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社会主义的大学究竟该怎样管理学生？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在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时期，如何管理这些已经成年、具有较高文化科学知识却又涉世不深的群体？怎样使他们的行为和道德符合规范？
大学生们，请自律
本报记者 毕全忠 周庆 萧关根
深圳大学处分、开除学生，布告由樊聿平签署。此人是经济系四年级学生，学生自律委员会主任。
樊聿平说他每天睡5个多小时，忙得不可开交。
权力和义务是相等的。为了做好学生管理工作，去年11月，他曾自费赴北京、山东、江苏、上海等地区考察学生工作。考察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内地高校有那么多专职干部做学生工作，但有些学生私下却告诉他，一般不敢跟这些老师讲真心话。
樊聿平的这个印象所以深刻，是因为他有一个参照系：深圳大学。在这所没有围墙的大学里，各类学生有1万多名，其中住校生3000多名。学校的环境卫生、安全保卫、教学秩序，连同银行、招待所、商店、图书馆都由学生管理，连校长的秘书也都由学生担任。学校有一个学生工作指导委员会，主任是校长罗征启，副主任是党委办公室主任唐才儒，除唐一人外，所有在这个委员会工作的老师，都是自愿兼职的。这里没有学生工作专职人员，但凡是到过深圳大学的，无不称赞它那美丽整洁的校园、井井有条的秩序和很高的办事效率。我们在该校采访数日，还有一个感受，就是在办公楼、图书馆和其他公共场合（除运动场），都听不到高声喧哗，人们谈话都是低调门，生怕影响了别人。
在这一切的里层，有一个因素在起着很大的作用，那就是学生自律、自治。这种自律、自治的程度，确实使内地一些大学感到吃惊。我们在内地一些大学采访，看到的多是相反的情况。
在天津某大学，每天晚上11点学生宿舍关灯，学生想看书的，一包一包买蜡烛。有吵闹的，学校罚款，以致楼道里经常张贴着罚款通知。女生宿舍楼前挂着“男生不得入内”的牌子，男生宿舍楼前则挂着“女生不得入内”的牌子，一位老师摇头道：“这不倒退到中世纪去了吗？”
一个人，只要被死死管着，就总有想调皮一下、搞点越轨动作的冲动。而哪怕是一个小学生，一旦肩负起责任，也会俨然以一副大人模样训导同学。
在大学，经常听到“现在的学生难管”这样的感叹，不注意唤起学生的责任感是一个重要原因。
教育部门开了那么多会，发了那么多文件，学校有宏大的学生工作者队伍，可是学生管理工作（其中包括学生思想政治工作）仍然是个薄弱环节。年年喊“加强思想政治工作”，年年发文件、加专职工作人员，可是工作却加而不强，至今仍然是困扰教育界和社会的难题之一。毛病出在什么地方呢？人们在作各种各样的思考。
中国人民大学一位做过多年学生管理工作的教师说：“现在学生管理工作的体制值得研究。从学生进校一直到毕业分配工作，都由学校包下来，你包得不够，学生就不满意。我们是在培养学生的依赖性，不是培养独立生活的能力。‘文革’前大学里一般没有什么班主任，现在不仅大学生有班主任，连研究生也有班主任。越包就越难管理。”
北京大学某系一位政治辅导员说：“社会处于大变革之中，学生的思想、行为不能不受影响。整个社会趋于多元化，学生的思想、活动也在多元化、非群体化。举例来说，现在选修课多了，全校性的社团活动多了，以班为单位的集体活动少了，同一班的学生都很少见面，以班为单位配置班主任或政治辅导员的体制很难搞下去了。”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金开诚说：“对学生的思想教育和管理太偏重于言教，忽视了学生的主体意识，这就难以奏效。”他认为重要的是在管理中建立起学生自我约束的机制，使学生的行为能自我规范，教育者的主要工作应改为对学生作心理、行为指导。
上述议论反映了一种新的思考，即在传统的管理体制和方法之外寻找新的路径。
一些学校已在新的路径上开拓前进。广州大学没有围墙，学生全部走读。每天清晨，学生们从四面八方赶来上学，走向教学楼、图书馆、实验室这些“神圣的殿堂”。这所学校学生毕业不包分配，教职工人数也很少，照理说，对学生的管理更为困难，更难规范他们的行为。可是实际情况却不然，绝大多数学生勤奋好学，而且很自觉。他们对校方提供的每个方便如多辟一个存车场所、食堂伙食的每一次改善，都会感到由衷的高兴。厌学甚至中途退学的不是没有，但极少。我们和该校的一些学生交谈，他们说：“不需要老师对我们讲多少道理，我们知道要好好学习。我们没有什么好依赖的，一切要靠我们自己努力。”
该校建筑系二年级学生陈健瑜说：“我们一入学就有危机感。我们竞争的对手是华南理工大学。他们是老大学，但我有信心跟他们竞争！”为了增强自己的优势，她利用假期到建筑行业去调查行业需要，决定在计算机软件等方面尽量多学一些，还选修了装潢艺术等课程，并且主动多做学生工作，以增强自己的服务观念和组织能力。
建筑系的另一位学生郭文晋说：“老大学建筑系理论知识教得比我们多，将来搞施工可能比我们强，但我选修了管理专业课程和公共关系课，将来我搞施工管理，管你这施工的！”向上进取、勇于竞争的精神溢于言表。
这种精神在该校绝大多数学生身上都可以看到。校长张世勋教授说：
在商品经济的条件下，必须培养学生主动竞争的精神，独立解决自己的问题。学生管理主要是学生自己承担的，这对他们的成长很有好处。
最能体现学生自我约束机制的，还是深圳大学学生自律委员会的活动。
该校布告牌上贴出一张布告：学生会主席邹云同学跟学生会报《粤海潮》主编邵滨军同学打架，违反校纪。学生自律委员会决定分别给以处分：邹云同学受记过处分，建议学生会让他“戴错立功”，继续担任主席；邵滨军同学受批评处分。邹云受到处分后仍认真工作，在管理中作出不少成绩。邵滨军辞去了《粤海潮》主编职务，在勤工俭学中当了清洁工，也干得很好。类似的学生纠纷，这个学生自律委员会自1985年建立以来已处理了几百起，其中处分了30多名同学，处分从批评、警告、记过到开除学籍都有，没有不服的。从去年下半年起，对学生的处分一概由学生自律委员会作出决定并以它的名义公布，不再以校长的名义公布。
学生自律委员会有很高的威望，其成员都是在学代会上竞选出来的。它的主要职责是保护同学的正当权益，受理同学们对不道德行为、不公平事件、违纪事件的投诉，调查处理违纪者和同学间的纠纷，为同学的勤工俭学合同作公证，以及组织人员巡视校园、维护校内秩序和保护校产等，范围很广，但主要是自律。现任自律委员会主任樊聿平在他这一年任期内，共处理了100多起事件，其中给处分的共有16名同学。
“我们处理事情非常慎重，要反复调查，反复跟当事人谈，给开除处分的还要到学生原籍了解家庭情况，跟家长联系。”樊聿平说，“同学们的投诉每学年第一个学期（新生入学）多，第二学期就少了；一年级学生中发生的事多，二年级大为减少，三、四年级中就更少了。这说明学生进入这所大学后，自律能力是逐步提高的。”
自律委员会的活动是一种集体自律，它是建立在个人自律的基础之上的。在深圳大学学生中间，最响亮的口号是“自立、自律、自强”。可以说，学生自我约束机制的发端，除了毕业不包分配的外部体制外，主要是自立的观念与实践。深圳大学学生要交学费，深圳物价贵，伙食费每人每月就要100多元。学生提出要自己挣饭吃，费用要自力，于是在校内开展勤工俭学。所有勤工俭学岗位包括扫马路、掏垃圾都通过招聘、竞争来获得，并要签订合同，确定责与利。全校勤工俭学活动也由学生来组织和管理，校方只作指导。对此，罗征启校长很感慨，他说：“没有专职政工人员不等于取消或不重视思想政治工作，事实上每个教师、干部都在做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学生们自己也在做，只不过不是专职，做法也有不同而已。”确实，学生自律是律自己，自治是治自己，这就是自我约束。不自律、不自治、不自我约束，什么事都要别人死死管着，人是永远不能成熟起来的，责任感也是永远建立不起来的。
如果我们的大学生都能自律、自治，成长为模范公民，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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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我看“新的读书无用论”
我寻“读书无用”之根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何庆良
古往今来，对于知识的功用，中外两种传统文化形成了不同的价值观。我们的先贤们认为：“学而优则仕”，“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所以，“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而外国的哲人们则鼓吹：“读书足以怡情，足以长才。”“知识就是力量”（培根），“知识是人们在任何一条道路上的旅伴”（古拉米施维里）。“只有知识才能构成巨大的财富的源泉，既使土地获得丰收，又使文化繁荣昌盛”
（左拉）。由此可见，尽管不同的社会文化历史背景使他们在界定知识的功用时产生了分野，但他们还是基本肯定，知识是有用的。
对知识的否定，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中国。大“革”文化“命”期间，国人与“知识有用”这个古今中外的公理实行了最彻底的“决裂”。读书何以无用呢？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会受到政治上的歧视，而造反可以做官，交白卷成为英雄。知识与仕途的一度分离，使举国上下对知识的功用产生了第一次失落的心态。
大“革”文化“命”的后果，教训了国人。随着恢复高考等拨乱反正，如欲“望子成龙”，还要走到“书山有路勤为径”的独木桥上，亿万青少年以“悬梁刺股”的劲头挤向“重点校”的大门。伯乐选马，又相中了“知识化”。“千里马”要踏上仕途，文凭的鞍辔是非要披挂不可的。于是乎，追求文凭的狂热程度让人瞠目。一度缺乏“人才”的政府部门和机关内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了难以数计的“大专生”、“本科生”；甚至某些一向以“大老粗”出身为自豪的官员们竟可瞒天过海地为自己寻觅一个与官位相称的学历，毫无愧色地宣称先前也曾上过大学。官本位的极度膨胀，虽然使文凭与仕途再度结合在一起，但是，知识与文凭却被人为地剥离了，一纸唾手可得的文凭使人们辨明了“十年寒窗”的迂腐。整个社会对知识的功用产生了第二次失落的心态。
商品经济的勃兴，把人们从屈指可数的仕途引上了四通八达的财路。流通领域中，“乱世英雄起四方”，一哄而起的经商热席卷了党政军民学。当国人明白，肚子里的墨水与兜里的票子并不是成正比时，对知识的功用又产生了第二次失落的心态。
从“文革”至今的20多年中，“读书无用”的思潮两次蔓延，危害之大，影响之深，愈演愈烈。追根溯源，无一不与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知识功用的价值取向有着一脉相承的联系。诚然，中国传统文化对于知识的认识并不都是一味地强调其功利的一面，但是，从隋文帝开始直至清光绪31年终止的、先后延续了1300多年的封建王朝选拔官吏的科举制度，毕竟使后人对于知识功用的认识产生了极度的倚重和倾斜。人们轻视甚至忽视知识对于提高人的自身素质，进而实现社会价值的巨大作用，没有把知识当作“人们在任何一条道路上的旅伴”，而是把读书当作升官、发财的一块敲门砖！当营谋官职与生财致富要用文凭开路时，人们就会紧紧地抱住它；当仕途和财路与文凭并无多大干连时，人们就会弃之如敝屣。细细回味一下“读书无用”思潮在昨天与今天的涨退起伏，何尝不是如此呢？
其实，读书究竟是有用还是无用是不言自明的。如果并无“望子成龙”的企求，哪儿来的向教育投资的兴趣？倘使读书的目的就是为了奔向仕途和财路，那么，当不学无术也能成为出人头地的实权派或是腰缠万贯的财神爷时，读书还有什么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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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在永济县北梯村，“读书无用论”失去了市场。他们通过建设文化村——
培植读书有用的“土壤”
运城报记者 毛志远 张波峰
山西永济县北梯村很特别。既是行政村，又是牧工商联合公司。村长和经理一人兼。这个村早富，1982年就有“电视村”之名。现拥有10个企业，年产值1600万元，年创汇100万元，人均收入1170元。那么，富裕了的人们是怎样对待读书的呢？
楼房村与文化村的抉择
1982年，北梯村家家摆上了电视机，但是，他们还要家家盖楼房，实现楼房村。不过，他们再富有，等实现这一目标，口袋也就空空如也了。这时，深谋远虑的村长孙国宾，就和党员一起商量，出了两道题让大家讨论，一是“企业发展靠什么？”二是“怎样对儿孙负责？”接着又把这两个问题拿到群众中去。心有灵犀一点通。北梯人意识到：北梯首先要建成文化村！
集体经济的优势为文化投入创造了条件。于是，建设文化村的一条条措施出台了。
全村小学、初中全部实行免费教育；全村民办教师的月工资定为120元；对考上高中以上的本村学生设立奖学金；拿出7万元，资助县、镇中学，为本村子女就学创造条件。
企业里不准有童工
北梯村迅速发展的企业集团，足可以让全村老少尝尝当工人的滋味。全村1100人，本村人全进厂，还得从外村招1000人。这时，有些农民只看到眼前利益，竟使孩子中途辍学，进厂赚钱。公司召开各厂（场）长会议，宣布一条戒令：企业里不准有一名童工。凡没有取得初中以上文凭者，一律不准进厂。凡查出有童工的企业，厂长主动下台。更使村民受到震动的是，对现在企业里达不到初中文化水平的青年工人，停工补习文化，并发给60％工资，经考核后根据成绩另行分配，不合格者予以辞退。
文化高的得重用
在北梯村的企业里，公司领导和厂级干部文化水平较高，专业技术人员就更不待说了。近几年，公司为提高职工的文化素质，支出教育费20多万元。有50多人分别到省内外大专院校进修，其中有17人取得了大专文凭；有500多人接受了公司举办的专业技术培训。文化程度高的职工受到重用，16名检验员有12名都是中专文化程度。孙长?原是中等文化，自感很不适应，便申请到北京农业大学进修，回来后担任了公司副经理。这样，使全村人认识到，有文化就有出路。由此，学文化、学技术、求上进在北梯蔚成风气，经久不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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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课余读书
谁解书中味
晓丽
我有点不明白，为什么在讨论“读书”与否的时候，要着眼于“有用”与“无用”。这里，是不是将读书视作一种谋生手段？果然如此的话，答案似乎早就有了：作为谋生之术，“读书”从来也不是一种最佳选择，古今中外皆然。
那么，舍“用”之外，读书还有什么意义呢？
英国散文家洛根·皮尔索尔·史密斯在题为《安慰》的一则随笔中写道：
“前些日子有一天，我情绪低落地坐在地铁里，为了振奋一下精神，我默想人世间的各种乐趣。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一种我似乎是在乎的——美酒、友谊、吃喝、恋爱，或者道德感。既然在这个世界里只能找到这样平庸的东西，那又何必坐上电梯回到那里去呢？
“然后我想到了读书——那美好而微妙的读书的乐趣。这就够了，这种不会因年老而减色的乐趣，这种优雅的、不受惩罚的恶癖，这种自私的、宁静的、毕生的陶醉”。
读书之于此君，纯粹是一种人生安慰，而且是唯一的安慰。宋代词人秦观有《宁浦书事》六言诗一首：“挥汗读书不已，人皆怪我何求。我岂更求荣达，日长聊以销忧。”这位淮海居士刻苦如斯，却不过借书解愁罢了。而吕本中《读书》诗则曰：“老去有余业，读书空作劳。时间夜虫响，每伴午鸡号。久静能忘病，因行当出邀。胡为良自苦，膏火自煎熬。”却又不惟苦中求乐，且不乏牢骚哽噎在喉。东莱先生似叹平生不得意，老来只得以读书打发时光。不过既曰“自苦”，读书想必还是一种最好的安慰。清代书画家黄士陵刻闲章一方：“恨不十年读书”！如此迫切，多半是出自一片爱书之情吧。东邻日本的吉田兼好在其随笔集《徒然草》中写道：“一灯之下独坐翻书，如与古人为友，乐何如之！”这位生活于14世纪前后的兼好法师是以书来解寂寞的。此一番乐趣，倒真是化入一片清静自在的悠闲之中。
对一生读书经历道得最为真切者，或属欧阳修的《读书》诗三十六韵。他说，少时初读古人书，见其唇枪舌剑，是非相攻，去取勇断，不免生出一片好奇之心，因以读书为至乐。稍长，受业于师，读书有了明确的目的，即“力学希仕宦，惟期脱贫贱”，故非仅读得苦，而且原先的种种乐趣，也全作了苦味。因而恨不得一朝得志，焚却笔砚。不过，书到底还是将他送上仕途，也着实春风得意一阵。然而，人生过半之后，追忆似水年华，他却不觉仍思故友——“前时可喜事，闭眼不欲见”，“买书载舟归，筑室颍水岸”，“乃知读书勤，其乐固无限”。由是可知，书到无“用”之时、或曰读书不求“用”时，方可获读书真趣。
如此说来，读书不过是一种个人爱好（有时甚至是无可奈何时的一种爱好），而即便作为个人爱好，它也仍然说不上是一种聪明的选择。英国戏剧家约翰·凡布卢所作喜剧《旧病复发》中的福平顿爵士言道：“把心思用在读书上，不过是想从别人绞尽脑汁、苦思冥想的结果中找点乐趣。其实，我想，一个有本领、有教养的人，灵机一动，自有奇思妙想联翩而来，这也就尽够他自己受用的了。”就此公眼中看来，读书实在不是什么雅好。换句话说，那是没“本领”、没“教养”的人才会作出的选择。若与棋迷、球迷等等相较，怕更要略输风采呢。
总之，求谋生之术，“读书”决非捷径。作为业余爱好，它也未见得如何“高雅”。因为，聪明人原是不读书的。岂不闻诗书满腹的东坡居士佳茗啜罢，顿然悟道：“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日高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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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不妨品品
万象忧思过眼录
锡兵
刚沏了一壶上好的龙井，就发现案头齐刷刷地摆上一套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的“万象丛书”，翻开一瞧，便知今儿又该着陷入关于中国的忧思与哀祭之中了，尽管从中也生发出一股勇气来。这不，编者明白告诉你，这丛书就是以报告文学为主，反映“守旧与进取的角逐。”
在报告文学这片原野上已算是识途老马的肖复兴还是摆脱不掉他对同辈人那份血浓于水的亲情和责任感，《啊，老三届》在荒凉中唱出了自豪。1966、 1967、1968年这三年初、高中毕业的人数以万计，只要看到这个书名，便会“哗”一下涌出酸甜苦辣诸般情感。肖复兴从北京默默无闻的老三届中请出了10位，由他的笔变成了读者的朋友。其中有一下子从东北三江平原带回来4个孩子的煤气用具厂下料工，有因为没房子委屈了妻子而半夜扇自己嘴巴的函大毕业生，有到了美国还把北大荒紧紧搂在怀里的天坛医院医生……肖复兴最大的本事是让你流泪。
想不到海峡彼岸早我们10年就冒出了报告文学热，只不过他们叫“报导文学”，张德明收在《麻风病院的世界——台湾报导文学精选》里的11篇大多是台湾这几年的获奖作品，还是头一回面对大陆读者。台湾评论家称“在文学发生了内容贫乏的病症时，报导文学的起来填补了这个空隙，做了一种平衡。”这使人又一次感到两岸惊人的相似。不过，读这些文字给人的是焦虑，而不是读苏晓康、钱纲们时常有的那种令血液凝固的沉重忧患。这种不同对我们来说，幸耶不幸？！
《八十年代中国人在海外》是天涯不归客的众生相，6篇报告文学中以桑逢康的《赴美华人录相》最精采，实际上是赴美华人眼中的中国和中国人身上创疤的无情录相，几乎每个去国者都带着无尽的辛酸扭头离开这块伤心地，他们正在大洋彼岸带着期盼注视着故土的改革大潮的日渐汹涌。
品了3本，龙井茶早已凉了，余下的只好割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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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都是园艺师 李化球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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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专题调查
来自技术市场的报告
本报记者 王友恭
80年代初，随着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发展，应运而生的技术市场结束了我国单纯依靠政府组织推广科技成果的局面。
从1986年起，技术贸易额逐年以较大的幅度递增，目前技术市场已成为我国技术传播最重要的渠道。
技术合同成交额有较大幅度
增加，但不平衡
据对全国29个大陆省、市、自治区技术市场的统计，目前有技术市场交易机构1.8万个，从事技术交易工作的人员达44.2万人，其中有科学家、工程师20.3万人。
1988年，我国技术市场共成交技术合同26.5万份，成交额达72.4亿元，分别比1987年增长101％和116％。技术合同成交额超过亿元的已达16个省（比上一年多6个）。其中北京地区技术合同成交额达22亿元以上，占全国总成交额的30％多。其次为辽宁，技术合同成交额达8.3亿元；上海6.6亿元；江苏4.2亿元。山东、四川、湖南、天津、湖北、河南、黑龙江、广东、山西、吉林、陕西、河北等省的技术合同成交额也都在亿元以上。浙江省接近亿元。其它12个省、自治区虽然技术交易额都在5000万元以下，但与上一年相比，多数地区都有较大幅度的增长。特别值得提出的是西藏也开始出现了技术交易活动。以大区来看，华北地区的技术合同交易额增长幅度最大，为上一年的4倍。
据分析，我国技术市场成交额继续大幅度增长的原因，首先是企业对技术的需求增大。原材料短缺、价格上涨等因素迫使企业从过去的粗放经营转向集约经营，靠技术进步来提高产品质量，降低成本，增强企业的竞争力。其次，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依靠科技进步促进经济发展的意识增强。全国大多数地区的政府部门近两年都制定了一系列促进科技进步的政策，增加了科技投入。全国性技术市场网络的形成也加速了技术扩散，推动了技术市场的发展。
技术交易的层次有所提高，合同的规模增大
与上一年相比，难度较大的技术开发、技术转让和涉外合同的份额有所上升。技术服务合同的数量虽然比上一年增加70％多，但在各类合同中所占的比例比上一年有所下降。涉外合同明显上升，仅上海一地的技术出口额就达4000多万美元。整个趋势是小合同正在被较大的合同所取代。而实施较大的合同又为形成一定的经济规模创造了条件。
要采取措施进一步引导大中企业进入技术市场
1988年通过技术市场流向企业的技术成果达17.9万项，占全年成交合同数的68％，项目数量和交易额都比上一年成倍增长。大中企业购买技术的项目数和金额都比上一年增加了2倍多。其中工业企业对技术的需求量明显加大。但是，国家科委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的负责同志指出，去年我国技术市场上成交的技术合同看起来数字十分可观。但相对于我国现有的816万家各类工业企业来说，每30个企业才从技术市场上买走一项技术。这说明我国的技术市场还有巨大的潜力，应采取措施进一步引导大中企业进入技术市场。
要推动更多的计划项目进入技术市场
1985年以前，技术市场上交易的项目大多属于计划外零星项目，近两年情况开始有所变化。去年各级计划项目共有3.1万项进入技术市场，交易额达21.9亿元，比上一年增长了148％，占整个技术市场交易额的30％以上。这表明各级政府已开始重视利用市场机制来推动一些计划项目的实施。然而，国家科委技术市场管理办公室的负责同志说，我国应该有更多的计划科研项目成果进入技术市场。他说，我国在“六五”期间共动用5000多个科研单位中的10万多名科技人员进行科技攻关，共获重大成果3800多项。“七五”科技攻关也已进入第四个年头。此外，还有“星火”计划、“火炬”计划等涌现出来的一大批实用性很强的科技成果。
这样大批先进的科技成果如何利用市场机制来实施推广应用，是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
通过技术市场加速专利技术的实施
目前，国内的专利技术实施工作主要是通过技术市场进行的。据国家专利局对1988年146项专利技术实施情况的统计，这些专利技术实施以后，共新增产值17亿元，上缴利税4亿多元。
无疑，专利技术进入技术市场提高了技术商品的档次，为技术市场注入了新的活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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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你是上层建筑，因此把最高层的房子分给你。 李海峰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