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东方流水流经绮色佳
——寄怀谢迪克老师
黄宗江
绮色佳，是美国东部的一个小城，原名Ｉｔｈａｃａ，译做绮色佳，译得绝妙，音准形肖，这小城的湖光山色、音容笑貌似乎都具现了。好像是徐志摩或谢冰心这样译的，手边无书可查。
我念念不忘它，只是因为半个世纪以前，我在燕京大学上学时期的一位英国文学教师谢迪克，如今生活、授业、退而未隐于斯。这里是美国的一所著名大学康奈尔所在地。
我是１９３８年上燕大的，我知道谢迪克这个名字则早在１９３６年底，那时候年轻的萧乾在他主编的《大公报》文艺副刊上，以三整版的篇幅，发表了关于曹禺《日出》的笔谈，参加这次史无前例的对于一部剧作笔谈的名家有茅盾、叶圣陶、朱光潜、沈从文、巴金诸位，还有青年李广田、靳以、荒煤、杨刚……此中出现了一位外国教授就是谢迪克。他评说《日出》“可以毫无愧色地与易卜生、高尔斯华绥的杰作并肩而立。”也是１９３６年，鲁迅逝世，谢迪克在燕京的学生刊物上发表过纪念文章，却是我最近才见到的。他说鲁迅“他为人们表达了最高的社会和政治思想；他本人是一位教师和领导者的完美典型。”并描绘说“他留了胡须，似乎想借此掩住他的仁慈和善良”。显然，谢迪克很早就是一位不但了解中国文学，也了解中国的洋人。
我自己遗憾的是当年未能更深的了解他。１９３８年秋季，我进了燕京大学西语系，他是系主任。他一派英国绅士的派头，一口标准伦敦英语，这都是我们年轻学子所向往的。当时学生们还有这么个说法：谢迪克随身三件宝：夫人、手杖、狗一条。谢迪克夫人是在同一大学讲授俄罗斯文学的一位俄罗斯小妇人。我那时选了谢迪克的课“十八世纪英国文学”。回首前尘，坐在课堂里听这样的教授讲解笛福或彭斯，真是一种福。然而年轻人常是身在福中不知福的，我漫不经心，学业荒疏，心多放在演剧和爱情上；尤其不安心的是当时正是抗日战争，面对宁静的未名湖水总感到十分有愧，终于一步步远走，远去海角天涯，远离了笛福、彭斯，也远离了谢迪克，半个世纪迈过去了。
还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结束，我数次应邀访问美国，才和老师联系上了。谢师多次邀我赴他所在绮色佳小住，总是行色匆匆，未能如愿。直到１９８６年夏，我赴美讲学，要勾留一载有余，看来有机会了，但他此时又应邀到中国去了，这是他告别中国四十载后的重访。当年，太平洋战争起，日本兵进入校园，他正在讲授《罗密欧与朱丽叶》，中断在这“最后一课”。４０年后，他又在昔日燕大、今日北大的大课堂上，为新老学生重讲了《罗密欧与朱丽叶》。康奈尔的第五代中国留学生，年轻的剧作家颜海平为他此去中国专写了一篇美丽的《燕园的红叶》。
又是一年，１９８７年秋，美东的红叶正好，我返国前夕，应邀赴康奈尔大学做一次关于中国戏曲与戏剧的讲演，乃得携妻若珊在谢师家小住三日夜。谢师不久前刚度过８５岁生日，师母卧病多年已于三年前故去。老人独处，时有学生轮值，或助园艺或助烹饪。过客的到来凭添了些热闹。这种孤寂中的热闹看来也还是常有的。
对于一个老学者，也许最孤寂又是最热闹的所在，就在他的书斋、书架和书案吧。这里那里，是他研究了多年的《文心雕龙》、他英译的《老残游记》、他编辑的五大卷《中国文学入门》，选辑的作品从先秦诸子直到梁启超、王国维、胡适、鲁迅，还有关于古汉语词汇以及文言语法的学术著作，这些至今仍是美国最高水准的汉学教材。还有他退休后仍在主持的《中国演唱艺术》丛刊。赠书赠画赠诗更触目皆是。顾随、吴文藻、谢冰心……往昔同人的旧作，弟子王世襄关于明朝家具的论著，以至我的散文小册《卖艺人家》等等。（据其近日来信，当更添过客北岛和刘宾雁见赠的新作了。）最触动我的是老师捧出了一摞纸已发黄的旧日分数单。萧乾和王汝梅（即日后的外交家黄华）他们的名字都赫然在焉，且分数均列前茅；我则偏低，这也是无从愧对的事了。无比可贵的是这些保存了半个世纪以上的分数单饱含了几多夫子之情！
三日来，清晨日暮，我和若珊时常坐在谢家悬着东方竹帘的红漆檐下，望着傍屋流过的山涧流水，潺潺自上而下，形成了好几阶层的小小瀑布，入夜也仍在淙淙细语。我对妻说怎么这一切尤似中国山水画的意境呢？想来这世上本土和异国的大自然本就是相似乃尔的，再沾染了人文的、主观的、感情的色彩，也就引发出乡情无限，这绮色佳的流水在我心中产生了一种一言难尽的象征。
这三天驻足也像山涧流水似地有声又似无声地流去。我们谈天说地，谈文说艺，也像流水般不知所起所终。我们一起打太极拳，他比我强多了，是正规的杨家一百零八式。我们一起漫步绿茵，我戴上了他的帽子，拄了他的仍以装饰为主的手杖，做英国绅士状；他笑谈起当年三宝，我又岂宜点破如今惟余一杖了。人们习于用淡笑淡忘来轻掩深深浸润的惆怅。一日行车中，偶提起一些故人，我脱口而出：“朋辈半为鬼！”谢师一时没听清，若珊要我再做英译，我却旁顾左右而言它了。
这失去了主妇的居室仍然保持得十分整洁。但若珊到底是女人，行前仍悄悄把厨房里所有的炉灶和器皿都擦拭了一遍。她还注意到堂屋角落里一架形象古老的小钢琴，似乎久已无人拂拭。我妻子想象那是已故谢夫人经常弹奏的，也把它轻拭了一遍。我告诉若珊：当年在学校举行“弥赛亚”合唱中谢迪克的独唱是分外出色的。
三天过去了，终于告别。老师驾车把我们送到英国的“灰犬”长途车站，把我们送上车去，拥抱而别。老师下车，我们只见他在细雨中仍在踱步，像是在寻觅什么。但是他又走上车来，说是原以为隔窗还能看到我们，不意灰蒙蒙的看不清了，乃又上车来，又告别一次。
别了，别时容易见时难，老师年近九旬，我们也年近七旬了，于是我时常怀念他檐下不息的溪流。又是一年，一年多了，音息隔洋传来。谢师常是寄一封公告所有亲友的叙述甚详的打印的长信，其后再附几笔各自不同的特殊的问候。此次，两面打印的头一页张是叙述他１９８７与１９８８年的经历，甚至包括我们的来访。第二页张，却令人喜出望外地出现了新人新事，我试摘译于下：
“三月底余赴会旧金山，间隙约晤老友Ｈ·Ｍ于公园，又蒙邀与其三子并各携全家共进例行的星期六家庭晚餐。次日我飞圣地亚哥访友。幸主人于客房中置有电话，余不禁与Ｈ·Ｍ通话，次晚又通；翌晨告别时乃得答谢主人主妇并其电话，盖一婚事已在蕴酿中。Ｈ·Ｍ是我在燕京大学时的学生，毕业后任音乐系助教，曾在“弥赛亚”歌唱中为我做钢琴伴奏。１９４７年她来康奈尔为英国文学研究生，又助我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并编写教科书凡六载。我于１９８４年失去我的Ｎｅｌｌｉｅ，她于前春失去她的Ｓｏｈｎ。此时此际合我二人第三次互为配搭。七月七夕日，我们接受公证，成为夫妇，其三子均携全家共１６人参与婚宴……”他开列了随后一系列各地欢聚的人名，并旅游日程，直到明年度的英格兰故乡之游，后年的中国娘家之行……我夫妇想要追寄一封贺简，也一时不知寄往何方为好了。
我翻查同学录，并打听老学长们，才约略得知Ｈ·Ｍ华名吴沁明，学号２８年级，比我这１９３８学号的早十年。她的同年级密友赵萝蕤大姐在电话里笑声朗朗地对我说：“他们俩真是太好的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配搭），非常相象，都那么Ｆｕｌｌｏｆｖｉｔａｌｉｔｙ（充满活力）……”
我顿感到我还有很多很多地方要向我的老师学习，首先是“充满活力”……尤怀绮色佳的流水常流，水自何来？或自天上，或自东方……我师谢迪克书云：“Ｈ·Ｍ朝夕抚琴，我们的老牌Ｅｖｅｒｅｔｔ钢琴回响尤佳于预期……”
行文将毕，得一知交亦当年“小读者”，知我在觅“绮色佳”译名出处，寄我复印１９２４年冰心《寄小读者》一节，曰：“又到了绮色佳（Ｉｔｈａｃａ）。绮色佳真美！美处在深幽。喻人如隐士，喻季候如秋，喻花如菊。与泉相近，是生平第一次，新颖得很！林中行来，处处傍深涧，睡梦里也听着泉声！……”
怎么冰心大姐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就跟我所感一样呢？那也是自然的。年轻的冰心又引诗云：“百感都随流水去……”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他迷醉在白蚁王宫〔报告文学〕
程关森
神虫·神人
１９５８年，中国的狂热之年。个子很小的杨思齐，挑着沉重的书藉行李，翻越一座座热得发烫的红石头山，从高石小学艰难跋涉到小英小学来。前二年，他师范毕业后就在高石任教，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竟干得不赖，被选拔到江西农村重点小学当校长，执掌千人学校的大权。
英小设在鹰潭市白露乡小英村的一幢院墙高垒的祠堂里，门窗破旧，梁柱蛀空。杨思齐撂下行李，大口大口地喝着凉茶，喘着粗气。这时屋梁上纷纷扬扬地飘起“雪花”，茶碗里也掉进不少白蚁蛀出的木屑粉了。哟，他一进门，白蚁就给他下达第一道战书！
他凝视大梁圆柱，处处被白蚁蛀成铜筛般小洞；用手敲击，柱子发出“壳壳壳”之音。老师们搬出竹床、课桌、蚊帐和学生们的作业本给校长看，处处可见白蚁洗劫过的斑痕。“上面也不给点钱吗？”少年得志又少年老成的校长问。“钱，每年都会给一些；可是今年修明年拆，换得了窗换不了柱，于事何补呵！”
危房！危房！危房！事情已经威胁到教学、生活甚至生存，白蚁就成了杨思齐的头号敌人了。他向老农请教办法，老农摇摇头：神虫要靠神人收，我们吃五谷的岂奈他何？他写信、采标本寄给中科院江西分院，未有作复。他打听到广州中科院中南昆虫研究所李始美会治白蚁，想给他写信，又怕这位大学者不理他。他顾不了这些，斗着胆写了，谁知不出几天，这位全国知名的白蚁专家给他回信了：“白蚁是可以治的。”并赠他一本自著《白蚁及其防治》的书：“有困难，尽管来找我，欢迎合作！”
乖乖，越有学问的人越谦虚，杨思齐感激涕零。他捧着这本书挑灯就读。课余时间，他在村里四处转悠，观察白蚁活动规律，有问题，便写信向李始美请教。就这样，一个全国权威，一个无名小辈，被一个小小虫子联系起来，融为师生情，结为忘年交。
老师将弟子引进了白蚁王国的大门，杨思齐从此进入了白蚁迷宫。他发现，这迷宫是一个庞大又等级森严的王国，是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世界。它有蚁王、蚁后，有工蚁、兵蚁，谁负责指挥，谁担任觅食，谁担任警戒，都分得一清二楚。它是世界上资格最老（二亿五千万年前就有了它）、寿命最长（蚁后可活到８０岁）、数量最多（全世界有２４４２种）、繁殖最快（一只成熟的蚁后每夜产籽８万粒）、为害最大（不论什么建筑、家具、圩堤都可毁坏）的世界性昆虫。面对着这强大的敌人，狂热之年杨思齐并不狂热。他冷静地接受白蚁的挑战。
一天晚上，杨思齐掌着马灯去厕所，忽见几只飞蛾扑灯。他就势一照，飞蛾是从厕所一根木柱上的分群孔里飞出来的。它就是有翅繁殖蚁。啊，现在是５月，正是分群繁殖的时候。他马上叫人打火把来，扛锄头来，对准分群孔下面的蚁路，一点一点地挖，挖到第二天中午，果然在１２米开外的桃树底下，挖出了一个比箩筐大的蚁巢，一称，１５公斤多！
又一天，杨思齐路过黄奇石水库到一所村小去指导教学，走在大堤上，发现了黄翅大白蚁的分群孔。糟，“千里金堤，溃于一穴”，如果有蚁不除，说不定什么时候倒堤毁库酿成大灾。为了端掉老巢，他每晚都带上草席、闹钟、笔记本，到堤上睡，不怕豺狗、毒蛇，有几晚发烧到３９度也不间断。等到第１８天４时２０分，分群孔里飞出了黄翅大白蚁，顺着蚁路挖去，又挖到一大蚁巢，１５公斤多！
杨思齐名声不胫而走，农民把他吹成神人：“他会念咒，会呼白蚁、箍白蚁！”“有白蚁，找校长去！”“神虫碰到了神人，这下有治了！”白蚁为害最烈的杨塘村农民，听说白蚁最怕白公鸡，全村养白公鸡百多只，也不顶用：房子盖了３年就倒，衣服放在凳上过一夜就被咬出一个个洞，上午出工把饭甑搁在灶上，中午回家一看，饭上面尽是一层白蚁。农民将杨神人请去：“如果真的能箍白蚁，一家杀只公鸡给你吃。”杨思齐凝神一看：“此话当真？”“当真！”“不假？”“不假！”“好，请木匠带斧子凿子来！”木匠来了，按照校长吩咐在一棵樟树上挖了３个洞，洞口爬出许多白蚁。杨思齐拿来喷枪，朝洞里喷药，然后用黄泥将洞堵死，交待众乡亲：“没有我的命令，不准开洞。等过了１５天，你们挑粪箕来挑白蚁吧！”半月后，大樟树底下里外三层围满了人。年轻人掏开洞口用铁耙去耙，耙出两粪箕死了的白蚁。
一传十，十传百，杨思齐成了鹰潭的神话般人物。几年工夫，他为９６户农民进行了有效无偿服务，真正成了深受农民尊崇的“神人”。
ＣＡ—８５复合防蚁剂
沿蚁路挖蚁巢，毕竟是原始古老的笨重体力型的灭蚁方法，因为动斧动锄会损坏建筑、树木、圩堤，是需要付出代价的。如何防重于治，实现由体力型向智力型转变，是杨思齐进一步考虑的问题。
在此之前，我国使用的灭蚁药物是氯丹。它是一种刺激性气味大并有致癌物质的药剂，外国早已停产。能不能生产一种低毒高效无气味无污染的药物来代替它呢？他去鹰潭市一中找到他在师范上学时教过他化学的艾老师，请求支持。老师感动了，不遗余力地和他合作：一中没有化验药品就去工厂借，化验室只有星期天不用，他就专门利用星期天——星期六晚上从１７里外的小学走到一中来，星期天晚上搞完化验又回小学去，风风雨雨从不间断。中途有一荒山岗，那是国民党埋了一百多具士兵尸体的地方，到了雨夜，磷火碧绿，阴气森森。杨思齐撑伞赶路，眼见两只豺狗闪着绿眼睛蹲在路边，他双手紧握伞柄，口里高唱莫名的歌，将伞一收一张朝它走上，结果邪不压正，豺狗拖着尾巴走了，回到家，冷汗打湿了他的背心。
经过７００多天８５次的化学试验，药品沉淀问题解决了，他就开始作动物试验，抓麻雀，捕老鼠，钓青蛙，用自制药和其他灭蚁药作对比。经过对２１８只老鼠、２７０只麻雀和１４０只青蛙实验，证明他发明的药最为有效，杀伤力最大。
他的实验，得到当村小教员的爱妻的全力支持。当年，他俩合计只有５８．５元的月工资，还挤出３００多元买药和买一架旧的显微镜。这间充当卧室和生化室的不到９平方米的斗室，终日腥味难闻，但他们两口一住就是三年五载。她承担了作为妻子和母亲的全部家务，并在晚上帮助丈夫作观察记载，１２本笔记本她记的就有６本。一天，她领着全班学生去水库游泳，有三个学生溺水。她慌急了，奋力营救，当她将第三个溺水学生推上岸时，她已精疲力尽沉下去不再起来了。杨思齐为失去这样一位生活上的伴侣、事业上的战友、专业上的知音而抱尸大哭。但当他想到他们未竟的事业，料理完妻子的丧事，将唯一的三岁男孩托孤给上饶的外婆，第三天又去搞他的实物试验了。
这是将药物作用于松木之后看对白蚁防治效果的实质性的实验。他将２８块同等体积重量的马尾松作试材，分成４组，每组７块，７块中６块浸药一块不浸药，然后埋进有白蚁活动的土中，每年观察一次，三年得出结果：浸过杨思齐制的药物的试材完好无损，损害率为零，浸过其他药物的损害率为２９％—６５％，没有浸药的损害率为６９．２５％，只剩下瘦骨伶仃的骷髅了。
１９８４年１０月１３日，全国白蚁防治学术会议在广东惠阳市召开，杨思齐宣读论文引起全场注意。英国任佩瑜博士当即要用２５万英镑买他的专利。坐在台下的中国热带植物研究所教授、著名化学专家施振华颔首称道，为他历经２０年坎坷取得今日成果而兴奋不已。他用手把杨思齐召到身边：“我向你提两个问题，一、有没有沉淀？”“没有。”教授竖一竖拇指：“好。二、我建议你的药不要用中文命名，改用药剂主要元素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命名，好不好？”杨思齐很快领悟到药剂的保密价值和教授忠言的份量，“好，从现在起，我就称它为‘ＣＡ—８５复合防蚁剂’行吗？”“行。不过，它应该有个代号，”教授既认真又戏谑地说：“你的试验经过了２２７次，代号就叫２２７吧。”
全国９９个中的一个 １９８２年７月９日，驻军某部仓库宋主任驱着吉普匆匆找到杨思齐的家。此时，家人均睡去，只有一盏灯伴他夜读。主任向这位市白蚁防治研究所所长告急：白蚁已侵入钢筋混凝土的地下军用仓库，有两箱军用设备运往自卫反击战前线，因白蚁蛀过贻误战机不说，光经济损失就达７８４万元。
杨思齐跳上吉普，星夜赶到地下仓库，大为愕然。这里全是丹霞地貌的红石山，用爆破的方法炸开了隧道，隧道又用钢筋混凝土浇灌，两层大门均用四寸厚钢板制成，门缝中涂有黄油，可谓固若金汤，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白蚁怎能入侵呢？
可是仓库拱顶和两壁有３６个分群孔是事实。一查究，原来是施工时有翅繁殖蚁趋着灯光飞进了洞，从此潜伏下来营巢繁衍，也有沿着排水沟和地面伸缩缝钻入的。杨思齐对症下药采取措施：对分群孔喷药杀灭，在排水沟口投放诱杀堆，用防蚁药搅拌水泥填补伸缩缝……几年过去了，经他防治的共计７８０００平方米面积的７个地下军用仓库均没有了白蚁，使数以万吨计的战备物资和高精尖武器免遭危害，为国防建设立下了殊功。
３０年来，杨思齐奋战在白蚁王国，战功赫赫，战果累累：
他除取得大面积防蚁治蚁的显著成果外，还发表了２６篇有价值的科研论文，完成１２项大小科研项目，其中国际首创１项，国内首创３项，国内先进水平４项。
他从《本草纲目》中白蚁可治病和非洲人爱吃白蚁的记载中得到启迪，用蚁后浸蜜糖治愈了自己严重神经衰弱症以后，发现白蚁含有１４种人体必须的微量元素、１０多种微生素、２０种氨基酸，成功地制成了低浓度健身防癌的螱酒。最近他又从白蚁身上提炼出磷酸腺苷，这是治疗心力衰竭、心肌梗塞、脑动脉硬化的高效药物。
——他现在是全总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省劳模，全国１９８７年９９个职工自学成才奖获得者之一。３０年来，他在白蚁王国探索，在白蚁迷宫漫游，从来没有星期天、节假日，从来没有在晚上１２点钟以前睡过觉。他已年交半百，但满头黑发，精力充沛，记忆力特强，人家笑他是吃多了白蚁的缘故。
他在白蚁王宫完全着了迷。
他“迷”了３０年，还将继续“迷”下去。
人的一生总要‘迷’点什么。否则，岂不是白混了一辈子。
第6版(文学作品)
专栏：
问半坡遗址
高深
是的，只有五万平方米
一个小小的村落
云和雨拥挤在一起
男人的蛮横
女人的多情
这就是一个世界吗？
只有五万平方米了
可铺得下一个民族的血迹
可容得下那么多耻辱和光荣
远古有没有战争
祖先也常常祈祷和平？
食兽肉长大的勇士
并没有染上兽性
石矛竹箭是武器的祖宗
也是生存的智慧之星
从哪一个流血的日子算起
以聪明枪杀聪明？
那些精心刻在陶器边沿的
单纯重复而又有规律的花纹
是不是记事的符号
人类最初的文字
记载的是一个口号吗？
记载的是一次意义深远的辩论？
或许是一场同大自然的搏斗？
或许是一次虔诚的祭神？
也许是为子孙后代刻下的
教训？！
一步一步
一个太古老的民族
背负也太沉重
艰难地跋涉跋涉
终于停留在“半坡”
一盏岁月的灯
斜挂在历史的中途
是照耀后来者
还是给自己镶嵌的光荣
啊！带着怀古幽思而来的人们
你可听见了
那个六千年的声音？……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谈谈检验改革成果的标准问题
江春泽
中国、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都在进行改革。当改革向更深层次推进的时候，不同性质和不同层次的困难又都纷至沓来。在困难面前，不少人感到困惑：改革究竟要达到什么目的？改革的前景如何？怎样科学地评价改革的成败与得失？本文试从经济体制择优的理论与方法论的角度，就检验改革成果的标准问题，谈一些个人认识。
“优”体制并非理想化的体制，而是“适度”体制
毋庸置疑，改革的目标要服从发展的目标，为了发展才需要进行改革。改革就是把“体制优选”作为一个重要的手段来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而“优选”的前提是“优”体制的确定，也就是说，要明确评价体制优劣的标准。我们认为，所谓“优”体制并非理想化的体制，而只是适度的体制。正如同我们过去不应该把传统的中央计划体制理想化一样，现在也不能把新体制预期为一种新的理想化的体制。否则，在现实面前就难免产生失望的情绪。
那么，什么是“适度”的经济体制呢？我认为，“适度”体制就是在具体的环境中能够取得与经济发展目标相重合的经济结果的体制状态。经济结果是经济目标的实绩，而经济结果的导因是多重的。在西方经济学中有这样的公式，即经济结果是经济体制、经济政策、环境因素的函数。如果经济结果没有达到预期的经济发展目标，在其它因素不变的情况下，就要从经济体制中寻求原因，这就说明经济体制不是“适度”的，就要考虑如何使经济体制注入新的活力。改革就是要选择相对于具体时间、地点条件下的“适度”经济体制。
在现代社会中，一般说来，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是一个相互联系和制约的体系，它包括经济增长、结构均衡、效率、收入分配公正、社会稳定（其标志是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等等。这里既包括了生产力的发展，也包括了社会的安定。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是通过民主程序形成的，它要反映各阶层的利益。改革与发展的联系在于，通过改革为发展解决动力，也即调整各阶层的利益关系，并使相互矛盾的利益在各自可以接受的限度内达成妥协与一致。
只有在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是合理的这个假定能够成立的前提下，才能用目标实现的程度，即经济结果与经济目标接近或重合的程度，作为衡量经济体制优劣的客观的、科学的标准。这个标准就是生产力标准的具体化。
对“优”体制的确定，再往前推，其逻辑起点又是关于“经济体制”的界定。这里暂且跳出探求定义的学术领域。我们认为，与经济体制最密切相关的三项基本要素是：财产权关系，经济决策结构和资源配置方式（通过计划抑或市场）。所谓“体制优选”，就是要寻求在具体环境的制约下使上述三要素达到优化组合的状态。由于社会经济发展目标按时间可分为短期、中期与长期，所以，经济体制“适度”的标志不仅要从静态去衡量，还要从动态去衡量。如果体制运行中的短期行为造成实现中、长期目标的困难，该体制也不能被看成是处于合理的“适度”的状态。
明确了改革的必要性，还要探索“体制优选”的可能性。我们知道，在现实世界中存在有形形色色的经济体制状态，它包容了所有的经济体制基本模式类型，如“完全竞争的市场”和“纯粹的中央计划”模式。前者以全部生产资料私有制为基础而决策权是分散的，后者以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决策权是高度集中的。我们是否只能在这两种极端的模式中择其一呢？否！实践告诉我们，纯而又纯的体制都只是存在于理论王国之中，我们从现实世界中发现的多种可供选择的经济体制状态，很可能是由这两极派生出来的体制模式的复合体或混合物。显而易见的事实是，即便在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前，生产资源的自由流动也会遇到“自然壁垒”（对稀缺资源的独占）、“社会壁垒”（专利、版权等）和“经济壁垒”（缺乏长期巨额投资的能力）的阻碍。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以后，所谓纯粹的自由市场早已成为神话。二次大战以后，加强国家干预更成为一种潮流。在三十年代大危机背景下形成的种种反危机措施，逐步定型化为系统的宏观调节机制，完备的西方市场体系也已经不是什么纯粹的市场机制，而是包含了宏观调节的现代市场机制，西方称之为“混合经济”。从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看，即便是在传统的体制下，生产资料公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也并没有覆盖整个经济。在改革过程中，一般都认识到以公有制为基础的多种所有制并存的必要性，而且在积极探索公有制的新形式，如股份制、联合企业、企业集团等等。但公有制形式的变化并不改变公有制的实质，我们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就是要改善和建立新的宏观调控体系，促进市场发育。总之，我们不是在纯而又纯的两极中二择一。
这里，还要指出的是，“体制优选”是一个过程，可能要持续若干年代甚至一代人的时间。一蹴而就或毕其功于一役，都是操之过急的空想。因为体制转换不是一个简单的替代步骤，而是一个长期的引入、移植过程。
改革成功的标志是争取改革的“净收益”尽可能大
改革方案或某些改革的措施究竟选对了没有？这需要对“改革收益”与“改革成本”进行比较，才能得出结论。
“改革收益”就是从动态的角度考察经济体制变动后所对应的经济结果是否较之原体制状态为好。换言之，是否更接近所追求的发展目标，是否因经济体制变动带来了“改革收益”。
具体说，“改革收益”有三种情况：
其一是各项经济指标皆因经济体制变动而好转。如果增长速度快、经济效益高、通货膨胀率下降等同时发生，这时无论权数变与不变，总的结果指标仍会上升并接近经济目标的要求。
其二是有些指标不变而至少一项指标好转。这时，总结果指标仍会上升而不管权数如何变动。
其三是即使有些指标下降或恶化，但因其它指标上升，或好转的幅度（可能同时伴随权数的增大）大于恶化的幅度，两相抵消而增长有余。在这种情况下，总经济结果指标仍会增长。
总之，“改革收益”是因体制由一种状态向另一种状态过渡所带来经济效果的净增。“改革收益”也可能是负的，即体制变动后新体制状态所对应的经济结果的值小于原体制状态的值，从而离发展目标更远。这种状况是每一个体制设计者或选择者应极力避免的。体制变动前后的两种不同状态所对应的经济结果之值相等，是经济体制变动的下限。如果超越了这个下限，情况严重时可能要引起社会动乱，那就事与愿违了。同时还应该看到，“改革收益”即使大于零，也并不能充分说明体制变动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此时体制所处的状态很可能还不是经济目标最终实现时所要求的适度经济体制状态。只有当“改革收益”完全填补了经济目标和原经济体制结果之间的差额时的体制状态，才可能被看成是“适度”经济体制。
“改革成本”是因体制变动本身所引起的、可以在经济结果上表现出来的耗费。通俗地说，就是指改革须付的代价或产生的“副作用”。它作为“改革收益”的对立面，主要由三项内容组成：
其一是直接成本。即：从净态角度看，每一种体制状态都需要有体制维持成本；从动态角度看，它表现为体制变动所引起的直接耗费，主要包括因配合体制变动所建立的新机构以及为了监督、检查、组织、协调等目的所追加的费用。
其二是间接成本。比如，因价格调整而支付的物价补贴；因压缩投资规模而砍下的在建工程的损失；为社会安定而提供的就业与社会保障等等。
其三是机会成本。因为体制参与者对体制状态的选择具有排他性，一旦选定了某种体制状态作为改革的目标，就不得不拒绝或牺牲其它的体制状态。被放弃的体制状态可能带来的经济结果，就是体制的机会成本，因为它起因于所放弃的机会而并未引起实在的成本变动。
这种机会成本的意义，主要在于为体制的选择提供了一种思考或工具。它对正确地选择体制变动的方向和幅度是大有裨益的。一般地说，机会成本的大小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体制变动的幅度所造成的风险大小加以表示，两者成正比关系。
其四是约束成本。它因超越环境约束而导致环境对体制状态或某种变革的“惩罚”。同时，体制变动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社会各阶层利益的调整。利益受到损害的体制参与者的行为和态度也将引起经济结果上的不良变化。
当然，无论是“改革收益”，还是“改革成本”，都不仅有经济的方面，还有社会的方面；而且检验的指标是多层次的。如经济指标可以分为宏观的、市场的、企业的、个人的；社会指标又有文化、教育、人口素质、社会道德水平、观念更新等等。有些指标是可以数量化的，有些是难以数量化的。我们在操作时，只能以数量化的指标作为基本依据，参考其它不能数量化的指标。通过对改革成本和改革收益的比较分析，就可以使我们在做出改革方案或改革措施的选择时更加审慎，不致因决策不当或决策多变而付出代价太大。我们争取的目标是改革的净收益尽可能大。
认真分析制约体制发挥功能的环境因素
在现实社会里，经济体制仅仅是整个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它必然要与庞大而复杂的社会网络结构的其它方面发生联系。在体制优选的过程中，还需要对制约和影响经济体制发挥功能的环境因素进行分析。
环境因素一般可以区分为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两大类。我们在选择新体制时，既要认真分析我们所要借鉴参考的另一种体制发挥功能的环境因素，又要仔细研究自身所处的原体制的环境因素。经过对比研究，才能确定新体制是否适合引入或需要创造什么样的环境条件。
比如，美国虽被视为是市场经济的样板、依靠市场机制来分配稀缺资源的国家，但在本世纪３０年代大危机而实施的罗斯福新政又是在市场体制基础上形成的宏观调控的机制的始端。自１９世纪末完成了向垄断阶段的过渡以后，特别是本世纪３０年代为加强国家干预而形成了宏观调节机制以后，国家通过立法形式对经济活动进行干预，比如国防工程、公共设施、教育等领域的资源配置是不受市场机制调节而由宏观调控的。即便如此，他们往往要求把国家干预降到最小限度。
再如，苏联是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经济体制的开拓者，除了因为它是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对于新体制没有任何可依据的经验之外，也同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有关。革命后新生政权处于资本主义包围和武装干涉的环境中，工业化资金与技术缺乏国际援助，在这种背景之下，一个高度集中分配资源的体制实际上就作为“战时”或是“备战”的最佳体制而被选择了。然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这种体制所处的环境因素在逐渐变化，西方的新科技革命对苏联是严重的挑战，原来“粗放型”的发展战略已难以为继，并且严重地阻碍了社会经济的发展，其根本原因在于长期沿用的高度集中的中央计划体制使科技进步受到阻滞。
然而，无论是苏联、东欧还是中国，在改革进程中的环境因素都是既有有利的方面，又有不利的方面。各国改革中遇到的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受到不利的环境因素的制约。如长期僵化的传统观念仍然束缚着相当一部分干部和群众的思想；旧的障碍机制仍在许多领域中起作用，在旧体制下积累的问题和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产生的新问题交织在一起，如产业结构不合理、消费品供应紧张、投资需求过热、消费基金增长过快、资金短缺、财政赤字、通货膨胀，以及由于过去市场不发育，缺乏明确的市场法规和市场管理经验，致使流通领域的秩序混乱等等，都制约着新体制的完善和功能的发挥。
实践证明，任何改革方案都只能是在适宜的环境中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要充分注意环境因素的制约作用。因为经济体制是社会大系统的一个子系统，经济体制本身又是配套的系统工程，改革措施不仅不能单项推进，孤军深入，还要减少随意性，避免使不恰当的政策成为制约或影响新体制发挥功能的不利环境因素。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希望有更多的人研究社会团体问题
●什么是社会团体？
●社会团体居何地位？
●社会团体的发展趋势怎样？
●怎样促进社会团体的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蒋映光
４月８日，中国经济学团体联合会召开了社会团体问题学术座谈会，与会发言者的以下一些意见值得重视。
一、要正确估价现有社会团体的作用。
发言者认为，我国现在有各种社会团体，包括全国性、地方性的、学术性的社会团体成千上万个。这些社会团体，大多数是在党的改革开放方针指引下自发成立起来的，它们花钱很少，做的工作很多，在推动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开展学术理论研究，促进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的作用是很好的，对此应该有足够的估计。这方面的问题是有些同志对社会团体所做的工作，所起的作用认识不足，对社会团体的态度偏于消极，看问题多，看成绩少，求全责备多，鼓励支持少。这个问题不解决，社会团体就不可能获得顺利的发展。
二、要看到社会团体发展的必然趋势。
发言者认为，我国社会团体在短时间内这样蓬勃兴起不是偶然的，这是改革开放、商品经济和民主政治建设发展的必然产物。改革开放必然带来利益的多元化和要求的多元化，引起社会团体的大发展。人民要求有多种渠道去表达自己的愿望，社会要求有多条渠道去完成自己的使命。成立社会团体是解决各种经济政治问题、保证社会进步和安定的一条重要通道。成立社会团体的深远意义还在于，社会团体在参与民主政治的过程中，将承担一部分现在由国家承担的社会职能，国家也将逐步把自己的一部分职能转移给社会团体，因而社会团体的地位将越来越重要，社会团体将有更大的发展是一个必然的趋势。
三、要通过立法保证社会团体健康顺利地发展。
发言者认为，在肯定社会团体起着良好作用的同时，也要看到目前社会团体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是有些社会团体由于种种原因难以开展活动，发挥作用不够。不能因为有些社会团体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就否定社会团体的必要，现在的社会团体不是太多了。大家认为，如何保证公民的结社自由，如何发挥社会团体的作用，如何帮助社会团体开展正常的活动，要靠立法。要制定结社法、社会团体法，使社会团体的发展和活动有法可依。但是社会团体的立法应把立足点放在鼓励和维护社会团体的发展和活动上，不应简单地立足于管，不能采取消极的态度。
四、要加强社会团体的理论研究。
发言者认为，搞好社会团体立法，要加强社会团体的理论研究，把社会团体的概念、社会地位和作用，社会团体的组织和活动规则、权利义务以及国家的方针政策等等在理论上搞清楚。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很不够，至今我国尚没有一本这方面的专门著作，报刊上这方面的文章也很少见，还是一个尚未被人注意的王国。发言者认为，社会团体问题在中国是要用很大力量去研究的新学问，既涉及民主，也涉及科学，也涉及文化启蒙，希望有更多的人来研究社会团体问题。发言者提议，联合召开一次有准备的关于社会团体的学术讨论会，经过筹备成立这方面的学术研究团体，筹办学术刊物，介绍有关的社会团体及理论研究成果。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新视角
宋洪训谈：共产国际的历史功过
宋洪训在《求是》杂志一九八九年第六期撰文说，从总体上看，共产国际在其全部活动中比较突出的历史功绩大致有以下四个方面：一、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右倾机会主义和共运中的“左倾幼稚病”进行斗争；二、帮助各国无产阶级建立自己的先锋队；三、支援资本主义国家的工人运动和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四、开展反对侵略战争和反对法西斯的斗争。但是，共产国际在其整个活动中也逐渐表现出一条“左”的路线，既包含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因素，也包含着把苏联经验神圣化的倾向。共产国际在指导各国革命时，往往不是根据各国的不同情况，不是考虑到各国政治、经济、文化以至民族的特点来制定适合各国国情的方针政策，而相反要求各国共产党都根据一个决议、一个指令来办事。这条路线大致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对世界革命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二、对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能力和发展潜力估计不足，三、对社会民主主义传统和社会民主党在工人群众中的影响估计不足。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新视角
文硕谈：民主政治与现代国家审计
从专制制度向民主政治的转变，是所有现代国家发展的必由之路，而民主政治的最基本原则，就是分权与制衡。现代国家审计就是从经济监督目的出发的一种制衡因素。按民主制原则，所有的政府行政机构和官员均受人民的委托，对公共资金和资源进行管理，就应该受到严格的经济责任制的约束。没有近代民主政治，就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府行政机构和官员的经济责任；没有这样的经济责任，就没有现代国家审计制度。
从现代国家的严格要求来看，审计机构的设置应有反映国家现代化的特征。国家审计的理想模式应是，审计机关隶属于作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并享有立法权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同时享有较高的司法监督权。这不仅可以保证国家审计的独立性，而且享有较高的权威性。这既符合现代国家的要求，也符合我国的历史传统。当然，要真正达到这一步，有待于民主政治的进一步完善，即应提高代议机构的地位，充分发挥代议机构的权威性作用。否则，审计机关即便隶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势必无法有效地开展审计监督工作。
（《审计理论与实践》一九八八年十二期）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新视角
邓伟志谈：谁是第一阶层？
邓伟志撰文提出，今日中国的第一阶层是知识分子。
他认为，某一个阶级、阶层代表了先进的社会生产力，就是先进的阶级、阶层。用这把尺子量一量具有独特劳动方式的知识分子，可以看到在技术史的每个时期，都是知识分子开的先河。在科技加速度发展的今天尤其是如此。知识分子是先进技术、先进管理方法的载体，无疑地是先进生产力的代表者。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学工作者也就是第一生产力的代表者。从这个意义上说，知识分子就是第一阶层。
从阶层属性、阶级特征看，哪个阶级最无私，哪个阶级才最能代表社会主义公有制，才能成为最先进的阶级。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无私固然不能在全体社会成员中普及，但是，无私依然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最高道德规范。从某种角度上讲，知识分子是“赤条条”的。知识分子所富有的是知识。知识同其他物质资料的不同之处在于：物质资料是有形的，会因空间的移动而出现此多彼少，此无彼有。可是知识是无形的，不会因传播、交流而减少。这就叫知识的共享性。知识的这种共享性，从根本上说，决定了以占有和创造知识为职业的知识分子阶层的无私性。因此，从这一点上看，知识分子阶层无疑地应该是同社会主义公有制相适应的先进阶层、第一阶层。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百科全书》
（（法）马塞尔·博多等编著曹毅风等译解放军出版社出版）
这本百科全书包举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著名战役、著名人物、重要事件、国际关系、条约、武器装备、军队指挥体制等各个方面，其中许多内容如反犹太主义、地下报刊、教会与第三帝国、医疗保健等则是一般著作中很少见到的。书中还有６０多个条目属于专题性的学术论文。
（郭伟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