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中国文化的“再造”
——五四运动七十周年的回顾与反思
汪澍白
今年是五四运动七十周年。在开放与改革的形势下，人们正在通过对五四运动的回顾来探讨当前文化建设的取向。在探讨中新见迭出，新问题也层出不穷。对“五四”的反传统如何评价？它是否造成“文化断裂”的“全盘反传统主义”？８０年代的“文化热”、“新启蒙”与五四运动有何异同？当前我们应该如何继承“五四”与超越“五四”？等等，这些问题十分突出地摆在当代人的面前。
反传统以启蒙
在充分肯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功绩时，还应该看到它没有解决
传统如何向现代转化的问题。它的目标不是中国文化的消亡，而是中国
文化的“再造”或“重构”。
启蒙运动有两种形式：一种是“以复古为解放”的形式；另一种是反传统的形式。无论哪种形式，都不能离开传统文化的土壤进行“随心所欲的创造”；同时，又都必须和应该达到改造传统和开创新的时代精神的目的。
西方资产阶级的启蒙运动最初采取了“复古”的形式，即通过复兴古希腊、古罗马的人文主义精神，冲破中世纪宗教神学的文化专制，以推动个性解放和思想启蒙。我国近代改革家康有为、梁启超提倡“以复古为解放”，康氏甚至以中国之马丁·路德自居，将孔子改铸成为变法维新的“教主”。民主革命领袖孙中山自幼在海外接受西式教育，但他讲解三民主义，仍力图归宗于懦家文化。戊戌维新失败和辛亥革命流产以后，传统文化体系面临全面崩解，人们在茫茫黑夜中探寻出路，再也难以从传统文化中找到前进的南针或复归的基点。于是，以《新青年》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便以逆向思维方式毅然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通过反传统来推动思想启蒙。“孔家店”所代表的是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来的文化专制主义，孔子实质上变成了维护封建礼治秩序的一尊精神偶像。“孔家店”不倒，五四时期那种“循思想自由原则，取兼容并包主义”的宽容精神和百家竞起、异说争鸣的文化繁荣局面就不可能出现。
“打倒孔家店”并不是什么“全盘反传统主义”。陈独秀曾经指出：“吾人倘以新输入之欧化为是，则不得不以旧有之孔教为非。”但“以孔教为非”并不等于“全盘反传统主义”，因为儒家文化并非中国传统文化之全盘。“儒学不过是学术的一种”，“汉宋之人，独尊儒家，墨法名家诸家皆废，遂至败坏中国。”“即以国粹论，旧说九流并美，倘尚一尊，不独神州学术，不放光辉，即孔学亦以独尊之故，而日形衰落也。人间万事，恒以相争而兴，专占而萎败，不独学术一端如此。”
对这一问题，《新青年》派的另一健将李大钊作了更深入的分析。他肯定孔子在其所生存的时代，“确足为其社会之中枢，确足为其时代之圣哲，其说亦确足以代表其社会其时代之道德。”但是，历代的封建统治者，总是重新塑造孔子，使之成为维护封建礼治秩序的精神支柱。“故余之掊击孔子，非掊击孔子之本身，乃掊击孔子为历代君主所雕塑之偶像的权威也；非掊击孔子，乃掊击专制政治之灵魂也。”在这里，李大钊把孔子与孔教加以区分，表明他们坚决反对的只是封建统治者所塑造的一尊精神偶像。由此可见，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提出的“打倒孔家店”，主要是针对封建社会的礼治秩序和文化专制主义而发，把它归结为“全盘反传统主义”是不恰当的。
《新青年》派坚决反对封建传统文化，其目标是为了要在中国创建一种以个性解放为核心，以民主与科学为旗帜的新文化。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时，就认为“排满革命”过于狭隘，因而对参加同盟会不感兴趣。辛亥革命流产以后，陈独秀总结经验教训，认为忽视思想启蒙与个性解放是革命招致失败的原因。陈独秀认定个人是社会的基础，“满足欲望是个人生存的根本原因。”因此，并不是要牺牲个人自由来换取国家自由。相反的，他倒是认定“自由、平等、博爱”为“近世文明”之精华，要求以争个人自由，争“人权平等”作为革命的原出发点。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中写到：“自人权平等之说兴，奴隶之名，非血气所忍受，世称近世欧洲的历史为‘解放历史’——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女权之解放也。”“解放云者，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之谓也。”在这里，他把欧洲近代史称为“解放历史”，而解放运动的核心问题，则是个性解放。
中国的封建专制主义并不是没有欧洲那样厉害。相反，在两千年封建专制主义下所形成的文化格局——儒家的纲常名教“以理杀人”，倒是比欧洲的宗教神学统治更为厉害。辛亥革命以后，陈独秀等人越来越清楚地看出它是窒息人们的创造精神和造成中国落后的重要原因。因此，《新青年》一方面响亮地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另一方面又大声疾呼：“人间百行，皆以自我为中心，此而丧失，他何足言？”
胡适也是《新青年》的主要编撰人之一。他宣扬易卜生主义，鼓吹“救出自己”，并尖锐地指出：“现在有人对你们说：牺牲你们个人的自由，去求国家的自由，我对你们说：争你们个人的自由，便是为国家的自由！争你们自己的人格，便是为国家争人格！自由平等的国家不是一群奴才建造得起来的！”十分明显，胡适和陈独秀都把个性解放和个人自由当作他们理想社会的出发点。
如果说，个性解放是《新青年》派价值观的核心，那么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就是这种价值观的外化或外在的表现。
１９１９年１月，陈独秀还针对“国粹派”的非难与攻击，在《新青年》第６卷第１号发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国粹派”非难《新青年》，“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这几条罪案。”陈独秀对这几条罪案一一直认不讳，然后话锋一转，以进攻的姿态说：“但是追本溯源，本志同人本来无罪，只因为拥护那德莫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才犯了这几条滔天的大罪。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条条罪状，归根结底，都是为了要拥护那“德先生”和“赛先生”。在“国粹派”看来，这是罪恶渊薮。在《新青年》派看来，这却是个性解放和启蒙运动的两位开路先锋。所以陈独秀义正词严地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这个《答辩书》既是对“国粹派”的有力答复，又是进一步推动启蒙运动的热情号召。
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礼治秩序与传统文化的批判，陈独秀是发起者，而鲁迅则取得更辉煌的战果。早在青年时代留学日本时，鲁迅就发表了救亡“首在立人”，立人首在启蒙的创见。到五四时期，他更深入地以文学为启蒙手段，从“立人”的角度反思传统。《狂人日记》借狂人之口，愤怒地控诉了封建文化与礼治秩序的罪恶。《阿Ｑ正传》则把这种文化反思引进到更深的层次。鲁迅正是通过这样的典型，深刻地揭露了中国国民在长期封建宗法文化的统治下被扭曲而成的奴根性，特别是在封建宗法文化与西方近代文化碰撞并遭到沉重打击以后，这种奴婢性格，就变异而成一种奇特的“精神胜利法”。
当然，我们在充分肯定新文化运动破旧与开新的历史功绩时，还应清醒地看到这一运动的历史局限性。这就是没有解决传统如何向现代转化的问题。新文化运动需要清除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但是，它的目标不是中国文化的消亡，而是中国文化的“再造”或“重构”。问题在于文化重构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理性抉择与整合过程。对于传统文化弱点的批判和对于外来文化优秀素质的吸取都是很费力气的，但更为艰难的还在于发现扬弃传统文化并使之向现代转化的内在契机。文化重构是对传统文化的一种辩证的否定。传统文化中潜藏着转向新文化的基因。重构的过程总是要融化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果，即所谓肯定中有否定，否定中有肯定，决不能割断现代化与传统文化的内在联系。
新时代的呼唤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形成对抗改革和现代化进程的阻力，而它的
优秀传统如果不经过深入改造，也难以成为推进现代化的强大力量。所
以，继承和超越“五四”是一项艰巨的任务。
中国共产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同现实的变革相对应，人们对变革的认识也由局部进入整体，由现象进入本质。学术界的有识之士，力图从整体上，从更广阔的文化背景上来挖掘造成“文革”悲剧的内在原因和探索开拓前进的道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兴起了８０年代的“文化热”，发出了新启蒙的呼唤。
文化讨论的“热点”是中西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中西文化的差异有民族性的一面，也有时代性的一面。时代性差异的实质，植根于两者是在工业化的商品经济与农业自然经济的不同基础上形成的。现在我们经常遇到的是传统文化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要求相冲突。在小农和封建基础上形成的礼治秩序与传统文化，突出地表现为：“天地君亲师”五位一体的宗法观念；上下尊卑垂直隶属的等级关系；“修齐治平”、“内圣外王”的哲学体系；以至究心于人际关系的帝王术与关系学；如此等等，都是积淀在民族文化传统中的消极因素。再加上苏联传入的阶级斗争与专政理论，两相结合，为害更烈。在史无前例的十年中，这些毒性发作，给我们民族造成了深重的灾难。近年来，“文革”已遭到“彻底否定”，但诱发“文革”的病毒却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在这个意义上，文化领域仍有一个新启蒙运动的要求，以打破“文革”赖以滋生的那种变相的礼治秩序和新老教条，在开放与改革的条件下，重新建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要求相适应的新的民族文化。
从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出发，新启蒙运动仍应以科学与民主为旗帜。科学与迷信相对立，民主与专制相对立，两者都是对“五四”的继承和对“文革”的否定。当然，今天我们的历史条件迥然不同于“五四”，科学与民主不能再停留于一般的宣传与号召，而要结合社会主义现代化的要求，在认识上加以深化，并采取积极措施使之转化为现实。
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以发展宏观控制下的商品经济为中心，而科学文化的发展又是商品经济的直接推动力。一般说来，在资本主义社会商品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是商品经济推动自然科学的发展。而在当代，则是科学技术的发展引导着商品经济的前进。五四运动发生在世界战乱频仍与革命迭起的年代，西方世界有人发出“科学破产”的惊呼，国内也有人举玄学以对抗科学。但当时引领风骚的《新青年》派却顶着逆流前进，使“赛先生”扬眉吐气，学术文化异彩纷呈。
科学以实验手段揭开大自然的奥秘，探索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技术属于应用科学性质，它只触及文化的器物层面，不能包举科学文化。晚清的洋务运动对引进西方技术作出过相当的成绩，因坚持“变器不变道”而归于失败。五四运动所请来的“赛先生”，却贯通器物、制度、精神文化三个层面，它体现着一种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但经过７０年来注重实用理性的传统思维方式反复磨洗以后，科学的最高意义被冲淡，而它的实用性则被强化。因此，科学是生产力的命题得到确认，但基础理论研究相对较冷，科研经费短缺，研究人员生活清苦，学术园地明无禁区暗有礁石，诸如此类的反常现象层出不穷。克服这类悖谬现象，有赖于思维方式的变革，即将传统的实用理性转化为科学理性。从上到下都要养成尊重科学理性的风气，推行科学决策，反对主观臆断，杜绝凌驾于学术之上的不必要的权力干预。从反思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也就是要对实用理性来一个创造性的转化。
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我们所以把当前的改革称为建国以后的“第二次革命”，就因为它是牵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各个领域的一场整体变革。改革的纵深发展，必然要把政治民主化提上议事日程。
由于在自然经济条件下的小生产者缺乏社会的凝聚力，他们总是把命运寄托在别人身上。我国从秦汉以后，封建专制主义维持两千年于不坠，正是植根于此。当然，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也有“重民”或“民本”思想。所谓“得民斯得天下”，“水可以载舟，可以覆舟”，总是把“重民”、“爱民”作为维护王权的一种手段。五四运动从西方请来了“德先生”，“德先生”导源于“天赋人权”的启蒙思想，它的立脚点是“人权”而不是“王权”，它本身是目的而不是手段。然而，“德先生”移居中国以后，长期接受王权意识的浸染，其涵义也发生了变化。且不说国民党统治时期的“民权主义”与“军政”、“训政”。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发扬民主”，也常常是提倡领导者要关心群众利益，倾听群众的呼声，它不是一种制度，而只是一种作风；不是一种目的，而只是一种手段。“文革”时期倡言“大民主”，所谓“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竟同帝王时代的“奉旨申斥”差不多。
当前我们正致力于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特点是自由竞争、等价交换。它要求商品生产者具有独立的个性和均等的机会，反映在政治上，就要清算专制主义的流毒，消除封建特权与人身依附，把改革建立在“法制”的基础上，把国家建立在“法治”的基础上。从文化的角度来看，就需要扬弃王权主义的“重民”思想，确立民主自由观念，把我们国家早日引上社会主义民主的轨道。
深化科学与民主的要求所反映的是文化的时代性。与此同时，还应该重视文化的民族性。“五四”以来，我们出于变革现实的紧迫感，对文化的讨论偏重于时代性。到今天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那就不能不把时代性的要求融汇到民族性中来。这就要求我们处理好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与接受外来文化的关系，力求使我们所建构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既是现代的，又是有中国特色的，能够真正成为推动物质文明建设的动力和精神支柱。
我们回顾中国近现代化的坎坷道路，更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中的消极因素形成了对抗改革、对抗现代化进程的阻力；而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不经过深入挖掘和改造，也难以融铸或推进现代化的强大精神力量。因此，研究中国国情，分析中国文化土壤，进行批判继承和创造性转化，这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狂飙骤起的五四时期来不及进行这样深入细致的工作，现在我们却有条件从容不迫地来完成前人未竟的事业。当代的新启蒙运动既要继承“五四”，也要超越“五四”。我们从建构社会主义新文化的时代要求出发，在传统文化的批判继承方面，尤其应当有所深入，有所超越。
（本文是作者《启蒙运动的曲折道路》一文的第一、四部分，标题是本报加的，文字略有删改。）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在治理整顿中完善和发展承包制
张大印
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一靠抑制过分膨胀的需求，二靠增加社会的有效供给。承包制对于这两个方面的实现都有重要的作用。这不仅在于通过完善承包制可以建立起初步的企业自我约束机制，从而有效地抑制需求膨胀，更重要的是，通过完善和发展承包制可以进一步增强企业活力，从而实现增加有效供给。
当前经济生活中出现通货膨胀、物价上涨、流通秩序混乱等现象的一个主要的原因，是国家实行放权让利改革以后，企业没有建立起相应的自我约束机制，以致于盲目抢贷款、争投资、上项目，加剧了投资膨胀；分配失控，工资奖金发放过多，职工收入的增长速度高于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加剧了消费需求的膨胀。因此，在治理整顿中，应该紧紧抓住深化企业改革这一关键环节，通过完善和发展承包制，初步建立起企业投资的自我约束机制，抑制盲目扩大生产而导致的投资膨胀；初步建立起具有一定自我约束力的分配机制，抑制乱发奖金实物而产生的消费需求的膨胀。要做到这一点，从企业的角度看，目前有几个问题亟需研究解决。
一是应尽快实行税后承包，税后还贷，税利分流。
现在，绝大多数企业实行的是税前承包，即企业将第二步利改税所规定的所得税和财政部门核定的调节税作为主要指标向国家承包，同时，企业进行技术改造实行税前还贷。这种承包体制不仅不利于抑制甚至在一定意义上还刺激了投资需求的膨胀。税前还贷实际上是将企业应上缴的利润转化为利息。这种企业不担风险、变相无偿占用的投资机制，往往诱发企业投资的扩张冲动。况且现行政策规定企业的自有资金作为货币形态为企业所有，而一旦转化为固定资产就为国家所有，这种占有关系又促使企业宁可把自有资金作为奖金分配掉，也不肯扩大再生产，结果刺激了消费需求的膨胀。
解决这一问题的有效办法是改税前承包为税后承包，实行税利分流，降低现行的５５％的所得税率，改调节税为上缴利润，并作为企业向国家承包的主要指标；同时，改税前还贷为税后还贷，转移企业的投资主体，增强企业对自己投资行为的责任心，逐步建立并强化企业的自我约束机制，在搞活企业的前提下，保证国家财政收入的稳定增长，从这个方面抑制社会投资总规模的膨胀。
二是变单纯的厂长（经理）一人承包为承包人与群体担保相结合。
如今，在不少承包企业还存有只负盈不负亏的问题，这除了外部环境方面的原因外，主要的还是企业内部缺乏自负盈亏、自我约束的机制。厂长（经理）对国家承包的合同虽然严肃，但只是厂长（经理）一人或少数几个人与上级签定的，而作为企业生产经营主体的职工不仅没有压力感和风险感，甚至还有雇佣心理和对立情绪。
因此，在企业内部推行全员风险抵押，变厂长（经理）一人承包为承包人与职工群体担保相结合是解决这一矛盾的比较有效的途径。职工交纳一定的风险基金作担保，把经营者和生产者的共同利益与企业兴衰通过经济手段紧密地联系起来。风险、压力、利益、动力相互结合，职工的积极性能得以充分调动，企业自负盈亏，自我约束机制也能得以有效的实施。另外，国家实行紧缩银根的措施难免使企业出现资金紧缺的新矛盾。职工交纳承包的风险担保基金，不仅可以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暂时的资金困难，而且还可以把一部分消费基金转化为生产发展基金，减轻对市场的压力。同时，承包人与职工群体担保相结合，实际上也确立起了企业的利益共同体。这不仅能增强企业活力，增加社会的有效供给，而且能增强企业抵制诸如中间盘剥、摊派等各种外来干扰的能力，有利于治理整顿的进行。
三是在完善承包制的基础上逐步明确产权关系。
几年来的实践说明，承包制总的效应是好的，但也不可否认，它也还有一定的局限性。它虽然基本上解决了企业的经营权的问题，但还不能解决企业的产权问题。正是由于产权关系不明确，使得基数承包不能实现资产上的自负盈亏，也难以保证企业确有成效的自我约束，以致造成企业苦乐不均，分配不公，生产经营的短期行为，投资膨胀等。因此，应在完善承包制的基础上，逐步明确产权关系，有条件的可以试行股份制，使企业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约束、自我发展、自我改造的独立的商品生产者和经营者。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宋庆龄传》
刘家泉著
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出版
本书以翔实的史料描绘了宋庆龄伟大、光辉的一生，展现了她那举世钦仰的品德，光照人间的风采，奋发进取的精神，坦荡豁达的胸怀；披露了不少鲜为人知的史料，订正了一些史实。是一部具有特色的人物传记。
（金里）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来自奈斯比特的新信息
当“第三次浪潮”席卷美国社会的时候，有人曾担心电脑技术的普及会带来劳动力过剩的局面。然而近年来却出现了相反的种种迹象：妇女大量涌入劳动力市场，占据了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十年所创造的三分之二的工作岗位；老年职工延长了工作寿命；许多公司在非常需要“人力资本”的情况下，加快了培训的步伐。美国国务院顾问、《大趋势》的作者约翰·奈斯比特据此在新作《九十年代的挑战》中指出：在本世纪最后十几年中，将日益显露出新的经济需求和新的价值观念为特征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在越来越趋于紧缺的劳动市场上，企业和其他组织为了增强对人才的吸引力，应如何重新设计自己的结构与工作？人们为了适应“新的信息社会”的要求，应当学习什么样的新技能及怎样学习？本书对这些问题，提供了丰富的资料，作出了通俗而富有启发性的回答。作者指出了促使美国工商界重新创造自己公司的十个趋势，也分析了在重新创造公司的过程中要考虑的十个问题。本书由杨文士翻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