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艺术风格的新尝试
——观《陈皖山人体油画展》
王勇
雕塑家弄起油画来了，这在几乎无奇不有、令人眼乱的种种艺术尝试中，算不得新奇。但陈皖山作为美术界认可的成功雕塑家，现在完全更换工具和语言，且以人体为表现对象，就不能不让雕塑圈和画界的人审慎视之。历史上雕塑家由三维的体积、空间塑造转为平面画布上的二维刻画，由于几无大成而被很多人视为畏途。
展厅里３７张油画，清一色的女人体，大都以具象人体充盈整个画面。这种构图在传统中有过多的经典性创造，已成为一种危险的稳态格局。而陈皖山却借以表现出了令行家、观众诧异的新颖画境。这主要是因人体艺术的风格化程式与现代文化困扰的交织，在他的创作中形成了一种蕴藉、抒情的视觉图像。
陈皖山曾受教其中的西方人体艺术传统，在这些油画中流露出了浓厚的回光余韵。女人体举手投足，一顾一颦，都有意无意追寻着古典大师的造型法则。从《晨光》、《惑》等画中的倚躺人体，可以感到某些希腊浮雕的曼妙多姿；在《残梦》中，又能见到米开朗基罗女像塑造的柔美情采。陈皖山以熟练的写实技巧为基础，对艺术史中积累的人体表现模式的吸取和趋近，使他的画取得一种极易契合审美心理的完美形致。
但陈皖山的画已不可能回复传统人体艺术的理性与和谐。现实感受的矛盾和无序使他的人体不得不脱离单纯的理想主义。画中形体的表情较之前代更显慵倦和不安。人体情态和作者的创作意向，都隐含一种人性受阻的困厄和深吟，使得理想的追寻变得委婉回还，传达出凝重的现代文化气息。
这些画中的现代意味还表现在，经一年多探索，陈皖山的绘画语言已从最初的立体形塑，发展到平面上的形块、色彩构成。《间隔》把女人体抽象化为细薄的“剪影”，飘浮游移在多个平面构成的不确定的空间中，具有隐喻的象征性和梦幻感。越到后来，他越加强了形的写意性，弱化了人体细节的表情能力，代之以色彩节奏，线、形秩序的组织。由于人体艺术的经典程式已作为一种气质敷设在画面内部，抒情性始终作为顽强的底色，所以，似是无序的技巧表现常常恰到好处地成为完整画意中“精心的粗率”及和谐的变奏。
比起种种以解析批判为能事的观念艺术，和以先民边地原始性为参照的粗犷艺术，陈皖山的油画是怀旧的，是对辉煌的古典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回顾。尤其令人感兴趣的是，目前前卫艺术语言和民族审美情愫一时难以完美通融，艺术运动产生了一种改善艺术表现力基本薄弱点的新趋向，在这种局势下，陈皖山的风格主义绘画在学术性日渐增强的艺术环境中找到了土壤。
由于陈皖山的绘画处于完美与无序、传统与现代的某种临界面上，以两难的情感维系着风格的微妙；那么，这种艺术语言本身就潜伏了转化变异的极大可能。在表现语言中如何加强应变力和预见性，将是未来对陈皖山的考验。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我看当前文学
疏离与重聚
——１９８８：诗坛缩影
张同吾
虽然创作实境百态纷呈、乱花迷眼，虽然诗歌观念两极对峙、南辕北辙，假如我们对今日诗坛做全面的具体的考察，假如我们对诗澄清了由来已久的误解，也许能够对当前诗歌的创作现象做出符合诗歌自身艺术特质的辨识。“不景气”说不无道理，但不全面，至少未能内在地表述创作趋向。当诗的高峰消隐之后，近几年极少产生引起广泛社会反响的作品；在主张纯诗的理论怂动之下，的确有远离现实回避矛盾的倾向；一种艰涩的和虚玄的诗风有着较大的覆盖面。我们对诗的发展做纵向扫瞄，看到它进入了低谷。但这并不意味诗的跌落。新的历史时期开始时曾给诗人以长久寻觅终能获得的契机，去思考与评价历史功罪，并以良知和热忱呼喊出久蕴心底的声音。深切的忧患意识和犀利的批判锋芒，做为诗的精神内核而使诗获得生命力。这是对蔓延于诗坛的虚假之风的驳正，却不是诗歌进入自由状态的标志。当生活格局产生递变之后，当工业文明挤压着心灵净化，诗的触角必然要向更广阔的天地伸展，于是，诗人俯瞰世界便从政治视角扩展为人生视角和人性视角。也许生命现象永难求解，也许宇宙奥秘永难穷尽，诗人却开启通往人的世界的门牖，去谛听人的心音，去窥探人的真容，去重新发现人的存在，去重新认识人的价值，去重新寻找人在时空纵横交错的坐标系中应有的位置，去重新探究人的超越欲望与难以超越的局限。诗从历史暂时性走向哲理永恒性，意味着那种简单地解释生活现象的诗受到厌弃。因此，诗疏离于政治阐释的趋势是不可阻拦的，非意识形态化的趋势是不可阻拦的。这便是当今诗坛看似无序实而有序的内在流势。
诗像一切艺术样式一样不能脱离生活、不能脱离时代，但诗是以具体化的方式传导人的情绪，因此可以称之为情绪的舞蹈；诗是在情感的流动中释放生命的热能，因此可以称之为心灵的音乐。很难对诗进行严格的题材界定，为了表述的方便，我们常常按着诗人注视生活的视角，分为贴近社会生活的诗和切入内心感情的诗，当诗面对着宏阔而又精微的人的世界的时候，当诗渗透着文化意识和思辨精神的时候，两种走向殊途同归——像每一朵浪花都折射出七彩虹霓，即使是诗人性格的外化，也内在地含蓄地表现时代气韵价值取向和美学追求；像苍茫大海由千江万水所汇聚，即使是表现社会风貌，也闪灼着个性色彩和人性光辉。柯平的《诗人毛泽东》（《人民文学》１９８８年１２月号）与其说构思的新颖，莫如说是切入题旨的角度新颖，他描绘这位对中国历史与现实产生重大影响的政治家的精神风貌，自然无法躲避政治，但柯平却把毛泽东做为历史铸造的人来理解：他的诗人气质蕴含着中国文化的积沉，他的诗人气质也直接或间接地潜引着一段历史的航向。邵燕祥的叙事长诗《最后的独白》（《中国诗人》创刊号），是写斯大林的妻子娜捷日达·阿利卢耶娃自杀之前的内心独白，从一个特殊的角度让我们窥见另一位政治家的性格和灵魂。邵燕祥和柯平一样都表现了世界与人存在的辩证规律：有什么样的历史，就会铸造什么样的人；有什么样人，就会铸造什么样的历史。
本来，军旅诗应该是最富有政治色彩的，因为战争便是流血的政治。但是，诗却不该是政治形象化的解说词。我们欣喜地看到军旅创作近年有了明显的拓展，爱国主义与奉献精神仍然是它的宏大主题，然而已经不是来自对一种程式观念的不假思索的笃信，而是来自对人生价值的成熟的思考。在诗人们多维的思想空间里，人站立在中心位置，在重新认识人的本质的时候才会重新认识生命的意义，才会发现和表现新的价值判断和新的道德观念。贺东久的组诗《魔指》（《解放军文艺》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号）以意象迭加的方式扩展了心理张力场，填充了丰富的哲理内涵。他正视一个严酷的事实：当死神降临以后，生命与理性同时凝固，“碑的高度与教堂的高度／成为静止”。历史暂时性将在时空永恒性里湮没，“被遗忘是黄土／和白骨的真正不幸”，但愿他们以生命的代价，换取理性的彻悟——“当共和国的旗帜飞腾起来／历史给今天／以清醒的基座”。诗人不再对生活表象进行逼真的描摹，而是透过表象去探究生命现象的真谛，把感知化为神奇而又准确的幻象。“魔指的感觉／是绝对的意象／聆听来自水底的钟声／欣赏一杯茶／渐浓 渐淡／时绿 时黄”。这种轻松感给人以前所未有的惊诧和近似严酷的警醒——在我们懂得了太多的历史必然性之后，诗人开启了生命世界之门，让我们窥见了一个或隐或现的生命现象：遮天盖地的战争风云往往发端于人的神经末梢。必然寓于偶然，任何个别都是一般。人欲不灭战争不绝，和平不会在天真的祈望中到来。刘世新的《墓碑宣言》（《星星》１９８８年４月号）是一篇悲壮的战争史话，牺牲者以墓碑为依托，人在被遗忘的孤独与悲凄之中有一种理性的升华，开始正视走进战争怪圈的人同战争一起，都成为“历史与现实相矛盾的主题”，而且是一个难以求解的“人类自身的秘密”。诗人的思索已经透过生存与死亡的活剧试图破译人类文化的斯芬克斯之谜。军旅诗的创作仅仅从一个独特的角度，展示了当今诗歌的内在流势：那种简单地解释题旨的表现方式面临着挑战，诗的缪斯在历史与现实、物质与精神、主观与客观相融合的更为广阔的天宇飞翔。
我们不能不看到，生命意识的觉醒如同复活的精灵，给诗以新的活力。这是时代给予人的契机，又是从人的灵魂深处折映出的富有本质性的时代特征。人们复活了超越自我的欲望并认识难以超越的局限，于是诗便在矛盾的永恒性与不矛盾的暂时性里穿行，在主观与客观相统一又不统一相和谐又不和谐的冲撞里击溅出火花，构成人性的外烁。张俊兰的《绵绵不尽的长廊》（《天津文学》１９８８年５月号）把希望与失望并存的痛苦，把寻求解脱难以解脱的困境，把永不断绝的人生希冀和时时破灭的人生理想所酿成的人类悲剧化为诗情，像起伏跌宕的生命之河，时而舒缓时而湍急地流淌。当一切都破灭之后，在告别人世之前，仍希望人们能把话“说得圆满些，让我带走一个完美的童话／尽管是谎言也要尽量说得圆满。”生命，的确犹如不尽的走廊，选择与被选择都可以认识而难以把握，这种难以超越的人类局限，在东方文化心理的烛照之下，笼罩着一层凄切而又温馨的光环。于是我们看到了在悲伤极至的时刻，“是忌日哀悼”，“是生日狂欢”，“是无期徒刑”，“是胜利花环”。刘湛秋以《纯与不纯的抒情诗》为总标题写了大量抒情短章，是生命之光的释放，是他性格的外化，又表现了获得自主意识的人的觉醒。无数的鲜活的意象都是跳动着脉搏流动着血液的生命的化身，同时又有着时代与文化的印痕。他也有忧思，那往往是源于对一代人心理局限的不满，意识形态和传统道德给人的心灵以重压乃至使人异化，两个互相吸引的生命“像两只船，相靠而又分离／漫步，漫步，漫步就是目的／讨厌冬天，却又害怕酷夏／找不到一个人生的季节”（《星星》１９８８年５月号）。以上例举只是挂一漏万，意在说明当前诗歌创作绝非用“不景气”所能概括，相反，诗在新的文化背景之下正苦苦孕育悄悄拓展。
当然，对当前创作态势持轻松的乐观态度，会失之盲目或失之思维轻浅。诗歌观念的两极分野，把诗引向两种异端：前者认为诗不能脱离政治，必须从政治视角看社会看人生，把有无忧患意识看作有无时代责任感的唯一标准，把能否引起社会反响视为衡量诗歌价值的唯一标尺，这样便无视了诗作为精英文化的基本品格，把诗降低到像民谣一样，只能真实地宣泄感情而缺乏深邃的美学内涵，或是把诗单一地视为社会工具而否定了它同样可以是个人工具和生命形式。后者则表现为从一种观念的狭窄走向了另一种狭窄的观念，把诗学推入纯粹幻境的曲折的小巷而陷入玄学的迷阵。“为赋新词强说愁”成为一种风气，成为一种时髦：一讲生命意识，就一定是人的孤独、人的扭曲、人的压抑、人的伸张；一讲人的自觉，就是自我暴露自我虐待自我否定自我扩张；一讲深层感觉，就是苦感性感陌生感荒诞感。于是，相互摹仿东施效颦，有的诗平白如水毫无情韵，有的诗艰涩虚玄故做深奥。这两种倾向都是诗歌发展的隐患。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文艺纵横谈
小说与“价值”
李敬泽
纯文学的影响确在衰退。实际上所谓纯文学，主要是指小说。因为近年来，大概也只有小说还有资格“衰退”。所以，问题可以简单地归结为小说在当今社会有何价值？
不管是卖假药，还是如假包装的正宗名牌，人们通常称之为“先锋派”的一群人确是文坛上难以忽视、无法回避的力量。这是一群“宇宙级”哲学家，他们始终沉浸在形而上的冥想中。语言是他们的宗教，他们在读者的困惑乃至恼怒中得到满足，于是他们构成了一个个高度封闭的“小圈子”。从圈子理论到圈子文学，其间贯注着世人皆醉我独醒的贵族精神。艺术家们是社会中最敏感的成员，他们振聋发聩的声音是打破人们日常生活错觉和惰性的利器，但这意味着人的价值世界的调整和重构。如果追求“一人向隅，满座为之不欢”效果的冲动过于强烈，强烈到遗弃一切生存价值的程度，这就未免不真诚，精巧的技术也无法掩盖其做作和贫乏。像《访问梦境》（孙甘露）那样的作品，语言本身的结构、色调和质地令人目眩神迷。这确是一次大胆的尝试，但也是一种无望的实验。剥夺了语言的指意功能实际上把它当成物理现象来把玩，这其中最高明的只能是悦耳动听的梦呓，等而下之的就不用说了。当什克洛夫斯基等俄国形式主义者强调语言的陌生化时，他们是要通过奇异而“困难”的语言形式唤起和凝聚读者对日常生活真正意义的认识，而不是想把作家改造成文字匠。当然，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它以极端的形式表现那些作品普遍的无价值状态。这与对既有价值的亵渎和破坏完全是两回事。因为对既有价值的否定性挑战必然包含着肯定的、建设性的指向或欲望，而这是使我们的文化保持活力不断发展的必要因素，也是小说乃至文学基本的文化价值之一。从这个意义上，我对这些作品的价值深表怀疑。
近年来，诸如《古船》（张炜）、《白涡》（刘恒）《伏羲伏羲》（刘恒）、《新兵连》（刘震云）、《烦恼人生》（池莉）这样的作品引起了更为广泛和持久的兴奋，他们是１９８７—１９８８年的小说明星。当人们就此迫不及待地拂去现实主义匾额上的积尘时，多少含有一种“中兴”的喜悦和感慨。但我看，这多半是因急于正名而产生的美丽的错觉。就其本意而言，作为一种文学现象的现实主义已经随着１９世纪古典大师们的逝去一去不返。作为一种创作方法，一种认知方式，现实主义今日也再难找到纯正的嫡派子孙。事实上，现实主义概念的外延无限扩张，以至于我们往往将那些具有入世精神的、写实的作品一概称之为“现实主义”。我想这些作品的出现和他们受到的赞赏，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以经验、理性面对和表达世界的态度在文学中再度得到了确认。小说担负着提供完整清晰的世界图景的文化责任，这并不始自现实主义文学，而是从它的源头延伸下来的，尽管２０世纪它分别在西方和中国遭到了严峻的挑战，但都不足以从根本上动摇由人类基本的、深刻的文化需要所确定的走向。这种态度本身就是一种寻求和建立一个价值世界的努力。无论是文化心理的剖析或日常生活本质的透视，在我们这个社会价值、生存价值瓦解和重构的社会变革时期，他们锐利的批判精神、澄明的智慧乃至悲天悯人的仁者之心都是弥足珍贵的，他们的创作乃是小说对历史、对生活、对自己的文化责任一次建设性的反应。
但是，今时今日，即使是这样的小说也不能再奢望它立即产生广泛的影响。其传播范围是相当有限的。他们不仅面对来自各种大众传播媒介的激烈竞争，而且在它的孪生兄弟通俗小说咄咄逼人的扩张下也愈显穷蹙。在这个背景下，一些不信邪的高手就玩上一票，亮了几招，最近就有王蒙的“通俗小说”《球星奇遇记》。但这方面的成功机会其实是相当渺茫的。作家力求“通俗”的努力和他们对生活的认识存在着深刻的矛盾，很难始终如一地调和起来，《球星奇遇记》不就越写越绷不住劲儿，越写越不“通俗”吗？因为通俗小说就其本质而言并不仅仅是一套技巧、几路招数，不仅仅是“可读性”，它更是一套为社会普遍接受的价值观念，一种世俗的生活哲学和梦想。所以尽管武侠小说花样翻新，言情小说层出不穷，但多少年过去，他们表现的价值世界却少有改变。可以说，通俗小说是基本的文化传承工具之一，它既是文化中必不可少的稳定剂，也是文化中的惰性剂。而那种想替他注入现代意识并提高艺术品位的愿望恐怕终将落空。这两条都有了，而且登峰造极，你可以指望得诺贝尔奖，却别想一下子有上百万的销数。纯文学在“可读性”的层次上与通俗文学竞争，前景黯淡。
小说的价值危机归根结底发生在小说本身对社会价值危机的反应中。我认为，小说不应该放弃对民族灵魂的更新和提升的那一份责任，一切伟大的文学都是由此获得了不朽的生命与光荣。至于小说的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的悖反，恐怕非人力所能挽回，这也许不过是从前些年幸运的热闹归于正常的平淡。小说能通过它在重构民族价值世界过程中所起的建设性作用保证它在今日文化体系中的价值和地位，而这是不能用市场占有率来衡量的。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喜读《曹禺传》
许国荣
在中国话剧文学领域里，作家作品的研究热点，相对集中在曹禺和夏衍二位身上，其中研究曹禺的尤其多。稍感不足的是，时下学者研究曹禺作品的多，对作家——创作主体进行深入研究的极少。而作为影响过几代人的剧作家曹禺，又确实给人留存着众多难以说清的疑窦。比方说，１９３３年写《雷雨》时曹禺才２３岁。而《雷雨》结构之繁复，内涵之丰富，情节之紧凑，人物性格之复杂，何以能出自涉世未深的２３岁青年之手？还有，为什么二三十岁年纪，曹禺写出了《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这些经典作品，而建国之后（或抗战胜利之后）写的剧本质量却不能和作家的成熟同步？
近读田本相著《曹禺传》，大有解饥解渴之感。十分重要的一点是，这本传探究了曹禺的人生轨迹，揭开了曹禺取得成就的奥秘，在身世、经历的叙述中，为我们展示了曹禺的内心世界。
《曹禺传》是学者的制作。正是这一点决定了这本书的品格和基本面貌。
在一般传记里，传主青少年时期的内容不占太多篇幅，《曹禺传》一反常规，青少年时期，即《雷雨》写作前用了１０多万字，占全书字数１／３弱。在这１０多万字里，作者详尽地写了家庭为曹禺种下苦闷的种子——父、兄的影响……接着又不厌其烦地介绍曹禺成长的文化背景——中国古典文学、“五四”新文化对他的薰陶，戏曲和文明戏和他系上情结……
在初读时刻，也许会纳闷：何以青少年事要费这多笔墨，写得这样详尽？待看到曹禺为什么要写《雷雨》，是怎样写《雷雨》时，才发现作者的用心。既非有闻必录，也非旁添枝节，他是系统地、多方面地提供形成创作主体——作家曹禺的“这一个”的因素，他的性格，他的文化意识，他的审美情趣，他的戏剧渊源。待写够了这一些，加上曹禺内心的苦闷，情感的躁动，戏剧手段的娴熟，于是水到渠成，顺理成章地去描述怎样写《雷雨》、《日出》、《原野》，甚至连《北京人》、《家》这些剧本的种子都埋好，只等外部条件的成熟了。
作者就是这样在叙述家史、铺排经历中悄悄地让我们了解了曹禺。
我以为，这本传里写《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家》这些剧本如何创作出来的这些笔墨，是最最生动、最让人感兴趣，也最叫人受益的部分。
以《雷雨》为例，最早萌发写《雷雨》的，是曹禺一位好朋友和嫂嫂的恋情。这位嫂嫂成为蘩漪的原型。这个戏里的其他七个人物也都有原型，都是曹禺熟悉不过的。在写人物小传时渐渐揉进了另外一些人的因素，再在结构剧情时加以典型化，终于出现了活生生的、被人演了５０多年的八个人物。
《曹禺传》的一大特色是兼具学术性和文学性。揭示了创作主体的奥秘，使它具备学术价值如上述；它的文学价值则表现在：第一，对曹禺性格的描写相当生动传神，特别是他的苦闷和忧患意识，他在创作进程中的痴迷境界，都写得极富神韵。第二，全书布局疏密有致，行文以作传人的叙述为主，不时插入传主的回忆及访问知情人得来的材料，三者交叉行进，不显枯燥，反添色彩。第三，文采斐然，处处感受得到作者横溢在字里行间的热情，流淌在学术见解里的才情。这些特点，使这本《曹禺传》具有可读性和感染力。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长篇小说《颤抖的灵魂》讨论会
由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和《文艺报》社联合举办的邹荻帆长篇小说《颤抖的灵魂》讨论会，三月四日在北京举行。
《颤抖的灵魂》以“文革”为背景，正面描写了社会科学研究院的干部在五·七干校的命运际遇。参加座谈会的作家、评论家和社科研究工作者，以自身的经历，说明作品在反映时代生活，表现那特殊年代知识分子的命运，揭示各种人物的灵魂方面，都有自己的特色，是一部很真实、读之令人感到十分亲切的作品。
参加座谈会并发言的有陈荒煤、唐达成、李瑛、朱寨、邵燕祥、刘剑青、谢永旺等。
（文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