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转换
——访学者钱理群
顾建平 徐怀谦
商品经济的浪潮正冲击着当代中国社会。在此变革中，当代知识分子的角色发生了怎样的分化和转换？笔者就这些问题采访了鲁迅研究专著《心灵的探寻》作者、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钱理群。
问：《心灵的探寻》扉页题辞中有一句话：“向青年学生讲述我的鲁迅观，这是我做了几十年的梦。现在使命已经完成，我应当自动隐去。”古代知识分子往往身退而立言，您却是言立而身退了。今后您的研究对象、范围将是什么？
答：对周氏二兄弟的研究，总体而言，属于思想启蒙范围，接下去我要从事一点基本的学术建设。
问：从思想启蒙变为基本学术建设，是不是因社会政治经济中心的转移而影响学术的结果？
答：我们处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历史让我们扮演了戏剧性的角色。现在戏剧性的场面已经结束，学术和文艺由时代的中心转到时代的边缘。知识分子的角色面临转换。由所谓“社会启蒙者”群体开始分化。但许多人对此缺乏理解，心态不能平衡。
问：您所说的知识分子角色转换和群体分化是怎样一种状态？
答：基本上与“五四”高潮之后知识分子的分化相类似。大致分为三种类型：第一类认为知识分子要取得政治的独立地位，单靠嘴和笔还不够，应该参政经商；第二类则希望在学术领域从事扎实的基本文化建设；第三类则仍属于启蒙者范围。三类人处于各自的矛盾圈中。参政经商者，既不合清高的时誉，言行又常常违背作为自由思想者的初衷，内心有一种隐隐的失落感。潜心学术者，生活清贫，长年无闻，甚至学术成果无人响应、心血虚化，还有脱离时代的危险。我们应该向这两类知识分子致敬，他们都是怀着巨大的献身精神在各自的领域内脚踏实地尽力而为的行动者。我们应该向第三类人即继续担当社会启蒙者的角色的知识分子表示更大的尊敬。他们肩负起知识分子全体曾承担的重任，却不像以前那样受舆论的关注，而且面临着理智与情感、精神与物质的重重矛盾。走上这样的位置需要勇气和天才，不是每个自负于天下者都能够胜任的。
问：第三类知识分子的矛盾在现实中有哪些体现呢？
答：最大的困惑是启蒙的社会结果与启蒙者的意愿相违背。作为思想启蒙基本上是理性的、逻辑的、有理有据的，对后果也有足够的考虑，希望朝良性的方向发展。但社会运动是非理性的，一旦兴起就难以控制。所以当它越来越激进的时候，许多倡言民主、呼吁改革的理论家往往哑口无言。
问：现在有人著文反“精英意识”，提倡“平民意识”，您怎么看？
答：前进中的社会不能没有自己的精英分子，政界、学界都一样。既然社会需要精英阶层，就不能够否定精英意识，只要不把精英意识歪曲为精神贵族意识就行了。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中坚，他们在社会浮躁混乱、不知所措的时候，能够或者应该保持沉稳的力量、高度的理性和韧性。
问：知识分子在知与行上有着深刻的矛盾，从思想到行动并不是简单的过渡。
答：作为实践着的个体，知识分子的物质化力量极其微量。只要不是空喊，有价值的呐喊也是一种行动。但在日常生活中，知识分子的知行矛盾确实存在，而且相当尖锐。知识分子基本上是个思想者，作为思想者他必然具有超前意识。思想可以超越模式，不受任何限制，但日常行为却必然受制于社会规范。知识者必然是传统文化的承担者，是所谓“社会精英”，同时又是传统文化的最大受害者。人的本性有向前、向后两面，知识分子把向前的进步面和向后的保守面，都发展到极致，而且他们成天在思考这些问题，所以他们的知行矛盾几乎不可调和，痛苦特别深厚。例如在“性解放”理论上，周作人的观点在今天也会令开放青年自叹弗如，但他对鲁迅、周建人的婚姻的态度却陈旧得近乎迂腐了。
问：这是否是一种人格分裂？因为在他们的心底住着两个灵魂：先知和跛行者。我想，我们一方面要克服知行上的人格分裂，又不要在意识领域把自己改造成直线型的思维机器，一种“单向度的人”。
答：“五四”时期的两位文化领袖或许能给我们启示。鲁迅是真正的个性主义者，天生地反叛现存秩序，批判一切。胡适则是有限度的个性主义者，强调法律秩序，又保持相对独立。鲁迅说：“不是……”，属于否定型，他连自己也反叛；胡适说：“是……”，是肯定型、和平进化型的。唯其有否定有批判，社会才能不断进步；唯其有肯定有继承，社会才能够稳定地存在。在否定与肯定、前进与保守、批判与认同之间应该保持适当的张力。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寂寞之花
——献给吕斯百先生遗作展
郁风
美术馆里近年来使人眼花缭乱的交替着各种迥然不同的展览，而且不仅展览作者本人的作品，也展览大批名人题字，我碰到有一次竟是每幅题字用一两个图钉钉在展品下面飘飘荡荡歪歪斜斜挤满两面墙的大小单宣纸上。自然也展览鲜花篮和在开幕式时广场上排满的各种名牌豪华汽车，据说主办或资助单位就要看汽车的多少证明投资的成功程度。真是十分热闹。
吕斯百先生的遗作展却不属于上列的任何一类。他早年是和常书鸿、吴作人等前辈同时在法国学画的，也曾多次获奖，是中国油画的奠基者之一，但在北京举行个人展览是第一次。著名的里昂画家夏凡纳和巴黎美术学院的劳朗斯教授是他崇拜的老师，但是他回国以后数十年来的油画作品却是纯粹以中国人的感情画的中国。他一生中大半精力是贡献给美术教育，但却不能说桃李遍天下，因为从解放之初就只身奔赴西北，在沙漠中开拓出西北师范学院的艺术园地，离家７年才回到南京师大美术系任教。
１９３４年他刚从巴黎回国，徐悲鸿先生聘请他在南京中大艺术系任教，我正好也在那里就读一年，虽然是选在潘玉良先生教室上课，吕先生也应算我的老师。后来在重庆和抗战结束后的南京又成为师友，经常过往。他曾为我画过一幅极好的油画像，就因为画中当时穿的黑旗袍襟上绣了花，在文革抄家中就不能不被毁掉。我为此痛悔没有保存好，当然更没想到就在“文革”中的１９７３年他含冤去世。
我所认识的吕斯百先生是那么一位谦和、儒雅、诚挚的艺术家。我从南京师大和西北师院纪念他的校刊中读到“含冤去世”这个词，这是对许多在“文革”中丧生的人惯用的同样的词，但如何“含冤”却各有不同。我想吕先生所“含”的最大的“冤”就是处在史无前例的恐怖中再也不能作画。即使处在敌人压境的抗日战争中，他还能够保持旺盛的创作热情，在那只能产生大量宣传画、漫画、木刻，很少有油画的时期中，他还留下像《庭院》（见左下图）那样的杰作，可是“文革”却剥夺了这样一位与世无争与人无争的画家的创作生命。
他为我们留下了相当大量的那个时代和解放后一段时期的田园诗一般的作品，像他的为人一样朴实、自然。在他的作品中没有过分的甜美，没有故意夸张的激情，只是平凡的中国的土地和生活，在陕北，在江南，在海边。这次展出也包括那幅我非常喜爱、印象很深的静物《鲇鱼》，那是两条纯黑色的放在盘中还会跳跃的鱼，在银灰调子的背景上。虽然是地道的运用纯熟的油画技巧，那种简洁、洒脱的情趣却得到中国画的精髓。
应该提一下他在教学方面所付出的认真的精神劳动。我读到一位当年西北师院青年教师陆剑岷所写纪念他的文章，其中提到一件小事：有一次陆剑岷按计划用拉奥孔石膏像上素描课，但在那偏远地区无法找到《拉奥孔及其二子》雕像全图和有关资料，上课的前一晚９点多钟陆去请教吕先生，当时翻遍书架和床底下拉出的木箱都没有找到吕先生从法国带回的资料。夜深了，陆向吕先生请示是否明早上课吕先生改题，吕先生说教学计划必须严格执行，于是便口述这件雕像的作者、年代和背景等等，直讲到深夜，使陆满怀信心地准备明早上讲台。不料次晨陆刚开始要讲课，只见窗外吕先生抱着一叠资料向陆跑来，从窗口默默地递过来然后回头就走了。陆打开来看，有单页的全图和细部多种图片，还有他手写的更详尽完整的介绍和学生应注意之点等文字提纲。陆向学生讲述时不能不意识到吕先生可能为此通宵未眠，不禁哽咽不能成声，全体学生也为之感动。
人说：艺术是寂寞之道，只有对于一部分真正的艺术家是如此吧。
第8版(副刊)
专栏：影视窗
人性的觉醒
——影片《最后一个皇妃》赏析
钟艺兵
毫无疑问，长影新片《最后一个皇妃》的聚光灯是投射在李玉琴身上的；但是对于已经看过《末代皇帝》、《末代皇后》等影视作品的广大观众来说，这一段故事很难再引起他们的新鲜感了。在这样一个几乎家喻户晓的历史框架中，影片的编导者（编剧张笑天，导演孙沙）能有多大作为呢？他们能找到一个独特的视角，给影片以新意么？我看，这个问题在影片的结尾处获得了较好的解决，这就是李玉琴在抚顺战犯管理所同溥仪的重逢和离异。
昔日的皇妃——福贵人李玉琴，梳着双辫，穿了一身朴素的列宁装，走进监狱的高墙，探望溥仪来了。李玉琴的心情是复杂而又矛盾的。她生在一个平民家庭。１０年前，她１５岁时进宫，只不过是溥仪为逃避日本军部的圈套（要他与日本女子结亲）的一项权宜之计。在同溥仪相处的两年中，她曾以少女的天真和痴情给予做“儿皇帝”、心情惶恐不安的溥仪以慰藉；但在溥仪的心中，她是无足轻重的，以至在“大难临头”时，溥仪便扔下她而逃之夭夭。此后的８年，李玉琴在颠沛流离的困苦生活中成熟起来，从一个幼稚的少女变成了一个具有“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朦胧意识的女性。但她又不可能完全摆脱传统道德观念的束缚，也难以忘却她与溥仪的夫妻情份和她曾经对溥仪许下的诺言：“只要还有一个人跟在你的身边，那一个人就是我。”她那颗纯朴、善良的心，更不能不为溥仪的现状和未来而记挂。她盼望再次见到溥仪已盼了８年，尽管这种重逢给他们之间带来的后果是团圆还是离异，她自己也未必猜得透。
于是，他们在狱中相见了。溥仪愧喜交加，李玉琴则往事如烟，感慨万端，她对于溥仪的情感之河已接近枯竭。在管理所的特许下，李玉琴留住一夜，这是溥仪１０年来第一次同李玉琴过的夫妻生活。她为此而哭了，泪水默默地流淌着。这件事如果发生在她情窦初开的１０年前，她或许会感到幸运、满足，但如今感到的却是一片失落和茫然。第二天，溥仪回到招待所时的那段戏，可谓绝妙！他兴致勃勃地走来，对李玉琴说：“今天我们发糖了！”从衣袋里掏出一把水果糖，认真地挑出其中的一块放在李玉琴面前的桌子上，剩下的糖果又统统放回到衣袋里去了。李玉琴为之一愣。她立刻提起自己带来的挎包，“哗！”一袋子糖果都倒在了桌上。我被这一切震动了！溥仪的这一个动作、心态，当然是在不自觉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来的，但岂不还是他当皇上时居高临下地对李玉琴进行“恩赐”的再一次重现么？接下来，便是溥仪要求李玉琴“终身相守”于他，便是李玉琴的拒绝。她说：“你以为，我从那么远的地方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和男人睡上一觉？”这既是问溥仪的，也是问自己的。
不错，她得到了她曾经希望得到的两性生活（这自然也是人性要求的一部分）；但正是在此时，她也最终明白了：这不是她最需要得到的。作为一个人，更珍贵、更向往的是要过上一种自由、平等、具有人的尊严的生活。于是，她与溥仪分手了，她走出了那面多少带有一点象征意味的高墙，去寻求她所憧憬的新的生活。
这结尾是一种升华，它成了这部影片揭示人性的觉醒的精采的一笔。
对于这一结尾的理解，也存在着另一种意见，这就是：“昔日的皇妃迫于政治上和生活上的压力，只好离溥仪而去。”这便进了有情人终不成眷属的悲剧套子。我是不这么看的。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她
李佩芝
那时我很年轻，很快活，总想唱歌。
婆婆在楼那头，我住楼这头，不怕她听见。但在夏天的黄昏，楼下坐满了乘凉的人，我依旧在房里快活地唱，婆婆是一定听见了。
因为年轻，不知道别人会议论，也许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身边还有众多的人，还有许许多多异样的声音。最使我高兴的是对面楼上也有个歌迷，和我一样，躲在玻璃窗淡雅的帘儿后面，飞飞扬扬地唱。
我不知道那是谁。我猜想她很年轻，并且很漂亮，因为她的歌声清丽，有穿透力，很好听。仿佛有种默契似的，每到黄昏，我这边一开口，她那边便扬声；她那一放嗓，我这便唱歌。于是，天天一南一北地唱，一高一低地唱，一抑一扬地唱，一柔一刚地唱……如同和声般……歌声在楼道间旋飞，在空气树梢间碰撞，与一位不曾露面的朋友，素不相识的朋友用歌声交谈，于我很有点滋味。
直到一个时期，听不见她的歌声了，我才向邻居打问。原来她是这个工厂的化验员，因为闹离婚，搬走了。
“照她那样子，轻狂得很，不正经……”洗衣洗菜的公共水池边，听到这种议论。
莫非因为唱歌才这样被人谈么？莫非因为唱歌才离婚么？我有些吃惊。
一个人唱，有些寂寥。听过那评议，也有些不自在。后来楼下又设了电视，黄昏时便吸引了满满一片人，我也不好意思在楼上唱了。
有时想起她，难免遗憾，她是什么样的呢？我从没有到那座楼上去过。住了十几年，没有越过这楼前的空地……你说世界茫茫，你无从一一涉足；你说人生匆匆，你无法个个理解，但这邻居之间不足十五米宽的空地竟是毕生不能逾越的么？
我在不知不觉中也忘记歌唱了。不过，有时想起她，却总认为她还在歌唱。天天黄昏，在淡雅的窗帘后面歌唱……
第8版(副刊)
专栏：
庭院 （一九四二年作于重庆柏溪）
吕斯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