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3月7日人民日报 第8版

第8版(副刊)
专栏:

  悟《西游记》的“?尾”
刘征
“凤头、猪腹、豹尾”的说法,记得是在李笠翁曲话里看到的。凤头,嫌其华贵;猪腹,憎其臃肿;独有豹尾设喻高妙。据说豹的腰部是脆弱的,尾巴却十分厉害,一条尾巴有千钧之力,被它扫上就会筋断骨折。凡为诗文,结尾结得好可以振起全篇,高唱入云。
可是,明清的几部长篇名著,结尾却大都是“西望长安”。《水浒》70回以后写宋江受招安,非但内容使人扫兴,文字也非常马虎。金圣叹就此斩断虽然有他的用意,却也不无可取。《三国演义》呢,诸葛亮死后的文字,给人以草草收兵之感,无复精采。我看过几遍,只有第一遍是从头看到尾的。
《红楼梦》来个神龙见首不见尾,就更热闹了。为着这结尾,红学家不知费了多少笔墨。对于高续的后40回,有的全盘否定,认为宁可删去;有的基本肯定,认为大体上完成了宝黛的悲剧结局。那么原作到底如何呢?有的说曾藏于某家某家,但遗失了,可惜得很;有的认为压根儿就没写出来。许多人从脂砚斋的批语里寻出了后40回的蛛丝马迹,从作品中窥测原来的概略。近些年,有人以此为据作了新的续补。写出来一看,可怜无补费精神,却并不怎么好。又有人说,脂批透露的一些情节可能是曹雪芹的初稿,定稿未必如此。总之,是一笔糊涂帐。维纳斯的断臂是不需要也不可能续补的吧。
真正有一条“豹尾”的是《西游记》。这,也许是我这个“八角眼”见到的“四方月”。
《西游记》,一般认为是弘扬佛教的。但是,取最后两回来仔细品味,不禁哑然失笑。结尾描写的天竺灵山雷音寺,是如来佛释迦牟尼居住的地方,是真正的佛教圣地。这个圣地,乍一看“黄森森金迭途鸳鸯,明幌幌花砖铺玛瑙”,真是“红尘不到诸缘尽,万劫无亏大法堂”;走进去却是另一个样子。
在如来接见之后,唐僧师徒四人受到丰盛的款待,但在取经时却出了故障。阿傩、迦叶二佛向唐僧索“人事”(就是好处费吧),唐僧表示没有。二佛笑道:“白手传经继世,石人当饿死矣”。于是,二佛做了手脚,把没有字的经书给了他们。事发之后,唐僧跑到如来面前告状,你猜这佛祖如来怎么说?如来的话是一段绝妙的文字,不妨引在下面:
“你且休嚷。他两个问你要人事之情,我已知矣。但只是经不可轻传,亦不可空取。向时众比丘圣僧下山,曾将此经在舍卫国赵长者家与他诵了一遍,保他家生者安全,亡者超脱,只讨得他三斗三升米粒黄金回来,我还说他们忒卖贱了。……”成书于吴本《西游记》之前的杨本《西游记传》,虽然也有尊者索贿并予假经的情节,但佛祖是正经的,没有这番妙论。可见这段话的专利权属于吴承恩。
原来在雷音寺这个佛家最高的神圣世界里,不但诸佛要敲诈勒索,一不如意就给点颜色看看。连如来佛也竟然把那霞光瑞气笼罩千重的真经看成换取财物的手段,把超度众生当成啖饭之道。读到此处,不禁目瞪口呆!
这下子,真的竖起了一条豹尾,打得前97回构成的堂皇大厦颓然塌倒,把顶礼膜拜的虔诚变成了挤眉弄眼的嘲讽。要算做古往今来第一奇文,具有轰天之力。
这是对神圣的亵渎吗?我想,这也许倒是神圣的真实。“白手传经继世,石人当饿死矣”,语虽粗俗,却是大实话。《五灯会元》就记载着释迦牟尼坐在一棵树下修行,饿饭四十九天,两个商人给他供养的事。
于是,我因之有所悟矣。
凡神圣,即便是真正值得敬仰的神圣,也是人间的、世俗的。其头上的神光和脚下的祥云,是由他人或自己加上去的。越是虔诚地拜倒于光云之下,待光云失落,越易于跌入失望之渊。


第8版(副刊)
专栏:文化雅俗谈

  世纪之桥
张在元
1988年10月,第一本由海峡两岸的中国建筑师携手创办的学术刊物——《建筑与城市》诞生了。
去年3月,香港旅游国际出版机构开始酝酿《建筑与城市》出版事宜,此事立即引起了海峡两岸部分建筑师的关注,似乎大家都有着一个共同的心愿——此刊是否可以成为联系海峡两岸建筑师的纽带?如以此刊架起一座中国建筑通向世界之“桥”,这真是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大事。
现在,隔断了39年的海峡两岸的中国建筑师终于开始在这份杂志上对话,请看台湾《建筑师》杂志社主编黄长美建筑师为《建筑与城市》杂志所发来的贺词:“海峡两岸与港澳地区过去的经验迥异,未来将走的路子也不尽相同,但在同一血缘的基础上,有许多类似的地方,也对彼此的前途十分关心;在建筑专业的领域中,各自亦均有其长处与缺点,可供对方学习或借鉴。”
近来,我们获悉台湾建筑师对北京民族文化宫、人民大会堂以及新建的国家图书馆很感兴趣,在有关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图片专题评述;同时,大陆建筑师也特别关注台湾建筑进展的动向。确实,在同一血缘的基础上,海峡两岸的中国建筑师对中国建筑的前途都十分关心。在筹划期间,海峡两岸的建筑师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出了这份杂志的宗旨和目标:建立一座促进大陆与台湾、港澳地区建筑界之间开展交流与合作之“桥”,一座中国建筑师与国际建筑界联系之“桥”。为了体现这一共同的心愿,这份杂志创刊号封面选用了北宋画家张择端的传世作品《清明上河图》卷局部,突出了其中以汴河上一座桥为主体的北宋晚期都市画面。
今天,中国的建筑与城市思想,已经渗入世界建筑哲学思潮。中国的建筑与城市——中国空间的投影,早已越过国界,进入世界区域。在中国以外的任何地方,只要有华人,就有华人建筑师,就有体现中国空间与精神之间某种关系的建筑与“唐人街”、“华城”。去年10月在杭州举行的“现代中国建筑创作研究小组第四届年会”上,大陆与香港建筑师提出了建立“世界华人建筑师协会”的构想,并希望《建筑与城市》杂志同时成为联系世界各地华人建筑师之“桥”。
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地平线上,环顾世界,海峡两岸的中国建筑师、全世界的华人建筑师的成就,正在开创伟大的中国与世界建筑文化复兴。华裔美籍建筑师贝聿铭,已成为全世界华人建筑师的骄傲,正是他以自己非凡的奋斗及成就,奠定了华人建筑师走向世界之“桥”的基石。贝聿铭的成功,说明了在同一血缘基础上的华人建筑师能够称雄于世界,能够使自己的作品立于当今世界建筑与城市之林。由于现代建筑思想已经超越国界,我们的时空参照系的坐标囊括整个世界,中国建筑师正通过“开放”之桥走向世界,到国际建筑舞台上去与强手较量。近年来我国一批中青年建筑师在多项国际建筑设计竞赛中获奖,初试锋芒,已经开始引起国际建筑界的关注与承认。
我在海外旅行时,经常遇到国外建筑师同行向我了解中国建筑师的状况。确实,中国建筑师多年来不为人知,更没有举世闻名的建筑大师。除了中国建筑师创作的环境、条件及水平之外,以前的封闭是重要原因。难道中国建筑师继续在世界上成为默默无闻之辈吗?结论是否定的。今天,通向世界之“桥”已经架设,各国建筑师已经与中国建筑师进行对话、交流与合作,中国建筑师的作品正通过“桥”走向外部世界,在世界建筑的地平线上,已经开始响起未来中国建筑大师的脚步声。


第8版(副刊)
专栏:

  《蒙古秘史》人物画展
尹瘦石
《蒙古秘史》是一部产生于十三世纪,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蒙古族古代史。它是研究蒙古文学、语言、军事等科学的最主要源本,同时也是世界各国蒙古学专家研究蒙古学最主要的著作。
《蒙古秘史》人物画展,是蒙古族画家思沁通过多年研习《蒙古秘史》,怀着对本民族历史的追思与热爱,揣摩、塑造了成吉思汗时代一系列重要历史人物,构成了这一历史时期各具风采的众多人物形象的画廊。
作者思沁60年代初毕业于内蒙古师范学院艺术系,毕业后一直坚持中国画创作,《演兵场上》、《猎人》等作品曾参加全国美展。他的作品,气势豪放,神韵贯通,笔墨洒脱。追求形神兼备。近年来画家多以蒙古族历史作为创作母题,去年完成了成吉思汗庙的多幅大型壁画设计稿,今年又在呼和浩特举行的《蒙古秘史》国际学术讨论会期间举办了《蒙古秘史》人物画展,已引起国内外专家们的注意,最近画家又把它奉献给首都的广大观众。《成吉思汗》是展出的作品之一。
(附图片)
成吉思汗 思沁


第8版(副刊)
专栏:

  评胡适答王近庸先生
易竹贤
我看到王近庸先生批评我的题为《也谈末代皇帝和胡适》(载1989年1月24日《大地》副刊)的文章已经很晚了,是春节期间一位关心文坛的医界朋友来信提起的。于是找来翻阅,浏览一过,觉得文章的命意和手法似曾相识。
作者劈头第一招,便是加给对手一个所谓“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虽然比不得早年的什么运动和扣上什么吓人的大罪名,却也颇有咄咄逼人之势。殊不知今日已经不是“为纲”之日,人们不吃那一套。我那篇《从末代皇帝与胡适说开去》,既然是在改革开放的环境下来谈如何评价胡适这位文化名人的问题,自然不会与五十年代批胡运动唱同一个调子,而只能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该转多少度的弯,便转多少度的弯。王文不是也说胡适是一位“有很大贡献的学者”吗?试问,从50年代的“学术骗子”到80年代“有很大贡献的学者”,算是转多少度的弯呢?该转还是不该转,真转还是假转呢?
我那小文里明明写着:“胡适也有缺陷,有失误”;并明确指出“胡适晚年追随国民党政权,反对人民中国,自然是他的大错”。而王文竟闭眼不看事实,一口咬定是什么“一边倒”,“任何缺点、失误都不能提”,“要么好到底,要么坏到底”,是“陈腐的形而上学”,帽子又要飞起来了。此乃无中生有,将有化无,第一法也。
再如,我曾将王国维、梁启超、严复三位文化名人与胡适比较,“足取”与否,见仁见智,姑且勿论。其中说到他们的政治态度:“王氏尽忠于退位了的‘皇上’,梁氏热中于保皇,严氏则列名于‘筹安会’,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张目。”这都是年代不很早的历史事实。而王文却公然删断“严氏”一句,严冠梁戴,指责我“以梁启超‘为袁世凯复辟帝制张目’一言以蔽之,似欠公允”,此移花接木,断章取义,第二法也。
此外,搬引领导人或经典作家或鲁迅的语录,不问情由,便得胜回朝。我一向十分厌恶用语录打仗的玩艺儿。
至于胡适的评价问题,我只提到了他几个方面的开拓性贡献和最大的错误,非常简略,只是抛砖引玉,期盼学术界批评讨论。王先生如果在这方面赐教,自然十分欢迎。对于电视连续剧《末代皇帝》,我原无意批评,只是由它“说开去”而已。“戏弄”云云,确也流露出对这一情节处理的不满意。一部历史题材的影剧,在某一片断情节里写了某个次要人物,自然不能说是对这个人物的全面评价;写了某个人物的失误,也并非同时要把这个人物的历史功绩摆够,这当然是常识。然而,影剧的编导对某个次要人物的处理,却也必定有对这个人物的基本评价作为前提,借以描写这个人物,这难道不也是常识吗?在近几年的许多影剧(包括《末代皇帝》)里,作为次要人物出现的蒋介石,不再像过去那样漫画化,便正是对蒋氏的基本评价有所变化的结果。作为观众,我觉得《末代皇帝》中的小“皇上”表现得那般风流潇洒,应对自如;而当年的新人物胡适却一副呆头呆脑,无可奈何的怪相,把握人物的身份不能说是很准确的。这感觉对不对,可以反批评;却怎么也不能得出不能提任何缺点失误的结论,文中说到“皇上”约见胡适“于史有证”,便是明证。顺便说明,我使用的是“约见”;“召见”似不甚妥贴,“溥仪召见胡适进紫禁城”,更不成话。
《大地》发表批评与反批评的争鸣文章证明言论自由之风甚好,于改革开放和学术讨论的健康发展,我想是大有裨益的。
             1989年2月20日


第8版(副刊)
专栏:

  海上人(外一首)
马砚田
收海的日子
是海上人感情最富足的日子
妻子和儿女笑着跑着
海风清朗着太阳极富诗意
不收海的日子
是海上人感觉最萧条的日子
但岁月揉拌霜雪晨昏
在烟锅里翩翩起舞的
依旧是永恒的渔歌
想结识海吗?
那就读一读海上人的表情吧
海每天和他们耳语 男子汉
做丈夫和父亲的秘密
    夜月
排浪不对胃口
海风老觊觎你的舌头
明灭的渔火爱唠叨
就是不肯把心思掏出
人也一样
离开城市 便
看不见涂着唇膏粉黛的广告
 以及
塑料和别的什么制成的苍白
 以及
气球般急剧膨胀的念头
体味海滩月色
把脑子里那团什么全扔到海里
在孤独中孤独
竟是味道不错的享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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