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巨星陨落 举国悲伤
——记耀邦同志的巨大历史功绩
廖盖隆
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马克思主义者胡耀邦因突发大面积心肌梗塞而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逝世时只有７３岁。这个意外的不幸消息，引起了中国广大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人民群众的极大悲痛。全国有千百万人以各种方式对中国共产党的这位卓越领导人表示了自己深情的悼念。
胡耀邦从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起，在革命战争年代，就为人民建立了巨大功绩。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他在川北、陕西负责全面工作和担负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主要领导工作中，也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文化大革命”的大动乱中，他受到了无理的批斗、“示众”和迫害，但是他始终坚持真理，相信光明必将战胜黑暗。挨受批斗和积极参加体力劳动之余，他奋力通读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的全部著作，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把自己进一步武装起来。
他在１９７５年出任中国科学院的领导工作以后，全力贯彻执行邓小平提出的全面整顿党的工作的方针。他主持起草的《科学院工作汇报提纲》这个马克思主义文件，后来被“四人帮”作为“三株大毒草”之一横加批判。
在“四人帮”被粉碎而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以后，他于１９７７年３月出任中共中央党校副校长，主持中央党校的工作。从这时起，他做了三件大事，有力地推动了对毛泽东晚期的“左”倾错误的拨乱反正，对“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的揭露批判，从而为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伟大历史转变作出了重大贡献。
一是他提出和领导实施了平反３００多万件冤假错案（牵连到将近１亿人）的工作。１９７７年１０月７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根据他的意见，由中央党校几个同志写的《把“四人帮”颠倒了的干部路线是非纠正过来》的文章。这篇文章强调要敢于冲破阻力，推翻“四人帮”一伙强加给许多干部的诬陷不实之词和所作出的错误结论。文章发表后中央有关部门在很短时间内就收到了１万多封干部和群众的来信，表示拥护文章的观点。同年１２月１０日中共中央任命胡耀邦为中央组织部长。他遵照党的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原则，率领组织部全体同志，经过大量认真切实的调查研究，打开了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党的干部政策的新局面。为了进一步排除平反冤假错案过程中的阻力，１９７８年９月２０日他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提出：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搞的，不管是那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和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纠正过来。他的这“两个不管”的正确方针是和“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尖锐对立的。他救出了我们民族的大多数精英，为他们平反昭雪，使他们中绝大多数仍然生存的人，得以重新焕发青春活力，为人民服务。
二是他支持和推动开展了一场全国范围的以实践作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中共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在１９７８年５月１０日发表了经他修改定稿的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经过各新闻单位的事先商定，次日，《光明日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公开发表了这篇文章；同日新华社予以全文转发；《人民日报》、《解放军报》等全国绝大多数报纸在５月１２日转载了这篇文章。这场大讨论从根本上批驳了“两个凡是”的教条主义错误，论证了在坚持毛泽东思想的科学真理的同时，纠正毛泽东晚期的“左”倾错误的必要性。这场大讨论打中了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的少数人的要害，因此，他们力图压制这场大讨论。但是由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一个客观真理，是谁都否认不了的；也由于这场大讨论得到邓小平等中央的大多数领导同志和地方的大多数领导同志的支持，它仍然汹涌澎湃地奔腾前进，有力地推动了自１９７６年四五运动以来中国的新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的发展。
三是他创办了并且亲自指导中央党校的内部刊物、不定期出版的《理论动态》。这个刊物着重选择同思想解放、拨乱反正、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有关的重大问题进行创新的、富有说服力的阐述，从而对于思想解放、拨乱反正、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起了向导和先锋的作用。《理论动态》刊登的文章都是由胡耀邦确定选题和修改定稿的。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作为１９７６年四五运动的精神产物的《理论动态》，对于当前仍在进行的新的思想解放运动，起到了和７０年前五四运动时期陈独秀创办的《新青年》杂志一样的团结中心的作用，号角的作用，先锋的作用。《理论动态》继承和发扬了《新青年》杂志的民主、科学、社会主义的精神，反映了当代中国的这个不可遏止的大趋势。
有人说，不必讲胡耀邦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作为三中全会路线的主要执行人之一作出的巨大贡献，仅仅是做了上述三件大事，也就足以在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永垂不朽了。这个看法，我认为是符合历史实际的。
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主要决策人和总设计师，大家都知道是邓小平；但是我们也看到，胡耀邦为这个伟大历史转变而冲锋陷阵，确实表现出智勇双全的非凡才能。因此，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他很快就成为中共中央日常工作的总负责人，这是理所当然的。
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被增选为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秘书长兼中央宣传部长，开始在实际上主持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１９８０年２月十一届五中全会决定恢复中共中央书记处，他被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并被增选为政治局常务委员。从此以后，他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共达７年。他以艰苦卓绝的精神和勇敢无畏的胆略、组织实施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他认真贯彻三中全会不搞阶级斗争为纲的方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对党忠诚坦白；深入老少边穷地区了解人民的疾苦；真正尊重知识、爱护知识分子；铁面无私地同以权谋私的腐败现象作斗争；他廉洁奉公、从不以权谋私，真正做到了一身正气，两袖清风。他出访亚洲、欧洲、大洋洲的许多国家，为中国共产党树立了热情坦白、敢于探索、勇于创新的形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建设、改革、民主、开放事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是同他做出的重大贡献分不开的。
胡耀邦光彩照人的一生，是我们国家的荣耀，民族的骄傲。在他身上充分体现的中国共产党的实事求是、群众路线、自我批评的科学和民主的优良作风，他的勤奋好学、忠诚待人，为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无私奉献的崇高品德，永远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楷模，是每一个爱国和立志改革的中国人的楷模。我们悼念胡耀邦，就要化悲恸为力量，像他那样为我们党和人民事业的胜利，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贡献自己的一切力量。
耀邦同志，请安息吧！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悼伟人
莫文骅
天资聪敏学艰辛，卓绝才华冠群英。
勇拒逆流冲恶浪，肩挑五岳自忘身。
直率诚实无韬晦，胸怀豁达语贴心。
正需鼎力撑大厦，痛君长逝泪盈衿！
１９８９年４月２０日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致胡耀邦同志夫人信
聂荣臻
李昭同志：
耀邦同志不幸先我而去，令我非常痛心！我已年迈老残，常寄希望于年轻或较年轻的一代，今耀邦同志逝世，确使我痛惜。当得知耀邦病情后，我是很担心。因我知道这心脏病的厉害，故不断与杨德中同志或医院联系，了解情况，怎奈噩耗终于传来。
对耀邦同志的评价，中央讣告已讲的很好，我只讲几句，关于他在解放战争时期，在华北部队先后担任纵队政委、兵团主任时的情况。他很善于抓政治工作，经常深入基层，足迹遍及华北，讲形势说任务，宣传鼓动，使部队很活跃，士气高昂。与耀邦共事或接触过的干部和群众没有不称道的。耀邦同志参加了华北解放战争的全过程，历经了各个主要战役，直到战争的最后胜利，为华北人民的解放立了大功。
现在死者不能复生，生者只有留念心中。思亲以激志，忆旧以促新。所以，望你一定要节哀保重，注意身体，教育子孙继承父祖未竟之业，为振兴中华继续奋斗！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他和各族人民心连心
——赵延年回忆随胡耀邦同志视察少数民族地区
本报记者 沈纯 袁建达
耀邦同志逝世后，第三天的晚上，中央电视台播放了他视察青海少数民族地区的纪录片。耀邦同志不辞辛苦、深入群众的形象，打动了亿万观众的心。作为多次随耀邦同志视察少数民族地区的国家民委副主任赵延年，对当时情景更是记忆犹新。
赵延年说：“耀邦同志非常关心少数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的建设。他１９８３年去陕甘青、１９８６年去青海视察，我是随行人员之一。去青海那次，他已７０高龄，却不顾辛劳，连续视察了海北藏族自治州、黄南藏族自治州，并再次视察了海东地区和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海南藏族自治州，看望了藏族、回族、撒拉族、土族等民族的干部和群众。当时，内地正值酷暑，而耀邦同志所到的祁连山深处却是冰雪铺地。他同年轻人一样，翻越位于雪线以上的冰达坂，走进少数民族的帐房，同群众促膝长谈，了解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１９８３年去青海，他先到海南州访问藏族群众，看望正在修建龙羊峡水电站的职工。两次去青海，他都坚持要去海拔在４０００米以上、交通不便而又困难较多的果洛藏族自治州、玉树藏族自治州。在随行同志多方劝阻下，他才深感遗憾地没能实现这个计划。随后，他把这两州的领导干部请到西宁来，详细地听取了他们的汇报。”
１９８６年春节前后，赵延年还随耀邦同志到贵州、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视察，与群众一起过节。这三次与耀邦同志同行，赵延年深感得良机、遇良师，深受教益。他说：“我们去过的地方，耀邦同志去了；有些地方我们没去过，耀邦同志也去了，全国３０个民族自治州，除所说的玉树、果洛外，他都去过。１９８７年，我们来到云南高黎贡山和碧罗雪山之间的怒江峡谷时，怒江傈僳族自治州的傈僳族、景颇族的干部和群众首先告诉我们的是，‘胡耀邦同志１９８５年春节期间来看望过我们！’１９８５年和１９８６年春节，耀邦同志分别在云南、广西和贵州度过。１９８６年春节期间，他到贵州后就感冒发烧，但除夕还是坚持到少数民族的家中去过，还带病看望了正在建设中的天生桥水电站的职工和外国专家。他几次讲，领导干部应到基层与群众一起过年，尤其是到老少边穷地区与群众一起过节。他自己就率先身体力行！”
在少数民族地区视察期间，耀邦同志看到一部分群众的生活还很苦，生产方式还很落后，心情十分沉重。赵延年说：“他确实动了感情。在视察期间，他往往自己一头钻进老百姓的房子和帐房里，或往路边一坐，招来一大群乡亲，无拘无束地与他们交谈。他要去看的地方，大多不是别人预先准备好的‘样板’，而是先听当地负责人全面介绍情况，然后自己选择地方作实地调查。去青海时，连年轻的列车员都多因高原反应吃不下饭。耀邦同志高原反应更大。尽管如此，他仍不肯放弃调查研究。他在西宁和格尔木的重要讲话，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研究起草的。”
赵延年对耀邦同志的民主作风印象很深。他回忆道：“耀邦同志在视察期间，平时讲话不用讲稿。重要的讲话总要与随行的同志商量，整理成文后，还总要再发给随员征求意见。耀邦同志听取别人的意见，绝不是摆样子，而是真心实意。”赵延年回忆，耀邦同志曾讲过广西、宁夏两个自治区可以提前赶上全国的平均发展水平。有的同志认为广西有４０００万人口，经济基础薄弱，要达到中等水平不容易。耀邦同志认真听取和考虑了这个意见。后来，他在云、贵、桂三省区负责同志参加的会议上说，要发挥优势，发展经济，但要改变在全国的序列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耀邦同志曾在河北和云南等地提倡过“增百”活动，当别人提出意见时，他便作了解释和补充，说一年增不了百元，可以二年、三年，应从各自的实际出发，定个当前的奋斗目标。
耀邦同志十分尊重和关心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每到一个地方，他都要把那些在当地有影响的各界人士请来，与他们亲切交谈。有些人因种种原因不再担任领导职务了，他都要详细询问他们的情况。他说，少数民族中有贡献的代表人物，只要不犯大错误，都要适当安排。
赵延年对耀邦同志在视察中严于律己、艰苦朴素的作风感触颇深。他说：“到省区和地州去，吃饭招待方面的事，已成为一种，‘首长的烦恼’。耀邦同志在这方面对自己的要求是严格的，强调只吃当地出产的平常的东西，不吃山珍海味。面对盛情接待，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的盛情，耀邦同志能说服节俭的尽量说服，实在说服不了的，就采取有意回避的办法。有时，他返回火车上吃份饭，更多的时候是自己单独吃简便的饭，不出席会餐或宴请。”
赵延年动情地说：“耀邦同志把全部精力都用到了工作上，那种精神令人感动。１９８６年视察青海期间，我遵照司马义·艾买提等民委党组同志的意见，把国家民委新班子的工作情况和民族工作的指导思想写成一篇报告，送给耀邦同志。在返回北京的飞机上，耀邦同志对我说，他已看了这份报告，并就民族工作作了重要指示。他多次强调要把经济工作放在民族工作的首位，致力于各民族的共同繁荣；强调要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切实抓好改革开放；强调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干部和少数民族干部要互相学习、互相支持，认真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巩固和发展平等、互助、团结、友爱的新型民族关系；强调处理好民族问题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命运的重大问题；民族干部要发挥党和政府处理好民族问题的参谋和助手作用。以上这些，得到了党中央和国务院领导同志的一致支持，为做好新时期的民族工作指明了方向。”
耀邦同志和各族人民心连心，各族人民将永远怀念这位热忱、坦诚、伟大的贴心人！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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否定“文革”的先导
金春明 李振霞
胡耀邦同志突然不幸离我们而去了，大家都非常悲痛。在怀念他主持中共中央党校工作期间那段党校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时，耀邦同志及时引导大家向当时最大的禁区——“文化大革命”冲击一事，总是浮现于我们的脑海。
他来中央党校不久，就指示中共党史教研室成立一个专门研究“文化大革命”的小组，要求尽快起草一份研究提纲。当时正是“两个凡是”错误方针笼罩的时候。这对小组的每一个参加者都是一道厉害的紧箍咒。加以长期“左”的影响，思想僵化，顾虑重重，不敢越雷池半步。因此，研究提纲是按时写出来了，但内容是可想而知的。
１９７７年１１月，胡耀邦同志亲自主持会议讨论了这份提纲。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说：这份提纲的观点是错误的，方法也是错误的。不敢从实际出发，而是从文件出发。对文件也不是作具体分析，而是照抄照搬。正因为是抄的，对你们这些参加者可以原谅。但研究历史，应该有自己的脑袋。他还举例说：什么“二月逆流”，是正气凛然的二月抗争嘛！这些话不啻一声春雷，震裂了思想上的紧箍咒，把研究开始引导到正确的方向。
胡耀邦同志对“文化大革命”持这种清醒的科学的态度，绝不是出于一时的激动，而是有深厚的理论基础，经过反复的思虑。早的不说，单是１９７５年他在中央读书班时的态度，就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时的中央读书班，“左”倾势力十分严重。胡耀邦、吕正操、程子华等少数老同志，在班里处于被批判、监督的地位。但是，耀邦同志却自有主张，当读书班组织学习姚文元《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和张春桥《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两篇文章时，一些人狂热地吹捧，耀邦同志却一言不发，甚至在大课堂上故意打磕睡。而对马列原著学习却十分认真。读书班毕业时，他把学习心得整理成厚厚一本，抄得整整齐齐，而且态度十分诚恳地要辅导员提意见，令人十分感动。笔记中强调原原本本地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毛泽东著作的精神实质。其中包括求实精神和马克思主义实践观点等等。两相对照，爱憎分明。中央读书班毕业后，耀邦同志去中国科学院担任领导工作，他的功绩和遭遇是众所周知的。因此，他成为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先觉者和倡导者也就很自然了。
在那次会后，研究小组在当时中央党校副教育长吴江的具体指导下，重新起草研究提纲。中间几易其稿，每次耀邦同志都亲自审阅修改。１９７８年春，这份研究提纲铅印成小册子，在中央党校部分学员（主要是省部级班）中讨论，征求意见，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这份提纲中，明确提出：“应当以实践为检验真理、辨别路线是非的标准，实事求是地进行研究。”“离开实践或者闭眼不看历史事实，来争论路线是否正确，除了徒劳无益或受骗上当以外，是不可能得到任何结果的。”
今天回过头来看这份研究提纲，认识水平是不高的，较之后来对“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否定还有相当大的距离。但是，客观公正地说，这份研究提纲虽然没有在社会上发生广泛的影响，但它确是对党内“左”倾思潮的极端——“文化大革命”发起冲击的第一声响亮的号角，成为后来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的先导。在胡耀邦同志一生的功绩中，这当然只是一件小事，但它同样是不应该被忘记的。
第6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耀邦同志在农家
1985年6月18日，胡耀邦同志在山西省吉县文城乡访问了农民郭拴旺的家庭，了解山区人民的生产和生活情况。
赵德苏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