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一部具有求实风格的传记
——评《周恩来传（１８９８—１９４９）》
高文谦
为历史人物写传，最困难然而也是最重要的，或许莫过于摆脱现实和情感的种种羁绊，以更理智、深沉的历史眼光，审视人物一生所走过的轨迹，对其中的功过是非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新近出版的由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金冲及主编的《周恩来传（１８９８—１９４９）》一书，一反以往这类政治传记常有的通病，忠于史实，立论公道，读来令人耳目一新。
周恩来是中国共产党久经考验的领袖之一，同时也是现代史上在众多方面留下巨大历史印记的少数人物之一。他的一生，与整整一个时代的中华民族的历史命运紧密相关，几乎涉及到了党史上的所有重大历史事件，并在相当程度上影响着整个中国现代史的进程和历史前进的方向。如何在展现中国革命所走过的艰难曲折的历程中，对周恩来在其中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功过是非，做出客观公正的评价，这既是人们最为关注的焦点，也是这部传记成败的关键。
应该说，这部传记对这个问题在总体的把握上是成功的。书中一方面充分肯定了周恩来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突破了党史上长期习用的“路线斗争中心论”的思维模式和表达方式，力求对周恩来在中国革命一些重大问题上的历史作用，重新给以更恰当的公正的评价。另一方面，也不回避他的某些弱点、失误乃至一定历史阶段上的若干不成熟之处，如实地反映其思想发展的过程和为探索中国革命所走过的曲折道路。这种求实精神贯穿于书中对各种问题的评述之中，并构成了全书的整体风格。
如何选择人生道路，这是每个人一生中面临无数次选择中最重要的一次，对于一个追求真理、矢志救国的革命者来说，尤其如此。书中运用大量翔实、生动的史料，展示了周恩来思想发展的历程。在粗笔勾勒当时国难深重、民族危亡的时代大背景的同时，又紧紧围绕周恩来从童年时起的独特经历，深入挖掘影响其思想演变的各种因素，揭示了周恩来在生活的磨难和重压下，对封建社会产生厌恶和憎恨的叛逆心理，并且逐步萌生强烈忧患意识的过程。正是这种拯救民族危亡的使命感促使他走上寻求救国真理的道路。书中如实地记述了他同当时许多热血青年一样，为了寻找救国的道路，在当时流行的各种思潮中卷来卷去。他曾经相信过“实业救国”、“教育救国”、“道德救国”乃至“贤人政治”、军国主义、无政府主义，甚至在东渡日本的孤苦寂寞中一度转向佛教的“无生思想”，以求得到内心苦闷的解脱。书中没有讳言周恩来在寻求救国真理中的这些曲折过程，而是用饱含激情的笔，既写出了当攀登上某一思想台阶后的兴奋和欣喜，也写出了暂时失落目标后的彷徨和迷惘，而在这些背后，使人们更多感受到的则是年轻的周恩来所进行的真诚不懈的追求和探索，是他思想境界的不断升华。
在周恩来何时接受马克思主义、确立共产主义信仰这一学术界看法不一的问题上，书中根据确凿的史料，令人信服地回答了这一问题，否认了“日本接受说”和“五四运动接受说”，同时指出，就是在旅欧之初，也并未最后下定决心，又经过了对各种主义反复推求比较的过程。在这一点上，突出地表现了周恩来的临事审慎的思想性格特色。他不是那种单凭一时的情绪冲动，就会轻率做出重大选择的人。在选择信仰的问题上，用他自己的话说是“多畏多虑”，“天性富于调和”，“求真的心又极盛”。正是在这种心态的支配下，所以当他对各种主义进行推求比较的时候，总是看到问题的两重性，反复比较权衡其中的利弊得失，“而思所以应用之于吾民族间者”（周恩来语）。他对俄国式的暴力革命和英国式的渐进改革的思考，就是例证。这一“躁进”之说与“稳健”之说优劣的比较，曾一度相当困扰过他。只是当他考察了欧洲的社会实况，亲身感受到当时战后欧洲社会饥寒交迫、危机四伏的严酷现实，从而对西方文明尚存的一丝幻想破灭之后，才最终确立了共产主义的信仰，并且一经认定，终生不渝。这些在选择人生道路过程中的思考，“实业救国”也罢，“教育救国”也罢，甚而至于“稳健”之说，尽管作为思想发展过程中的一个个插曲，最终被抛弃了，但也决不是毫无意义的，而是以扬弃的方式，保留了其中的合理成分，构成了周恩来思想中某些深层结构的东西，并且在其日后的政治生涯中一再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顽强地表现出来。
评价周恩来的功过是非，难度最大同时也最能看出作者面对历史真实的勇气的，恐怕要算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一段。这期间，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走过了最艰难曲折的一段路程，由于自身思想上理论上的不成熟性，连续发生了三次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并曾一度陷入绝境。而这段时间也是周恩来一生近五十年参与中共中央核心领导的最初的几个年头，并曾一度是中共中央实际工作的主持者。党在这一时期尚未成熟的特点，同样也在周恩来身上表现出来。他亲身经历了党这一段充满挫折和失败的曲折历程。
对此，传记中既没有讳言周恩来在这一历史时期的某些失误，也并非客观主义地有事必录，而是从对中国革命艰辛探索的角度，纳入人物思想认识逐步深化，并且最终走向成熟的过程中来反映这方面的内容。书中如实地记述了周恩来在此期间为中共中央起草的某些指示、决议、通告中带有“左”倾错误的内容，以及一些“左”的行动。如他起草的中央七十号通告中，过高地估计了当时的革命形势，提出目前中心策略的四大口号：组织政治罢工、组织地方暴动、组织兵变、集中红军攻坚。再如，为纪念五卅运动，他曾亲自指挥过带有“左”倾冒险行动的示威游行。又如，在中央苏区，在申诉无效的情况下，执行了临时中央的进攻路线，攻打过赣州，等等。书中在反映这类问题时，也注意了分析形成错误的历史背景和主客观原因。
与此同时，传记以更大的篇幅，详述了周恩来在此期间参与领导中国革命所做出的重大历史功绩。要真正做到这一点并非一件易事，同样需要面对历史真实的勇气，冲破某些传统观念束缚的樊篱。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影响下，人们似乎形成了这样一个根深蒂固的思维定势：党史等于路线斗争史，而路线错了，一切皆错。在这种极端的逻辑下，历史的本来面目被歪曲了，党在走向成熟之前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被一笔抹杀了。为了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书中引用了大量的文献史料，详细评述了党的六大后，作为中共中央工作实际主持者的周恩来，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中所做的各方面工作，特别是以极大的努力，指导各地农村游击战争，领导创建了六大区域的革命根据地和工农红军，在政治指导、组织培训、干部输送和物资支援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帮助红军和苏区战胜了初创阶段的严重困难，并壮大发展起来，成为革命开始复兴的主要标志。他自己则在这一实践中，逐渐形成了“先有农村红军，后有城市政权，这是中国革命特征”的认识，为探索中国革命的道路问题，贡献了自己的一份认识。
对于周恩来的一些长期以来被误解的问题，书中也注意有分寸地澄清史实，恢复历史的本来面貌。如宁都会议问题，这是周恩来一生中始终在政治上受到严重指责，自己也总是检讨不已的问题。书中引用大量原始的历史档案，如实地记述了导致会议发生的前因后果，反映了周恩来在那场围绕红军行动方针的争论中，和毛泽东的主张是一致的，并力主毛泽东继续留在前方指挥作战。又如王明教条宗派上台的问题，长期以来传统的看法是由于“当时中央一部分犯经验主义错误的同志对于他们实行妥协和支持”的结果。对此，书中既反映了这一问题的基本历史过程，也记述了当时处境困难的周恩来对王明等人非组织活动的严厉批评，并在尽可能的范围内抵制了共产国际扶持王明上台的历史事实。后来只是由于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同时为了避免在白色恐怖环境下党的分裂，周恩来才被迫接受了这一痛苦的事实。其后尽管他内心充满着苦闷，但仍竭力维护党的团结，说服党内不同意见的同志，避免了党的一次重大分裂。书中充分肯定了周恩来这种“顾全大局，相忍为党”，为了维护党的团结所做出的巨大努力，并且指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在内部曾经历过多次巨大的风波，出现过严重的分歧和纠纷，但党始终没有分裂，总是在党的内部纠正错误。这对党的发展和民主革命胜利的取得，有着重要的意义。应该说，周恩来在这一方面是功不可没的。
传记中对于一些周恩来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的重大历史事件，和一些长期以来被党史所忽略而又确实体现周恩来特色并且卓有建树的问题，也运用浓墨重笔加以反映。前者如南昌起义、西安事变、国共谈判等，后者如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白区工作、纠正中央苏区的肃反扩大化、抗战时期的统战工作、解放战争时期的第二条战线的斗争、国共两党的战略决战等。
总观全书，在力求忠实于历史、客观公正评价周恩来的同时，也存在着某些不足。如在王明“左”倾教条主义统治时期，书中虽然用了不少笔墨叙述了基本历史过程，但缺少一种像评价长江局工作那样的整体性评述，使人们读后仍对传主与其中的关系究竟如何，对此应负哪些责任，多少有些若明若暗之感。再如在延安整风问题上，书中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在充分反映周恩来作出的诚恳、深刻的反省和自我批评（其中有些是过头的）的同时，没有点出整风期间党内在开展这种正确的思想斗争的过程中，也存在某些过火的做法，往往上纲过高，伤害了党内一部分同志。而正是由于这种做法在以后的恶性发展，历史最终地惩罚了我们，在和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导致了那场整个民族的大悲剧。书中虽然存在着这些遗憾，但是历史既然是作为“现在和过去之间无终止的对话”，那么，试图一次就穷尽对它的全部认识，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一种奢望，对作者来说，也是一种苛求。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信息技术的产业化和社会影响
乌家培
信息技术正在发展成为决定经济的基本因素。信息技术成为生产力，要依靠信息技术的产业化。
微电子、计算机、光纤通信、传感器、软件工程、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正在发展成为决定经济的基本因素。这些因素在促进生产力发展上显示出来的威力，不仅对当前的工业化经济，而且对今后的信息化经济，即以知识为基础的经济，都有深刻的影响。
信息技术具有很强的渗透性，它的应用遍及各个领域。信息技术正在迅速改变社会生产的格局和人们生活的面貌。信息技术使服务业大幅度增长，并使制造业对服务业的依赖程度空前加强，继第三产业之后又分化出所谓“第四产业”（以脑力劳动为基础的产业）、“第五产业”（以情感性劳动为基础的产业），人们活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以家庭为中心。信息服务遍及社会的各个角落，它好像空气和阳光一样，是人们须臾不可缺少的要素。
信息技术的数字化与全球化是发展的趋势。数字技术具有清晰、快速的优点。综合服务数字网络（ＩＳＤＮ）对未来远程通信和信息服务的发展至关重要。随着信息技术全球化的发展，将突破传统的国家市场，孕育出崭新的全球市场结构。由于市场变得越来越全球化，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联系将以人们意想不到的方式日新月异地变化。
信息技术成为现实的生产力，要依靠信息技术的产业化。信息产业是为产业服务的产业，有技术密集和知识密集的特点。
信息技术产业化要求解决研究开发、产业发展、市场形成三个问题。研究开发不只是停留在样品、样机上，而应实现商品化，使中短期的应用开发与中长期的基础研究相互促进。产业发展要求国产与引进相结合，提高竞争力和增殖率。市场形成包括国内和国外，要注意需求变化和用户购买力，掌握信息技术产品的价格不断降低的规律。
发展信息产业，首先要确定优先部门，集中力量，快速推进。要宁少务好。优先部门的确定，是一个动态的滚动过程，应综合考虑技术基础、社会经济效益、市场发展前景、对其它部门的影响等因素。
信息产业的规模应与非信息产业相协调，信息产业内部也应当协调发展。要兼顾消费类信息技术产品与投资类信息技术产品。信息产业的市场机会多变，信息产业的技术创新活跃，及时调整信息产业结构甚为重要。为此，需要努力提高信息技术产品的兼容性。
信息企业可大可小，规模要合理。发展有竞争优势的产品系列和应用系统，建立科研、开发、制造、应用、销售、培训、服务等紧密联系的企业群体，是发展信息产业不可忽视的问题。
加强信息技术服务的产业化，是整个信息技术产业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信息产业应当包括信息技术服务业，信息技术服务业比信息技术产品制造会有更快的发展。
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是国际竞争十分激烈的一个领域。经济发达国家正在利用已经掌握的先进的信息技术，来加强他们在世界上的经济和政治地位。好些发展中国家也在努力发展自己的信息技术，并应用于传统产业，以缩小他们与发达国家相比的技术差距和经济差距。
信息技术与信息产业在国家与国家之间，既有竞争与保密的一面，又有合作与交流的一面。这与国际信息流动相类似，一方面各国政府为保障主权与自身利益，要对跨国数据传输进行限制和采取安全保密措施；另一方面为推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又要参与和鼓励这种跨国数据传输。全世界的信息技术及其产业化，是在不同国家之间相互竞争又相互合作的矛盾过程中发展前进的。加强各个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信息技术合作，必然会进一步促进相互间的经济发展和繁荣。我国是一个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国家，应该十分重视探索和促进与其他国家的信息技术合作。
信息技术的发展几乎对人类活动的一切方面都有巨大的影响。信息技术的传播与应用越广泛，这种影响就会以更快的速度增大。如何从信息技术的发展中受益，是每个国家必须考虑的问题。
信息及其传输能力对发展中国家来说，比铁路、电力、教育等传统的基础设施更重要。如果说土地、劳动和资本是工业时代的基本资源，那么信息则是信息时代的新的基本资源。从信息技术支撑的信息网络中有效地存取信息，能加速经济增长、财富创造、市场扩大、生活质量提高。全世界安装的６７００万台计算机，发达国家就占了９０％，而占世界人口７０％的发展中国家只拥有世界电话总数的７％。通过远程通信、跨国数据传输等先进技术来保证信息流的畅通，有助于缩短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间各方面的差距。
信息技术对教育、培训具有潜在的重大作用。目前许多国家正发展远程教学以开发人力资源，这对地理上分散的国家尤为适用。我国人口多但素质不高，国民教育的发展关系到国家的命运，传统的学校教育不可能完全满足提高人口素质的需要，而信息技术的发展将给教育与培训带来革命性的变化。远程教学方式已提到发展中国家开发人力资源的日程上，这对国土辽阔的国家尤为重要。从无线电收音机的远程教学到以计算机与卫星通信为基础的远程教学，将使农村科学和文化落后的状态根本改观。我国应重视在继续教育与成人教育中利用信息技术发展远程教学方式的问题。
信息技术是一种粘合剂与催化剂，它神奇般地将全球经济更紧密地连接在一起，从而使信息成为世界通用的新“通货”。信息技术曾经被认为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明白，它是经济发展的“种子”。美国经济为什么还这样发达，原因之一是它始终在信息技术方面占居领先地位。世界上有３０００个数据库，美国就占了一半以上。全世界８０％的电话或数据传输，不是起始于美国就是终止于美国。亚洲“四小”（新加坡、南朝鲜、香港、台湾）工业化经济的发展过程，就是信息技术起作用的过程。发展中国家应研究信息技术在新兴工业化经济发展中的重大作用，以制定自己的发展战略。
发展远程通信和信息技术服务是各国经济发展的需要，远程通信的基础设施与各种服务要同时发展。跨国公司在远程通信网络的发展中有重要作用，它可能成为发展中国家形成信息技术产业的重要伙伴。世界各个地区信息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明显的自由化趋势，远程通信及其服务的私人化与分散化是这种趋势的表现。它促进了世界各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经济制度的自由化。经济自由化产生了效率，但也提出了各国间相互对话的问题。
信息技术是高技术的核心。我国十分重视信息技术和信息产业的研究与开发，已制订出相应的发展政策，并在实际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在发展信息技术的配套和重点上，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和改进。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发扬民主 尊重科学 推进改革
——中国经团联纪念“五四”七十周年学术座谈会侧记
４月２４日，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举行了纪念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学术座谈会。发言者一致认为，今天纪念“五四”，要发扬“五四”的民主精神和科学精神，搞好当前的治理与整顿，全面深化改革，推进我国的现代化建设。
一、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分析中国的国情，探索我国自己的现代化道路。
发言者认为，五四运动的重大成果之一，就是马克思主义传到中国，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社会主义的目标，实现了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转变。７０年的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能否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关系到我们事业的成败。现在的问题，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应否与中国的实践相结合，而且是怎样做到二者的更好结合。从这些年的经验来看，既不可把马克思主义当成教条，照搬照套；也不能拿中国的问题到马克思主义书本中去寻找现成的答案；而必须以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方法论和基本原理，分析中国的具体情况，寻找科学的答案，开创自己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道路。
二、尊重科学，坚持用科学精神对待一切。
发言者认为，“五四”树立的科学旗帜，今天还应继续高举。在当今和平发展时期，实际进行着极其激烈的经济、科学的竞争，所有的国家包括发达国家都存在着严重的危机感，都在积极采取措施用高技术成果来改造现有经济。当今世界上的高技术，是以科学为基础的新技术，发展非常快，变化非常快，效益非常高，可以说是第一生产力。只有注重这种科学技术，才能提高我们的生产力，才能在世界市场上参加竞争。否则，我们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将会越来越大。
发言者认为，尊重科学，不仅要注重建立在科学基础上的高技术，还要在一切方面坚持科学精神。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要科学地认识中国社会，要科学地认识资本主义，要科学地认识社会主义，要科学地认识当前形势，要科学地处理好治理、整顿和改革的关系。要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基本矛盾有变化，有缓和，一些资本主义国家生产力的飞跃发展，表明资本主义制度还有活力。要看到，社会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制度，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共同之点，也存在着共同的难题。要看到，十年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面临着一系列两难困境。要看到，在当前，改革需要整治为之创造良好环境，但整治也必须以改革为方向。摆脱目前的困境要靠改革，不改革就没有出路。科学精神的一个特点是不承认理论的束缚，要求突破，寻找新理论，寻找新办法。
三、发扬民主，加强民主政治建设。
发言者认为，进行现代化社会主义建设，要发扬“五四”的科学精神。现代化建设要求决策科学化，我们的建设模式应当是科学的，我们的改革模式应当是科学的，当前治理整顿采取的政策措施应当是科学的，要按客观规律办事。
发言者强调，决策的科学化离不开民主化，决策没有民主化作保证，必然要产生失误。民主是一种制约机制，人民起来监督政府，才能保证决策正确，才能杜绝滥用权力的现象。民主是有序的，民主要程序化、法制化。当前，加强民主政治建设，要健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扩大“人大”的权力，优化人大代表的结构，强化“人大”的监督，同时发挥传播媒介的作用，加强舆论监督。
发言者认为，发扬民主要确保人民群众的主人翁地位，正确处理国家机关和人民的关系。我们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事业，只有依靠人民心情舒畅、生气蓬勃的努力，才能够获得成功。农村改革要强化农民的主体地位，城市改革要强化工人和企业家的主体地位，政治体制改革要强化全体人民特别是知识分子的主体地位，使他们成为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真正享有宪法和法律规定的民主权利，才能形成生动活泼、充满活力的政治经济局面。
四、不但要有德先生（民主）、赛先生（科学），还要有康先生（商品经济）。
发言者认为，从“五四”到现在已经７０年，为什么那时提出的科学和民主任务，到今天还没有很好完成，原因当然是很多的。但如果从更深的层次去探讨，那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商品经济不发达。商品经济的天性是平等自由，商品经济是民主与科学的经济基础和肥沃土壤，商品经济是打开封建主义长城的重炮，离开了商品经济的大发展，科学、民主就很难有高度的发展。所以我们不仅需要德先生、赛先生，而且需要康先生（商品经济）。所有关心科学和民主的人们都应该热心于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要把改革进行到底。（蒋映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