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生活面面观
跳槽·歇业·改行
——湖南邵东县个体经济动向
郑严石
昔日个体工商业迅猛崛起，被冠以湖南“小温州”称号的邵东县，近半年来，私营经济出现“三股分流”，一部分受外地“优惠”条件的吸引，“跳槽”经营，一部分被大浪淘沙，歇业隐归；一部分调整行业，往赚钱热门挤。
“优惠”拉动，“跳槽”经营
１９８９年初，全县登记领照的个体户２２０６１户，３３７９４人，分别比上年同期减少４３．９％和３６．９％。约有１．５万人出县经营。私营企业已外流３００多家。
究其原因，从经营者自身而言，是为跳出邵东拥挤和竞争激烈的小圈子，去挣更多的钱。近些年，该县政府为发展个体私营经济制定了优惠措施，但与相邻地区争相“优惠”的措施比较，反差强烈。火厂坪一私营企业主坦诚地说：“前些年，我想批几百平方米地皮扩建厂房，一直落实不了。衡阳知道后，马上请我们去办厂，给了一套宽敞的住房；我想修房，他们又给我批地皮和建材。”他已在外地办了３家钢球厂，年产值５０余万元。
另外，一些地区无视国家政策、法规，非法出卖户口，乱免税等，形成一股强大的拉力。该县在外地买了城镇户口的就有１５００多人，两市镇胜利街一个个体企业主透露：“我已经在某地买了城镇户口，还购置了房产，如果厂子不搬过去，那边怎么办？”
“三乱”横行，被迫歇业
现在，该县个体工商业约有９０００人停业、歇业。促其隐归的主要原因有三：首先是社会上乱摊派，乱收费，滥罚款。该县所有的旅店业，在限期换发“特种行业许可证”时都要交足押金５００元，逾期不办另加罚金若干；从事长途贩运甘蔗的个体户已由去年的２０余家减到今年的７家，原因是每个车皮需缴卫生费１０００元。县城５家个体货物托运站，每在店门前装卸一车货物，都要向城管队缴纳３０元罚金。目前诸如各类抽金、盖章费、贴农金、卫生费等多达近２０种。其次是白拿、赊欠等严重。灵山寺乡某个体户拼凑千余元资金开办商店，营业不到一年时间，就被左邻右舍、当地群众赊欠货款８００元，不得不关门停业。类似情况，随处都有。
再次，个体户自身经营素质差，把握不住大起大落的市场行情。一部分人负债累累，不得不关店歇业另谋生计。
只顾眼前，涌向工业
邵东素称百工之乡，据最近统计，个体经济向工业集中的“热”劲下降。这带来几点忧虑：一、经营趋向集中，趋向单调，经营冷门行业的为数寥寥，个别项目濒于失传，如染坊、补锅、家庭纺织等。二、大家涌向“热门”，一哄而上，盲目建厂投产，造成产品积压。三、僧多粥少，能源和原材料紧缺，大部分私营企业严重开工不足。这样一来，迫使经营者千方百计走后门，拉关系，到处搞原材料，又给社会风气、为政清廉带来问题。
疑虑过重，消费至上
据调查，个体户中一部分人对政策仍存疑虑。表现在：一是要求挂集体招牌经营，怕今后划“新兴资本家”。据统计，全县有７５家集体和个体的企业。二是感到某些政策缺少相对稳定性，怕吃“后悔药”。如粮食市场的一度关闭，使个体户、尤其是饮食业受到强烈冲击。再如黄花菜属于三类农副产品，国家允许放开经营。该县前两年因管理方面的原因出现过一些漏洞。去年实行归口专营，一些个体户因此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挫折，个体户收购的黄花菜被迫征收。
对政策的疑虑，使得一些“万元户”乃至“殷富户”，不是把资金用于发展产业，而是热衷于砌洋房、修祖坟，大操大办红白喜事，购置高档商品，赛阔气。比排场、讲消费、图享受之风日盛，少数人甚至把钱花在嫖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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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能闯过险滩吗？
——中国南北企业家对话会上的热门话题
本报记者 陆振华
不久前，在广州举行的南北企业家对话会上，与会的１００多位企业家争先恐后地抢着发言。
淮北矿务局杨庄煤矿矿长说：“矿井超负荷生产，但有煤运不出去，积压４００万吨，我们守着煤山没钱花。”广州的企业家说：“我们是思煤若渴，但买煤的钱没处着落。”
跻身于世界之强的万宝电器工业公司总经理说：“去年全公司实现利税４亿元，创汇１亿美元，但今年需要的７亿元流动资金被减缩为１亿元，材料储备日少，关税和外加工费数千元，因银行只收不贷而无法付还，有些企业已陷于停产或半停产状态。”
有位企业家在会上公开表示：“我这个厂长一秒钟也不想当。”
经济生活中一个个难解的“结”出现在企业家面前。企业的外部环境颇不宽松。尽管对话会筹备组事先安排１０大讨论题，但是话题很自然地集中到一个热点上——在资金、原材料、能源紧缺的形势下，企业能闯过险滩吗？
治理整顿要实行倾斜政策，注意解决骨干企业的“菜篮子”。只有这样才能解决好财政的“菜篮子”和城镇居民的“菜篮子”。
广州锌片厂厂长彭敬庄说，资金、原材料、能源是工业企业“菜篮子”中的主菜。企业没有它们，定会出现滞胀，结果有效供给力减弱，上交的税利也会锐减。近年来，企业已消化了许多不利因素，但这种内部消化能力是有限的，一旦市场刮起“风浪”，有的企业难免要“翻船”。在目前国家财力、物力都比较困难的情况下，调整措施不能“一刀切”，应有舍有保。
万宝电器工业公司总经理邓绍深强调说，要尽快解决工厂的“菜篮子”，否则财政的“菜篮子”越提越重，居民的“菜篮子”解决不好。万宝公司进口的原材料占８０％，外销产品占３０％，基本上是两头在外的企业。但现在缺少资金和原材料，我们承受不了，国家也会遭到损失。
北京四通集团公司总经理万润南对治理整顿提出１０点希望。他说，治理整顿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更不能头痛医脚，吃错药。目前需要区别对待，不同地区、不同行业和企业，该压的压，该保的必须保。保就是除给政策外，还要让工厂的“菜篮子”里多装些东西。
在严峻的新形势下彷徨不前没有出路。应该眼睛向内，创造企业发展的“小气候”，为国分担压力。
广州钢铁有限公司总经理彭绍辉在两次发言中都强调了眼睛向内的意见。他说，我们企业家不能被动地等待外部环境的改善，而是要把眼睛向内，深化企业内部改革，和国家共同分忧。他说，去年全公司仅成本支出就增加５０００万元，由于广泛开展双增双节活动，实现利税１．１亿元。今年钢材限价后企业减少收入４０００万元，他们不叫苦，准备埋头苦干，节支３０００万元，争取今年实现利税１．２亿元。
北京达美企业集团总经理徐孝纯说，“多难兴邦”是我们面临的现实，这一点要告诉广大职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
广州市汽车农机工业公司总经理黎振雄说，企业的小气候有助于改善国家大气候，企业要尽我所为。目前首先要改善企业内部机制。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还要靠改革解决，退回去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在困难面前，既要增强物质方面的承受力，又要增强心理方面的承受力。
广州轻工业机械厂厂长张学铭说，必须坚持全面深化改革。走回头路必然会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他提出当前企业要增强物质上和心理上的承受能力。有条件的企业逐步实行股份制，以便增强企业自主经营、自我约束、自我发展的能力；结合产业结构调整，有步骤地推行优势企业兼并亏损、微利企业，发展企业集团，优化企业结构；在两权分离的理论指导下，进一步完善承包制。
北京重型机器厂厂长吴宗江说，要在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基础上，调动全体职工的积极性，这是增强企业对困难承受力的又一重要途径。当前要扭转职工中的“主人翁失落感”，逐步使劳动者、经营者和集体的关系更加密切，形成基本利益一致的命运共同体，共闯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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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于光远认为：近年农业出现的徘徊，是在改革已经取得成效之后在较高水平上的徘徊，不是退到改革前的水平。因此必须——
坚持改革走出徘徊
于光远
坚持改革走出徘徊 这４年农业的徘徊，成了一些人讲改革坏话的借口。这样做是不符合事实的，也是不公平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最初几年的农村改革不是给农业增产带来很大的效果吗？统计表明，从１９７９到１９８１年，３年以农业劳动者计算的劳动生产率增长率大致等于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７８年这２６年的总增长率。不是农业生产因改革而取得这么高的成效，那一场包产到户是“好”还是“糟”的辩论是不会解决得这么完满的。大家都知道，推行包产到户时遇到的阻力是不小的。正因为农村改革带来这么大的效益，原先反对包产到户的人才不再说话了。在农业产值中，粮食增产不是最突出的，但是１９８４年同１９７８年比，还是从３０４７７万吨增加到４０７３１万吨。６年增加了３０％。而改革前的２０年，即１９５８年到１９７８年，只增加了５３％。农村改革的成效既然已经得到证明，为何把农业上不去归之于改革呢？
不错，在从１９８５年起的４年中，农业的确出现一种徘徊的局面，但是这种徘徊，应该承认是在改革已经取得了成效之后在较高水平上的徘徊。不是退到改革以前的水平。
为什么出现这种徘徊？人们有种种说法。我也有自己的看法，在这样一篇短文中我不想写了。农民们心里都有一本账。农民是很务实的，他可以告诉你为什么愿意种这种农作物而不愿意种另一种农作物；为什么愿意多投入劳动和资金或者不愿意多投入劳动和资金。在农业生产资料和农产品的怎样的价格条件下，他们应该作出怎样的反应，这笔账农民还是算得清楚的。下达给他们的指令即便可以管住播种面积却管不了他们出自内心的积极性。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一定不能放松粮食生产这些道理，是领导者、宏观决策者要了解的道理，它要变成广大农村居民的行动，还得依靠各项政策的正确。把指令或者口号的作用估计太高，是不实际的。还有，收购农产品时付给的是现金还是白条，农民当然非常重视。
在讲农业问题时当然不能把畜牧业放在很低的地位。现在有一种论调，在讲到要发展农业生产时，就单纯讲粮食生产。他们只看见发展畜牧业要消耗粮食，没有看到发展畜牧业可以利用那些人的消化器官和免疫系统所不能接受的含有营养要素的物料，看不到发展畜牧业对于保持好的农业生态循环来说是必要的。
还有一种论调片面强调乡镇企业和农业的矛盾，而不去看如果一旦乡镇企业衰落了，给农村带来的会是什么。
总之，我认为突破农业徘徊要采取的措施、要解决的问题决不是单打一的，除了必要的行政手段之外，还要采取一切有效的经济手段、文化手段和法律手段。而关键和核心还是改革，我相信只要能够同心同德地搞改革，坚持不懈地搞改革，农业是可以走出徘徊局面取得应有的大发展的。
（作者为中顾委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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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征税人的“篱笆”
瓯亮
听电台广播，某个体工商户经营多年，从未交纳过税款。此人良心未泯，曾几次登门办税。无奈税务人员骂他“傻冒，二百五”，道理是，“你向国家应缴的千元税款中，只要孝敬我百元就可搪塞过去了，可省下大头，这还不懂么？”
据说，在相当一部分个体户中，偷税漏税是司空见惯的现象。以前，只以为责任尽在个体户一方。听了这段广播，始知不然，纳税人隐匿不纳，固然不该，征税人不征税，以图私利，其行为更是可恶。
分析起来，征税人不去征税，其表现也有种种的不同。有的是被动的，所谓“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短”；有的是主动的，“权”是可以变化用场的，将为国家征税的职权变成为个人捞“油水”的特权，容易得很，不捞白不捞！还有的则是“随大流”，甚至是被襄挟着渎职的，人家不管，何必“世人皆醉我独醒”呢？更何况一些比“我”大的“头头”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看着本可入库的税金哗哗流走而故作不知，我又何必充英雄好汉呢。
税收，是调节个人收入的重要手段，是增加国家财源的重要渠道。目前，税务人员不足，绝大多数辛辛苦苦做了许多工作，但是有一些税务人员素质不高的问题亟待解决。特别是要提高他们的责任感和思想觉悟。执法的人是“扎紧篱笆”，还是“打开篱笆”，对我国征税的状况影响很大。
提高税收人员的思想觉悟，是件很艰巨的工作。但是唯其艰巨，唯其重要，就非下决心狠抓不可。因为，与金钱打交道的权力，比一般的权力更容易被腐蚀。相传古代的广州近郊石门，有一清泉，名曰“贪泉”，曾经醉倒许多清廉之士，乃至一个个都变成了贪官污吏。当然，也有不同流合污的，晋人吴隐之饮此泉而更加清廉，即一例。传说虽不可当真，但其寓意对今人亦有启发。税收人员面对的千眼万眼金钱之泉，不就是这样的“清泉”么？要成为当今的吴隐之，一方面是要严肃法纪，一方面是要有面对万金不为所动的觉悟。不为金钱所动的税务员，在税务队伍中也是不少的，应该把他们列为标兵，使同行们学有榜样，知荣知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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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怎样突破徘徊？——农业发展问题讨论
我国粮食的最高年总产量居世界第一位，但平均单产只居世界第十八位。稻、麦、玉米及豆类的平均单产均排在世界第十位以后。差距就是压力。突破徘徊，必须——
增加投入 挖掘潜力
郭书田
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４年，我国粮食总产是由３亿吨增加到４亿吨。农业总产值由１９７８年的１２８８亿元增加到１９８４年的２８１５亿元，增长１．１８倍。
农业的这种快速增长是不是异常或者是一种偶然现象呢？这几年的习惯说法是“一靠政策二靠科学”，这当然是对的，但还应具体化。农村实行联产承包制，使农业有了内在的动力，无疑是个极为重要的因素，但不是唯一的因素，因为大包干的普遍实行是在１９８２年以后，因而其他增长因素是不应当被忽视的。首先是从１９７９年起国家大幅度提高了农产品价格，并实行超购加价政策，超购越多农民增收也越多；生产资料价格又基本稳定，工农产品“剪刀差”缩小，农产品比较效益上升。其次，化肥投入量大增，实物量由４３６８万吨增加到７４９５万吨，亩用量由２９．３公斤增加到５１．０５公斤，化肥投入的增长率高于粮食增长率。实用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特别是杂交水稻和杂交玉米广泛推广，对粮食增产起了重要作用。多年积累起来的物质基础，如有效的水利设施和农田基本建设等都发挥了作用。在这个时期虽然国家对农业基本建设的投入由占基建投资总额的１０．６％降到５％，但农民用于生产性固定资产的投资却由１９８２年的３０亿元增加到１１３亿元，占投资总额的比重由１５．１％上升到２９．９％。说明这个时期农民有投入的积极性。
由此可见，该时期农业高速增长是以投入（包括物质和科技）为前提条件的，符合物质生产的一般规律，那种把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看作是唯一的增产因素，以为由此调动起来的农民的积极性就可以替代其他生产要素的投入是不全面的。
１９８５年以后，农业出现了新的情况。粮、棉、油大宗农产品由统购改为合同定购，在购销体制改革上是个重大突破，但由于采取了一些不适当的措施，抑制了生产，致使粮食生产徘徊，棉花大幅度下降，生猪几次波动。１９８５年粮食播种面积比上年减少６０００万亩，单产降低，总产量下降６．９％。粮食生产至今未恢复到１９８４年的水平。棉花也是连年下降，１９８５年竟比上年下降３３．７％，至今仍呈下降趋势。分析这种大幅度波动的原因，不难看出这并不带规律性，主要是因为投入减少，农产品定购价格低，生产资料价格大幅度上升，造成粮棉生产的比较利益显著下降，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至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需要从国民经济全局，特别是工农业关系上作深层分析。只要我们实事求是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采取工农业协调发展的政策，增加投入，调整政策，把农民的积极性调动起来，扭转徘徊局面是完全可能的。
从农业本身的情况看，继续发展还有巨大的潜力。１９７９年至１９８４年农业快速增长的最大特点是单位面积产量提高。这５年间全国粮食播种面积累计减少１．５亿亩，亩产量却由１６９公斤上升为２４１公斤，平均每年增加１２公斤。这个单产水平是不是已经到顶，不可能再有较大幅度增长了呢？我们不妨与世界粮食单产的平均水平作个比较。１９８４年我国粮食总产４０７１２万吨，居世界第一位，而每公顷产量却居世界第１８位，无论稻谷、小麦、玉米等谷物或豆类的单产均排在世界各国的第１０位以后。有差距，就有潜力。另一方面，目前我国耕地质量水平差距甚大，高产田较少，中低产田面积占２／３。大多数地区仍属传统型农业，现代农业科学技术的推广应用从总体看，还刚刚起步，而科学技术在增产中的作用大体为２０—３０％，这方面的潜力还很大。我们还应看到，扩大粮食播种面积还有潜力，一是扩大复种指数，目前粮食的复种指数为１５０％，每扩大一个百分点，就能增加播种面积１５００万亩；二是现有耕地以外大量的资源尚未开发，在开发过程中，按照优化资源配置的原则，自然还会增加粮食的面积。总之，我们对粮食增产的前景持乐观态度，悲观、无所作为态度既不符合实际，也是有害的。
作者为农业部政策法规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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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南瓜富了卧龙屯
刘继贵
谁也没想到，种南瓜竟能富了一个屯。但这是真事。这个屯就是吉林省的卧龙屯。
这个屯共有３５户，１７０口人，总共３００多亩田。由于山高林密，坡陡土薄，这里粮食产量一直很低，人也很穷，１９８４年人均收入只有１８０元。全屯累计欠贷款达４万多元，户均１１４３元。屯里的农民穷得没招儿，年年有搬走的。
过去，这个屯也种植南瓜。抠点白瓜籽卖钱。但因种植零星，管理粗放，产量很低。１９８６年，桦甸种植加工南瓜籽培训班，项目被列入国家级星火计划，县里举办了白瓜籽高产栽培技术培训班，这个屯派专人参加学习。打那以后，就大种开了。
１９８６年，全屯种了１５０亩，收入了１．８万元，人均收入一下达到了２９０元，大伙别提多乐了。第二年又种了２００多亩，收入４．５万元。１９８８年全屯南瓜面积进一步扩大到３７５亩，产白瓜籽２．２５万公斤，收入达到１２万多元，占农业总收入的６８％，仅出售白瓜籽，全屯人均收入达到了７１４元，加上其它收入全屯人均收入超过了千元。农民王万秋，去年种植南瓜１２亩，收获白瓜籽１１８０公斤，收入６３７２元。
收入年年翻，穷屯面貌变。这两年来，农民主动到银行还了拖欠贷款３万多元，去年又在全乡第一个完成了农业税缴纳任务。现在不但没有搬家的了，还有不少农民忙着备料盖砖瓦房。农民丁显凤，户口转走了，人还没走，去年出售白瓜籽收入５２００多元，加上种粮、养鸡等，收入过了万。别人问他什么时候搬家，他说，什么时候白瓜籽不值钱了，什么时候再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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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万花筒
倒打一耙
胡度仁
江苏盐城市有一家饭店，发生一起十九人食物中毒事件，经市卫生防疫站和有关部门联合调查核实后给予处罚。可饭店领导人不执行处罚决定，反向人民法院提起上诉。
一个体户，在当地没领取食品卫生许可证就开始营业。市卫生防疫站监督人员发现后，让其补领卫生许可证后再经营。不料这个个体户向法院控告市卫生防疫站干预其正常经营。这真是倒打一耙。
类似的事件在各地相继发生后，监督部门叫苦不迭。食品卫生法颁布五年多了，违法者无法无天，按法办事的监督者倍受刁难，许多同志提出：对“恶人先告状”要加重惩处，否则，任其下去，仿效者越来越多，监督部门无法去管，反倒显出“倒打一耙”的灵验，最后吃苦头的还是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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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万花筒
石狮购物
桂莲
福建石狮的服装小商品市场，闻名全国有几年了，每天来这里的购物者，不下几万人。
当地人告诉我们这些外来人：买东西看准了再还价，还了价不买，当心惹麻烦。上万个店铺，不能一一涉足。只看不问，踏过几条街，也大致知道了这里的货色和行情。这里的服装说不上时髦，也说不上便宜，商品虽多，看上去多是舶来的地摊货。
来一趟，总要买点什么。费了半天唇舌，花二十元钱从一位女老板手中买了一条裙子。稍有一点常识的人，都辨别得出是化纤织物，但女老板一口咬定是毛织物，卖亏了。回到北京，拿出来清洗，不想，裙子上用浆糊贴得紧紧的价格标签洗掉了，露出一个不大不小的窟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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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该倒出来了
沈尚明
原载《辽宁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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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新闻摄影比赛
这是4月12日北京市职工交流大会的一个场面：
左边是一家大型骨干工厂的洽谈桌，招聘30人，登记者仅3人。
右边是一家合资图片服务中心的洽谈桌，招聘2人，报名的已达27人。
工资高，条件好是当今人们择业的重要标准。于是，合资企业、大饭店、各类公司成了“热门”。一些在国民经济中举足轻重的大工厂则受到冷落。
本报记者 蒋铎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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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十年树木征文评选揭晓
由林业部和本报联合举办的“十年树木”征文活动，历时3个多月，先后收到来稿2500余件。这些来稿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反映了十年来林业改革和建设的成就，有些来稿还反映了林业工作中应引起注意的问题。由于版面所限，我们只选登了部分优秀作品，并评选出一、二、三等奖共18篇。
获一等奖的是：
《荒山绿了也是愁》 吴昭仁 周信生
《绿林好汉》 汪如海 王胜利
《绿色的法卡山》 于礼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