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警钟：十一亿人口！
——我国计划生育工作面面观
本报记者 谢联辉
自从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１日“世界５０亿人口日”之后，时间每向前推进一分钟，地球上的人口净增１５０人。
整个地球敲响了控制人口的警钟，特别是人口最多的我国，来自人口的压力已影响到国家的发展、民族的生存。
城市一座座住宅楼拔地而起，乡村一幢幢新房鳞次栉比，人们还在叫：住得太挤；
汽车、电车、火车，已经堵塞了许多交通线路，人们还是说坐车难。
…………
人，人，人！人口压力已成为当今中国许多社会问题的根源之一。
值得注意的人口承载极限
地球最大人口容量是多少？中华大地对人口有多大的承载能力？
有的专家认为：全球人口不应该超过１０亿，现在人口已经使生态环境严重失去平衡，后果不堪设想。
多数学者认为：１１０亿左右是世界维持合理健康而不算奢侈生活的人口限度。按目前的人口增长速度，世界人口达到人类生存的这个临界线，至多五六十年。
我国的人口形势比世界其它地区更严峻。５０年代和１９６２—１９７５年两次生育高峰形成了倍增特大人口台阶，今后几十年总人口增长最高值将是多少？关键要看计划生育工作的状况。专家分析，如果我们的工作做得扎实，总和生育率保持在更替水平上，总人口最高峰可以控制在１５亿；假定按目前生育水平（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为２．３—２．４）趋势发展，到下世纪中叶将达到１７—１８亿；要是工作有失误，总人口增长最高峰将超过２０亿，可能给整个民族带来灾难性恶果。
这还不是问题的全部，伴随总人口增长高峰出现的还有老年人口增长高峰、劳动年龄人口增长高峰。据专家们用目的方法预测，现在我国老龄化开始加快，下世纪２０年代会高速老化。在２０００年，６０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将增加到１．２９——１．３５亿。有人估计老年人口高峰将突破３亿的大关。关于劳动年龄人口，农村就业问题相当突出。据抽样调查，１９８７年到２０００年的１４年间，全国平均每年退出劳动年龄的农村人口不足７００万人，而进入劳动年龄的却超过１８００万人，累计到２０００年将净增１亿人以上，务农劳动力总数将超过３．５亿人，而种植业仅需１．６亿人，１．９亿剩余劳动力需向非农业转移。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课题小组的专家研究指出，人口三大高峰相继来临并叠加，将加剧已经日益紧张的人口、粮食、资源、环境、能源之间的矛盾。
民以食为天。粮食的多少受到耕地面积数量制约。虽然我国土地产出率增加较快，１９８５年比１９６１年单产提高２７４．８％，远高于世界的平均水平，但因人口需求总量大，只能维持在温饱水平。这个水平能否保持到本世纪末，还得看我国农业投入、控制人口增长和防止乱占耕地面积的情况，其形势十分严峻。
有些专家分析，三大人口高峰对生态、资源等的巨大压力，留给我们及后代的回旋余地相当狭小。我国经济供给、资源承载的最大人口临界点有人估计在１５亿，其时如果不能逐步实现死亡率与出生率相对持平，中华民族的前景不容乐观。
制约人口控制的种种因素
这种严峻的局面是怎样形成的？
有些专家从计划生育工作经历的曲折过程分析，过去把人口问题卷入政治斗争是一大失误。建国初期，针对美国的艾奇逊所谓中国人口问题不管是谁统治也解决不了，我们提出“人多是好事”。如果把这作为一种政治斗争的需要，鼓舞人们士气，这可以理解；倘若在这个口号下，忽视节育工作，就会出问题。１９５７年反右时，批判了主张控制人口的马寅初等学者，把刚开始的计划生育工作好势头压了下去。“文革”造反时期，计划生育工作受到冲击，机构瘫痪。直到７０年代初，毛泽东、周恩来再次强调要控制人口，才从政治漩涡摆脱出来。但这种失误已在全国形成两次世界罕见的生育高峰，２０多年中人口增加３亿。
在分析人口倍增特大台阶成因时，有的专家认为这是在特殊条件、特殊环境下极短时间内形成的，每个人包括决策者在内，对这个突如其来的冲击，都有个认识过程。
新中国一成立，社会主义制度决定了政府必须采取措施，改善长期落后的医疗卫生条件。几年功夫，使１９４９年的死亡率２０‰，降到１９５７年的１０．８‰，自１９７３年起，一直维持在７．５‰以下，进入世界低死亡率行列；人口自然增长率由１９４９年的１６‰上升到１９５４年的２４‰，最高的１９６３年竟达３３．３３‰。全国人口增长由建国前的“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低增长率”变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增长率”，来势之快，史无前例。
专家认为，人口增长有它自身的运动规律。比如国家一再强调杜绝第三胎，但１９８８年抽样调查结果却表明，三胎和三胎以上的多孩率，控制在１０％以下的有９个省市；超过２０％的有１０个省、自治区，最高省区达４５．１５％；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由１９８４年的１０．８１‰，回升到１６．１６‰。为什么我国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一二十年，自然增长率还会回升？一些地区的多胎率为什么降不下来？而许多西方经济发达国家，政府并没有对生育进行干预，就实现了死亡率与出生率持平？
有些统计资料表明，经济发展与人口增长好象有一种有趣的关系。人均国民收入在７５０美元以下的国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人口增长很快，而超过７５０美元的国家，经济增长人口可能降低。国内，人均国民收入１４００元左右，是一条界限。比如京津沪，人均国民收入在２０００元以上，平均出生率由第三次生育高峰期到来前１９８５年的１３．９‰，上升到进入高峰期１９８７年的１６．４８‰，平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２．１以下，耐受人口增长浪潮冲击能力较强；青海、云南、河南，人均国民收入在７００元以下，１９８５年平均出生率为１４．１７‰，节育工作稍一放松，１９８７年猛增到２５．１９‰，平均育龄妇女总和生育率达２．９９。
文化教育特别是女性的文化水平，与生育率有密切关系。我国对５０岁妇女的一次抽样调查比较说明这个问题：文盲妇女平均生育５．８６个孩子，小学文化程度的平均生育４．８０个，初中文化水平的生育３．７４个，高中文化水平的生育２．８５个，大学文化水平的生育２．０５个。有文化的妇女就业比例高，受教育多，容易掌握生育科学知识、避孕方法，容易摆脱宗族、传统观念的束缚，能较自觉地晚婚、节育。
事关全民族的生存与发展
人口能不能控制，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生存条件能否得到保护，就决定于现在和今后几十年的努力。
这是我国育龄妇女人数上升趋势：１９８５年，我国１５—４９岁育龄妇女人数为２．７６７亿，１９９０年为３．１０４亿，１９９５年为３．２９５亿，２０００年达３．３９４亿。再看生育最旺盛的年龄段，１９８５年为９３８９．９万人，１９８８年超过１亿，１９９２年达高峰１．２４亿，直到本世纪末都在１亿人以上。
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在人口第三次生育高峰来到之前，就采取了坚决的措施。１９７８年３月，国家把计划生育作为每个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和义务，载入宪法；１９８２年９月，党中央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政府根据城市、农村、民族等不同情况，完善了计划生育政策。
就在这种形势下，一大批育龄夫妇响应号召，为国家分忧，为民族解难。据１９８８年调查推算，全国共有２８００万对夫妇领有独生子女证，已婚育龄妇女的节育率达７１．２％，在当前全国２．０６亿已婚妇女中，有１．４７亿对夫妇采取了各种避孕措施。
全国有１０００万名热心计划生育工作的各界人士，参加计划生育协会基层组织。他们通过“会员联系户”、“会员之家”等活动，向群众进行宣传教育，开展帮助群众脱贫致富等服务。献身于计划生育工作的基层干部队伍在增长。
一些地方政府针对当地计划生育工作的问题，采取了积极有效措施。四川省一些县把扶贫工作同计划生育结合起来，改变“越穷越生，越生越穷”的状况；浙江省温州市创办“女儿户基金会”，江西省安远县全面推行“二女户”结扎养老保险，以解除群众的后顾之忧……
然而，也确实有不少人，在国家、民族度过人口增长危机的关键时刻，忘记了自己是共产党员、是国家干部，忘记了每个公民应尽的责任和义务。
大连市旅顺口区北海乡有位乡长助理怕自己的财产没有儿子继承，携妻出走超生第３胎；安徽省某县一位场长，走后门弄虚作假，把自己智力、身体发育健全的儿子说成“残废”，再生一个；河南省某市一位区领导，５３岁又生第６胎……
河南滑县对于评选先进、提拔干部明明制定“计划生育一票否决权”规定，可老店乡两位农民，一个生了７胎、一个生了９胎，却因一技之长致富当上了正副村长，有的还授予“农民企业家”、选为县政协委员。哪晓得这两位当上干部的农民，去年一个生第８胎、一个生第１０胎，影响极坏。
对超生者处以罚款本是实行节育政策的一种手段，可是有些地区把这当作目的，有钱者用钱买生育指标，无钱者外出“偷生”，还有的人把准生证当作货币，每张出价千元……
有些地方干部屈服于落后的传统势力。对于早婚早育者不敢过问，对于“不生儿子不罢休”的多生者，睁只眼闭只眼。全国不满２０周岁妇女结婚人数，占当年结婚总人数的比例，１９８７年为１９．９％，比１９８２年人口普查的１５．４竟上升了４．５个百分点；全国近几年每年出生多孩人数约３００万。
我们国家、我们民族再也经不起控制人口失误的折腾了。本报编辑部每天至少收到几十封群众来信，反映问题，提出建议。人们要求依法管理流动人口中“超生游击队”；建议尽快制定计划生育法规；提出为什么还要把那些连计划生育政策都不能实行的人留在干部队伍里、留在党内；要求严惩利用计划生育工作营私舞弊、牟取暴利的人；建议加强罚款办法的管理；要求采取有效办法解除“独女户”、“五保户”的后顾之忧；建议加强农村避孕知识教育，加强避孕措施的科研工作；要求改善避孕工具的发放工作；呼吁杜绝生育工作中的弄虚作假；要求清理超生不敢报户口的“黑孩子”；要求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新情况制定相应的具体政策……人们对各级政府、计划生育部门提出了越来越高的要求。
我们正处在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变革时期。在这关键时刻，人口问题把我们置于一种前所未有的困境之中。在全国敲响１１亿人口警钟之际，这里引用专家的一段话作本文的结束语：“告民以实情，晓众喻大义，由此唤起民众生存的危机感、民族的忧患感、改革的紧迫感和历史的责任感。中国现代化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的理解和实践之中。”（附图片）
湖南益阳市裴公亭公园自筹资金举办计划生育宣传活动，使游园者兴味盎然。 蔡国胜摄
这是人群和车辆通过广西柳州市柳江大桥的情景。
李乐年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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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愿民众都自觉实行计划生育
——访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
本报记者 艾笑
豆豆是２年级学生。这位８岁的小男孩每天上学必得挤公共汽车，因为他有痛苦“搏斗”的经历，特别爱看电视片《别挤了！》
他也有人口意识？
“就是嘛，中国人口太多，要计划生育。我奶奶整天在搞，可难了！”
豆豆的奶奶是国家计生委主任彭珮云。前天下午，在彭珮云那间１２平方米的办公室里，我听她娓娓道来。
“作为全国人民最关切的７大问题之一，控制人口这次已由全国人大会议写进决议了。各级党政领导也越来越认识到这件大事不能都依赖计生委，已到了党政一把手非大抓狠抓不可的时候了。国务院已做出规定，今后每年要公布各省主要人口数字。河南省省长程维高在人代会议期间还专门请了４天假回郑州签订人口目标管理责任书。现在全国多数省、市、自治区的主要领导都动起来了。我想，全民的人口意识一旦有所提高，我们的工作环境就会好转。”
这位每日工作１０多个小时，周日都绝少休息的专管“计划生育”的第一把手，工作的确不易。她说：“我们面临的人口形势确实很严峻，可我不赞成用‘大爆炸’、‘大危机’等词来形容。对人口形势我们既不能盲目乐观，也不必悲观失望。事实上从７０年代初我们抓计划生育到现在，中国少生了大约２亿人。这一举世瞩目的成就，是我们全党、全国、全民齐心协力的结果，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在人口问题上，已经有了明确而坚定的指导思想，积累了比较丰富的经验。我们应该，也可能把计划生育工作做好。作为一个计划生育管理专业工作者，我愿更多民众增强信心，自觉实行计划生育，这才有可能在本世纪末实现人口目标。”
“到本世纪末已经没几年了，是不是采取些‘斩钉截铁’的措施好些？”记者问。
“现行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央制定的，必须严格执行，既不能放宽，也不宜再收紧。我坚信只要稳定地执行这一政策，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势头是可以控制的。现在问题的关键是政策没能落实，中国的计划生育工作的重点和难点主要在农村，只有充分理解中国现阶段农村的特殊条件，怀着强烈的使命感献身这项事业，才能有效地落实政策。急于求成和简单化是不成的。”
“您看当前控制农村人口最需要做的工作是什么？”
“一是宣传教育要进村入户。这些年，在绝大部分城镇，这一宣传能做到家喻户晓，而穷乡僻壤，则听不到能使脑筋开窍的宣传教育，那些正在一个接一个生孩子的农民，不知道应当怎样生养一个健康聪明的孩子。出现了愈愚愈生、愈生愈穷的恶性循环。
“二是应有一系列的配套政策。例如，计划生育应当作为扶贫的一项内容，与其它项目同时部署、同样检查、同样评比、同样完成。这样，脱贫的同时，可以同步达到控制人口的目的。”
“这些工作，愈到基层愈难做吧？”记者知道，彭珮云用不到一年的功夫，南北东西行程几万里地，去了解下面的实情。
“是啊。试想一下，自一个婴儿呱呱落地之后，对每个妇女身后的避孕节育，要负责关注二三十年哪！现在全国约有计划生育专职干部１６万左右，尽管工作难度大，他们仍能吃苦耐劳、认真负责地干下去。相比之下，我们政府部门对他们生活的关心、政策水平和技术水平的提高，做得却很不够。特别是由于他们的工作常常遭到误解，个人往往要付出很大代价，全社会还缺乏理解。”
计划生育还有很细致的技术工作需要落实，彭珮云说：“其实，我国目前常用的２０多种避孕节育方法都是很有效的。只要正确使用，都能达到计划生育目的，尤其男性节育技术，被公认是世界领先的，问题是现在推广得很不够。”
告别的时候，彭珮云笑眯眯地告诉我，立法工作正加快步伐进行，《计划生育条例》今年年底以前可望出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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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国人口增长率出现回升趋势
国家统计局人口司 沈益民 胡英
近几年来，我国人口增长率出现了严重的回升趋势。自１９８６年以来，人口自然增长率明显回升，达到１４‰以上，比１９８３年至１９８５年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增加２—３个千分点。从自然增加绝对数看，１９８８年达到１５００多万人，相当于增加一个澳大利亚的人口。
根据国家统计局１９８８年对全国６１４个县（市、区）２９３３个村民小组和居民小组５０５８００人的人口变动抽样调查结果推算，１９８８年我国大陆人口出生率为２０．７８‰，死亡率为６．５８‰，自然增长率为１４．２‰。年末总人口为１０９６１４万人。也就是说，我国大陆人口差３８６万人就达到１１亿。按上半年出生人数占全年的４３％的比例推算，平均每天大约净增３．７万人（约每分钟增加２６人），估计到４月１４日前后，我国大陆人口将达到１１亿人。为了进一步引起全国各族人民对我国人口问题的高度重视，经国务院批准，将今年４月１４日定为我国“１１亿人口日”，并举办“１１亿人口日”活动。
大家记得联合国曾将１９８７年７月１１日定为世界“５０亿人口日”，在世界范围内举办了“５０亿人口日”活动，提醒全世界对人口问题的重视。去年，亚洲议员人口和发展论坛曾将１９８８年７月１日定为亚洲“３０亿人口日”，同时举办了亚洲“３０亿人口日”活动，向亚洲各国敲响了人口增长过快的警钟。我国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约占世界人口的２２％，亚洲人口的３６％。我国发起“１１亿人口日”活动，不仅能引起全国人民对人口问题的高度重视，而且对亚洲和世界人口的稳定也有着重要意义。正如李鹏总理在七届二次人代会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的：“各级政府必须充分认识控制人口增长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把控制社会总需求和控制人口增长结合起来”。
从人口增长幅度看，１９８９年４月１４日，我国大陆人口总数达到１１亿（包括台湾省和港澳地区为１１．２６亿人）。同１９４９年底的５．４亿人相比，建国近４０年来，我国人口增加了５．６亿，增长了１．０４倍。更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人口基数的加大，今后人口数量增长也会不断地加快。自１８４０年到１９４９年的１００多年间，我国人口只增加了１亿多，按目前人口增长速度，我国人口每六、七年就增加１亿。
人口迅速增长已经对我国的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产生了巨大压力。从１９５２年到１９８８年的３７年，我国国民收入虽然增长了１０倍，但人均收入只增加了４．８倍，粮食总产量虽然翻了一番，但人均占有量仅提高了２６％。近两年人均粮食占有量还有所下降，由１９８４年的３９４公斤下降到１９８８年的３６２公斤。我国自然资源总量虽居世界前列，但人均资源低于世界水平，我国人均耕地由建国初期的２．８亩下降到１．４亩。人口与资源的矛盾愈来愈突出。
由于人口增长的惯性影响，今后１０年内我国仍处于人口生育高峰期，育龄妇女逐年增多。１９８８年有育龄妇女３亿人，到１９９５年将有可能超过３．３亿人，２０００年可能达到３．４亿人。如果对人口增长不严加控制，人口增长过快，不仅影响本世纪末我国经济繁荣，而且在２０１０—２０２０年之间会导致又一新的生育高峰，给我们的后代造成更大压力。因此，未来１０年是人口发展的重要时期，控制人口增长的任务十分艰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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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呼声
靠法律推行控制人口的国策
我镇从农村体制改革以来，人口基本失控，尤其是１９８６和１９８７年，每年出生人口８００人以上，其中超生占一半，有的户为了生个男孩，竟生了６胎还不罢休。照这样下去，再过２０年，其它社会问题姑且不说，仅口粮问题就无法解决。我镇的塔峪沟、北汤池、前汤池、二道河村过去都是不相连的村落，近十几年来，由于新建民宅增多，这几个村子已连成一片，可耕种的土地却越来越少，这是普遍存在的事实。瞒报、漏报超生人口问题相当严重，没上户口的“黑孩子”为数不少。目睹人口失控的严重局面，每个有责任感和良知的公民无不忧心忡忡。
近几年来，虽然基层干部努力工作，但超生始终未能解决。为完成上级下达的节育任务，在宣传教育的基础上，镇村干部对个别不讲理的人，往往采取一些处罚措施，结果使基层干部与群众严重对立，不少村干部因此挨打受骂，甚至被受罚户砍伤，得不到法律的有力支持和保护。我个人在执行处罚超生户公务时，也曾被辱骂，被恶犬所咬，家里门窗玻璃半夜被人砸碎，全家都没有安全感，为此饱受家人埋怨。上级号召育龄夫妇实施结扎手术，但有的群众不愿接受。有的免强接受，术后无病呻吟，寻衅滋事，使基层干部大伤脑筋。再则结扎一例要给受术者２００元以上滋养费，加上陪护人员补贴、药费补贴，长此下去，仅此一项开支就使得镇、村经费濒于枯竭。
鉴于此，亟盼国家对计划生育立法。不颁布一个以经济制裁为主，以刑罚为辅的有威慑力的大法，计划生育这一基本国策就会落空。这个计划生育法应明确规定，对超生户的罚款由地方政府确定，向当事人作一次性收缴，交不齐或拒交者，即由有关部门依法给予刑事处罚，使公民因慑于法律而不敢盲目超生。须知，靠宣传教育只能使一部分人自觉实行计划生育，而总有另一些人基于各种原因是说服不了的，只能诉诸法律，才能把人口控制下来。否则像目前这样只靠基层干部做工作，是达不到落实基本国策的预期目的的。
辽宁省营口县汤池 镇政府 刘忠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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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产院的烦恼
——访成都铁路中心医院
本报记者 罗茂城
成都铁路中心医院，地处火车站附近，该院的妇产科，显得格外繁忙，前来刮宫的、引产的、婚外生育的，颇有点应接不暇，显出一种特殊的紧张。
自然，这中间也有计划外生育者、外省来的无证生育者。对此，医院妇产科的同志有苦难言：既然人家腆着肚子进来了，不让生又能怎么办呢？
一位来自自贡市的孕妇，她算好时间，在将生未生时挤上到成都的火车。列车员发现她肚子痛，还给以重点照顾。车到成都，立即打电话叫医院派车来接，医护人员自然得笑脸相迎。谁知产妇身无分文，医院不仅得贴上医药费、营养费，还得筹措其返程车票。产妇抱着婴儿走时虽然留下了姓名、地址，可医院去函联系，当地却回答“查无此人”。类似这种情况，这所医院近两年发生过好几起。
产妇弃婴事件也时有发生。外地来的无证生育的妇女，大多想要男孩，若生的是女孩，或者婴儿有病，产妇便扔下婴儿悄然而去，把“包袱”甩给了医院。
据医院介绍，前两年医院没经验，外地外省前来医院无证生育的产妇特别多，高峰时一个月达１０多个，给医院造成很大的压力。后来吸取教训，医院规定，凡无证生育者，除收取医药费外，需先罚款２００元；若事后能补交准生证者，罚款如数退还。采取这一措施以来，情况大有好转，但无证生育者仍时有发生。
记者在该院妇产科翻阅了一下罚款单，今年１—３月，就有１４个，其中补证退款的仅４个。
一位医生告诉记者，准生证也五花八门，有真有假。有的产妇显然是借来的或复印的准生证，这方面漏洞不少。
如何有效制止计划外生育？从成都铁路中心医院的烦恼来看，关键是各地、各单位要教育和管理好育龄夫妇。“瓜熟蒂落”，一旦瓜已熟了，总是要落下来的。只有及早采取措施，方为上策。
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将来如果儿媳不孝，我就到肚子里的女儿家去”，安徽省歙县南源口乡一位妇女这样说。她年仅三十岁，已有两个儿子，又怀身孕。 郑国庆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