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9日人民日报 第5版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铁路在拚搏中呼喊
本报记者 张国荣
1988年,是中国铁路最难过的一年。
翻车。撞车。客车着火。旅客列车重大伤亡事故迭出。一时间,全国上下舆论哗然。铁道部长丁关根引咎辞职,以谢国人。
对此,议论颇多。有人认为这样处理好,丁关根早该辞职;也有人认为他是代人受过,这不能解决铁路的根本问题。
那么,铁路的根本问题是什么?是铁路经济体制改革不彻底?是基础工作薄弱?是制度不严,管理不善,劳动纪律松弛?是职工队伍素质差?或是政治思想工作薄弱?
这些无疑都包含着正确的成分,但又似乎都未说到点子上。因为,上述问题,在我国各行各业中都存在,并非铁路所独有,可为什么偏偏铁路成为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突出薄弱环节,甚至出了那么多严重问题?
中国铁路已到了力量的极限。货运,主要干线只能满足社会需求的百分之七十,去往上海、广州方向只能满足百分之五十;客运,天天是高峰,列车一般超员百分之五十上下,高的达百分之一百,从春运到暑期,每天约有八九十万人站着乘车
国内外专家和有识之士一语破的:根本问题是中国铁路发展严重滞后。
国务院经济技术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曾在《我国产业政策的初步研究》中,对“六五”期间基础产业超前系数作了分析,指出铁路发展的超前系数为负数(铁道铺设为—0.05),属滞后型。其实,铁路发展滞后岂止一个“六五”期间。
统计资料表明,多年来,铁路运量的增长速度总是落后于工业增长速度,而铁路主要运输设备的增加又落后于运输量的增长。从1950年到1987年,我国工业增长:原煤21倍,石油670倍,钢91倍,生铁55倍,发电量107倍,水泥131倍,木材9倍,化肥1114倍,铁路运输主要指标换算吨公里增长20.6倍,而铁路营业线总长度却只增加1.4倍,机车总功率只增加6.5倍,客车总席位只增加4.9倍,货车总吨位只增加12.1倍。
作为一个拥有960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国家,我国仅有铁路5.26万公里。按人均铁路拥有量居世界第100位之后,按国土面积平均拥有铁路量居世界第70位之后。
中国铁路不仅数量少,而且装备差,能力低。全国铁路复线率22%,仅为苏联的2/3,法国和西德的1/2;电化比重11%,内(内燃机)、电(电力机车)相加不过30%多,而苏联仅电化比重1985年已达到34%。
据有关部门测算,当我国工业产值和铁路货运量二者之比(弹性系数)为1∶0.5时,铁路运输比较适应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由于铁路发展长期滞后,弹性系数自“五五”开始,从1∶0.5逐步降到1∶0.3,至1988年,弹性系数已降为1∶0.147。
据铁道部统计,全国铁路主要干线列车平均间隔时间不到10分钟。就是这么高的行车密度,也仍然满足不了社会的需要。每月有5000多人到铁道部运输局申请要计划外车皮。
客运也是如此,尽管每年增运5000万人次,1988年几乎增运1亿人次,仍然天天暴满。
北京火车站曾作过统计,每天有1.5万人想离开北京而走不了。原因很简单:买不到火车票。
现在提倡满负荷工作法,铁路职工却在超负荷作贡献。
“早7(七时上班)晚8(8时下班),星期天白搭。”这已成为铁路干部、工人的口头禅。
北京列车段,去年春运,缺员1000多人,许多列车员跑完这趟车又套跑另一趟车,有的人竟连轴转50多天未回家。
一方面是少数量的设备,低水平的装备,另一方面却是高强度的运输,超负荷的运转。
我国铁路运输密度已高达每公里2500万吨公里。居世界第2位,每台机车年产量比美国高1/5,每辆货车年产量比美国高2.8倍,每辆客车年产量也居世界前列。
当人们称赞这些大多50年代的设备和技术,赢得了与当今世界发达国家相媲美的经济效益时,一些严谨的专家尖锐地指出:这么干是违背科学规律的,是以降低安全系数为代价的,必遭“报应”。
不幸而言中。去年一季度,铁路连续发生的惨痛事故就是严重的警告:中国铁路已经到了力量的极限。它在拚搏中呼喊,在痛苦呻吟,必须对症下药,采取根本性的解决措施。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重压下,铁路建设投资比重长期偏低,且呈下降趋势。而铁路建设中不讲经济效益,长官意志,瞎指挥,盲目上马的事也非绝无仅有
铁路,被誉为“现代工业化的先驱”。世界上许多经济发达国家在工业的初期,都曾走过密集投资、优先发展的道路。
我国工业多分布在东南沿海地区,而原材料又多在西部,南粮北运,北煤南调,铁路运输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从国情出发,也应把铁路作为综合运输中的骨干,倾斜投资,重点发展。
可是,实际情况却让人黯然神伤。
在经济高速发展的重压下,铁路建设投资占全国总投资比例却呈下降趋势。1950—1952年为14.5%;“一五”为10.7%;“二五”为9%;“三五”为12.3%;“四五”为10.5%;“五五”为6.4%;中央明确决定“六五”把铁路作为国家投资的重点,可是比重却下跌到4.5%;“七五”这几年不到5%。
不言而喻,铁路发展严重滞后,直接原因是投资严重不足。
然而,在投资极其有限的情况下,铁路建设中,长官意志,瞎指挥,不讲经济效益,搞什么“政治线”、“战备线”,盲目上马的事也并非绝无仅有。
个人迷信年代建设的韶山铁路,如今旅客稀少,无货可拉,亏损严重。通(辽)霍(林河)线,论证不足,就匆忙上马。国家投资6亿元,建成420公里线路,运能2000万吨,现在运量只有运能的1/10,原来那里并无多少货物可拉。
华东地区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经济收入均占全国1/3。可铁路呢?只占全国1/10,人均铁路拥有量不到全国的一半。
几位从事铁路领导工作现已退下来的老同志,不无自责地指出,没有把铁路发展置于战略地位,投资不足,建设滞后,“这确实是一个战略失策”。其实,这个责任应当由国家宏观决策部门来负。在旧的管理体制中,从管理思想到管理方法,都是限制铁路超前发展的。
铁路是社会的基础设施,其主要功能是创造社会效益。据有关部门测算,铁路向华东地区每增运1000万吨电厂用煤,当地就可以多创造二百亿元工业产值。
社会效益应当高于铁路的企业效益。许多国家对铁路的财政补贴占成本的一半左右。我国却长期强调铁路企业效益,把铁路当作向国家提供大量积累的部门,实行低折旧、高税收政策。请看两组数据:
铁路上缴营业税率,1965年为25%,1972至1985年为15%,不仅比交通、航空、邮电等部门(均为3%)高,而且比舞厅、弹子房(为10%)还高。1986年调整为5%,也比交通、航空、邮电部门高66%。1950至1985年铁路向国家共上缴税利1156亿元,比国家在此期间对铁路总投资还多330亿元。
低折旧,高税收政策,不仅使铁路扩大再生产受到限制,连简单再生产也逐年欠帐。中国铁路现在是在钢丝绳和火山口上作业,不出事故,是侥幸;出大事故,就是惩罚
铁路基本折旧率1980年以前仅为1%,大大低于全国工业企业3.92%的平均水平;1980年调为3%,1985年调为3.5%,1986年调为4%,仍低于全国同期工业企业5.1%的水平。若按全国工业企业平均水平计算,1953至1987年,铁路运输部门累计少提基本折旧基金290亿元。
铁路是大联动机。全路现有职工320万,5500多个大小车站。每天开行货车20000列,客车2000列,跨越千山万水,一切皆在动中,只要一个关键人物瞬间疏忽,一个要害部件意外故障,都会酿成灾祸。
全国现有铁路中,超期使用钢轨1.29万公里,其中有损伤钢轨12万根。铁路路基病害有9.6万多处。不少隧道、桥梁严重失修。信号设备从数量到质量都不适应,仅柳州铁路局目前就有124个车站的信号使用油灯。占该局车站总数的62%。每天开行的2000列旅客列车中,有2294节车厢还是1935—1938年制造的。
沈山线按规定跑5亿吨公里,钢轨即需大修。现在有的地段已达13亿吨公里,仍在超期服役。
承担着晋煤外运一半任务的大同铁路分局,几年来每年运量都以10%以上的高速度递增,大大超出了设备的承受能力。这个分局运煤主要出口大同张家口段,现在每天都发现有重伤钢轨。分局没有备用轨,只得切割旧钢轨替用。为防止断轨翻车事故的发生,专门派人日夜值班,像看护病人一样看护线路。分局长说,任务压顶,我们没有退路,只能这么干。
1986年,劳动制度改革,一场突击顶替风席卷铁路,仅运输部门就顶替上来9.1万人。其中相当数量的人未经正规训练,就顶岗独立作业,思想文化和业务技术素质明显不适应。
“大盖帽垫肩高,铁路员工待遇高”。过去人们以当一名铁路职工为荣。现在铁路新民谚是“大包干,越包越干”。
这并不是说大包干错了,而是说包干的内外环境太紧,职工个人并未得到多少实惠。大包干3年来,铁路职工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在能源交通部门的平均线以下。扣除物价上涨因素,1987年铁路职工平均工资增长竟变成为负数(—0.4%)。这种状况怎么能让铁路职工不叫苦、不埋怨?
铁路脏、累、苦、险工种多,责任大。丰西电力机务段,进口一批电力机车,需要招收100名司机,报名的只有20人,最后留下的仅2人。
这样的铁路,说它是在钢丝绳上和火山口上作业并不为过。
铁路运价多年不动,物运吨公里不到2分钱;客运,1个鸡蛋坐一站。低运价对高物价,使铁路陷入困境。
国家在制定铁路运价时则强调了为社会服务的一面,突出社会效益,实行低运价政策。
铁路1955年实行统一运价,多年不动。1吨货物运1公里不到2分钱,只相当于公路运价的1/11,航空的1/60。客运,一个鸡蛋坐一站,一只烧鸡坐一天。
“运价不调整,大包干难以为继,客货运输也将难以为继!”
这是铁路发出的呐喊。
广州一位个体户讲,他运同样一批货物,铁路运5000公里竟同公路运500公里价钱相等。开始他以为铁路工作人员算错了,当他确认没错时不无感慨地说,铁路太便宜了。
集装箱运输,铁路每万吨公里成本是266元,可只收264元,倒贴2元。大概只有中国铁路,才干这样亏本的买卖。
燃料涨价,钢材涨价,电涨价,铁路支出逐年增加。据统计,1986至1988三年,铁路因原材料燃料涨价增加支出60多亿元。
一面是低运价、低折旧,一面是高税率、高物价,两面夹击,使铁路陷入困境,不得不长期靠拚设备吃老本过日子。这正是铁路运输紧张、制约国民经济发展的症结所在。
一位熟悉铁路情况的专家说,铁路要走出困境,必须尽快调整运价,再靠拚设备吃老本过日子,后果将不堪设想。
现在已到了用当年建设大庆油田的精神来搞铁路的紧迫关头。再不抓紧铁路建设,到本世纪末,仅华东地区就会有一半客货运量吞不进吐不出,到那时再讲失误,为时已晚
一位铁路朋友曾开玩笑地自问自答:中国最大的突击队是谁?是铁路。今天抢运煤炭,明天抢运化肥,后天又抢运粮食。
在一个小型座谈会上,一位专家激动地说,解放以来,如果铁路投资能保持一个合理的比例,中国铁路绝不会是今天的样子。
令人惋惜的是,至今也并非所有的人都能认识到这一点。
要改变中国铁路目前的状况,出路只有改革。
第一,更新观念,真正认识和遵循交通先行的规律,加快扩大运输能力。当前,应当切实确立铁路运输在国家的战略产业地位,实行倾斜投资,适度超前发展。据国内外专家论证,我国铁路投资以占国家基建投资10%以上为宜。
第二,树立“大交通”的观念,作到宜水则水,宜路则路,宜铁则铁,调整运输结构。再不能像现在这样什么都往铁路上挤。目前我国交通运输业不论铁路、公路、水运、航空、管道,都很落后,需要同步发展。要在同步发展中,从国情出发,尽快建立起以铁路为骨干的,结构协调、规模适当的综合运输体系,以较少的投资,发挥较大的效益。当前,要充分发挥公路、水运、民航的优势,搞好对铁路的分流,尽可能减轻铁路主要干线的压力,让铁路有“喘息”的机会,抓紧补“短腿”,以便承担更加繁重的任务。
第三,尽快合理调整铁路运价,增加铁路积累,加快铁路发展。要理顺铁路运价与工农业生产价格和公路、航空、水运运价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铁路发展,也有利于促进各种现代化运输方式合理分工,形成更大运输能力。当然,铁路运价的调整,既要考虑铁路自身发展的需要,又要考虑社会的承受能力。
第四,调动各方面建设和管理铁路的积极性,改变国家独资修路的模式,实行中央和地方合资修路、合营铁路。实践证明,地方铁路投资省、工期短、经营活、效益好,可以广开渠道,鼓励多方集资,大力兴办地方铁路。
第五,铁路建设要科学论证,正确决策,精打细算,节约投资。不搞长官意志,不搞盲目上马,讲求经济效益,以较少的投入取得较大的产出。
第六,管理和经营好现有铁路。铁路必须确保国家重点物资运输,必须严格禁绝以车皮、车票谋私,大力提高客货服务质量和水平,真正当好“先行官”。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开场白
从龙年到蛇年,交通运输一直是国人关注的热点之一:买票难、乘车难、运货难,再加上各种交通事故,人们不禁要焦心地问:号称发展国民经济的“先行官”,究竟是怎么回事?
要回答这个问题,决不是一两句话能办到的,也不是某个部门一两篇文章可以说清的。而且,时至今日,真正要解决我国交通方面的问题,不仅需要交通运输部门的努力,还需要各级决策部门的“明白”,广大群众的理解和支持。总之,要靠集思广益,群策群力。为此,我们决定开展一次交通运输问题的广泛讨论。主题是:如何尽快改变我国交通运输严重滞后的局面?
交通运输联结生产、流通、消费,沟通全国各地,涉及千家万户,影响各行各业,在贯彻调整方针中居于重要地位。因此我们这个讨论是面向全社会的,欢迎各界人士都来参加讨论。领导干部可以谈谈自己的构思和办法;专家、学者可以阐明自己的观点;交通运输部门的同志可以亮一亮自己的困难和想法;普通群众也可以从自己的切身感受出发,评论一番。
总之,既然是讨论,就不必囿于一格。我们欢迎大家本着知无不言的精神以各种形式发表自己的意见,批评、建议、对策均可发表,宏观、微观不拘一格,也欢迎不同意见的争论。不论作者干何职业,职位高低,一律都视为是“一家之言”。
讨论将首先从铁路开始,然后扩展到公路、水运、民航、管道及城市公共交通等方面。
《铁路在拚搏中呼喊》文字长了,为的是向读者介绍铁路运输的情况。因篇幅有限,在以后讨论中,希望每篇来稿最长不要超过一千五百字。
我们期待着大家的来稿。来稿请寄人民日报经济部工交组。(注明交通讨论稿)          
  ——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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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市场随笔

  莫以利小而不为
黄明朗
最近,一位同事想买打火机电石,径直奔向宁波耀光小商品商店,可是那串长长的招牌不见了,店名已改为“鼓楼商场”,商品也从原来二十元以下的小商品变为高压锅、煤气瓶、冰箱之类的高档货。他乘兴而去,扫兴而归。
做生意能否赚钱,并不完全取决于商品价钱大小。温州桥头镇靠生产、销售纽扣成了大气候;北京待业青年靠大碗茶起家,一跃成为营业额几千万元的大公司……这说明,价低利微的商品,由于消费者众多,是可以使小生意变成大买卖的。相反,眼睛只盯着高档货,搞不好,也可能赔本。愿经营者慎思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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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黑心秤”
——北京水碓市场见闻
本报记者 张锦力
△不坑人 赚不了钱△
“香蕉便宜喽,8毛1斤。”“鸭梨大减价,7毛1斤。”
最近,北京农贸市场上出现了摊贩竞相压价的现象。初来北京者会十分惊奇首都农贸市场的东西便宜。然而,当你真的去买,就要大上其当了。
前几天,朝阳区工商局的管理人员对小庄一带的摊群进行了突击检查,从没收的秤砣上发现了摊贩压价的秘密。这些秤砣,有的被钻了眼,有的被挖掉一块,经过这番处理,1斤要少给3两。
工商局的同志说,自从制止滥涨价呼声高涨后,一些个体摊贩就开始用“黑心秤”变相涨价,无照摊贩尤其严重。
记者本人就曾遭过坑骗。
那次,我从水碓汽车站附近一个满嘴大胡子摊贩手中买了5斤香蕉。竟少给2斤。找其论理,摊贩竟蛮横地叫道:“老子公安局都不怕。”
见我没吃这一套,大胡子马上一反常态,一边往我兜里退钱,一边可怜巴巴地说:“哥们儿,现在做买卖,不坑人赚不了钱呀!”
不坑人,赚不了钱已成为很多摊贩的心态。
记者还目睹了这样一个场面:一个陕西老客看出秤上东西份量不足,不想买了。摊贩却拽住他不让走,还拳脚相加。这位老人潸然泪下,愤慨地说:“这些个体摊贩真是太霸道了!”
△原因复杂 众说纷纭△
为什么个体商贩经商作风趋于恶劣?
看法之一:缺乏起码的职业道德教育,致使他们为了赚钱不择手段。今后,这方面工作应加强,树立一些先进经商户以作楷模。
看法之二:在目前形势下,主要靠思想政治教育已经不行,不让人们向钱看也不现实。这几年树模范的办法也没少搞,但影响甚微。在一场锦标赛中,光搞友谊第一不行了,可以提倡比赛第一,但必须在一定规则下进行,必须有裁判来监督。这几年个体摊贩中不遵守规则的倾向严重,主要是管理工作没跟上。对个体摊贩违法处罚过轻,而且只限于经济处罚,使之违法获利比处罚“损失”大得多,这也纵容了违法行为。
看法之三:国营商业没有作好主渠道作用。如果国营商店里的东西质好,价低,就会对这些摊贩形成压力,而国营商店往往相反,质次,价不低,还有售货员一副冷冰冰面孔,这自然为摊贩恶劣作风让出市场。
看法之四:个体摊贩之间没有形成真正竞争,一些封建行帮垄断恶习正在抬头。如摊群里大家一个价,同涨同落。谁想薄利多销、优质服务,招徕顾客,谁就要倒霉。
几位农民说,他们想直接进入城里市场,和二道贩子们竞争一番。可是要在城里找一块立锥之地,不仅要给管理部门上贡,还要把赚的钱拿出一部分交给“地霸”。
看法之五:现在只有管理部门监督摊贩,而管理部门却无人监督。管理人员天天和个体商贩打交道,一旦被“糖弹”打中,不法商贩就可以横行霸道。群众提议舆论部门作为“第三种力量”,对市场加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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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老舍茶馆迎宾客
本报记者 梅洪如
北京又增添了一个旅游佳处,这就是座落在前门箭楼西的老舍茶馆。
这茶馆是由北京大碗茶商贸集团公司开办的。总经理尹盛喜酷爱中华文化,他从老舍先生的舞台名著《茶馆》得到启示,创办了这个融经济、文化于一体的实业,致力于再现40年前北京茶馆的风貌。
茶馆设在大碗茶商贸集团商场顶层。拾级登上三楼,见一尊老舍铜像迎面微笑。这使人脑海里骤然泛起舞台上的《茶馆》,诱发了进茶馆品茶的浓厚兴致。
“请里边喝茶!”一位穿棕色长褂的后生彬彬有礼地向客人发出邀请。
茶馆里面宾客满座,围坐在一张张八仙桌旁。身穿红缎子旗袍的秀丽姑娘在席间轻轻走动,不停地给客人沏茶。桌上铺着一碟碟茶果点心,有佛手酥、凤眼饺、栗子面窝窝头等,一色京味儿。不资饱腹,仅供嘴里消遣。
墙边小舞台上的演出赢得一阵阵掌声和喝彩声。节目有京剧清唱、曲艺、相声、杂技等。北京京剧团、北京曲艺家协会单位的一些著名演员常到茶馆演出。偶尔也有业余演员、观众上台助兴。茶馆场子比大剧场集中,气氛更显浓烈。客坐期间,一边品茶,一边欣赏节目,确能获得“忘却一切不愉快”的感受。
茶馆里的陈设器皿全都仿古。店堂中央的“池子”、靠窗的“廊子”、后边厢的“雅座”,头顶上的宫灯、四壁的名贤书画、柜台顶上挂着红绸带的幌子,还有穿旗袍姑娘手提的铜壶、托在方盘里的茶盖碗,等等,一切都展现古都昔日茶馆的面貌,不过比旧时市井寻常茶肆更高雅,更有生气。
老舍茶馆是北京第一家仿古茶馆,老北京见了亲切,“新北京”见了新鲜,有的外国人则把它看成中国的“国粹”。一位英国朋友光顾茶馆之后留下这样的感受:“我在中国呆了7年,今天第一次得到中国文化享受。”
开张两个多月来,每天茶客满座,应接不暇。入境旅游者,在京外国人、港澳台胞互相传递消息,结伴前往品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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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谁说俺是嫁不出去的姑娘
毛占彪
(原载山西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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