可能重复西方资本主义早年走过的路。中国人民正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朝着现代社会迈进。这是一个坚定不移的目标，但又决不是一个伸手就可以拿到的果子。作为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最伟大的一次社会转型，势必伴随着剧烈的阵痛，也可能出现曲折。要求改革的道路平坦又笔直，只能是一种空想。有志于投身中国改革伟大事业的青年，一定要学会韧性而踏实的工作精神，避免急躁情绪和不冷静的行为。因为无论经济建设还是民主建设，脱离实际可能性，一厢情愿地急躁冒进，往往欲速则不达。
我们必须在一个共同理想的引导下，形成一种坚强的民族凝聚力。依靠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民主政治，造成个体的活力与集体的合力相统一。中国毕竟早已不是７０年前的中国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早已让位于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的新中国，而且已经在改革的道路上迈出决定性的步伐。我们将朝着振兴中华的共同目标一往无前。
这就是“五四”以来的一部中国现代史对今天一代中国人的启迪和瞩望。（附图片）
上海交通大学学生为迎接学校举办的“五四”文化节。正热情排练《长征》组歌。 陈建华摄（新华社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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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首次产生同步辐射光
新华社北京４月２９日电 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同步辐射光应用室于４月３日２１时２９分首次调试出同步辐射光，观察到明亮的同步辐射可见光光斑，４月４日凌晨又观测到Ｘ光波段的同步辐射光。这是我国首次在自己的装置上调试出可见光和Ｘ光波段的同步辐射光。
目前，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的巨型探测器谱仪已推入正负电子对撞点，准备联调并进行高能物理实验。
第1版(要闻)
专栏：
李鹏胡启立等致电中国科技大学
祝贺首台同步辐射装置建成出光
新华社合肥４月２９日电（记者田文喜、宣奉华）记者从中国科技大学获悉：４月２７日、２８日，李鹏、胡启立、方毅、严济慈、李贵鲜、卢嘉锡等同志分别向中国科技大学，祝贺我国第一台专用同步辐射试验室建成出光。
４月２７日，李鹏总理得知合肥国家同步辐射装置建成出光的消息后，十分高兴，委托中国科学院院长周光召打电话给中国科技大学表示祝贺，对参加研制这一装置的全体人员表示敬意和慰问。４月２８日，胡启立同志打来电话说，从电视上看到合肥国家同步辐射试验室建成出光，非常高兴。他向科技大学，向参加建设的全体高级科技工作者和所有工作人员，表示衷心的祝贺。
方毅同志在２８日的电报中说，喜闻专用同步辐射光源提前建成，并调出储存电子束流，发出同步辐射光。谨向１０余年来参加这一研制工作的全体同志，表示热烈的祝贺。专用同步辐射光源的建成是我国高科技领域里又一重大成就，是同志们奋勇拚搏、艰苦奋斗所取得的丰硕成果，它表明我国科技人员具有高度的聪明才智，完全有能力在高科技领域内进入世界先进行列。希望同志们再接再厉，争取更大的成绩。
第1版(要闻)
专栏：
海军４０１医院再造手拇指手术成功率达到９８．０４％
新华社青岛４月２９日电（记者刘海民）海军４０１医院手外科用足趾再造手拇指的手术，成功率达到９８．０４％，创造了目前世界上手拇指再造成功率最高的成绩。
海军４０１医院手外科，是从１９７９年开始进行足趾移植再造拇指手术研究的。近１０年来，已为１７９名患者施行手拇指再造术，再造拇指２０５个，再造的手指血液循环正常，外形和屈伸力令人满意。
海军４０１医院手外科的程国良、潘达德、杨志贤、曲智勇、林彬５位专家和医生为了提高手术的成功率，潜心钻研，在动脉吻接、内固定、急症再造等显微外科手术方法上，进行了多项创新与改进，扩大了手术的适应症，使一些过去被认为无法再造的病例，获得了再造成功，对此，国内外手外科专家给予很高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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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大力普及计算机教育
今年将生产２０万台中华学习机
新华社北京４月２９日电（记者李友定）用于青少年普及计算机知识的微机——中华学习机，今年将在我国获得大发展。据中华学习机协会称，今年我国将生产ＣＡＣ—１型等中华学习机２０万台。
据悉，我国已有学习机１０多万台，有７０００名教师参加了计算机培训，４０万名中小学生参加了计算机教育。
国家教委主任李铁映日前指出：我国电视机和录音机的保有量都已达到１亿台上下。把电视机作为监视器，把录音机作为存储器和语言系统，家庭再花几百元买个中华学习机，将构成一个比较完整的“学习系统”。这对提高全民的文化素质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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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公安机关日前宣布四十四名不法分子被逮捕
新华社西安４月２９日电 西安市公安机关日前宣布：４４名参与４月２１日和２２日打砸抢烧事件的不法分子已被依法逮捕。
这些不法分子多数是在事件发生的现场被抓获的。有些不法分子逃离了现场，但被群众扭送到公安机关。
这４４名不法分子，是在公安机关占有确凿证据的基础上，经检察机关批准予以逮捕的。据悉，西安市政法机关已发出通告，要求参与打砸抢烧的不法分子在４月３０日前投案自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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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遇今年第一场暴雨
新华社上海四月二十九日电（记者白国良）今年第一场暴雨袭击上海。到今天上午九时的降雨量已达九十八点七毫米。据上海中心气象台报告，二十八日凌晨二时四十七分，上海市普降暴雨，到晚上二十一点统计，降雨量为八十七点八毫米，已超过一九七四年以来四月份的日降雨量最高纪录。这次暴雨，使郊区农田积水，油菜倒伏，“三麦”、蔬菜和秧苗受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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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政府部门负责人同首都高校学生对话
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发展教育、新闻报道和学生罢课、游行等问题交换意见
新华社北京４月２９日电（记者何平、张宝瑞）受国务院和李鹏总理的委托，国务院发言人袁木和国家教委副主任何东昌，北京市委常委、秘书长袁立本，北京市副市长陆宇澄，今天下午在团中央会议室同北京１６所高校的４５名学生进行了坦诚的座谈、对话。
这次座谈、对话是由全国学联和北京市学联主持召开的。
在对话中，大家就惩治“官倒”、清理公司、廉政建设、发展教育、新闻报道和学生罢课、游行等问题交换了意见。
广大同学的一些希望同政府的愿望是一致的
座谈、对话开始时，袁木首先告诉在座的同学，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托他给大家，并通过大家向广大同学捎几句话：希望广大同学能够尽快复课。如果大家对国家事务，对社会问题有什么意见，可以通过正常渠道提出来。
袁木说：李鹏总理还特别让我告诉大家并转告北京高校的广大同学，《人民日报》社论当中讲到的关于否定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斗争的问题，是针对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说的，并不是针对广大同学的。广大同学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希望推动民主化进程，深化改革，惩治贪污，克服腐败，这些希望，同政府的愿望是完全一致的。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希望同学们充分认识到自己肩负的社会责任。我们的青年是祖国的未来和希望。我们的青年，特别是大学生，要认识自己的社会责任，经过冷静的、理智的思考，维护社会稳定，支持党和政府进行治理整顿，渡过眼前的困难。
袁木指出，应该说我们国家正面临着不少困难，如果再动乱，再不稳定，这些困难就更加难以克服。希望同学们和社会各方面努力支持党和政府，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把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进行到底，以取得预期的胜利。
清除“官倒”一靠揭露，二靠制度
北京航天航空大学一位学生说，同学们提出的“官倒，官倒，不打不倒”的口号，反映了现在存在的一些严重腐败现象。同学们怨气大的是：中央查处官倒的措施总是雷声大，雨点小。人们希望能看到查处的结果。
袁木说，同学们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我本人对“官倒”也深恶痛绝。但采取打倒的办法，恐怕未必能达到目的。要解决“官倒”问题，主要靠两条：一是靠对问题的揭露。谁掌握了这方面的材料，我们都欢迎向举报中心举报。再一点是靠制度建设，比如现在推行的“两公开，一监督”制度。
袁木提供了几项数字：１９８８年全国各级人民法院受理刑事案件３１３３０６件，其中包括“官倒”的经济犯罪案件有５５１８０件，审理结案的有５５１７０件，判决的有７４９２３人。目前有２７８４个检察院建立了举报中心，１５８个大中城市建立了举报中心，仅１９８８年下半年就受理各种举报材料１４７０００多件，其中贪污受贿的５２０００多件，已立案侦查的５７００多件，万元以上的１５００多件。据监察部最近提供的材料，一年多来监察机关受理单位和个人检举控告材料７７２９７件，由监察机关立案查处的２５２５５件，到目前已结案１７７５７件，直接给予或建议给予行政处分的有１２６９９人，其中县处级以上干部４３２人；建议给予党纪处分的１１８７人；移送司法机关处理的１５７１人。
袁木说，我列举这些材料，并不是说查处“官倒”和其他贪污受贿等问题的工作已经取得很大成绩，只是想说明一点，党和政府是真心实意地惩处“官倒”和贪污受贿的，是决心要克服腐败现象的。但不加调查，用简单的“打倒”的办法，可能会导致我们不愿看到的后果。我再次代表国务院欢迎社会各界，包括青年学生对“官倒”等问题进行举报。
北京理工大学一名学生问：中国出现“官倒”，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然现象，还是由于党中央、国务院决策上的失误？袁木回答说，“官倒”的出现，有其经济、政治和社会等方面的原因。从经济上讲，首先是我们的社会生产力还不发达，还处于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市场发育不健全，因而出现了一些混乱现象；从政治上说，我们的目标是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但目前还缺乏必要的法制，缺乏必要的制约，以权换钱，以钱换权，权钱结合的现象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还严重地存在；从思想领域讲，还有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此外，政府决策上出现的失误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要解决这些问题，要靠制度的不断完善，国家在决策上也要更加科学化、民主化，只靠一两次游行示威是解决不了问题的。
北京医科大学一位学生问：您认为中国最大的“官倒”是谁？治理整顿以来效果如何？
袁木回答，关于谁是最大的“官倒”，我在这儿很难指名道姓地说清楚。我可以告诉大家，对康华、中信、光大、农业投资等几家大公司，审计署已经派了工作组进行了相当长时间的审计。初步审计的结果已经出来，并决定在情况核实后，公布审计结果。李鹏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也明确表示，各地各部门对整顿公司的结果要采取多种形式加以公布，其中包括登报，接受群众监督，防止走过场。
要调整教育布局
北京师范学院的一位学生问：许多同学提出教育问题，请问有什么重视教育的措施？何时兑现？
何东昌说，去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成立教育领导小组，今年准备召开建国以来第一次专门研究教育问题的中央全会。十年中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方面的问题，包括思想品德教育和精神文明教育。这里既有社会环境的因素，也有改革中出现的某些失误的因素。我认为，教育的失误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布局上的失误。要调整布局，包括调整财政投入结构，提高教师待遇。首先全党同志要重新认识教育问题的重要性。改善知识分子待遇没有钱不行，北京市今年教育经费投资占全市财政投资的２０％，比去年提高了２％。全国要建立一种新的税种来改善教育，做到人民教育人民办。
陆宇澄说，关心教育就是关心民族的素质、国家的前途。北京市财政用于教育的投资每年都有增加，中小学师资队伍建设是教育大计，因为教育以教师为本。为了吸引和动员更多的学生上师范，我们将创造一些条件。
袁木说，今年国家的财政收支相当紧张，相当困难，但由国家拨款的教育经费，还是要由去年的３２０多亿元增加到３７０多亿元，增加５０亿元，增长比例是１５．４％。知识分子待遇低是我们工作中的一个失误，国务院已经认识到这一失误，正在着手解决这一问题。
中央民族学院的学生问：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觉得对胡耀邦辞职没有做出解释。既然说胡耀邦对改革做出了重大贡献，那么为什么又要让耀邦同志辞职呢，请问党内的民主生活正常吗？
袁木说，这是党内的问题，我作为国务院的工作人员不便回答这个问题，但作为党员，我愿意谈谈我的看法。胡耀邦同志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他忠诚地为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生，党中央对胡耀邦同志已经做出了很高的评价。胡耀邦同志１９８７年初提出辞职，他对自己在那段工作期间的缺点做了自我批评，他觉得自己不适宜做总书记工作，主动提出辞职，当时曾经过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准，后来又经过中央全会的批准。
国家没有新闻检查制度
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学生说，要求新闻说真话是学生最强烈的要求之一。我们要求新闻报道全面、真实、及时。如果新闻不自由，民主建设也无从谈起。要取消新闻检查制度。
袁木说，新闻报道要客观、真实。国务院有关部门正在抓紧草拟新闻法、出版法，如果工作进行得顺利，今年有可能拿出草案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我是记者出身。据我所知，国家没有新闻检查制度，新闻报道工作实行的是报社总编辑负责制。有时当他们感到有些报道难以把握时，也往往会将稿子送到有关部门审阅核实。报禁问题是指旧社会的新闻审查制度，有时对一些新闻报道，检查官不让发，补别的稿子排版来不及，就会出现报纸“开天窗”的现象。现在没有这种现象。
何东昌说，新闻也没有绝对的自由，也要受法律的约束，要承担必要的社会责任。报纸上的每一行字，每篇文章都要对读者负责任。
袁木补充说，根据宪法，新闻报道享有自由，同时，也受到宪法和法律的约束。因为报道承担着社会责任，要对广大读者负责，不能有什么报道什么，这在任何国家都是如此。
学生和公安战士要互相谅解
中国政法大学等校学生提出，在４月２０日学生游行和静坐过程中有警察打学生的现象。
袁立本说，“４·２０”那天，我在新华门现场，我看见有人从后面朝武警战士扔汽水瓶。游行队伍走后，新华门前有许多汽水瓶渣。有人传言，有警察带警棍，用大头鞋踢学生。根本就没有持警棍和穿大头鞋的警察。有关部门规定，武警上岗必须扎皮带，穿胶鞋，公安干警中有些人穿的是皮鞋，但没有大头鞋。如果有人看见警察带警棍，请指出来。有关部门对武警和公安人员经常进行文明执勤、严守纪律的教育，不准打人。当然武警战士和公安人员有的比较年轻，不能保证上百上千个武警战士和公安人员都不犯一点错误。公安干警也有挨打的，希望大家相互谅解。如果有武警战士和公安人员有过激行为，打了人，查有实据，也要依法处理。我们已做出规定，凡是有学生反映武警战士或公安人员打人的问题，武警部队或公安部门都要派人到学校找到他，核实情况，做出处理。
只要不触犯法律，一概不究
北京林业大学的学生提出，“４·２１”、“４·２７”两次学生游行，有数以万计的北京市民欢迎，有的把钱、烟扔给大学生，有的喊：“大学生万岁！”学生的爱国运动是民心所向。
袁木说，大多数同学怀着满腔热情，要求推进改革，反对腐败的愿望与党和政府的工作目标是完全一致的。
何东昌接着说，同学们在游行中喊的是拥护共产党，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宪法，拥护四项基本原则等口号。如果有人混在队伍中，提出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也不会有这么多学生参加。搞动乱谁高兴？一些用心不良的人高兴，台湾、香港、美国的一些右翼势力高兴，北京大学就出现了在美国的反动组织中国民联的支持信。
袁木希望大多数学生在保持满腔热情时，要多一点理智和冷静。
袁立本说，北京有１０００万人口，流动人口近２００万。２７日学生游行那天，北京有３０多万人坐不上公共汽车，有许多人取不到牛奶，换不上煤气罐。这一点《北京日报》今天已作了报道。游行使交通严重阻塞，影响生产。
袁立本说，现在发现有人到中学串联。大学生有满腔热情的一面，也有理智的一面，但是中学生一旦乱起来，局面就难以控制。希望不要去中学串联。关于游行问题，同学们可以做个调查，许多国家有游行法，到什么地方游行，如何组织，甚至连哪些口号不能喊都有规定。在有些国家，如果违反游行规定都会受到制裁，使用警棍和警具就不必说了。
北京科技大学的学生问，学生游行，为什么用解放军阻挡？
袁立本回答说，我们的游行十条是为维护社会治安和人民利益的。未经批准的游行违反了这一规定，因此我们对游行不赞成。北京的警察不多，学生游行时又要防止有坏人趁机捣乱，为了保护王府井、大栅栏一带商业区也分散了不少力量。这样做是从全局考虑的。
北京师范大学的一位学生问：既然把极少数人同广大学生分开，那么中央对学生运动将怎样评价，对运动的组织者如何对待？
何东昌回答，只要不触犯国家法律、法规，无论对学生，对教师，还是对任何人，哪怕说过一些出格的话，做过一些出格的事，一概不追究责任。袁木表示完全赞成何东昌同志的意见，并表示将把这个意见转告给国务院有关部门。
对党要有基本估计
清华大学一学生问：许多同学反映现在党风不正、腐败现象严重。根据有人画的“关系图”，一些干部子弟凭借裙带关系获得高级职务。请问怎样从制度上解决这些问题？
袁木说，关于党风，现在确实存在许多问题。但我想说一点，对我们的党还是要有个基本估计。应该承认，这几年党风问题确实有日益严重的趋向，这是事实。但从整体上看，我们的党还是好的。学生们不是也打出了“拥护共产党”的标语吗？如果这个党彻底腐败了，变质了，不要说同学们不拥护，我也不拥护。
他说，近１０年间，党和政府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基本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是正确的。不管怎么说，这１０年间我们国家发生了历史性的变化，这是谁也否认不了的事实。但由于历史上和政治上的一些原因，包括由于我们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坚决，以及实行对外开放以后的一些消极影响，所以带来了相当严重的党风不正的问题。但是，党是有决心、有信心克服这些问题的。
袁木说，至于“关系图”，这要分析。有些人把与领导人同姓的中青年负责干部说成是某领导人的儿子，不同姓的说成是女婿，有的与事实完全不符，有的出入很大。总之，我不赞成画“关系图”这类的作法，像“文革”中搞的“百丑图”，社会效果不好，不利于安定团结。
北京建工学院一学生问：中央提出要过几年紧日子，领导干部应该与广大群众同甘共苦。但有的领导却一个星期携夫人打一次高尔夫球。
袁木说，我不知道这个情况。我可以转达你的意见。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已明确表示，中央国家机关和各级政府机关要带头过几年紧日子。在这里，我可以告诉大家，中央已经决定，从今年起，夏天不再到北戴河办公。因为那样会增加财政开支，造成交通紧张，与过几年紧日子的要求不相适宜。
他说，中央还决定，从现在起，国家不再进口豪华轿车。
北方工业大学一学生说，中央说不论对任何人，只要有贪污行为都要进行查处。如果有，请公布事实。
袁木说，我可以完全负责地说，中央和地方的领导机关中，不论是哪一级干部，如果有贪污现象，一定严肃查处。但让我现在就公布事实，这很困难，不仅仅在于我并不了解全部情况，更在于我讲的话要负法律责任。因为，许多问题的查处要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这点，请大家能够谅解。
对话形式可以多种多样，层次可高可低，但不包括非法成立的组织
有些学校的学生提出，对话应在同学生选举的、能够代表学生的代表中进行，并希望同党和国家高层领导直接对话。
袁木说，我认为对话的方式可以多种多样，层次可高可低。对话，不是对手之间的谈判。政府与学生之间不存在谈判问题，而是为了相互交谈，沟通思想，增进理解。只要大家有诚意，愿意坐在一起谈，就不应该有什么先决条件。
当一位政法大学的学生提出政府应同“北京大学生自治联合会”对话时，袁木和何东昌明确表示，我们是来同全国学联、北京市学联邀请的学生进行座谈、对话的。对未经认可的非法学生组织，我们不予承认。
对话进行了近三个小时。主持座谈对话的全国学联负责人表示，今天的对话气氛很好，今后愿意继续组织这样的对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