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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3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明天是11亿人口日,每个中国人都该知道这一点:
  我国耕地承载力近于临界状态
  ——访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王晓琨
今年4月14日,我国人口突破11亿大关。人口问题给神州上空带来浓重的阴云。11亿人要吃饭,而解决吃饭问题离不开土地。我国土地状况目前怎样呢?我走访了国家土地管理局局长王先进。
“我国耕地承载力已经处于临界状态!”落座后,他开门见山地道出强烈的忧患感。“我们必须彻底转变‘地大物博’的旧观念,牢固确立‘人多地少’的意识。”
他的背后有一幅巨型中国地图,显示着我国东部高密度的人口分布和西部的重山叠嶂、大片沙漠。“我国有1/3的土地不能利用,耕地总面积仅占国土总面积的14%。人均一亩多耕地,位居世界第67位。在世界人口5000万以上的国家中,我国人均耕地为倒数第3位,仅高于孟加拉(1.395亩)、日本(0.54亩)。我国以占世界6.8%的耕地生活着占世界21.8%的人口。”
“能不能通过开发新的土地资源来解决人口和土地的矛盾呢?”我问道。
王先进微微摇了摇头,“我国土地后备资源不多了,像50年代可供大面积开发的荒地几乎没有,可每年还要减少上千万亩耕地!”他给我列举了这样的数字:从1949年到1986年,我国累计开荒造田3.77亿亩,而累计减少耕地6.11亿亩,净减少耕地2.34亿亩。《土地管理法》颁布后,1987年耕地仍减少1200多万亩;去年耕地减少情况依然严重。而40年中,我国人口增长近6亿。人口增多,建设用地也要增长。照这样的速度,耕地、人口反向发展下去,200年以后,我国将无地可耕!
“如何冲出困境呢?”我问。
“办法当然是有的。主要是千方百计降低人口出生率。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提供的研究报告表明:我国土地最高的承载量估算可生活15亿到16亿人口。而按目前的人口出生率,到2050年我国人口将达到18.11亿,届时要有2亿到3亿人靠进口粮食解决生活所需,每年共需进口1亿多吨粮食。这是根本办不到的。所以,必须以极大的努力控制人口。
“其次,要管好用好现有耕地,千方百计保住现有耕地面积。控制耕地和控制人口具有同等意义,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控制人口,如果土地没有管住,就等于把人口又升了上去。国务院1987年颁布了《土地管理法》;去年又颁布《耕地占用税暂行条例》和《城镇土地使用税暂行条例》。国家土地管理局还在陆续制定新的法规条例,以逐步完善和强化土地管理。同时,我们要积极推进土地使用制度的全面改革,建立珍惜和合理利用土地的自我约束机制。另外,开源节流,发展科学技术等等,都是解决土地和人口尖锐矛盾的不可缺少的措施。”
最后,王先进说:“从现在起,要刻不容缓地加强全民国土观念教育,使全国每个公民,包括中、小学生都了解我国土地国情,共同努力解决潜在的土地危机问题。我们现时代人,有责任保护好祖先留下的这一片土地!”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企业家画廊

  锻得钢锤过海去
  ——记山东省日照市五金机械厂厂长马成训
  本报记者 王黑均
黄海之滨,石臼港侧,有家工厂——山东省日照市五金机械厂。这家职工不过600人的集体企业,却是山东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出口产品定点厂,日照市的创汇大户。
从1958年“大跃进”时入厂算起,马成训已有30多年厂龄了。在这个数易其名的小厂,他当过保管员、会计、司务长、副厂长。1976年被正式任命为该厂厂长。但是,直到1979年,马成训和他的全体工人们所干的活儿,就是生产些锨、镰、铲、锄之类,最尖端的产品也不过是些小农机配件而已。
这可不是马成训的意愿。
马成训出身贫寒,却是地道一条山东汉子。无奈当了厂长却时运不济,英雄无用武之地。
马成训的意愿是办厂就办出个样儿,让穷地方穷人富起来。1979年中国经济改革开放的号角一响,马成训抓住机会,率先将日照五金机械厂领上了国际市场——他们申请生产出口产品美式八角锤。破旧的厂房,原始的铁匠炉,老掉牙的空气锤,就凭这些能锻得钢锤过海去?山东省机械进出口公司几位同志来厂考察,对人是信服的,对厂房设备技术却是大失所望。他们要尽快看样品。马成训和他的同事们用了全部的热情和才智,居然真地锻出了合格的样品,取得了试产资格。几年来,他们上了八角锤、石工锤等8个品种50多种规格的锤子,销往世界30多个国家和地区。
小小锤子出口,质量要求苛刻,和外国人打交道,也没有情面可讲。他们生产出口产品之初,因关键的淬火技术不过关,产品合格率很长时间在60%以下。厂子曾派人去外地学习,也没找到有效方法。一次,地区一位工程师出国考察回来谈国外淬火方法,马成训大受启发。于是他潜下心来,反复琢磨,构思草图,和大家一次又一次试验,改进,研制出一种将锤子并排横放,通过链条移动调节淬火时间、两端同时喷水的淬火器——“链条式自动喷水淬火器”。这一发明使产品合格率提高到98%以上,还有两种产品获得免检资格。
马成训50出头,脸上总是挂着微笑。马成训知道使中国老百姓真正摆脱贫困的路还长着呢!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快语新言

  “奖金效应”谈
  王清宪
人常说,如今打听职工的收入,应先问奖金多少,后问工资几何。可见奖金在人们收入中所占的位置了。
前几年拨乱反正时,给“物质刺激”翻了案,可后来又有点把奖金作用想得太神了。于是乎,奖金数额越发越高,受奖面积越来越大。奖金几乎成了人人一份的“追加工资”。可效益呢?在许多企业里并不理想。厂长企盼已久的职工劳动热情,并没有像预想的那样被“刺激”出来,有的反“刺激”出不给奖金不干活的毛病。这倒让当厂长的哭笑不得。
奖金制度不完善,名为奖金,实为“大锅饭”。奖金观念不正确,有的企业,有的职工,不是用优秀的成绩去获取奖金。而是专想“算计”国家的办法多拿钱。这些无疑都影响了“奖金效应”的发挥。但我想,“热情没有被刺激出来,恐怕还在于,有的企业过分注重奖金刺激的作用,而忽略了其他。
这里,不妨讲三个故事:
例一,某青工较为懒散,企业停发他一年奖金,对他却毫无触动。一天,与厂长街头相遇,厂长主动与他招呼,并亲切地拍拍其肩膀:“小伙子,最近干得不错”。岂料,“一语回春”,年终,小伙子竟当上了先进生产者。
例二,某职工自称“嬉皮士”,打扮得奇模怪样,整日东游西晃。后来,他的一项技术改造建议被工厂采纳,受到大会表扬。从此,这位“嬉皮士”一改“怪貌”,成了厂里有名的革新能手。
例三,去年,日元升值,影响了日本企业的出口贸易。许多有名的大公司对职工减薪。收入减少了,你们为什么不罢工?一个日本职工这样回答我国记者的提问:往日,企业给了我们荣誉、养活了我们。如今,企业有了困难,我们也得帮企业渡过难关。记者被告知,该企业职工走亲访友时都不忘佩戴厂徽,能是该企业的职员,他们感到骄傲。
你说,这怎么能完全用金钱解释得了呢?人的需求是复杂的。除了物质的,还有精神的。二者之间,在许多情况下具有不可替代性。
我并不是说奖金没有作用。但美国心理学家赫茨伯格研究认为,在企业管理中,有一类因素,只能消除职工的不满,但不能使职工有更高的热情。他认为,保健、工资、奖金、工作条件、福利等,都属于这一类。而能够激发出职工劳动热情的,往往要靠责任感、成就感、企业自豪感,等等。
在“奖金效应”并不理想的今天,在研究改进奖金制度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好好研究职工的精神需求。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桐庐——县级旅游之冠
  ·这里将举办首届华夏中药节·
  本报记者 王锦鹄
你知道吗,我国有一个县,每年去那里旅游的人数超过本县人口的4倍?
那就是浙江省桐庐县。
“富春山水、天下独绝”。此县就在富春江畔。这里锦峰绣岭,江水碧澄,岩石奇峭,溶洞奇绝。宋朝范仲淹曾有诗赞曰:“潇洒桐庐郡、江山景物妍”。
昔日,距杭州只有90公里的桐庐,知名度却很低,慕名西子湖的游客,很少顺便到这里观光。而今天,随着旅游业的发展,桐庐声名在外,曾有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朋友们在这里留下足迹。1987年,30多万人口的桐庐县,接待了中外游客140多万人次,在旅游效益上,连续两年夺取了全国县级之冠。桐庐县已成为浙西黄金旅游线上的热点。
谈起这一变化,副县长高德仁说,这是改革开放的大气候使桐庐人改变了旧观念,打开了思路,开阔了眼界,他们才找到了振兴地方经济的一个新的突破口:充分利用得天独厚的自然景观优势,大力发展“无烟工业”。
自然界的赐予是慷慨的,这里的溶洞“瑶琳仙境”被誉为“全国诸洞冠”;这里的东汉古迹严子陵钓台兼有“漓江之美、三峡之险”。而这里的人文景观也独具一格。相传是华夏中药鼻祖的桐君,在黄帝时代曾在此采药,他结庐炼丹之处的桐君山也在这里。这恐怕是桐庐县县名的由来。
为了发展旅游业,桐庐县下了决心,自筹资金,建设了一批宾馆、饭店等旅游设施,配置了旅游车,专设了去杭州、千岛湖、黄山的旅游专线。在富春江上,有舒适的泛江游览船队……
旅游业的发展,使闭塞的桐庐小县与外界联系起来了,也带动了全县经济的发展。这里,不仅每年招徕了众多的游客,也招徕了资金和人才。上海等地的单位在桐庐办起了企业、饭店,外商到这里洽谈合资经营项目。传统的纺织、丝绸业近年有了新的发展,第三产业也兴旺起来了。淳厚朴实的桐庐人走上了富裕之路,全县人均收入已超过千元。
现在,他们又在考虑如何把发展旅游业同弘扬优秀的民族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这里既然是华夏药祖桐君的故地,又盛产一些名贵的中草药,为什么不把它们变成重要的旅游内容呢?当游客,特别是国外观光者来到这里,他们既可以了解中医中药的发展历史,增加文化知识,又可以买到中国著名的中草成药,将是一件多么惬意的事情啊!高副县长告诉记者,正是出于这样的设想,他们已经决定,今年5月2日至8日,在桐庐县举办“首届华夏中药节”,那时,他们的旅游业将提高到一个新的层次。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企业承包制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讨论会征文启事
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为了总结40年来经济上的经验,特别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经验,并从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和方法论的高度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客观规律性,把改革引向深入,我们定于今年9月中旬(暂定),在北京联合发起召开《企业承包制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讨论会。欲参加者须先提交论文或调查报告,然后根据论文质量和会议要求,经专家评选确定会议代表。论文选题内容如下:
1、企业承包制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历史地位。它能否成为社会主义国有企业的基本模式。2、国有企业实行承包制的理论基础。3、企业承包制和生产力标准。4、全员承包制和工人阶级的主人翁地位。5、国有企业承包制同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6、国有企业承包制和商品经济的发展。7、国有企业承包制和经济体制的配套改革。8、如何完善和发展企业承包制?9、企业承包制的科学含义。对现行的各种形式的承包制的比较研究。10、国有企业承包制与股份制的比较研究。11、国有企业承包制与所有制改革。12、国有企业承包制与企业文化建设。13、国有企业承包制与企业中的政治思想工作。14、国有企业承包制的发展方向。
以上方面仅供选题参考。为了开好这次会议,我们欢迎愿意参加会的理论工作者和实际工作者深入到实行承包制的大中型企业作深入的调查研究,写出理论和实际相结合的调查报告或论文。待论文入选后,即发出邀请信。会议结束后,拟出论文集。并拟评出优秀论文给予奖励,推荐给有关报刊发表。征文请于7月底前寄北京学院南路明光村首钢研究与开发公司本会议筹备处。
会议发起和主办单位:
首钢研究与开发公司、中国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会、佳木斯造纸厂、吉林省政府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央党校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人民日报经济部、光明日报理论部、《求是杂志》哲史部、中国现代哲学史研究会。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经济万花筒

  个体户“语录”
个体户为搞活经济作了贡献。但近年来,一些个体户的不正当的经营作风和方法有所滋长,引起消费者的不满。海外有的报刊尖锐地批评某些人是以“流氓意识”经商。现集纳这些人的几条“语录”,以窥其心态。治理整顿不可忽视这一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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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某个体户:“我经营,利润率少百分之五十我不干。我就不要什么
‘回头客’,坑他一头就行了。这么多流动人口,我还愁没人到我这儿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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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某个体户:“我欢迎抢购风。抢购风一出现,不要说新潮服装,就连无人问津的积压很长时间的陈货,也一抢而光。抢,我们正好抬价。说真的,多来几次抢购风,我就发大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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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某城市几个个体户切磋“经营之道”:“如今税收很多,不偷税漏税怎么能赚大钱?”“有的时候可以捐一点儿,换取人家的好感,对你查得就松点儿,名声也好点儿。”
“给收税的人一点‘意思’,你该交的税可以减掉一半,甚至更多。交多交少,他说了算。”“是呵,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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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体户:“在一个地方,经营一种行当,时间不可太长。开始要让名声不错,等赚了钱,要见好就收,再查也不好查了,我转干别的了。这叫‘打一枪,换一个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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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体户:“你问我的经营办法,其实最要害的只有一句话:在各个环节,用钱开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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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个体户携“夫人”买头排座看歌剧《茶花女》,结果睡着了。有人不解为什么花高价买票去睡觉。他说:“重要的不是看不看,而是买不买。越贵我越买,证明我的身份。”
(祝晓虎等辑)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突起的“民工浪潮”,暴露了我国劳力安排方面的尖锐矛盾;但它绝非昔日的“盲流”,而是带有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明显特点,用新机制、新政策,因势利导,可以把他们转化为开发资源、创造财富的巨大力量
  大潮初落之后
  陈际阳 陈秋中 许宝健
1989年初春。几百万进城找活干的农民,犹如一阵波涛汹涌的春潮,骤然兴起而又迅速回落,引起了人们的关注与思索。
农民求富的涌动,城市的反应却相当迟钝
两组数字,触目惊心:从1 952年到1988年,我国耕地面积从15亿多亩下降到14亿多亩,而农村的劳动力却从1.1亿上升到近4亿!
有关部门抽样调查发现,我国农村劳动力中,有40%是“隐蔽的失业者”!
但是,长期以来,绝大多数农民宁愿半饿肚子晒太阳,也不愿离开故土。在他们眼中“闯关东”、“走西口”是万不得已的逃生之路,充满了难言的辛酸与血泪,唯有故乡的土地才是生存的根。
是农村改革,使绝大多数农民解决了温饱,更使他们开阔了眼界。于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勇敢地告别了土地,或办厂,或经商,或迈向陌生的城市。
“你们为什么要进城?”
民工的回答几乎一样:“城里钱好赚呗!”
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主动的、以赚钱求富为目标的大规模农民流动,这是了不起的历史性进步!但是城市的反应却相当迟钝。以致在今年农民进城的高峰中,没有哪个部门能够较为准确地说清楚农村劳动力流动的基本情况。
说进城农民是“盲流”,实际城里人也“盲”得可以。不过,前几年经济高速发展,城市吸收农村劳力像海绵吸水,城里人“盲”点也无碍大局。而去年以来,形势大变:
——经济紧缩使不少企业难以提供新的就业岗位,有的还要裁减现有人手,“优化”下一批;
——大量建设项目下马,导致在城市的农村建筑工人大批走下脚手架,大约有几百万。
双向夹击,潜在的矛盾一下子涌向表面。进城农民好象浮在水面的油,怎么也融不进去了。
凭着历史的经验,城里人自然而然地想:过去困难时,连城里人都要下放、下乡;现在紧缩,进城农民还不该回乡吗?
城市毫不迟疑地关闭了“城门”。北京、广州等市相继发出清理、遣返农民工的通知。
人们不禁要问:用老办法解决新矛盾,能行吗?
农村并非没有潜力,而最大的潜力是政策
商品经济的力量把大批农民推出土地,如今,城市又毫不留情地要把他们推回农村。
怎么办呢?显而易见,他们不愿意重新踏进那狭小的14亿亩耕地,重新作“隐蔽失业者”。
作为转移剩余劳动力主渠道的乡镇企业,10年来,已吸纳了近9000万人,可谓功勋卓著。但是,它也无力把农村所有剩余劳力全部包揽下来。
难道就别无出路?有,——
全国尚有可垦荒地数亿亩,宜林荒山、荒坡11亿亩,草山、草坡6亿多亩;近亿亩淡水水面和上亿亩沿海滩涂,也有相当部分处于荒芜状态。专家估算,开发这些资源,每年可消化400万左右农村劳动力。
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包括改造中低产田、水利工程、开展水土保持工作、修筑农村公路、建设和扩大饮用水工程,每年也可解决数百万剩余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中国能源研究会副理事长杨纪珂则认为,在今后10年内,我国可以逐步开发江西、湖南、广东、福建、浙江、海南和安徽七个省的1400万千瓦山区水电资源,通过兴修水库和水电站,再通过利用小水电发展工副业,可以消化大量剩余劳动力。
还有人把焦点对准我国农村众多的庭院。据估算,全国农村庭院总面积至少有两个浙江省的耕地面积那么大。发展高效益庭院经济,家家都可以干。去年,辽宁省就有110多万户农民从事庭院商品生产,户均收入600多元。
已初具商品经济意识的农民能安心回乡搞开发性生产吗?这种担心不无道理。但只要因势利导,靠“看不见的手”——经济利益引路,而不是靠强迫命令,农民就不会无动于衷。
当然,这需要资金扶持,需要技术服务,需要物资保障,而最需要的是鼓励多种形式开发的政策。
河北永清县对此深有体会。几年前,这个县计划开发永定河故道,一开始就制定了先“予”后“取”、藏富于民的政策,规定农民在开发初期可少交或不交提留,还免交农林特产税。农民实实在在地感到搞开发性生产有利可图,于是纷纷踊跃投资。几年间,这个县农民大方地拿出占总投资近一半的250万元,建立合伙或私营小林果场,开发出9万多亩荒地。
“八山一水一分田”的福建,也主要是靠政策调动近20%的农村劳力大念“山海经”,开发了300多万亩荒山、荒滩、荒地”。现在,多数地区已不为剩余劳动力出路发愁。
最大的潜力,在政策。亿万农民翘首以待。
城乡都在呼唤新型的劳务市场
出路也并不仅限于农村。
国家有关主管部门的一位干部给我们算了一笔帐:全国城市待业人员到去年底已达300万,到今年底,可能要超过600万。他认为,城市已无法容纳进城农民。
但是,就在似乎已经“针插不进,水泼不入”的北京市,我们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
——市纺织行业近年来一直招用几千名计划外农民工作第一线挡车工。若按市里最近的要求全部清退,正常生产难以维持。因为城里人不愿干这种活。
——市市政工程局的同志告诉我们,因市政建设的发展和职工队伍的自然减员,这个局第一线的工人每年至少要增加1000名,但在城里连一个人都难招到。城里人宁愿闲着,也不肯去钻下水道、修立交桥。如果不让用农民工,北京市得“瘫”了。
——市建工总公司则预言,要完成今年的工程计划,他们招用农民还得增加。……
貌似不同的观点正好勾划出我国城市就业状况的两个侧面:一方面,城市本身存在着相当数量的过剩劳动力;另一方面,在某些苦、脏、累的行业,依然留有相当的就业“空白”。而这些“空白”正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用武之地。
除大城市外,数量众多的中小城市还有更多的“空白”。向国外输出劳务,也大有可为。
从这个意义上说,关闭城门,采取“堵”的方法只能应急于一时。长久“堵”,也不符合城市的发展需要。根本的办法是“导”,是开辟畅通的交流渠道,建立城乡一体化的劳务市场。
“城里不是已经有现成的劳务市场吗?”是的,单北京,合法的劳务市场就有17个。但是,令人惊讶的是,这些市场几乎清一色地只向城里人开放。多数农民进城仍然无“市”可投。
有“劳”无“市”,于是自发劳务市场应运而生。尽管它们一次又一次地遭到取缔,但总是“春风吹又生”。而由于缺乏组织,这些自发市场不能很好地发挥作用,少数心术不正之徒还瞅准空子,浑水作奸。
现实呼唤着新型劳务市场的降生。在这里,农民能及时了解城市的就业需求,城里人也能较充分地了解农民各方面的底细;在这里,有关部门可以对进城农民的流向和规模进行科学的控制,还可以对进城农民进行一定的培训;通过它,农民可以到城里找到用武的新天地。有组织的市场是一个重要的疏导方式。
事实上,这种新事物已经露出了点点萌芽:河北、江苏、河南等已与一些大城市中的建筑、服务等行业建立起了较稳定的供需关系,有组织地向用人单位输送农村劳力;在北京等少数大城市,一些省或地区建立了常设的机构,专门管理进城的农工……
但是,分散、细微“渠道”的作用终究有限,萌芽无人扶持,也很难继续成长。建立能够覆盖全国的统一劳务市场,离开专门部门的精心操持,是根本不可能的。该谁来办这件事?!农民和城市人都在盼望着。
初落的“民工浪潮”表明,我国的劳动力流动,已经带有明显的商品经济发展阶段的特点:随着经济的消长,它会像潮汐一样有规律地起落。如果再不着手抓紧建立相应的新机制,下一次涨潮时,我们依然会惊慌失措。农民则会更猛烈地撞击城市的大门!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入春以来,山西省晋城市城郊兴起农家肥热,每天都有数百辆小平车、马车、拖拉机进城掏粪。    朱和平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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