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副刊)
专栏：
爱的增值
朱焘
舐犊之情人皆有之，“代爱”总是高于“代沟”。常情之一，就是父母总想给子女留下点什么。古往今来，大到显赫王位、万贯家产，小至头上一缕青丝，手中几枚铜钱，无不闪耀着爱的光环。由于伦理变异、情感交杂、法规更迭，在这爱的长河里，流传着无数无尽的动人故事。美国电视系列剧《我们的家》，表现了如许和谐相爱。三代中，最小的９岁女孩莫莉为了给家人买生日礼品而去卖柠檬水，１２岁的男孩大卫为了少向母亲要零花钱而去给别人油刷门牌号码，使我想起思索已久的一个问题：爱能否增值，“代爱”与“自立”是矛盾的吗？
尊老扶幼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四世乃至五世同堂的互爱常传为佳话。在肯定并弘扬这一点的同时，应注意这样一种现象：从经济的角度看，在这种“代爱”的承继中，我们许多家庭的财产没有得到应有的增值，而过多过早地消耗掉了。其因主要是一些父母对子女的溺爱和子女对父母的过分依赖。比如有些青年已经走上工作岗位（包括大学毕业生），自己有了工资收入，还要从父母那里领取“补贴”，并互相攀比，以多为荣。又如青年人结婚，据南方某市调查，一般花费在３０００元到七八千元，有５０％以上须由父母掏腰包；另据北方某市调查，青年结婚平均费用为９０３５元，最高达３．１万元，其中５１．５％来自父母的“赞助”；即使结了婚，许多人仍然在父母身边吃饭、住房……当然，这种补贴或赞助无论是给予的还是索取的，都是爱的一种表现。但是，这不同于父母辞世后遗产的继承，它是父母财产的“早耗”，这种“时间差”的弊端在于削弱了子女的自我奋斗精神，使父母之爱不能增值。这里不妨算一笔假设的账：某对父母本来可留给子女的遗产为１００，因过早、过多地转给子女消耗（正常的抚育费等除外），最终只能留下６０；子女成人后，如果独自奋斗，本来在父母辞世前可积蓄财产为８０，因依赖性强，懒于进取，彼时财产只为４０；这样子女最终得到的遗产加上自己的财产，就从本应有的１８０而减为１００了。更重要的是，子女没得到自我奋斗的锻炼，社会上还减少了８０分财产再生新值的机会。如此代代相传，整个社会减少多少财富，并不是一个虚幻和没有意义的数字。
算经济账并不排斥爱，因为钱表现了爱，但爱并不是都表现在钱上。父母养育子女成人是爱，培养子女自立是更深的爱；子女自立是对父母之爱的回报，更是对家庭、对社会有高度责任感，对自己具有自尊、自信和荣誉感的表现。在个人自立方面，我们虽也有许多可歌可敬的事例，在整体上应承认还不如一些经济发达国家。比如美国前总统里根有４个子女，成年后不但像其他人一样自己找职业，而且经济上完全独立，长子迈克尔失业时还排队领过救济金；已故铁托总统的儿子米沙１９岁离家自己奋斗，从普通工人成为一家石油公司负责人。大人物如此，小人物当更无特殊。我们对西方一些国家父子同桌吃饭各自付费的现象不应只是嗤之以鼻，而应思之有无可取之处。须知他们也是有“代爱”的，父母辞世后也不会把财产带到上帝那里去的。
尽管国情不同，制度有异，但我们作为一个人生活在世界上应当有爱、有自立精神则应是相同的。这种爱要能增值，要能加强自立精神，而这种自立精神要能增加爱。“爱能增值否，当今父母思；青年勿恼怒，君亦有老时；自立复互爱，代代传盛世”。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心探访
我观新时期散文和杂文
——访唐弢
谭健
谭：从当前杂文的现状来看，杂文，尤其是鲁迅笔法的杂文，越来越受到人们的欢迎，作者愿意写读者愿意看，尤其是报刊，杂文成了提神醒脑不可或缺的重要品种之一。这似乎不是某个人所能左右的，您认为其中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唐：这种现象不是偶然的。一方面是因为社会上的确存在诸如贪污腐败、不正之风等坏现象，而我们又缺少充分的民主渠道和机制，也就只好借助杂文这种形式来发言了。因为杂文具有批判性和战斗性，它最早从散文中分离出来，而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不是某个人——比如鲁迅的倡导——的主观愿望，而是客观斗争的需要，尖锐或隐蔽的斗争存在着，光是抒抒情，叙叙事，已经不够了，需要的是针对生活，艺术性地发议论，杂文便应运而生。
谭：实际上，现在的杂文，其负荷已远远超过了它的载体：正义、良知、监督、启蒙、人格……都包容其中了，这也着实难为了杂文。
唐：这正是新时期杂文的一个特点，这也是中国知识分子主体意识增强的表现，过去把知识分子当附属物，所谓“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现在作为工人阶级，他们开始独立思考了，他们写杂文是因为有话要讲，有意见要发表，因此，敢于张扬个性，敢于发表盛世危言，由此，实现自我。读者自然愿意听真话，也赏识他们的人性和人格力量的展示。
谭：中国是一个具有悠久传统的散文国度，自古及今，脍炙人口的散文可谓汗牛充栋，您认为新时期散文在这个序列中具有什么特点？
唐：新时期散文的突出特点是写心，实际上是解决了中国古代文论中曾反复提到的为情造文，还是为文造情的问题，这只要比较一下文革以前的作品就很清楚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反思十年的作品，无一不是真情的流露。因此，我同意王若水同志的一个观点：文学的最高标准就是真实。
谭：你在前面提到新时期散文有突破，但不如杂文突出，请你具体谈谈这个问题。
唐：新时期散文成绩斐然，有目共睹；但也还有不足的地方，那就是在形式的多元化方面似乎还不够，我们大都是继承发扬了鲁迅散文的传统，而对周作人、朱自清、丰子恺的散文学习研究得较少，因此，我们很难从今人的作品中看到这几位散文大家的影响，只有在黄裳的作品中看到一点周作人的影子，从杨绛的作品中看到一点丰子恺的影子。舍此便大体是一个路子，这有待开拓。
谭：冰心老人和您因担任评委而自己的作品未参加评选，人们对评委们这种高尚的情操表示敬佩。
唐：理所应当。我坚持主张：评委不评自己的作品和互相推举。评选中，我们尽量做到公正；但我要说，沧海遗珠，在所难免，作为评委的牵头者之一，我对此颇感遗憾。
（下）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
谢冰莹思念故国家园
黄静汶
“五四”以后的著名女作家谢冰莹是我在黄埔军校五期女生队同学。
１９２７年我们女生队跟男同学一道西征，讨伐夏斗寅、杨森叛军时，她常抓紧时间席地而坐，把饭盒或什么硬东西搁在膝盖上执笔写《从军日记》，然后寄往汉口《中央日报》孙伏园先生编的副刊。后来《从军日记》编印出版，并译成多种文字，当时影响甚大。现在，这本《从军日记》以及《谢冰莹选集》已在大陆再版。关于谢冰莹的近况大家很关心，日前我接到她从海外来信，特简要介绍，以飨关心冰莹的读者。
冰莹１９４８年去台湾师范学院（后改师大）执教，后旅居美国，定居旧金山。她的丈夫贾教授去年７月病故。老年丧偶，倍感悲痛孤独。她患眼疾、手痛，最近才开始给朋友们写信。由于眼疾长期折磨，她已把看电视改为听电视，但仍坚持每天写几行日记。
她在信上说，很想回祖国来看看老朋友和家人。
她无限感慨地写道：“过去像一场梦，当年谁也像生龙活虎。如今虽然世界大变，但我们还活着，能通信，也是想不到的。”
冰莹嘱托我，向当年的学长、朋友和广大读者问好，并把她的近况和长期思念故国家园之情告诉大家。
第8版(副刊)
专栏：
题黄苗子《牛油集》杂用“油”体
陈迩冬
昔年记得“索伊”①无？拜倒墨卿大
隶书。
曾见诗风油味少，“芳家园”②里我
来初。
近来逗韵两曹瞒，狡狯为诗怨亦观③。
聂以杂文黄漫画，诸君莫作打油看。
郁家伯季拟诗王④，招得香山驸马郎。
点染富春江句美，苗公不愧好东床。
时而啼笑两无端，一二初三九平安⑤。
夜月商声先蟋蟀，梧桐秋雨总绵缠。
注：①苗子向余索伊秉绶（墨卿）书白鹤山石刻拓片。②苗子旧居。③孔子论诗有兴、观、群、怨之说。④谓郁曼陀、达夫兄弟。⑤苗子有句：“一二平安九”。
第8版(副刊)
专栏：
刘征的怪体杂文
刘成信
时代呼唤杂文，读者对杂文的兴趣勃兴与杂文家的奉献呈双向选择，于是，人们在“带刺”的艺术画廊中注意到了刘征。
读者审美心理的取向，近年来探索、创造着杂文的新颖表现手法，使杂文创作走出了一向被人认为枯燥、呆板的怪圈。
读者对杂文的“老三段”（一段典故或史料、一段当今社会现象、一段议论）和通篇训人说教早已厌弃，刘征探求一种特殊的格局——根据“需要”与“可能”（如同自然界的用进废退）使杂文呈怪体状。更具文学色彩，从而更引人入胜，更富感染力。
说唱是传统艺术，有着广泛的群众，刘征早在１０年前创作的说唱式杂文《“帮”式上纲法》已被社会首肯，这种说（叙述）一段唱（口诀）一段的形式，不仅使作品思想内容更凝重，而且增强了艺术魅力，既通俗易懂，又生动火暴。
寓言，它原本具有杂文雏形，刘征“因势利导”将这种民间文学形式引进杂文，可谓相得益彰。《自以为聪明的蛤蟆》、《庄周卖水》等篇，有的似寓言，有的像童话。
也许是他兼有编剧的才华，刘征探索用元曲形式创作杂文连连爆响，《武大打虎》、《叶公骂龙》等相继出台，这种笔法使刘征杂文的幽默感更强更浓。
刘征还用直观艺术话剧形式写杂文，调动综合性舞台艺术为其杂文形象服务，堪称一绝！《骏马和骑手》、《歪补〈辕门斩子〉》等将“平面文章”搬到“立体舞台”上，令读者如见其人如闻其声，这其实是杂文戏剧化。
典故、史料多用则滥，弃之可惜，刘征对此综合治理，姑且称之“考证式”，于是乎诸如《〈圣教序〉杂议》、《大吃大喝漫考》便应运而生，《悟〈西游记〉的豹尾》意犹考证古典小说《西游记》结尾之优劣、文野，实则最后一笔画龙点睛，可谓别具一格。
迄今，刘征已发表２００余首杂文诗。杂文以诗作，尚属鲜见，诗耶？杂文耶？其区别于杂文者，乃分行分节，语言高度凝炼、概括，似谚语、若警句；其不同于诗者，即多以一、二句话表达一种哲理，没有诗的意境之抒情，更无对现实生活之描绘。虽分寸不易掌握，然确为读者所喜爱，许多中小学生和青年传抄刘征的杂文诗。
粗略地统计一下，刘征完全以传统写法创作的杂文为数很少。有位杂文家说：“方法也是力量”，确有道理。刘征拓宽了杂文表现手法，注入新的活力，无疑对发展当代杂文是个贡献。
探索不是胡来，创造也不是乱闯，任何艺术手法的成功都不能绕开读者和社会的公认，而作家则是根据作品的需要和可能，舍此便谈不上作品的生命力；刘征的探索和创造其意义不仅仅有益于杂文风格和流派的发展，如果我们不怀偏见的话。
第8版(副刊)
专栏：大地漫笔
沉思随想
人的背面似乎比人的正面更好看，所以好演员背部亦有戏。尤其是青年女子凭栏远眺、亭亭玉立。然而，最好不要那“蓦然回首”——以免使艺术想象失落。
五十年代，郭小川曾对弄文学的青年讲，对追求，有的人是片瓦，有的人是只碗，有的人则是一口缸。器小益盈，你们的追求要远大，知识修养要恢宏。此言极是。
但我以为，这是就“普天同雨”而言的。倘若“碗”之地的“雨水”可下到漫溢，而“缸”之地仅是“毛毛雨”，且“渐断”呢？
啊！战士，多少崇高伟大的字眼。
然而，战士与战士是大不相同的。那攻城略地之后潮水般前进的队伍中的战士和那冒着枪林弹雨匍匐前进的战士，几乎乃是两种人。
真的战士，崇高伟大的战士，常常与“战死”的命运结缘。
知识分子的幸福和痛苦，是双重的幸福和痛苦的。我想：“文革”中，因不堪凌辱而自杀的学者、教授、作家以及其他职业的文化人，一定要比较纯粹的其他罪名者为多，更为悲壮。
田家英这类革命者，骨子里还是知识分子，尤其具有知识分子的秉性、性格和骨气。
“……我对安静的渴望已经消逝。现在我又知道，我要做什么，应该做什么，必须做什么”。这是德国诗人海涅闻知一八三○年法国七月革命爆发后，所致热情洋溢的欢迎词中的几句话。今日之杂文，亦应不可推卸担当起启迪人们去思索这何为“要做”、“该做”、“必做”的时代使命的一部分。 余英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