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从学府走向市场
清华大学的一批教师走出学苑，在中关村大街上创办科技企业海华公司，他们曾经历了困惑、挫折，最终在现代商品经济活动中寻找到自己的位置。
本报记者 蒋涵箴
北京中关村科技企业林立，群星灿烂。这条Ｆ型大街上，到１９８８年底已经开办了上千家公司。
海华公司也数得上是中关村几大公司之一，然而说它大，并非因为资产大、规模大、销售额大，更主要的是它太有代表性了，它是中关村大街上唯一的一家、也是全国最大的一家从高等学府脱颖而出的民办科技企业。它跻身于这条大街，与出自中国科学院大门的同行们在一起，显得充满信心、充满活力，然而它也觉得自己太孤单，太渺小了，从教师到企业家这个转型似乎比从科技人员到企业家更为艰难。
它的起步并不晚，１９８４年稍迟于四通成立。海华总经理倪振伟与四通的万润南几乎是同时起家。倪振伟是清华大学热能工程系的副教授，他２２岁就登上清华的讲台，发表过４０余篇论文，得过多项科技成果奖。在人才“挤挤”的清华园内也是知名度颇高的人物。万润南是清华７０年代毕业生，论资排辈，倪振伟应该是万润南的老师。要论办公司，万润南是那么得心应手，倪振伟却是步履艰难。
海华在开办的头三年经济效益并不高，并非是缺技术、缺人才，而是缺少商品经济观念，缺乏市场导向观念，一旦他们冲破旧观念的束缚，把一切活动都导向市场，效益就出来了。１９８８年它的营业额是２７００万元，利润达到了１９０万元，为１９８７年的３８９％和３０１％。他们走过了一条曲折的道路，一跃成为中关村大街上最有希望、最有潜力的公司之一。
观念落后之一：“老九”不问孔方兄
１９８７年春天，记者来到四通，当时他们的年销售额已超过１亿，四通人神采飞扬地向你介绍公司一年一个拳头产品，满口说的是商品、市场、竞争。
此时此刻海华又是如何呢？
记者在清华大学转了几大圈，好不容易在一个居民楼的地下室里找到了大名鼎鼎的海华公司。这里聚集着一批教师和大学生，此刻他们正在讨论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要不要到中关村大街上去设立一个门市部。”对于这么一个科学院的同仁们已经干了三年，而且已经干出了成绩的问题，他们尚在争论不休。
“要到中关村去设门市部，我不干，你们真的要去设，那我退出海华，以后再也不和你们发生任何关系。”一位老师对门市部如此反感。
“我们是搞科技开发的，从商我不干！”是啊！“老九”从不过问孔方兄。他们无疑都是经过层层筛选的优秀人才，可也不得不承认他们的心态、观念、精神还被牢牢地锁在落后的传统意识之中。鄙视铜臭，轻视商业的观念捆住了他们的手脚。
海华公司创办之初为“海华新技术开发中心”，它的宗旨是搞技术开发。可是开发成果的最终目的是为了变成商品，求得市场的承认，唯有如此才能产生效益，要了解市场和开拓市场，必须要在中关村开设门市部。
１９８５年万润南多次邀请倪振伟在四通公司的旁边开设一个海华门市部，当时房租很便宜，倪振伟心动了，也想和四通一起干一番事业。可是恰恰在这个问题上他碰了钉子，同仁们激烈反对，连倪振伟自己也下不了决心，因为他不清楚“设门市部大方向对不对”。后来随着人们观念的变化，公司业务的需要，门市部非开不可了，１９８７年下半年海华才在中关村开设了第一个门市部，尽管此时已经没有人反对了，可两年的时间差使海华白白损失了好几百万元，事后倪振伟说：“这难道不是观念落后带来的损失吗？”
观念落后之二：“慈母”的怀抱多温暖
四通公司从一开始就给自己切断了后路，与中国科学院脱钩，他们自觉地打破了铁饭碗，端上了泥饭碗，它失去了稳定感、安全感，但得到了一个最重要的资源，这就是企业的自主决策权。
海华一直躺在清华这个“慈母”的怀抱里，享受着她的“母爱”。万润南的行动也震动了倪振伟，他一直在进行思想斗争。可是太难了，他从１８岁起迈进了清华园，清华哺育他成长，他在清华学习、工作、结婚、成家、生儿育女，生活了３４年。如果要脱离清华，意味着今后升职称无望，分房子无望。职称、住房，这可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命根子。倪振伟的想法代表了海华一批人的思想，为此，几年来海华常常处在矛盾之中。
１９８７年，中关村一条街的形势已经越来越好，社会舆论也日渐趋向一致。
这时，海华再也不愿意憋在地下室里了，它要走到地面上来，它要到中关村大街上去试试自己的实力。１９８７年７月，它正式与清华大学脱离关系，以科技企业家的面貌出现在市场上，１９８７年收入６６９．４万元，利润达６３万元。而１９８６年它是全年亏损。
倪振伟说：“在由计划经济向商品经济转轨的历史变革中，让一部分知识分子在市场竞争的压力下实现生活和心理的断乳，打破捧铁饭碗的生存惰性，把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的物质力量，使自身的价值得到社会承认，海华这条路走对了，但走得晚了点，如果我们早两年这样干了，海华就会兴旺得多。”
观念转变之后：从技术导向到市场导向
海华成立的头三年取得了４０多项成果，获奖不少，水平也较高，但经济效益不大，严格说来，至今还没有一个产品能形成规模生产。名牌大学的教师不少人专业拔尖，他们着眼于技术而不求市场。论技术可以说是完美的、先进的，但先进的技术要成为商品比发明这项技术难得多。因为教师对这一看不见、摸不着的市场太陌生了。
高分辨率彩色图形控制板，１９８７年５月开完鉴定会，当时以为很快就能搞出产品，出口到美国，每块能卖３０００美元，可是到今年才能形成商品，而价格已从每片３０００美元跌到１４００美元。时间就是金钱，对此海华的同志体会最深。
当海华推出这两块板时，清华有些老师说：“海华这下可要发大财了！”倪振伟听了只是苦笑，如果在两年之前，他也会如此说的，以为某一项技术开完鉴定会就能被市场承认。几年的挫折使他否定了原先的想法。他说：“理工科大学专业分得很细，教师们注重本专业领域里技术的先进性，而商品是要求有整体的、全面的性能。你的技术是全面的，也只是软件或硬件的全面，此外还有软硬件结合的问题，即使你软硬件结合的性能是最佳的，作为商品还要求可靠性、实用性、耐久性、兼容性、美观、包装、价格……假如你这一切条件都具备了，你还得争取到投资，组织生产等等。技术需要开发，这大家都懂。市场也需要开发，需要花更大的力气，更多的资金，但懂得这一点的教师太少了。清华给我传授了知识，教会了我技术，可是清华没有赋于我商品生产的知识、市场的知识。如果现在再让我回去教书，我除了讲专业课外，一定要对学生讲商品经济的重要性。”
海华从技术导向转到市场导向后，直接面对国际市场进行产品开发，生产出口创汇产品。海华找到了市场，具备了一个灵活的机制，效益就产生了。与此同时倪振伟和他的伙伴们也正在实现自身的转型，在现代商品关系中确立了自己的地位，他们已不仅仅是教授，而且也是工程师、管理家、推销员、企业家。
海华变了，倪振伟变了，中关村大街上的经理们欣喜地看着海华从后面赶上来，他们真不容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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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教育成为社会发展的“瓶颈”
——社会学家李汉林分析“新的读书无用论”
黄传芳
“新的读书无用论”引起民忧众议。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最年轻的研究员、３５岁的李汉林从社会学的视角分析了教育困境的原因与出路。
黄：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时也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的产物，它最基本的社会功能是通过传授技艺和知识来保存与传递文化。
李：按社会学的说法，教育的主要任务是有系统地将年轻的一代社会化。所谓“社会化”，是指个人在社会中不断接受文化的传递，学习、适应整体政治社会及特别环境所需要的某些价值观念和身心技能的过程。在任何一个社会里，人们总是企图利用教育来向年轻一代传递与灌输一个特定社会中政治的、经济的以及社会的文化和传统的态度。同时，人们也利用教育把人类迄今已获得的知识系统地传授给年轻的一代，以使其尔后真正成为社会中的一分子。
今天，我国社会正处于从传统到现代化的转型期。社会文化的变迁，逼使教育社会化功能的实现必须以教育系统结构上的调整与变迁为条件。这主要表现在招生制度上完全实行机会均等；在分配制度上完全按科学、经济与社会发展需要调节人才的分配；在教学内容、专业结构、课程设置、教育方式及师长的行为结构上，也要按科学技术与经济发展的需要加以调整。
黄：这些正好切中当前我国教育系统中的种种弊端。多年来，我们基本上是在旧的教育系统结构中实现对科学文化的认同和对新型社会的适应，其结果使教育社会化功能走入“瓶颈”。今天的受教育者失去了价值与行为取向的标准，其心理与能力上的适应性愈来愈弱。“读书无用”的呼喊多少道出一代人的无所适从。
李：这个问题还可以从教育的社会分配功能中进一步探源。
我们知道，教育是通过培养个人适应纷繁复杂的社会角色、分配人才和选择人才从而实现它的社会角色分配功能的。这里也有一个前提条件，那就是人才的分配必须适应社会的需要。当社会前进了，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了，而我们的教育内容与方式、教育的深度与广度却仍然停留在传统的一套上，远不能适应社会对人才需求结构性变化的时候，知识的功用必然出现疑惑，人才分配难也不可避免。它深刻地反映了我们教育事业发展的滞后和有效供给不足。
黄：有目共睹，一方面我国的商品经济正在迅猛发展，而另一方面作为对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人力投资却出现萎缩。如何解释教育与经济的这种“背反”现象呢？
李：从理论上说，教育作为知识劳动力的生产基地有两个重要特点：一个是生产周期长，从小学到大学本科毕业，就要花去１６年的时间；另一个特点是，在严格意义上，教育给社会与经济发展带来的效益都是间接性的，都是通过所培养的知识劳动者的行为反映出来。教育部门为社会所创造的价值还没有经济部门表现得那么直接、那么直观、那么见效快。所以，尽管人们在口头上或理论上都能够承认教育的重要性，但在实际行动中却总是不自觉地把教育看作一种长期性的软投资。特别是当我们各级政府领导都企图显示自己才能、尽快创立新政绩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把绝大部分人力、物力和财力放在了经济建设上，这反映了我们政府行为的短期性和功利性。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人力投资的萎缩，使教育环境与条件的改善遇到很大的困难，这既直接制约教育质量的提高，也深刻影响教师队伍的稳定。事实上，清贫教师队伍的示范效应以及知识贬值、文化越高收入越低的社会现实，无不极大地影响着学生学习的积极性，使教育发生危机。要改变这种状况，我认为，最重要的是需要实实在在地提高大家、尤其是领导干部对教育功能与特性的认识。
黄：大洋彼岸的美国人把发展教育看作是“今日播种，终生结果”。中国的富强依靠“四个现代化”，而其首要当是科技的现代化。那么，如何从教育与科学的关系中理解“教育兴国”？
李：教育与科学的关系主要体现在教育的科学功能上。教育不仅是知识劳动力生产与再生产的基地，同时也是知识更新的基地。教育的质量直接关系到科学研究的质量。如果我们说，科学是经济发展的动力与源泉，那么，教育则是科学发展的动力与源泉。不发展教育，科学无从发展，经济的发展也会因之失去生机与活力。这种教育、科学与经济发展的逻辑关系，就是教育兴国的依据和全部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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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界纵横谈
科技信息资源的封闭与开放
李泓冰
在咱们中国，自来就有不少事情是秘而不宣的。别的倒也罢了，我独独不懂，怎么在许多地方，并非技术秘诀的科技与学术资料对专家学者们也成了可望不可即的珍笈秘本了？
上海某图书馆的衙门习气是许多学术界中人早已领教过的。复旦大学一位中年讲师战战兢兢地几次登门，陪了许多笑脸，终因不够级别，无缘一睹研究所需的旧报史料，结果逼得这位谦谦君子竟对着那冷脸孔吼出了一句国骂。北京有家单位，花了国家大把外汇，引进一套先进的卫星接收系统，邻近的某研究所需要几份气象资料，一再与之商议有偿转让事宜，对方坚辞不允。于是这家研究所赌气花了大量人力财力研制出一套接收终端，以供科研之需。赌这口气是被逼无奈，花的却还不是国家的钱吗？
有时候真觉得?仰呼吸之间总逃不脱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长期以来织就的这张巨网，一不小心就会碰得你晕头转向。研究资料的闭锁状态便又是一例。家家都搞单位所有制，搜集资料时唯恐不够周详，一旦入库便一律进入冬眠，外人想看上一眼比登天还难，有种种的手续和规定管着。除了你是当官的——还得是大官——才好办，但要命的是当官的不希罕看，希罕看的偏又往往不是官。这就闹了个满拧！
说起来真有点沉重。眼巴巴地看着科学技术脚不点地的往前赶，任你什么人什么单位纵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把所有科技资料网罗在手。要想提高研究效率，只有扩大资料共享程度。固然，要建立一套系统的，具有收集、分析综合、存贮和检索诸项功能的资料库，必得有一系列现代化的技术手段做后盾，可能这条件在很多地方尚不具备。但我们经常碰到的是一些人为的墙，当务之急是在现有条件下，打通资料的单位所有制这堵墙，并最终使信息资料的商品化、社会化成为制度。
据说，由于没有充分利用科技情报资料而造成重复科研的损失，美国每年达１０至１３亿美元，苏联也有１０到１９亿卢布。中国不知有没有这项统计，若有，大约也会吓人一跳。已经有经济学家迫于无奈，调头从国外报刊上寻找有关中国的科技信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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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学界剪影
陈重明和《本草学》
本报记者 朱维群
说起本草，人们立即会联想到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其实自公元一至二世纪出现《神农本草经》以来，中国先后产生了３００多部本草，形成世界上保存最完整、而且至今仍有重要实用价值的药学体系。研究本草发展史，通过所列草药的分析比较而正其名实、纠其谬误，挖掘其在植物学、医药学上的潜在利用价值，是一门新兴学问。１９７２年台湾首先出版打印复印的《本草学》，１９８４年香港出版了《本草研究入门》。最近，４０万字的大陆《本草学》也终于问世了。
作者陈重明读大学时是果树专业，１９６０年毕业分到江苏省植物研究所，给本草学家黄胜白老先生当助手。当时已７０高龄的黄老每周都带他上山，一样一样教他识别草药。那时国内一些学者认为，本草不科学，不太重视。研究这门学问得耐得住寂寞。老陈下决心坐上二三十年冷板凳，为祖国植物学、医药学补上缺门。
“文革”中，研究人员统统被赶下乡“斗批改”，科技档案资料也乱得一塌糊涂，所里还有人主张把那些又黄又旧的古籍一把火烧了。陈重明耍了个花招，托人把这些资料存进研究所唯一的“禁区”——人事档案室，本草研究才算免掉一场灭顶之灾。
１９７７年庐山开了个植物园编辑会议，人微言轻的陈重明争到了１５分钟的发言权，使与会者们知道了中国还有本草学这码事。
经过零散资料、油印小册子等不同阶段，直到１９８５年，《本草学》写成了。可是上海、浙江几家科技出版社都说排不上队。倒是专出理工书的南京工学院出版社说：“只要书好，我们也可以出。但是你自己得筹点出版费。”数目是１万元。
这１万元可让陈重明犯了难。他想来想去，蹦出个书呆子式的主意：出“本草”还得靠“本草”。他从本草中选出一种有强身滋补抗衰老作用的植物，经过提炼，制成一种健身饮料。连销售带转让技术，一下赚了１．３万元。可是这笔钱几经提成，到了课题组名下只剩３０００元。
他真急了。那年中秋节，省长顾秀莲到植物所探望知识分子，在座的大都是德高望重的老科学家。但叨陪末座的陈重明瞅个空子站出来大讲了一番本草学的意义和出书的困境。省长说：两代人的心血写一本书，怎么能不出！不久，省科委拨出１万元。去年９月，书终于问世了。
在这本来之不易的《本草学》的封面上，陈重明将于１９８２年逝世的黄胜白老先生的名字，赫然排在了自己名字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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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库
科技应进入农村全程服务体系
本报记者 王友恭
奚惠达，农村发展战略问题专家。曾任北京农业大学科研处长，国家科委攻关局副局长。现为国家科委中国农村技术开发中心主任、研究员。
记者：报载一些地方的农民又在宰杀不该出栏的架子猪，苏北的一个种鸡场一次埋掉２０００多只健康鸡苗。你对这类问题有何看法？
奚惠达：饲料涨价，农民认为养猪、养鸡不合算，这只是表面的原因。根本的原因是随着农村第二步改革的不断深入，农业生产的风险在增加，分散而小规模的农户难以在大商品生产的风浪中拚搏，而农民又没有进一步联合起来走上共同对付风险的道路。
记者：现在农民普遍遇到的困难和苦恼是缺乏准确的市场信息指导和技术帮助，产品销售没有可靠的渠道，生产资料和资金短缺。他们从事商品生产的小船随时都会搁浅，甚至覆舟。
奚惠达：出路是在广大农村建立社会化的服务体系。早在１９８６年，中央领导就指出这是实现农村第二步改革的重大任务。我认为只有普遍建立起农村全程服务体系，才能真正实现农业生产的集约化和规模经营。
记者：有人认为要搞规模经营，就要把农民的责任田再合一块堆儿。
奚惠达：不一定要这样做。因为规模经营的前提是要农民自愿和取决于有多少劳动力能从土地上转移出去。
另一方面，也不是只有把农民手里的土地合起来才能实现农业生产的规模经营。外国的农民大都是一家一户的，何以能够进行商品化生产？关键是那里有一套从产前到产后的社会化全程服务体系（或者叫支撑体系），把千家万户联结起来，走企业化、集团化的道路来对付商品生产过程中的风险。
记者：你是说像美国农民韩丁那样，在社会支撑体系下，他需要什么，打个电话，有关社会服务部门就送来了。他种地只是整个商品生产过程中的一个环节。
奚惠达：对。在国外，集团化、企业化的农业大体有两种模式。一种是“公司联农户”。如泰国的正大集团就是学习西方的这种模式。以养鸡为例，他们向农民出租鸡舍、提供鸡苗、饲料、培训和防疫服务，最后按保证让养鸡户获利的价格收购产品（这一点很重要）。这样，农民进行商品生产有一个可靠的后盾。公司寓经营于服务之中，使农民在没有风险的情况下采用现代技术发展商品生产。
记者：这样就不会出现咱们开头说的那种情况了。
奚惠达：第二种模式是“农户协力办实体”即供销合作联社。仍以养鸡为例，养殖由农户分散进行，收购、屠宰、加工则由若干联户办的加工合作社进行。因为单个加工合作社的规模仍然较小，为适应市场竞争的需要，若干个加工合作社再联合起来办供销联社，形成统一商标，有较大的销售网，掌握着产量和质量的调控。在这种集团里形成商贸调控工业、工业调控农业的格局。参加供销合作联社的还有饲料、运输等合作社。防疫、培训等技术工作由设在供销联社下的研究机构承担。
记者：当前咱们国家最缺的就是这种能为农民的商品生产进行全程服务的组织。
奚惠达：类似的组织形式在我国已经开始出现。比如某些部门办的农业商品生产基地，产前提供种苗、资金和技术培训，产中提供农药和技术指导，产后按合同收购。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干起来心里踏实，积极性也就高。
还有一种形式就是在各级科协扶持下由农民自愿成立的专业研究会。其中有一部分已在向创办服务实体探索。这说明我们的农民并不是一概害怕“合作”。真正尊重农民经济权益，有助于共同致富，而不是“归大堆儿”的合作，农民是欢迎的。还有最近一两年在河北等省涌现出来的技术承包集团，也在一定程度上为农民实行全程服务。但总的说来，由于政策和体制的限制以及其它社会条件的不配套，它们大都没有形成可以替农民承担更大风险的强有力的服务体系和产业实体。
记者：听说你对如何把科学技术引向农村有新的想法。
奚惠达：要使科技有力地支持农村的发展，必须解决科技与经济结合的组织形式。我认为把科技引向农村的有效途径是科学技术要进入农村的全程服务体系。
记者：你所说的科技要进入农村全程服务体系包括哪些内容？
奚惠达：首先，科技在农村的全程服务中应是多层次的。仅有低层次的产、供、销结合和技术服务，而没有强大的技术后盾，“一条龙”是难以稳定发展的。例如有些地方的菌种厂虽然经过一定的制种培训，也能培育出菌菇来，但有时由于技术不过硬而使菌种污染，结果使很多菇农蒙受灾害性损失。
记者：这就需要更高层次的技术服务。
奚惠达：对。比如科技承包集团体现了科技进入经济。但承包集团的技术水平还需要不断提高，这就可以聘请专家、教授加以指导。还有农民研究会，在实现全程服务的过程中请专业技术人员甚至较高层次的专家进行业务指导，可使全程服务体系更臻完善。
其实，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了较好的做法，如国家科委近年来推行的“星火”计划。实践表明把科技引入技、工、贸“一条龙”的全程服务体系，可以使“技术服务”、“投入保证”和“产销引导”三者同时到位，可以生动地体现科技转化为效益的作用，可以落实科技有偿服务，也解决了如何使有限的科技力量为亿万农民服务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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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最近，辽宁省本溪市民生小学要家长必须在一星期内向学校交纳二十块砖头，或一袋水泥。家长们只好四处想方设法。有的从单位拿，有的跟关系户要，个别家长和学生干脆到建筑工地偷，如期送到学校。
石有名四月十一日晨 摄于辽宁省本溪市民生小学门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