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面对超生大户
——事情不仅仅发生在河南滑县
本报记者 李杰 李而亮 新华社记者 张晓华
“要搞他一个加强班。十年后一声令下，说打就打，说拚就拚。”今年４０岁的河南省滑县老店乡桑寨村农民李相群，在村计划生育干部面前毫不掩饰他的生育欲望。他已生下６男４女１０个孩子，大的已给他添了外孙，小的才刚满周岁。对门邻居，４３岁的李连奇亦不示弱，也接连生下４男４女，二人同时成为名扬全省的超生大户。
上上下下狠抓了１０年的计划生育工作，这两家却有这么多小孩活蹦乱跳生出来，省、县领导都感到吃惊！
滑县老店乡是安阳市计划生育先进单位，但老店乡桑寨村１０４名育龄妇女，已生育三胎以上者就达４８人，其中生６胎、７胎的都有。据一份对全省２０７６６名农村人口的抽样调查报告表明，农村绝大多数妇女都生育两胎以上，三胎以上的竟占３３％。
这种情况向我们提出了哪些值得深思的问题？
在“政策棚架”下，权与钱肆行无忌
问老店乡党委、乡政府和计生办的干部：“二李连续超生，你们都做了什么工作？”干部答：“每胎都罚了款。这次从重处罚，李连奇罚１０万元，李相群被罚１万元。”
再问：“如果他们交钱以后还要生怎么办？”反问：“你说该咋办？”
罚款，几乎成了农村一些地方限制超生的唯一手段，对政策要求做的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许多干部早已失去了信心，认为是白磨嘴皮。在桑寨村里，我们看到村干部和乡计划生育工作组正忙着计算超生人数，核定罚款数目，张榜公布。在干部们看来，只要对超生户罚了款，就算做了工作。
农民则觉得，只要交齐罚款，就可以心安理得地生。周口地区审计局最近对该市北郊乡超生子女费收支情况进行审计调查，发现这个乡从１９８６年９月至１９８８年１１月，收取的超生子女费１０３万多元，不知道这又象征多少超生孩子降临人世。有钱可以认罚，有钱还可以买到出生证、结扎证明。桑寨村党支部书记说，只要花５００元，就可以从医院开出证明来。
李连奇作为带头致富的“能人”，１９８４年曾被县委、县政府命名为“农民企业家”，之后又成为县政协委员。１９８５年他和李相群一同被任命为正副村主任。二人掌权后，由于带头超计划生育，全村计划生育工作陷于瘫痪。１９８５年前后，人口自然增长率从８‰猛增到４５‰。群众说这里是“有权的明着生，有钱的买着生，没权没钱的偷着生”。不难看出，计划生育政策在钱与权面前已被扭曲。一位农民对记者说：计划生育的道理我们都明白，但想不通的是为什么有权有钱的人能生，我们不能生。不能将计划生育政策变成限制无权无钱人的政策。
遂平县人大常委会一位副主任，最近又添了第四胎……
再好的政策，如果被金钱和权力左右，也必然会被架空，河南群众给了一个形象的称谓，叫“政策棚架”。
在国策与国法的矛盾漩涡中
每年的计划生育“兑现”工作，是基层干部最头疼的事情，也是干群关系最紧张的时候。
现在，扒房、捆人、撬门入室、拉牛牵驴等明显与国法相悖的事情不能再干，摆在基层干部面前最大的难题，就是对那些思想工作不管用、警告不听、拒绝罚款的超生户究竟该怎么办？
政策规定，在处罚的时候，不准侵犯或破坏群众的基本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那就搬走他的电视机、收音机。但群众说：“私人财产受法律保护，是政策大还是法大？”
超生大户李连奇被罚１０万元，他也不服气：“这１０万元的罚款你们有什么法律依据？”
有国策而无国法，成了计划生育工作面临的尖锐矛盾。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依赖的是领导重视，措施强硬。但这些强硬的措施往往无法律依据。难怪老店乡计划生育干部说：“我们执行的是国家的政策，却找不到明确的国家法律。”老店乡党委甚至不敢抓普法工作。党委书记刘华彦说：“去年原定办三期普法学习班，办了一期就不敢再办下去了。群众都知道计划生育尚无具体法规，我们的工作就更没法抓了。”
杀人要偿命，偷东西要蹲监，群众知道这是国家的大法管着，可多生个孩子犯了什么法，要搬东西罚款，群众想不通。于是一肚子愤怨便向基层干部倾泻。计生干部、村干部家门上被抹屎的有之，麦草垛被人点火烧的有之，树被砍、庄稼被毁的有之，喜庆节日家里被人送来花圈吊丧的亦有之。有的甚至刀棍相见。舞阳县城关乡经联社副主任张振业带计划生育工作队到本乡鸟金村开展工作，对一个拒绝孕检的育龄妇女罚款１５元，结果被其丈夫用菜刀砍成重伤。这样的事例在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中不胜枚举。
走向法制化乃治本之途
人口失控，已成为河南诸多问题中最大的难题。１９８７年河南省国民生产总值５９９亿元，居全国第６位，可人均占有量却居第２４位。１９８８年农民人均收入在全国的位次由上年的第２２位下降到第２７位。人口猛增与耕地锐减的现状更令人担忧。河南这个农业大省，１９８８年全省人均耕地已由１９５４年的２．９８亩下降到１．２９亩。
因此，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公民，都应看到严格控制人口的迫切性。
计划生育，作为一项浩大的社会工程，河南省政府去年没能完成立下的责任目标，省主要领导者为此引咎自责。
省主要领导挂帅，“各路诸侯”齐上阵的综合治理，无疑会给计划生育工作开创一个新的局面。但是，有识之士指出，人口失控要想得以治本，必须将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法制轨道。
滑县老店乡乡长马选举认为：现在计划生育工作之所以难，最关键的问题是靠人治而不是法治。许多问题的存在，归根到底都可追溯到只有软性政策而没有硬性的法律上，群众对执行计划生育没有依据法律行事的义务感与责任感。
桑寨村一个已有４个男孩的青年农民说：“生了孩子我养得起，不给宅基地承包地我不要，不让孩子上学就不上，只要不抓去蹲监狱就行。”他怕的还是法律惩处。
滑县计生干部反映，每年的计划生育检查，都要派出所干警配合，主要是利用执法部门的威力起震慑作用。他们提出，为什么不能把计划生育部门如同工商、税务、卫生防疫那样，作为执法部门来行使法律权力。
最近，河南省制定了“计划生育条例”，将由省人大通过后颁布。据悉，这是一个具有法律效力的条例，它将是把计划生育工作纳入法制轨道的一个重要环节。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我要读书，我要知识！”
——来自军营的呼唤
北京军区某部 云海明
近几年在我们军营，许多战士入伍前因受“全民皆商”的影响，只顾抓眼前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惠，轻视上学读书，文化程度普遍下降，以致入伍后使部队建设受影响，乃至战士在自己的前途、进步、婚恋等方面都吃了不少苦头。
有一个测地排，担负了雁北地区的国防测绘任务，由于战士不懂三角、几何、地形学及识图用图等方面的知识，尽管凭热情，冒着严寒和风沙，翻山越岭，风餐露宿，苦战了６个月，但测绘结果高程竟误差２０米。这样的地图在刀光剑影的战场上，就是血，就是生命！为此，连队受到上级的通报批评，连长受到了处分。连队不得不高薪聘请地方教师给战士们补习文化。
有一个榴弹炮连，上级下发的激光测距仪和炮兵射击诸元计算器，干部战士都不懂如何使用，而常年躺在库房里，连队射击、训练时只好用跳眼法、估计法等古老方式测量距离。
我曾经对２０００名战士的实际文化程度进行过调查，从这些战士的档案资料上看，在“文化程度”栏内填写的都是“高中毕业”或“初中毕业”。而对高中毕业的战士进行初中课本知识测验时，有５０％试题答不全。对初中毕业的战士进行小学课本知识的测试，４０％不及格，２０％连四则混合运算题都不会，还有１０％是一个字不识的文盲。
军队成员文化程度普遍下降，使部队建设受到极大影响的现状，绿色军营里发出的渴求读书、渴求知识的呼唤，无情地痛斥了“读书无用论”。
一些战士在饱尝了新的饥饿后遗症——缺乏知识的痛苦滋味后，有的让家里邮来了数理化课本，有的用戒烟的钱买了学习用具，有的自费参加了各种刊授函授学习，决心从头学起，为加强部队建设乃致将来退伍后的第二次就业打下良好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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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课余读书 学者推茬一本书
中国传统文化与未来世界
——推荐《中国文明与世界》
谢选骏
鸦片战争一声炮响，轰开了大清国门，中国逐渐走进了现代世界。从洋务运动直到今天的改革，中国民族追求现代化的意愿一脉相承，更把工业化看作一种有利无弊的壮举。时至今日，这似乎已成了民族的共识。新权威主义者与民主主义者时有争议，但在追求高度现代化即“过量工业化”的目标上，则完全一致。
日本学者山本新等编著的一本书《中国文明与世界——汤因比的中国观》（周颂伦等译，东方出版社１９８８年出版），却提出了另一番见解。原来，工业文明破坏生态平衡并污染环境的根本缺陷，已经暴露。而这一世界性的危机是否能由工业文明自身以技术方式来解决，也越来越成疑问。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竞相追求的“过量工业化”，造成了难以代偿的资源和环境破坏，绿色和平运动因此风起云涌。人们发现，过量工业化的代价，正在瓦解人类赖以生存的基础。汤因比正基于此而作出了预言：“先进工业国将因首先承受不了这种压力而进入脱工业化的阶段。”
毋庸讳言，中国进入工业文明的步履蹒跚，已使中国的人均国民收入名落世界一百二十几位，但是，中国的这种迟滞性是否有百弊而无一利呢？汤因比认为，在迟滞发展的反面，还得天独厚地享有着不可能走向过量工业化的优越性。就在世界即将进入脱工业化时代之际，这给了中国一种“特殊的机遇”。当然，这种先知式的高论是很难被急于挤进现代化竞争的当代中国人接受的。但它确实也提出了一个需要思索的问题。
中国文明发轫于本土。自从魏晋以前的“中国本土文化”吸收了佛教而形成魏晋以后的“中国传统文化”，中国就背上了两层历史包袱。很明显，中国进入第三期即受西方基督教文化影响的“中国现代文化”的步履，比它进入第二期即接受佛教影响的“中国传统文化”还要迟缓。但这是否能证明中国的死不争气？不能。美国学者埃德温·赖肖尔在其《中国论》（１９2２年出版）中写道，尽管日本的现代化运动进行得轰轰烈烈，但和中国的精神革命的份量相比，其根基不免浅显、浮面。几十年来的历史表明，中国在“现代化”上的表现虽然不尽如人意，但在文化革命上书写的篇章却又惊人地丰富，其程度甚至远远超过了俄国革命。正是赖肖尔率先提出中国应该走一条不依赖外国的自力更生道路。这位先知断言，中国若能完成政治特别是文化精神上的独立，就意味着区别于近代西方物质文明的新文明可以形成，“中国将在最短的瞬间向全人类展现其全新的希望，中国就能占据第一级的地位。”这种论点是否对几十年后中国的命运产生了引导作用，我无法断言，但无疑两者的逻辑不乏相似。
汤因比指出了一个困境和一条出路：在中国，推进现代化与努力守卫传统之间产生了矛盾，而调和这两种方向悖反的目标则极端困难。他认为出路在于：全面工业化的自我控制节度，即拒绝猛烈地推进过量工业化……体现在避免以机械化排斥其它社会生产手段，从而形成一种既非西方式“爆炸型”的生活方式，又非前工业化农业社会“化石型”的生活方式，以便在西方文明“流动性”与中国文明“稳定性”合二而一的基础上“走出第三条道路”。这大概就是赖肖尔所说的文化精神上独立的新文明吧！正是在这种分析下，晚年的汤因比提出了一个耸人听闻的概念：“中国是世界政府的核心”。他认为，中国文明强大的统一性和同质性可以为脱工业化以后的世界提供一种共同生存的凝聚力。这凝聚力不仅是儒学的、政治型的，也是老庄的、宗教式的。“顺从自然而生活，倾听自然的安排，万事都会有始有终。这是一种宗教。”宗教的自然观，对人来说是必要的。当然，我想思想的力量恰恰因为它是国民素质的体现，而非游离于典籍上的浮尘之光。儒释道的根本力量也在于此：“中国国民是世界上最具坚韧力的国民，当其他国家的国民考虑１０年以后的事时，中国人已在考虑１００年以后的事情了。中国国民本质上是不灭的国民，不急不躁的国民。……”（《中国论》）如果这是准确的，那么等中国步入现代化，发达国家深入脱工业化时，我们的子孙又该怎么办？
（作者系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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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应对学生进行五种教育
天津市宝坻县王卜庄高中 王宗征
作为一名中学教师，我十分关心的是怎样使学生不产生“读书无用”念头，而有“读书有用”的认识。
要做到这一点，我的看法是：
首先，应对学生进行读书光荣、无知可耻的教育。古今中外的名人中不乏发愤读书的故事，可以此去激励学生刻苦学习。还可以告诉学生未来的世界将是什么样子的，使学生认识到那将是科学昌盛、人才济济的世界，从而增强读书求知的紧迫感。
第二，帮助学生正确认识读书与修身立业的关系。教师要经常向学生灌输“学问是立身之本”的思想，使学生懂得在９０年代的文盲或“半文盲”都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只有掌握了丰富的知识和技术，才能够立身于社会，为国家和民族建功立业。由此，便可激发学生的上进心和求知欲。
第三，对学生进行尊敬老师、热爱学校的教育。通过这方面的教育，使学生感到接受“人类灵魂工程师”——老师的教育，在“神圣的殿堂”——学校里读书学习是莫大的幸福和自豪。学生一旦在心里产生这种优越感，就会愉快而自觉地进行读书学习。
第四，对学生进行增强知识价值观念的教育，是必要的。在进行这种教育时，教师不宜把局部的暂时的“知识贬值”现象夸大、渲染，而应该从宏观到微观，从现实到未来的总体角度给学生讲清知识的价值，使学生感到知识确确实实有用，不掌握知识是行不通的。这样，学生就自然会把读书当成猎取知识的一种重要手段，不至于轻视读书了。
第五，应对学生加强遵守义务教育法教育，使他们真正能体会到义务教育法的精神，认识到青少年接受教育、学习知识和文化，是对国家和民族应尽的责任和义务，任何轻学、厌学、辍学、弃学的想法或作法，都是与义务教育法的要求相悖的。学生一旦懂得自己接受教育原来是受法律约束的，就会更加认真而努力地学习了。
对学生进行思想教育，当然应以学校为主，但家庭和社会要给予辅助。只有对学生进行这种综合的、立体的、配套的、全方位的思想教育，才可能使学生彻底消除“读书无用”的念头，使他们专心致志地投入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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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农村读书易致富
——四川农民文化素质高的收入也高
四川省农村调查队 皮之荣 黄强
四川省５５个县５５００户农村住户抽样调查资料表明，农民生产经营的好坏、收入水平的高低与其文化素质有密切关系。文化素质高的农民有如下优势：
收入水平高。 １９８８年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户人均纯收入为４７５．４８元，初中文化程度户为４６６．５３元，小学文化程度户为４２２．１０元，文盲半文盲户为４３０．７１元。文化程度高的农户收入水平高于文化程度低的农户。
致富门路广，二三产业发展快。 文化程度高的农民眼界开阔，容易接受新事物，敢投资，善经营，致富门路多，二三产业发展比文化低的农户好。１９８８年，高中以上程度的农户人均二三产业收入为８７．０２元，初中户为１０３．１０元，小学户为７６．７０元，均比文盲半文盲户的４０．４４元高。
农产品商品率高。 １９８８年农户人均出售农副产品的现金收入，高中以上户为８９．４９元，初中户为８９．０３元，小学户为８８．６２元，而文盲半文盲户只有５６．１２元。农副产品商品率，高中以上户为５５．３％，初中户为５６．５％，小学户为５３．７％，文盲半文盲户为４１％。
经济效益高。 文化程度高的农民能较准确地掌握先进的农技知识，因此，高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户每百元生产性固定资产提供的纯收入比初中户多１６．７３元，比小学户多１９．５４元，比文盲半文盲户多１８２．８２元，高出１．２倍。
智力投资多。 １９８８年，高中以上户人均智力投资达１２．６３元，比文盲半文盲户多２倍。
与外界联系广。 １９８８年，高中以上户人均交通邮电费３．４８元，是文盲半文盲户的２．７倍。
以上情况表明，文化素质的高低已成为制约农民收入和消费的重要因素。因此，必须重视农民的智力投资，尽快提高农民的文化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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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建议
如何满足国民的营养需要？食品专家呼吁：
不要冷落了植物蛋白
赵明亮 魏晓峰
蛋白质是人体所需的主要营养成分。我国政府推广的蛋白质摄取标准为：每人每天７５克，这是一个低于世界平均水平的标准。但据权威部门调查，目前全国城乡居民每人每天的蛋白消费量仅６７克。这表明，我们营养不足。
靠什么来满足国民的营养需要？当前人们普遍看重发展肉、禽、蛋、奶，这当然是行之有效的办法，但投入太大，国力不济。以猪肉为例，目前处于温饱水平的我国人民每人每年的猪肉消费量为１２．５公斤，将来进入小康水平时，猪肉消费量将要增加到２５公斤。达到这个消费数量，国家用于发展养猪的投资要１００亿元。
然而，如果每人每天吃点黄豆，即可达到国家规定的蛋白质摄取标准。因此，许多食品专家建议：应当大力发展植物蛋白食品加工业。
以大豆、花生为主要原料的植物蛋白营养成份齐全，具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其中蛋白含量高达５５％以上，相当于猪肉的３．５倍、牛奶的１８倍、鸡蛋的４倍，并含有近２０种动物肉中所缺少的氨基酸及钾、钠、钙、镁、铁、铜、锰、锌、维生素等微量元素，可部分代替肉、奶、蛋，若用于糕点、肉制品、糖果、冷饮等上万种传统食品的制作，既提高和改善了传统食品的营养价值和内在品质，又可保持传统食品的色、香、味。肉制品中添加植物蛋白，还可降低胆固醇含量，口感、风味均有改善。
实际上，植物蛋白早已成为许多国家食品工业不可缺少的原料。世界上利用植物蛋白起源于日本和美国。美国仅１９７５年的植物蛋白产量就有近５０万吨。日本７０年代末就有７０％的食品厂在１万多种食品中添加了植物蛋白。
我国也在５０年代开始利用植物蛋白。由于重视不够，进展缓慢，至今添加植物蛋白的食品厂寥寥无几。目前全国植物蛋白的年产量尚不足７万吨，资源利用率不到１％。
我国植物蛋白资源极为丰富，年产大豆７５亿公斤，花生米３５亿公斤，居世界前列。长期以来，相当大一部分大豆、花生用于出口。国内利用部分也只是取其植物油，榨油后含有丰富蛋白质的饼粕却被用作饲料，其中仅有１５％左右的蛋白被畜禽吸收转化为动物蛋白，大量的蛋白资源白白浪费了。据专家测算，如果将这些饼粕加工成食用蛋白，可得植物蛋白产品７８亿公斤，相当于２８０亿公斤猪肉提供的蛋白质。若将全国大豆、花生产量的一半加工植物蛋白，比传统的榨油法加工可净增值１１０亿元。
专家们在分析我国推广利用植物蛋白进展缓慢的原因时指出，目前９９％以上的食品厂对植物蛋白还缺乏认识，不愿把它作为原料，却竞相开发肉、蛋、奶食品，去争抢这些有限的资源。
为此，食品专家们呼吁：国家应制定鼓励发展和利用植物蛋白的优惠政策，有关科研部门要多研制一些添加植物蛋白产品的配方，推荐给食品厂家，以尽快改变我国食品结构，增加对植物蛋白的利用，减轻国家负担，提高企业效益，改善国民营养水平。
（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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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声
按摩医疗事业有待保护和开发
目前，我国有５００多所按摩医院（诊所），按摩医生１万余人，其中７１００多名是盲人。这些人有的已从事按摩医疗３０多年，身怀绝技；有的创新技术，著书立说。
据北京按摩医院１９８８年上半年统计，建院３０周年中，共收治患者４００万人次，其中许多病科有效率为９６％以上。有的患者痛苦呻吟搀扶而来，欢声笑语健步而去。吉林省延吉市患儿李兆磊四肢僵直，４岁尚不会爬行，被确诊为脑瘫。经北京按摩医院４个月按摩治疗，不仅能够站立、下蹲，而且可以行走。有位胸痛病人曾在别的医院被作为冠心病治疗３个月，毫无效果。盲人按摩医生经过摸诊，发现病人第５胸椎错位，经推拉复位，疼痛随之消失。
一不用手术开刀，二不用打针吃药，无需担心受到化学药物侵害的按摩医疗，越来越受到世界各国的重视。在日本城镇，经常可见“按摩医院”的招牌；仅有２亿多人口的美国，７０年代即有１４所按摩专科大学，当时受到高等教育的按摩医务人员已达２万余人。而我国目前只有山西、陕西、江西、河南４所盲人按摩中等专业学校；１１亿人口的我国，按摩医生仅有美国７０年代的一半。而且，对按摩手法及治疗机理应用现代科学进行研究尚属空白。我国的传统医疗学科——按摩，已经失去优势。
现在，社会上有人认为，按摩只是民政部门为安置盲人就业提供的一种职业，不应算作医疗事业的一部分。这种认识，是阻碍按摩医疗发展的一个原因。现在医术上很有造诣的盲人医生的职称得不到承认，他们培养出来的非盲人医生，却获得了专业职称。在不少地方，按摩医生的福利待遇也低于其他医生。
当前有这样的呼声：要从认识上将按摩医疗确认为整个医疗事业的一部分，创办更多的按摩专业学校，培养更多的按摩医务人员，提高他们的素质。同时要加强按摩医学的理论研究，将我国的传统医学推向新的阶段。
本报记者 罗同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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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现在，河北省灵寿县顷井乡东城南村小学两个年级学生挤在一个阴暗的小屋里上课，教师们在教室、仓库、办公室三者合一的阴暗环境里办公。这种现象已经持续一年多没有解决。据了解，去年县有关部门曾给这所学校拨款七千元，然而，这笔钱却被乡村打井挪用。
图为一年级学生正挤在破洞口里上课。
付志良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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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墨不够用了。
——不会多加些水嘛！ 司海英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