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纠正“三律师错案”引出的思考
——全国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邹瑜答记者问
本报记者 吴恒权
本报发表全国人大实施法律监督，纠正了辽宁鞍山错捕律师案件的报道后，在法律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引起了强烈反响。带着如何认识人大实施法律监督权等问题，记者走访了曾参与督促辽宁纠正错捕律师案件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邹瑜同志。
问：“三律师案”历时４年得以纠正，对此，您认为可以从中得到哪些启示？
答：“三律师案”得以纠正，其意义远远超出案件本身。首先，它提高了人们对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法律监督工作的信心。“三律师案”之所以能够发生并且拖延了４年之久，说明实施法律监督是一项艰巨的事业，克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以言代法决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三律师案”在全国人大的监督下，终于得到了纠正，这本身便有力地证明，对强加法律监督持悲观态度是没有根据的。加强法律监督是我国经济体制改革是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在要求，尤其在当前整顿经济秩序、治理经济环境、巩固安定团结、民主和谐政治局面的时候，更需要加强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工作。加强法律监督也是我国生产力发展的要求，是人民意志的体现，是我国法制建设的强大动力。这种力量是不可抗拒的。“三律师案”的纠正，正是这种力量推动的结果。人们从这里看到了希望，提高了信心。其次，“三律师案”的纠正，证明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协助进行法律监督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尽管我们现在监督的法制还不健全，特别是监督法尚未制定，但宪法和人大常委会组织法都有原则规定，只要充分认识维护法律权威是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委会的神圣职责，认真行使宪法，法律赋予的这些职能，严格依法办事，深入调查研究，善于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就一定能够在协助法律监督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另外“三律师案”的纠正对于内务司法委员会全体人员也深刻的启示。
问：纠正这起错捕律师案件，有哪些值得吸取的经验教训？
答：纵观这起错捕律师案件的处理过程，我认为有三点经验教训可资吸取。一是司法工作人员的法制观念和业务素质亟待提高，特别是需要反复教育他们严格依法办事，尊重律师的职权，维护公民的民主权利和人身权利。二是我国律师制度恢复以来，律师工作在法律建设中的重大作用还没有被人们特别是司法干部所认识。最近几年，全国各地陆续发生过多起侮辱、驱逐、殴打甚至拘禁律师的事件。“三律师案”的发生，并非偶然，这是我们长期以来忽视律师工作在法制建设中重要作用所导致的后果。今后有必要在普法教育中进一步阐明律师的地位和作用，提高人们对律师工作的认识，支持律师依法履行职务。同时，律师队伍的素质也亟需提高。近几年律师除伍发展迅速，新成份较多，随着体制改革的深入开展，律师素质不能适应客观要求的问题也比较突出，应当采取得力措施，尽快提高律师队伍的政治素质和业务素质。三是人大及其常委会在实施法律监督中，除了听取工作汇报，提出质询，询问等方式外，还应调查一些有典型意义的重大错案，并督促有关部门、机关进行纠正。这次查核纠正“三律师案”过程中，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领导和辽宁省人大常委会的重视下，有关部门派员进行过多次调查，多次提出建议，请人大常委会督促有关部门严肃执法，正确纠正此案。最高人民检察院对此案的纠正采取了严肃认真的态度，因此取得较好的效果，为实施法律监督积累了有益的经验。
问：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下步工作有何打算，今年是否还准备调查几个重大典型案件呢？
答：内务司法委员会作为全国人大的职能机构，其主要职责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就是在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领导下，参与有关内务司法方面的立法工作，协助人大常委会对国家的内务司法各机关、部门进行监督。今年在协助监督方面计划主要抓好以下几项，一是深入开展调查研究工作，了解掌握内务司法各机关、部门的执法状况及其急需解决的问题，特别是帮助各级司法机关加强法制教育，提高司法人员的法制观念和法律知识水平。二是加强同各级人大内务司法专门委会或工作机构的联系，开好几个座谈会，总结在人大及其常委会领导下进行监督工作的经验教训，探讨协助监督的理论问题。三是询问、听取内务司法各机关的工作汇报。对维护律师依法辩护的职权，还要继续给予关注。我国的律师人员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的合法权利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人大内务司法委员会将继续为改革和完善我国的律师制度作出自己的努力。至于是否参与或组织对重大典型违法案件进行调查的问题，按照法律规定，专门委员会要参与或组织对重大典型违法案件进行调查，需有全国人大或人大常委会交付的有关议案或决定，今年如果有这样的需要处理的议案或决定，我们将会积极认真地履行这一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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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不讳
“知名人士”呢？
李纯
春节前夕，我离开某小城乘船东下，从客轮转播地方电台的新闻广播中，听到报道当地领导和理论、教育、新闻、文艺界知名人士举行迎春座谈的消息。作为一名知识分子，感到心头一热：春节到了，党政领导和知名的知识分子座谈，实际也是对广大知识分子的关怀啊！但是，通篇消息只报道了一位领导人的讲话，并没有提到任何知名人士的名字和知名人士的活动。我心里嘀咕：知名人士呢？
客轮靠岸之后，我从友人那儿找到当天当地的日报。报纸的第一版也刊登了这个座谈会的消息，主标题是《清茶一杯，共叙衷肠》，副标题是《宣传部邀请思想文化界知名人士举行迎春座谈》。但消息中既没有领导与知名人士“共叙”，当然也看不出叙了什么“衷肠”，文与题全然不符。我心里又在嘀咕：知名人士呢？
领导人在座谈会上的讲话如果有新精神、新观点、新内容，或者有解决重要问题的新措施、新办法，突出报道领导人的讲话，是非常必要的，也是会受到欢迎的。可惜不少座谈会上领导人的讲话是别人代拟的，或东拼西凑，既无真情，也无新话，这就会使人感到腻味了。
类似上述情况，在一些地方新闻媒介中并不少见。比如，报道欢送先进人物、劳动模范进京出席全国表彰大会的消息，常常是找不到先进人物、劳动模范的名字，消息中却有长串各方面领导人的名单。每每看到这类消息，不禁要问，读者想知道的究竟是先进人物、劳动模范呢，还是经常出现在报端的领导人呢？这类新闻报道的主体应该是谁呢？
新闻媒介作为党和政府的耳目喉舌，及时刊载党和政府领导机关的方针、政策，以及报道领导人的重要讲话，都是非常必要的。但是，更多的新闻报道的主体应是谁？答案是肯定的，那就是广大人民群众。
读者最需要知道什么？最喜爱什么？恐怕是我们新闻机构的负责人、记者、编辑们应该经常研究，牢记在心的。不知在报道知名人士时又找不到知名人士，报道新闻时找不到真正的新闻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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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防治冷热病要靠制度配套
——上海黄浦区廉政建设初探
本报记者 章世鸿
金陵东路范某年老独身，他要把外地孙子的户口迁入上海。范某到派出所找民警，送上一个纸包，打开一看，是闪光的金戒指，民警拒收。范某不信，改明送为暗送，结果不但不灵，而且耽误了正事。他没有看到墙上贴着条子：“凡送礼者一概不予办理。”广东路派出所一个月内拒收的礼物价值１０００多元，确实过硬。现在，黄浦区居民对政府部门有四句评语：“申请办事不用送票子，翻改房子不用通路子，开业典礼不用递帖子，遇到难题不用转弯子。”
公开化把旧体制的弊端暴露了。比如，要把办事政策、程序、日期写在墙上，让居民心中有数，但条文实在太多，太烦琐，如要写，得帖满一墙，谁有耐心看？比如，生一个孩子报户口，也要“过五关、斩六将”，谁受得了？于是大家动手改，把条文简化了，手续也简化了，过去要半个月办成一件事，现在两天就办完。北京东路房管所把修订后的办事制度“浓缩”成一本１６页的小册子，哪些事一天办成，哪些事两天办成，如工作人员违反规定如何处分，都写得一清二楚。
办事公开半年来，这里的变化确实很大。但１０００份民意调查表明，群众在满意之余，仍有种种担心：
“好是好，目前是在风头上，是否长得了？”
“好一阵，坏一阵，我们都领教过了！”
“热得快，冷得也快，冷热病难治！”
这些意见也并非没有根据。黄浦区廉政领导小组倒有些预见性，他们医治冷热病的药方是：制度配套，规范干部的行为，提高干部的素质。
这个区有８７个基层所、站，光靠上级监督是不够的。他们现已组织了一支１３１５人的义务监督员队伍，其中包括各级人大代表、离退休干部及各界知名人士。公安交通队给监督员发“监督证”，持此证有权对民警风纪进行检查。“监督信箱”由群众管理，由群众开启。各级领导定期走访监督员，听取意见，并把查处结果通知监督员。
另外，该区各基层干部都签订了责任书，一级考一级，还专门成立考核委员会。每个干部都有一个考核记事本，记载办事情况、时间、结果。他们把考核分为优秀、称职、基本称职、不称职，分别给予奖惩。
现在，黄浦区为引进竞争机制，对干部实行逐级聘任。未聘者要转业，或离职培训，或提早退休，或返家待业，或自谋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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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答辩场上
——湖南岳阳市公开招选女处级干部侧记
蒋益祥
３月１７日和１８日上午，湖南岳阳市委公开举办招选女处级干部的答辩会。消息传开，近千群众冒雨亲临观看，两个会场座无虚席。
１６７人报名，其中２０人进入答辩
去年１２月，岳阳市委决定从副科级以上女干部中公开招选处级干部后，全市有１６７人报名，通过评委会评选论文，知识面测试，进入论文答辩的有２０名。
此次论文答辩共４０分钟，按口头表达能力、灵敏性、综合分析能力、创新能力、可行性、气质风度等方面评分。题目由答辩人抽签选定。
倪慧君对答如流赢得热烈掌声
答辩开始了，答辩者一个个登上讲台，演讲论文，回答问题。主考官由各个局的局长担任。
招选劳动局副局长的答辩席上主持人和评委除提出必答的题目外，还特意提出同一问题让答辩者分别回答，从比较中判断每个人的临场应变能力和综合分析能力。
“假如你被招选为劳动局副局长，你怎样协调好内部关系？”主考官提出的这道题，４人都作了回答，答得较全面的要算３１岁的市妇联组宣科副科长倪慧君。
小倪记下了主持人提出的问题站了起来，从容地说，要处理好内部关系，首先要明确是什么关系。局长和副局长，是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工作上要对局长负责，积极做好分管工作；副局长之间是同级关系，要和衷共济，团结共事；对下级是领导和服务的关系，工作上要信任支持，生活上要关心体贴。小倪答完，场上响起了热烈的掌声。
李小玲具有强烈竞争意识
在招选二商局副局长的答辩台上，市日杂公司经理、经济师李小玲表现得格外沉着冷静。她演讲的《谈谈二商经营管理模式》的论文，具有独到的见解；她回答评委的问题，说得入情入理。经了解，这位答辩者已是第二次参与“竞争”了。以前，李小玲是日杂公司副经理，前年应招聘出任经理。人们对她具有的强烈竞争意识无不交口称赞。
王凤英自学成才露锋芒
答辩一个接着一个。应招市卫校副校长的几位女将中，王凤央的论文答辩精彩、动人，场上不断响起热烈掌声。
王凤英，自学成才，在教育战线度过了１９个春秋。答辩中，她演讲的《怎样做好学生政治思想工作》的论文，条理清楚，言简意明，形象生动，富有鼓动性；她回答的５个问题，重点突出，层次清晰，设想可行。
“你的演讲反映出你对如何做好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颇有研究，那么，你在岳阳县一中担任团委书记期间，你校团的工作抓的又怎么样呢？”一个评委这样问道。
小王笑着说：“说句不谦虚的话，我们学校团的工作在全县和全市都是名列前茅的。”
“你本来在岳阳县一中工作不错，领导又信任你，你为什么还要来卫校工作？”主持人问道。
这时，王凤英没有被喧哗地场面所影响，用手理了一下头发，不慌不忙地说：“我立志在新的环境中求得自我发展和事业进步，如果我能出任卫校副校长，将和卫校的领导与师生员工一道，办好卫校，培养人才”。
此时答辩场上响起长时间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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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市委书记听“放炮”
王天平 赵忠保
３月中旬的一个晚上。山西省长治市委书记张正书在家里盛情招待一位身着粗布衣的“特邀客人”。
张正书：“老桑，我想请你给我帮个忙。”
客人：“帮啥忙？还用请，只管说就是。”
张正书：“请你给我当个‘业余顾问’。”
客人：“我？你不怕我放‘炮’？”
张正书：“我就要请你这个‘炮手’。”
原来，这个“客人”是平顺县留村党支部书记、山西省特级劳模桑林虎。两年前，新上任的长治市委书记张正书到留村下乡时，桑林虎毫不客气地向他开了一“炮”：“你们市委机关有些干部不像话，下乡不过夜，早晚车接车送，有个别人自己去逛大街，让下边人把要汇报的材料记在他的笔记本上，这哪像党的干部？简直是败家子。这同你们当领导的不能没有关系。”一席话使张正书感到既突然又吃惊。他没有想到一个村支书能在新任市委书记面前拉下面皮说出这番话。后来，他了解了一下，果有其事。他也用同样“不客气”的方式在市直机关干部中来了个作风整顿。
张正书对桑林虎刮目相看，就是从这件事开始的。这以后的数次接触中，桑林虎又给他放了几“炮”，都是群众注目的热点和疑点问题。更可贵的是，桑林虎根据自己多年的实践经验能提许多建设性的建议。张正书决心请桑林虎做自己的第一个农民顾问。
“说真的，我去年给你放了一‘炮’，你回到机关就动了真格的，反而闹得我不好意思。”桑林虎笑道。
“你这就不对了。你为啥放‘炮’，还不是为了党的工作？”张正书风趣地说：“我现在正式请你当我的业余顾问，就是想今后能多听你‘放炮’。”
“既然这样，我就当这个顾问，而且立竿见影，今晚我就再放一‘炮’”。桑林虎呷了一口茶说：“说是党政分开，有的地方只是一门子抓经济。你说，既然都埋头抓经济，党组织还要它干啥？你们当书记的实地瞅瞅，一些村里的党支部都散架了。上级党委不抓，下边谁当紧？”
张正书边听边频频点头，不时插问几句。
时针已指向深夜１１点，书记同农民的交谈意犹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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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青年热门话题
关于“破格”
中央国家机关团委 韩旭东
破格堤拔、破格晋升、破格使用、破格评聘、破格录取、破格……，它给青年带来了多少期望与追求，也带来了多少困惑与失望。
通常所说要破的“格”，一般都是某种人的自然属性的标志，如工龄、年龄、资历、军龄等，这是“格”的硬指标。正是根据这种含义，中国某著名的社科机构几年来共“破格”晋升了１０多位３５周岁以下的青年人为正、副研究员；中国某大银行系统在全系统高级职称评定时，破格晋升了２位３７周岁的青年人为高级会计师。这本是一个让人喜悦的绝对数。但再看这些破格者在同级职称总人数中所占比例时，人们却不禁大为失望：１／１００和１／１５００。破这个“格”，确实太不易了。
另一方面，同是一个“格”，某些国家级的科研单位中的“洋博士”们回国前许愿的职称却不能兑现。因为“总要算一算你来单位的年头和资历呀”。一位很有贡献的青年经济学家，被他带领的同伴们早在几年前就进入了副研究员的行列，而他还仍是助理研究员，因为他过多的与众不同，太不善人际关系。这些，又正是“格”的软指标。当权力、个人意志、办事人情绪、习惯乃至思维方法成为“年头”的背影时，被破格的概率大概很难大起来。
对青年人来说，破格应该加上一个“被”字。破格必须要有天时、地利、人和的综合效应，既要赶上政策波动的机遇点，又要赶上本单位晴朗的小环境，还要得到普遍的宽容。破格的过程没有一个法定的程序，甚至也没有一个规矩，主要地还是一个人为的过程。结果，又使“格”具有明显的不确立性。
对破格，不少青年人心头弥漫着一种普遍的消沉：反正大学毕业五年后都是工程师，都是主任科员，干五年、混五年都一样；反正入党多考虑老同志、提干多是搞平衡，再怎么努力都一样；反正工资、奖金都是定数，干多干少都一样……当然，我们还应感谢现有国情下的“破格”，因为它毕竟曾迈出了“不一样”的一小步。我是想说，倘若十年后青年高级知识分子的比数仍是今天这样，这种总是以老人为主体的循环结果，会给国家的文化、科学带来希望吗？
破格定式的局限性，渊源于三个方面的影响。一是几千年论资排辈观念的影响，从一定意义上说，破格已是对这种传统观念的松动，但从其基本线索上依然是延续了这种观念的惯性，这当然也体现了改革的两难状态和不彻底性。由于这种陈腐观念，遏抑了平等竞争机制的形成，把人的创造性和积极性压缩在夹缝中。二是受中国敬老文化（非道德意义的）的影响，在小农自然经济的生产方式上。形成了从人到事、从经验到理论“都是老的好”的思维定式。“生姜还是老的辣”，这种心理总是在悄悄地束缚着人的头脑。三是受到“相马论”的人才管理体制的影响。由于“马”总是相出来的，并且总是在相“马”者眼前晃来晃去的“马群”中相中，而相马的结果，往往又冠以“破格”加以认定。然而，“千里马”是跑出来的，“是骡子是马得拉出来溜溜”。既然大家都可以“跑”，而不是只让几匹马去“跑”，那么如何“破格”就值得进一步研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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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苗兰一夜
本报记者 朱维群
在贵州榕江县，我向县民委老杨提出采访侗族中最穷的寨子。老杨说：“我们去苗兰吧，那里太僻远，连我也没去过哩。”
县城同苗兰所在的栽麻乡通公路。土石路面在险峻的大山上盘旋，山下深峡相传就是诸葛亮火烧孟获藤甲兵的地方。从栽麻到苗兰可就全凭腿上功夫了。我们在只容一人的山路上攀登３个多小时，大汗淋漓，直到天暗下来，才望见山背后袅袅炊烟：苗兰到了。
人未进寨，先听到一片此起彼伏的“咚咚”声。那是各家的女孩子在舂米做晚饭。这种用脚踩的木杵和石臼，不久前我在一部介绍贵州古代墓葬文物的纪录片中见地它的铜制模型。女孩子们身穿大襟青布衫，腰束彩色宽布带，裹绑腿，绑腿上端系着细细的红绿两根带子；男子们青布包头，短而肥的上衫，大裤脚——简直是一幅纯真的侗家风情画。
苗兰穷，全寨１１７户，有２０％缺粮。其他户也是刚刚够吃而已。人均总收入１８０元，其中现金不过５０元。侗族习惯，寨子再穷也要有座鼓楼。苗兰的鼓楼现在就剩一个顶了。
晚上，我们和几位侗胞围坐在村长杨国忠家的火塘边聊天。村长不识字，憨厚寡语，坚持举着煤油灯为我记录照明，请他放下也不肯。
如果说电和路是现代文明列车赖以前进的两根轨道，那么苗兰的穷首先就在缺这两根轨。１９７９年寨子曾贷款、集资１．３万元修了个小水电站，由于没有技术人员，仅一年就弄坏了。再修还得１万元，可寨子里不仅没有一分钱公益金，还有２０００元贷款至今没还。大家说：“没有电，吃饭靠舂米，也不能大量加工猪饲料来发展养猪业。没有电，收音机、电视机都用不上，外面的文化也进不来。”从寨子到县城，抄近路也得走７０里山路。侗胞们除了不得已要拿鸡蛋、木炭到乡里换点油、盐、布，轻易不下山，到县城就算是“看世界”了。
“水使人通，山使人壅”。封闭的环境严重限制了高坡侗家接受新事物的能力。苗兰只种一季稻，又不相信“客家稻种”（杂交稻）。近年在区乡半强制推广下才种上杂交稻，加种一季油菜，而麦子至今不种。苗兰四面皆山，但人们除了砍柴烧炭，想不出其他利用办法。以至人没富起来，山林却少下去。有一回曾将１３０亩坡地一次性转让给外乡人使用１２年，全部转让费仅４００元。外乡人利用坡地植树养香菇，很快就见到成效。而苗兰却将这４００元买了几件戏装，每年春节穿出来唱一次戏。
说到医药卫生，这里的人“医鬼兼信”。求医不成就求鬼，求鬼不灵又求医。本寨原有一位老鬼师死了，现在求鬼也要到邻近寨子“引进”。
苗兰出路在哪里，我们在火塘边你一句我一句地议论。比较一致的看法是，除种植业要普及良种、提高复种指数外，应利用多山的特点，加快发展林业。从１９８５年起，苗兰已开始恢复在“文革”中被毁掉的林地，现已种杉木２０００亩。但是用材林生长周期长，同来的乡长建议他们不要坐等杉木成材，可以利用这里良好的气候条件，种果木、种葡萄，将林业的长期效益和近期效益结合起来。
民委老杨说：电的问题，县里已准备来人帮助，但修路由于缺少缺资金，难度太大。只有等杉林成材后，由林业部门来修路。现在可以做的是拓宽、整修现有山路，方便寨民进出。
我们也曾到过不少开始富裕的侗家寨子。像邻近县城的中宝乡，由于地势平坦，近几年又发展起西瓜，人均纯收入已超过４００元相比之下，像苗兰这样受客观环境束缚而落后的山区寨子，应当得到政府与社会更多的关注和支持。
苗兰虽穷，可是同所有侗家寨子一样热情好客、注重礼仪。侗家待客讲究用糯米，寨子里糯米不足，主人全家吃糙米，却把大团糯米饭和大块红红的腌鱼堆到我们碗里。我们告辞之际，村长家又用新蒸的糯米团包了一大碗炒鸡蛋，外面再用干净稻草捆扎起来，非要我们带上不可：“侗家的规矩，客人在路上也不能饿着！”村长怕我们不识路，挑上五六十斤一担木炭，一直送我们下山到公路边。
当我走上寨子旁的高坡时，不禁回头又深情地望一眼晨雾笼罩下的侗寨：“苗兰的乡亲们，快快富起来吧。”（附图片）
勤劳纯朴的侗族姑娘。 （摄于贵州省榕江县）罗林春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