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农民盖房子要有人管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每年都有占农村总户数５％左右的９００多万农户改建和新建农房达６─７亿平方米。到１９８７年底，全国共建农房达５６亿平方米，由１９７８年的人均住房面积１１平方米增至１９平方米。然而，由于建筑装备简陋，工匠素质较差等原因，塌房和伤亡事故屡有发生。这样，强化农房建设管理就显得迫在眉睫。
从对广东、福建等九省的４市３５县１１８个镇近三年来竣工和在建工程１７６４项的调查来看：符合质量标准的仅占３０．５％，不合格率竟达６９．５％。不少农户拆了旧房建新房，建了新房是危房，花费了不少钱财，却惶惶无宁日，缺乏安全感。因此，必须采取有力措施，确保农户的利益和安全。
首先，要取缔无证设计和无照施工者。上述１７６４个建设项目中，无证设计的占５０．６％；无照施工的占３８％。大部分私人住宅则根本未经设计，纯系依葫芦画瓢，仿建于他人。整个施工过程更是亲帮亲、邻帮邻，缺少科学性。这种只凭经验，无视科学的施工方法害人害己，不能再继续下去了。
其次，农村建筑队伍的素质急待提高。要采取多渠道、多层次的培训方法，加强农村建筑队伍的技术力量；同时，强化安全质量教育和施工人员的业务训练。
再次，要健全村镇建筑质量监督职能。吴江县实行建管站对在建农房三次验收（基础、中验、竣验），每次验收均须经户主、工匠、验收人签字后才生效，这种办法可资借鉴。
最后，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整顿建筑市场，保证建筑材料和设备的质量，则构成村镇房屋建设质量过关的前提。
总之，农房质量维系千万农户，关乎大众安危，各地政府应加强管理，切不可等闲视之。
（３月１０日《建设报》 王虹航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国外有关廉政的若干做法
作为现代政治的重要内容，廉政问题为各国政府所普遍关注。国外在廉政建设方面，有一些比较成功的经验值得借鉴：
一、设立专门的反贪污反贿赂的廉政机构。一些国家和地区在贪污腐败现象最猖獗的时候，都曾设立了专门的廉政机构，有的至今仍在有效地行使职能。在亚洲，新加坡建立了反贪污调查局，专门用以监督政府官员，强调“公私分开”、“钱权分开”，不允许有任何贪污受贿行为。
二、对官员经商或兼职活动有严格的法制限制。瑞典法律明确规定，政府官员不得经商。凡原从事商业活动的公民，必须与商界彻底脱钩后，方能在官府任职。法国政府禁止公务员以职业身份从事任何一项有利可图的活动，禁止公务员兼任有报酬的其他公职，也禁止他们兼任营利性的私人职务。
三、建立财产登记制度。不少国家为杜绝公职人员以权谋私、贪污腐化，规定公职人员在任职前后和任职期间，必须向有关单位申报自己的财产及其变化情况。凡公职人员享有的生活高于官职收入相应的水平，而又无法解释其原因，都将受到行政处分或法律制裁。这是迄今为止国外对付贪污腐败现象最常用的手段。在美国，１９７８年国会通过的“申报财产真实情况法”，适用于立法、行政、司法三个部门的所有官员。墨西哥财产登记法规定，联邦官员应于上任后的６０天内，离任后的３０天内，以及在任期间的每年五月向联邦总审计部如实地申报个人财产。
四、建立公务员制度。公务员制度由来已久。在１９世纪，英国曾用考试竞争公务员职务和按政绩提拔等措施大幅度减少了腐败现象。时至今日，健全的公务员制度仍然有效地保证英国文官队伍的清正廉洁。在西方，瑞士的公务员以遵纪守法、廉洁奉公而享有声誉，这同瑞士的公务员制度比较健全有着直接的关系。
（３月２０日《法制日报》 金星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我国二百多城市缺水
３月１６日《中国城市导报》报道：据建设部提供的资料，目前我国缺水城市有２００多个，超过城市总数一半以上，其中严重缺水城市４０至５０个。
这份资料表明，我国城市自来水普及率已达８６％，城市用水人口约一亿人，平均生活用水量为每人每天１６０多升。全国２００多个缺水城市目前每日共缺水１２００多万吨，其中工业缺水量每日８００万吨左右，每年影响工业产值约２００多亿元。
造成城市缺水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一是部分城市水源不足。在这部分城市中，有的属水源枯竭，另有相当一部分城市是由于原有水源被污染。二是部分城市现有供水设备能力严重不足。有的供水管道早已超过了使用年限，有的管道口径已无法适应日益膨胀的供水需求，还有一部分管道质量太差。三是水价低，致使供水企业失去自我发展能力。仅近年电力加价一项，就造成水价成本费提高２０％左右，加上其它诸多因素，目前水价已形成严重的“倒挂”局面，新水厂一投产就亏损。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中国留学生居世界之首
中国目前是留学生出国人数最多的国家。在１９８７年─１９８８年学年，中国大陆留学生总计４２４８１人。
这是国际教育协会最近正式发布的一项为《门户开放》的年度报告中所刊列的统计。该报告指出，中国大陆留学生赴美国为最多，共２５１００人；其次为去加拿大的，去联邦德国的１１１７人，去英国的４１０人，留苏的未列入统计。
（３月３日《联合时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广州再现“就业难”
３月２３日《中国商报》报道：前两年曾一度自豪地宣布“已经消灭了失业”的广州市，今年就业形势发生逆转，待业求职者至少将达１０多万人，再加上外来劳动力的冲击，就业难的情况就更为严重。
前几年，随着广州市经济的迅猛发展及就业门路的拓宽，广州市劳动力市场一度出现供不应求的局面。今年出现的这种逆转主要有下列原因：
——今年广州市八成以上的企业要进行首次优化劳动组合，这些企业现有的１６０万职工，经组合后约有５万名富余人员因企业内部难以消化而待业；
——近年广州劳动力成长处于高峰期，估计今年新成长的劳动力将有８万多人；
——经济结构的调整，引起劳动力投向的变化，就业转待业人数逐年增加，去年已达５万人，今年将不止此数；
——合同制工人数量前几年不断增加，终止、解除合同的工人也逐年增加，今年将达到新的高峰；
——实行企业破产法，推行企业兼并，也势必造成部分职工待业。
此外，今年由于压缩基建规模，控制经济增长速度，紧缩银根，以及全民企业今年原则上不再从社会招聘补充人力等原因，亦使得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大为减少。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当今青年择业观的转变
从“地位型”向“经济型”转变。长期以来，青年们选择职业的首要标准是某种职业在社会上的地位高低。但目前很多待业青年则不然，他们首先考虑的是经济待遇如何。
从“永久型”向“飞鸽型”转变。以前许多人总希望找到一个比较好的职业就不再“这山望着那山高”，安安稳稳地度日。但眼下很多青年刚上岗时就带着“试试看”的心理，干得好就干，干不好就走，不再抱着自己并不理想的职业“死守”。
从“急就型”向“等待型”转变。随着商品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就业机会愈来愈多，因此，青年们就业的要求已不如以往急不可待。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往往从是否符合自己的兴趣出发来选择职业。
从“内向型”向“外向型”转变。在开放大潮的冲击下，很多青年希望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而不愿仅仅囿于自家门前的小圈子里择业。
（３月１７日《青年报》 吴军 吴玉林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书报杂志消费支出减少堪忧
近几年来，人均用于购买书报杂志支出的增长速度明显低于生活费其它支出的增长，所占比重不断下降。据调查：西安市１９８８年人均书报杂志支出仅为９．２３元，占生活费支出的比重由１９８０年的１．７％降至１９８７年的０．９％；辽宁省盘锦市１９８８年人均用于书报杂志的支出仅为２．０８元，比１９８７年下降６．３％。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
１、书报杂志价格上涨。
２、居民消费选择偏差。近几年来，大多数居民消费选择的热点集中在购买大件耐用消费品和肉奶蛋禽等高营养食品。
３、受社会上的不正之风的影响，某些收入高的人在物质生活上摆阔气、讲排场，在精神生活方面却空虚贫乏。
４、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收入倒挂，高收入的消费主体，并不一定具有较高文化技术素质，对书报杂志也不一定有迫切的需求。
有关专家对书报杂志费用支出减少或相对降低深表忧虑。这与当前新的读书无用论不无联系。
（３月１６日《工人日报》 盖雷平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美国中小学教师的学历
据统计，１９５０年—１９７６年间，美国曾受过高等教育的小学教师由５０％上升到９９％，受过高等教育的中学教师也达９５％以上，几乎每个州都要求中小学教师取得学士学位，约有１／３的公立小学的教师和４０％的中学教师，都获学士学位。
进入８０年代后，中小学教师的质量问题更被摆到了重要位置。目前在美国，几乎所有的中学教师都是经过大学４年学习，获得学士学位，然后得到教师证书，担任教学工作的。在大学毕业参加教学工作的头５年里，他还需再学６学分相应课程，才能成为终身教师。如果再获３０—３６个学分，他就可以获得一张硕士文凭。目前，美国有些州已要求中学教师具有硕士文凭。在佛蒙特州，７０％的中学教师都具有硕士文凭。
（３月１９日《中国青年报》）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请你
减去十岁
眼下，许多中老年人都在寻找和采取各种方法使自己健康长寿。这里所说“减去１０岁”之法你不妨一试。
请你减去１０岁，就是使你的爱好、兴趣、追求及整个心理环境要保持在十年前的水平上。
近年来，科学家们经过大量的研究和探索，得出结论：这样做是必要的。
从精神心理学角度分析，一个人能使自己的心理环境保持在十年前的水平，那么良好的精神素质必然会对身体素质起到良好的反馈作用。研究表明，免疫系统的功能直接依赖于大脑，“年青化”的精神心理环境必然促进免疫系统功能的“年青化”，这就使人体各器官的功能得到全方位的巩固和提高。由此可见，主动创造“年青化”的心态环境，是提高健康水平的必要手段。
（３月３日《海南日报》 高志国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探一探“地下”经纪业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搞活，解放后一度绝迹的经纪活动又复苏起来，而且从业人员迅速增多，在经济活动中所起的作用也越来越明显。但是，随之而来，又出现了以下种种问题：
一、名未正言难顺。据湖南省有关经济方面人士估计，全省专门从事经纪业的人员在五万以上。如此庞大的队伍，却都处于“地下”状态，很耐人寻味。他们所以不敢或不愿公开自己的经营业务，是因为到现在为止，“经纪”仍被一些人视为是赚取昧心钱，而国家又还没有正式颁布有关经纪业和经纪活动的法规，对经纪活动的方式、手段、范围及责任义务等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致使工商税务等部门也感到为难，管也不好管，不管又不行。经纪人自身也得不到正常的法律保护。
二、收入差距大。目前从事经纪活动的，少则年收入上万元，多则数十万元，而且往往偷漏税，与其他行业相比，收入差距大，群众反映强烈。由于没有统一规定，也没有单位统管，有些经纪人任意提高经纪率，有的高达百分之二十乃至更多。
三、对经纪业的性质，人们的认识还相当模糊。它究竟是“皮包公司”、“诈骗业”还是信息服务？抑或是别的什么？经纪业与皮包公司、经纪活动与信息服务之间有哪些区别？怎样从理论上科学划分以指导实践？种种问题，看来亟需解决了。 （三月十三日《湖南日报》 陈勇文）
第8版(每周文摘)
专栏：
办公
（3月14日《珠海特区报》 方成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