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我的中国心”
——对举办北京亚运会的沉思
本报记者 陈昭
１９８８年，中国体育界的多事之秋。中国奥运军团受挫于汉城，
国内通货膨胀的经济形势亦不容乐观，为两年后将在北京召开的第十一
届亚运会投上一层阴影。
在北京不少路口，在亚运会建筑工地上，竖起了高大的倒数计时广告牌，它每日都在提醒人们，亚运会一天天临近了，目前各项准备工作已到紧锣密鼓、刻不容缓的关口。
在零零星星、长达一年多的采访亚运会筹备工作的日子里，听到最多的是一个“钱”字。国家所给的７亿元加上贷款的２．８亿元共９．８亿元，与实际需要的２１．８５亿元之间，差距太大了（我们的２１．８５亿元人民币与南朝鲜为亚运会所花费的２０多亿美元相比，仍是一个小数目）。去年就有某建筑公司因没有钱，发生了工人拿不到工资的事情。组委会一位副秘书长在春节前召开的一次会上，不无沉重感地对与会者说，平均每日需集资百万元，才能补足缺口。百万元，谈何容易！扰人的亚运工程建设资金，使上上下下都食不甘味，寝不安席。这种情况再加上国家紧缩银根，８０年代初掀起的体育热的降温发生了一连串连锁反应，于是一些人提出诘难：“当初为什么要办？办不起就别办，趁早收场！”
我们办亚运会的初衷是什么呢？是为了圆“强国之梦”吗？
李鹏总理在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回答记者提问时坦率地指出，亚运
会是“一个不太轻松的问题”。但同时他说，“我们没有别的出路，只
有克服困难，把亚运会的准备工作做好”。“中国有再大的困难，也要
实现我们的诺言”。
翻开前１０届亚运会的史册，我们可以看到，印度、菲律宾、印尼、伊朗、泰国、日本、南朝鲜这样一些举办者的名单。其中日本、南朝鲜经济实力强于我们，其余那些国家同中国大体处于相近的水平线上。
在亚洲各国和地区朋友们的强烈要求下，１９８３年８月２４日，中国奥委会主席钟师统致电亚奥理事会主席法赫德，正式提出１９９０年在北京举办第十一届亚运会的申请。未及一个月，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来电，希望中国的申请能获得成功。一年后，在汉城举行的亚奥理事会上，经过投票表决，北京毫不费力地战胜了另一个竞争对手日本广岛，取得了亚运会主办权。事实很清楚，举办亚运会这并非我们的一厢情愿，也是亚洲许多朋友们的期望，因为中国毕竟是亚洲头号体育大国。面对一片殷殷之情，我们该怎样回答这种期待和信任呢？
百年来中国受辱于列强的历史，使我们民族产生了一种强烈振兴的愿望，但这种急切的心情又往往和我们落后的经济现状产生剧烈的冲突，亚运会这一巨大工程就是在中国经济遇到困难的大背景下，被卷入冲突的漩涡。
然而，这只是一个方面。中国今天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更大地敞开自己的国门，这不仅包括经济文化，同时也应包括体育。如果我们连举办一个亚运会的能力和自信都没有，世界将怎样看待我们，我们又将怎样看待自己呢？
南朝鲜人把举办亚运会和奥运会当作是增强民族自信和提高国际地位的一个契机。美国的尤伯罗斯又把经济因素加了进去，通过洛杉矶奥运会赚了２．５亿美元。聪明的中国人，多少应该从中受到一点启发和学习到一些东西。
战争、灾难常常成为使一个国家和民族产生凝聚力的中间媒介，体育也有着这种功能。从理论上讲，体育应超越政治、信仰、国家，成为全人类共有的财富。但是我敢断言，竞技体育起码在近几十年内无法超越民族感情。欧洲人、美洲人在看到他们的选手登上领奖台时，也是热泪盈眶、狂呼不已。
大约出于同样的想法，台湾报纸在奥运会期间透露，台湾有关方面正拟提出举办第十二届亚运会。
在地球这个椭圆形的大跑道上，人类你追我赶、激烈竞争的情景丝毫不亚于运动场上的拚搏。责无旁贷地挑起亚运会这副担子，这可以说，是历史赋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神圣使命，许许多多炎黄子孙都意识到了这一点……
对我们国家和民族来说，今天最需要的是什么呢？通过许多普通百
姓，我懂得了，最需要的是“用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北京装饰布厂是一个只有３４５人的集体企业。去年由于修建南二环路立交桥，该厂被迁到丰台区。他们为建新厂和搞生产自救，全厂１／４工人在家待业、只发７０％工资。此时，他们从报刊上看到亚运会工程资金不足的消息。于是厂长带头，全厂职工捐献了１０６５元。当厂里派人把这笔钱送到亚运会组委会时，集资部的工作人员捧着这个小小的纸包，眼眶湿润了。
就在分裂主义分子在拉萨制造骚乱的３月７日当天，西藏藏格一中高三文科班的同学们把一封信连同２００元钱寄往北京。他们在信中写道：“办好亚运会，是亚洲各国和地区的人民委托给我们国家的重担，目前国家财力还很薄弱，我们在学校里搞了一个小小的募捐，以献上藏族儿女对祖国的一份心意。”
一个正在江苏溧阳服刑的青年王××，他在给亚运会寄来５０元钱的同时还写了一封长信。信中对自己的过去作了深深的忏悔。１９９１年他才能刑满释放。明年的亚运会他赶不上了，但他衷心地希望祖国能成功地办好亚运会。
宗景仁，１９４８年入伍，离休前是北京空军某师的副参谋长。他不仅从自己的积蓄中拿出了１０００元钱交给亚运会，还带着行李住到亚运会工地，开始了为亚运会工程绿化植树１００天的义务劳动。
举办大型国际运动会，除了政府拿一部分钱外，还有相当一部分经费需要靠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资助。这已成为国际上的惯例。我们国家还不富裕，就更需要社会和全体人民的支持，集腋成裘，涓滴成海。
霍英东先生在捐款１亿元港币给亚运会时说：“每一个中国人，每一个炎黄子孙，都期望北京亚运会办得成功，办得更好。”他的话，代表了海内外亿万炎黄子孙的心愿。
在北京经营个体出租车业的梁亚权一下子拿出１０万元钱献给亚运会。他说：“我常开出租车路过亚运会工地，听说经费不足，有时还停工，中国人谁不着急？这么大的国际运动会，我们中国第一次办，只能办好，不能办砸了，这代表我们国家形象。古人还讲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呢！我想带个头，希望全国２０００万个体户都能为亚运会作点儿贡献。”
艺术大师侯宝林在息影舞台多年之后再次出山，把义演所得的１万元捐献给了亚运会。以一曲“我的中国心”风靡大江南北的香港歌星张明敏，一年多来已在全国十几个省、市、自治区为亚运会作了义演。
还有许多书法家、画家，奉献出了他们的艺术精品，国内许多企业也慷慨解囊。来自美国、日本、香港……带着一颗颗滚烫的赤子之心的捐款也都飞向第十一届亚运会基金会。
面对一颗颗滚烫的中国心，我在思索……
生活中并非一切都是白璧无瑕，更何况是亚运会这样一个规模浩大的工程。不久前，报上披露亚运会建筑工地材料被盗事件和有些地方花钱大手大脚。据了解，这些情况都引起了亚运会有关部门的重视并加强了措施。亚运会寄托着海内外亿万炎黄子孙希望中华振兴的深情和愿望，只有掂量出它的全部份量，才可能把每一分钱都紧紧地攒在手里。
１９９０年９月２２日，当我们在共和国的首都北京，迎来亚洲人民盛大的体育节日的时候，当我们为在赛场上获得金牌的健儿们欢呼的时候，我们不要忘记他们——用自己普通的身躯支撑起壮丽的体育大厦的人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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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思想库
建立外向大劳务的新观念
本报记者 王溪元
吴季松 劳动部高级工程师，１９４４年生，１９６７年毕业于清华大学，１９７９——１９８１年在法国核研究中心进修并工作，回国后，从事国际学术交流等工作。著有《那里发生了什么？——联合国多学科综合研究应用于经济发展考察述评》、《一个中国人看世界》等书。
记者：听说您前不久到塞浦路斯参加了第三届国际劳工管理高级学术讨论会，对外向劳务问题很有一些想法。能请您谈一谈吗？
吴季松：可以。外向劳务，远不限于在海外承包建筑工程的狭小范围，它是一个广阔的天地，与经济生产、科学研究和世界贸易水乳交融。许多地少人多的发展中国家对此都高度重视，在印度、埃及、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等国，纯劳务出口都已成为最主要的创汇手段之一。对于我国来说，迅速建立外向大劳务的新观念是十分必要的。外向大劳务有其广泛的内涵：一、在本土的外向劳务，如对外商的咨询服务和旅游饭店服务等。二、输出商品的售后服务。三、承包国外各类工程和各种项目。四、输出纯劳务，包括技术工人、厨师、医护人员、教师、运动员和演员等。五、输出智力劳务——实际是高层次的纯劳务，如金融、保险、投资、技术转让和专家咨询的海外服务，计算机软件人员和管理人员的智力输出等。这五个方面互相依存，构成了当今的世界劳务市场，使得劳务商品贸易已占国际贸易总额的３０％以上，并可望在下个世纪初超过物质商品贸易。
记者：进行劳务输出的是否只有发展中国家？
吴季松：有人以为只有发展中国家才搞外向劳务，实际上，发达国家的劳务商品贸易占国际劳务贸易总额的８５％，不过，多是在较高层次进行。所以应当说，离开了外向劳务，外向经济就少了一条腿。目前，充分利用我们资源和潜力的最有力的外向“产品”就是纯劳务商品。
记者：能不能说，这也是当今世界经济的一大趋势？
吴季松：是的。当前世界经济的一个明显趋势是一体化，在资源、技术、信息和人才四大方面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其中人才交流是关键，因为技术和信息交流都以人才交流为载体，而纯劳务出口则是人才交流最重要的形式之一。就像在当今世界的产品市场中，发达国家输出高技术产品，发展中国家输出粗产品一样，发展中国家必须不失时机地抓紧初级纯劳务出口，逐步提高水平，向智力劳务出口过度。应当说，开拓纯劳务出口，不仅是当务之急，还有其深远意义：一、培训人员，提高本国企业素质，促进高技术产品和科学研究的发展。二、通过人的联系，建立与世界经济最强劲的纽带，开拓产品市场，吸引国外投资，互融管理方法，共建国际惯例。三、积累资金，抑制通货膨胀，支持基本建设。四、缓和劳动力过剩的矛盾，利用国际劳务市场，充分使用人才。
记者：在发达国家存在失业的情况下，我国开展劳务输出能够实现吗？
吴季松：开拓国际劳务市场的确不容易，但不是不可能的。只要对劳务人员严格选拔，加强训练，保证素质；只要有一批高素质的组织人才，开拓世界劳务市场是有广阔前景的。而且，随着国外劳务费用的提高，社会老龄化的加剧，正像发达国家已经明智地向发展中国家开放了产品市场一样，发达国家也会逐步扩大合法的劳务市场，这不仅已为现有２０００万人的国际劳务市场所证明，更是世界经济发展的大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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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一只眼看书本，一只眼看社会
——上海师大学生谈“新的读书无用论”
本报记者 萧关根
未来的中学教师们是怎样看“新的读书无用论”的？上海师范大学应记者的要求组织了一次座谈会。
马春雷（政教系四年级、校学生会主席）：“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泛滥，是我国教育危机的表现，这是将危及我们民族生存的巨大隐患。我们的哪一级领导都不要一味责怪学生，也不能一味责怪学校，而是应该从政策、制度上找原因。
张渝（数学系二年级）：我中学毕业时是主动要求考师大的，当时还受到表扬。到学校后才知道，从１９８４年起，数、理、化、生专业，中学教师已饱和了。我们问领导，既然中学不需要数学老师，为什么连续几年招那么多学生？得到的回答是：不招你们进来，我们那么多教授、副教授干什么？校舍也不能空关着。可中学已不需要教师了，我们将来毕业后干什么？没有出路，自然感到学习没有劲头。
范文卫（中文系三年级）：许多学生在把一些令人厌倦的书抛向一旁的时候，他们并没有两手空空，而是捧起了各自喜爱的书。因此，有些同学抱怨“读书无用”，是他们觉得“无用的书不必读”，并没有把读书贬低到一无是处的地步。
过去，我们通常是学校规定读什么书，就一本一本去啃，很少想这些书对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会有多少益处。现在不同了。教育改革的深入，毕业分配终将实行“双向选择”，我们自己也要求有平等竞争的机会，要求为将来的择业而读书，我们开始学着用一只眼睛看书本，用另一只眼睛注视社会。
满军（生物系三年级）：大学的课程设置不考虑社会需要的情况很普遍。本科比专科更严重。我们生物系有两个专业，生物学专业是本科，食品专业是专科。去年，一个本科生和一个专科生同时分配到上海禽蛋二厂。本科生到厂里后很多实验操作没有学过，发挥不了作用；而专科生却有相当熟练的实践技能，得到了重用。结果是本科生当专科生的助手。所以，企业更需要后者。我认为，我们的领导，与其同大家一起感叹“读书无用”，还不如想办法改革一下“无用的读书”。
马林（物理系三年级）：不可否认，现在的大学生与以往的大学生相比，对社会对民族的责任感有所淡薄。“读书无用论”的重新盛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信心危机。
作为社会与少数受高等教育的人，应该有一种对民族整体利益负责的瞻前意识。正是缺乏这种意识，使大学校园里出现了上课迟到、旷课、抄袭作业以及考试作弊等不良现象。我认为，读书人的可敬之处，不仅在于他学识浩繁，博古通今，更在于他有高尚的情操，不为斗米折腰的一身正气。
成民（历史系四年级）：“新的读书无用论”是１０年改革之后中国社会发生巨变以及由此带来的人们观念更新过程中出现的一种特定的文化现象。
按照西方学术界的说法，知识分子是“社会的良心”，是人类基本价值（理性、自由、公平等）的维护者。知识分子一方面根据这些基本价值来批判社会上一切不合理的现象，另一方面则努力推动这些价值的充分实现。我国的知识分子也有一个传统，叫“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他们深切关心着国家、社会乃至世界上一切有关公共利害的事情，要是听任“新的读书无用论”的摆布，仅追求读书的眼前功利，忘掉历史责任，就会使民族失去“社会的良心”和普遍的道德指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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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今夜灯光灿烂
——中国人民大学一个普通夜晚扫描
胡富 周石军
我们随意选择了３月３１日中国人民大学一个平平常常的夜晚，对这里的学生读书生活作了一次扫描。
图书馆，找座位颇不易
１９点３５分，华灯初上，校园里静悄悄。
阅报室一张对开四版的报纸前竟站着５位读者，每个人只好“抻”着脖子阅读。
文史阅览室座无虚席。我们轻轻走到一位男生身旁，他是历史系８６级的，他小声告诉我们，他正在帮系里一位教授查找资料。他说：“一、二年级时我摆过小摊，倒腾过东西，现在一动真格的，才知道自己很浅。”
在财经阅览室，我们和一位正在读《弗里德曼与现代货币主义》的同学细声聊起来。她说：“快毕业了，我发现还有许多东西没学扎实，感到浪费了不少时间。现在社会对大学毕业生的要求越来越高，没有真才实学是没有出路的。我现在算是亡羊补牢吧。”
阅览室里几乎每个座位上都埋着一个脑袋，或者被书包占着。“占座风”又悄然重演了。农经系一位姓周的小伙子懊丧地说：“我今天来迟了，没找到座位。可去年这时候你爱坐哪就坐那，真邪门了。”
ＯＫ，“英语角”
２１点整。学校花园里玉兰花香飘。我们来到了喷池旁边。这块在夜晚常常播种爱情的地方，现在聚集了来自北大、清华、北师院等校的１００多名英语爱好者。
这就是人民大学富有传统的“英语角”。自从１９８５年诞生以来，每星期五晚上都汇聚着众多想练习口语的人们，时间从９点到夜里１１点、１２点不等。常有兴犹未尽的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子夜之后仍在叽哩咕噜。
我们用汉语问一位学历史的学生是不是想考托福，他立即瞪着眼说：“为什么学外语就是为了考托福？”他说掌握一门外语是今后立足社会的一张“王牌”。某系８５级几位女生也结伴来了，问之，答曰：“我们在找单位时发现总是外语尤其是口语好的被优先录用。”
烛光下的读书者
２３点，学生宿舍楼熄灯了，但宿舍却不因此而平静下来。在９号宿舍楼，我们发现夜色中有四五十个宿舍有微弱的灯光，有人便猜：会不会他们在打麻将？去年，打麻将曾在校园里热了一阵子。我们随意敲开了４１４宿舍，却见在朦胧的烛光下有人在看书，还有两个人亮着手电筒，也是在看书。一位姓谭的同学在背英语。他告诉我们说，今年６月份就要参加英语四级统考，总感到时间不够用，趁这更深夜静多背几个单词。相比之下，同宿舍的另一位显得悠闲点，他打着手电筒在品味《红楼梦》。他说，许多经济学书籍也是借着手电看完的。他掏出《资本论》第一卷，我们看到里面密密麻麻作了许多注解，“我总感到现在是系统地读些书的时候了”，他说。
我们在９号楼又敲开几个有烛光的宿舍，碰到的情形几乎雷同。这座楼地处校园西门，曾被称为“人大的西伯利亚”，“经商热”和“麻将热”盛行的时候，这里“热”得最厉害。这些幽幽的烛光，是否意味着另一种“热”在升起？
（附图片）
“怎么对他说读书的好处呢？” 孙晓纲作
在北京大学校园内的一个书摊上，一位自费生在用食堂菜票“买书”，据书摊的主人说：“自费生勤奋好学是普遍的，用菜票换书的一天就有20多个。” 岳景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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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增加技术投入 挖掘科学潜力
北京农业大学部分教授、专家谈我国农业问题
当前我国农业问题引起各界的关注和议论，近日，北京农业大学的部分专家、教授围绕我国农业的形势，对农业的基本认识及对策等问题展开了讨论。
石元春（教授、北京农业大学校长）：发达国家的农业趋摆脱“资源农业”的窠臼。现代农业发展有两个主要特点：一是农业技术的大量投入和单位自然资源的高度密集；二是资金和现代物质要素的大量投入。这构成了人类逐渐摆脱资源约束的基本条件。各国农业发展的速度和模式尽管有所不同，但是都要经历从自然农业→资源农业→现代农业的发展过程。这意味着：不同阶段农业发展的要素条件不同；主要依靠土地和劳动力向主要依靠现代物质技术要素的转变是现代农业的基本特征。比较农业研究告诉我们：土地资源的约束不是无法突破的“瓶颈”，依靠科学技术和把中国广大的人力资源转化为人力资本是我国发展农业的现实选择。
当前国内科技成果向生产转移的运行机制没有很好建立，技术投入环境很差，致使很多很好的技术迟迟不能在生产中发挥作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造成一个良好的政策和市场环境，保障生产者持续的积极性以及强化有效的科技、资金和物资投入。
刘巽浩（教授、农作研究室主任）：中国农业还是有潜力的。把投入的重点放在提高农田生产力与农民的素质上面，发展中国式的高产增收（益）持久文明的土地集约型农业，搞它５亿亩或１０亿亩这种农田，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了。
刘少伯（教授、畜牧经济室主任）：我国目前仍处于农业技术落后、生产效率很低的状态。以畜牧业为例，转化１公斤肉食消耗的精料（包括粮食、糠麸饼食品）至少８—９公斤，而西欧发达国家不超过５公斤。可见，只要认真进行技术改造，我国尚有相当的潜力。我国人均占有的资源和英国相似，人均耕地１．８亩左右，人均粮食约４００公斤。（英国４２５公斤），而人均肉食产量英国是５６公斤，我国却只有２０公斤，只要依靠科学技术，潜力还是有的。
的确，由于人口的困难，我国不但将长期保持二元结构，而且还是个高低不同的多层次结构。因此，要随地区差异执行不同的系统政策，发达区进行大规模技术改造，适当发展规模经营，农产品肯定会有明显增长，贫困山区可以考虑分田到户，以私有的方式进行大规模农田改造。只梯田一项，估计将有很大的成效，至少不会拉全国经济发展的后腿。
毛达如（教授、北京农业大学副校长）：近代科学研究证明在有机肥料的基础上，增加化学肥料的投入，这是实现高投入、高产出的重要农业技术措施。有机肥料可以提高土壤肥力，同样化学肥料也可以提高土壤肥力，二者都可以改善生态环境，提高农作物产量，改进农作物品质。目前国际市场上粮价高涨，化肥跌价（小麦∶化肥＝１．６８∶１价格比例），１吨化肥增产２吨粮食应该是有把握的，因此进口化肥比进口粮食对发展我国农业生产更加有效。与发达国家一样，建立科学施肥咨询服务体系，指导农民科学施肥，实现“优化配方施肥”，以提高肥料效益。
杨士谋（农业教育研究室主任）：世界农业危机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常表现为生产过剩，而社会主义国家常表现为生产短缺。我国理顺对待农业和农民的关系，农业潜力就可进一步发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农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的比重已经很小，仍实施一系列保护农业和农民的政策，是有道理的。
郑剑非（教授）：为解决１９８５年以来粮食生产徘徊不前的局面，建议由以下四点促进粮食生产的“开源”，达到逐步稳定运转和递增。
一、开放市场价格，使农产品价格与生产资料、小生活用品价格趋向合理，使农民种田有利，否则无积极性可言。前提是在征收“田赋”基础上，即将１／１０的全国总产量的公粮保证２亿城市人口，一年７２０亿斤的供应状况下，其它工业、畜牧业、旅游业用粮开放。
二、扩大经营规模：化小农为大农是当前世界上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共同经验。形式多样，解决流动、供销、信贷以及生产上的规模。目的是减少中间环节，有利于国家投资和技术推广。
三、发挥技术效应：农学家普遍公认，“良种”增产１０％，化肥增产１０％，水利增产２０％是没有疑问的。但国家必须拿出一定投资，给以重点支持。
四、逐步将商品粮县扩大到４００个，以县为单位，以投入换粮食是可行的，一个县拿出５０００万—１亿斤，则商品粮县可提供３００亿斤粮，力争减少进口粮，这具有重大意义。
李小云（博士、农业发展战略研究室主任）：１０年农村改革取得巨大成就，农业生产水平大增，但农业生产力增长很小，农业生产力未能随产出水平的增长而相应提高。我国农业已进入了一个要求依靠综合投入的阶段。过分强调任何单一的投入要素都无益于农业的发展，目前政策制定的基本点应放在：１、突破观念约束，落实农民和农户的权益和尊重他们的生产意愿，取消近似垄断和封锁的一些措施；２、资金物质投入要素的增加必须伴随投入机制的相应改革和发育，否则将是低效益的叠加，目前国家对几大片的投入已存在这一问题，应引起足够的重视；３、技术要素的投入必须伴随技术体系的优化，近十多年来，虽然物质技术要素总量增加很多，但要素利用率长期低下。这一状况目前仍在持续。因此，对我国农业发展的担忧不应集中在资源存量的变化上，而应更多地注意人为要素的调节和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