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逃”与“征”的较量
——个人收入调节税征管述评
本报记者 潘岗 刘霄 王锦鹄
１９８７年１月，我国开征了个人收入调节税。
两年来，税务部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可个人收入调节税征管效果很不理想：１９８７年仅入库３１３３万元，１９８８年也只征收１１４６４万元。
我国个人收入水平较低，不能要求个人所得税像西方国家那样占到整个税收总额的３３％—４０％。但也不能不看到，近年来我国人民群众的个人收入情况已发生很大变化，有相当一部分人已由过去单纯以工资、工分为主要收入来源，转向由从事第二职业、经营承包或投资入股等多种渠道取得收入，个人月收入上千元、上万元甚至更多的，在各地已不罕见。个人调节税征收额仅占工商税收千分之零点几，与实际税源相差太大。
税源流失知多少
有位名画家，一幅画市场卖数千元；有位名演员，一次“走穴”演出收入上万元，可都没有主动申报纳税。
东北某私营业主，短短几年由万元、十万元到百万元户连跳“三级”，目前已成为有４０多部汽车，５００多万元固定资产的“运输大王”。可税务机关的帐目表明，几年来，他交给国家的税款与税法规定应交数，相去甚远。
国家税务局一干部出差山西，无意间发现一家工厂承包人，半年收入５万元，可他交完１万元承包款，其余４万全部装进自己腰包。辽宁省凤城县税务部门调查了８户企业，就发现有６户承包者有上述类似情况。
还有私房出租、股息分红的高收入者，纳税的屈指可数。
在全国，究竟有多少高收入者没有纳税？实际偷漏了多少税款？谁也回答不出，谁也说不清楚。不过，从下列二例可窥见一斑：
福建省厦门市一归国华侨开了一间商店，他按照几十年在国外经商的习惯，帐目票据齐全，每月主动交税上千元；而与他相邻的一家同等规模商店，税务部门三天两头登门，每月才勉强交出百十元；
１９８８年，广东全省征收个人收入调节税１３５０万元，其中仅深圳一市即达１１００多万元。可想而知，在这个省的其他城市，在别的省、市，漏交的税源多么可观。
纳税意识为何差
明明知道税源不少，可就是收不上来。有人下结论：中国人纳税意识太差。
的确，几乎在全国每一个地方，都可发现一些为了逃税，费尽心机的事例：有的企业承包人、个体户，或建假帐，或建“帐外帐”，或干脆不建帐；有的名画家将客商请进家里交易，接过大把钞票，对外却声称“赠送”；有的名演员在外地演出领取收入时，故意写假名字、假单位。而一些支付款单位，本应履行代扣个人调节税义务，却不认真代扣……
日本一教授来华讲学时感叹：在中国，人们排长队是为了能买到高档消费品，而在日本，人们排长队是为了如期完税。
西方发达国家，课收个人所得税差不多都有上百年历史，纳税成为习惯。我国几十年来一直没有向个人征税，再加上人们对旧社会各种苛捐杂税的憎恶，对税收存有偏见。这是不难理解的。然而，如果再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西方人的纳税意识也非从娘胎里带来。西方国家建立的一整套税收征管办法，特别是对税收违章的严厉制裁措施，与今天国民的强烈纳税意识相辅相成。
在美国，对于个人逃税的处理，严重的罚款达１０万美元，并处或单处入狱５年。荷兰征管法规定，纳税人如拒不纳税并警告无效者，税收征管员就可以直接行使强制征收权利。强制征收权利包括查封、变卖、没收纳税人的财产和对纳税人实行行政拘留。
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虽然也对税收违章规定了制裁措施，如纳税人不按规定申报纳税和扣缴义务人不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税务机关除责令其限期纠正外，可处以５０００元以下罚款；对偷漏税２０００元以上的个人以及抗税不交情节严重的，移交检察机关立案侦查等，但是，自开征个人调节税以来的两年多时间里，还没有听说有几个因偷漏个人收入调节税进法院。北京市１９８８年征收的个人收入调节税中，主动申报纳税的占１５％，这在全国是较高的。前者严加惩处，后者宽大为怀。这样强烈的反差，怎能不在纳税人的观念上留下烙印？
办法不妨多一些
个人收入调节税征管难。记者问过许多税收征管员，包括一些领导干部，他们差不多都这样说。
难在何处？难在是对个人直接课征的，国家利益和个人利益的矛盾显得更加突出；难在不少纳税人不愿建帐、不主动申报。然而，越“难”办的事，往往“易”的一面也突出。
譬如，正因这种税是直接对个人征的，如果真心依法办事，实行严厉制裁措施，征税对象也比非个人“疼”得厉害。重罚几次，不怕他下次还不主动纳税。
再如，不少经营者不建帐，想蒙蔽税务人员，那么，我们不妨学学西方国家的做法——月终岁末，请有经验的人去给他“评估”，估多少，交多少。如嫌估的高，那就请拿出“低”的帐册、票据来。
一些国家和地区实行的发货票抽奖制度——定期按发货票号码公开摇奖，用得奖机遇促使顾客买商品时要发票，从而堵塞业主逃税漏洞，我们也不妨“拿来”试试。
当然，个人逃税者众，也从一个方面反映出我国现行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条例还有不尽合理之处。如何使个人收入调节税既起到调节社会成员收入悬殊的矛盾，力求实现社会分配公平，又能起到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还需在实践中不断总结、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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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万事不求人与求人万事难
皮子
彩电热、冰箱热、汽车热……这几年热浪滚滚，各地争上热门产品，重复建设，重复引进，浪费很大。有人觉得，这样可以万事不求人，尽管总体效益不高，也没有使人后退，相反愈来愈烈。
这也有它的原因。就说这彩电吧，你这个地区不出彩电，本可以向出彩电的地区购买，可是，事情没这么简单。彩电市场是卖方市场，彩电成了俏货中的俏货，有了彩电就有了财政收入，有了彩电就有了其它紧俏物资。手里有彩电者自然是财大气粗，没彩电者求爷爷告奶奶，也难有可靠的货源，即使千辛万苦弄到一点，对本地几百万、几千万盼彩电望眼欲穿的需求者来说，也是杯水车薪。所以，这就应了一句俗话：爹有娘有不如自己有。不是有这么一句顺口溜吗？不办纱厂、酒厂不能当县长，不办彩电厂不能当省长。这纱厂、酒厂、彩电厂，既是政绩，又给地方带来许多方便。
面对短缺的经济、分割的市场，因万事求人难，更激发了一些地方、一些人去搞些大而全、小而全的东西，以达到万事不求人的目的。尽管国家三令五申不准乱上项目，可是各地热劲难减。
发展社会主义的商品经济，必须弱化万事不求人的观念。真正弱化这个观念就要做到求人不难，这有赖于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平衡，有赖于全国统一市场的形成。
有人会说，短缺的经济状态不可能在短期内消除，全国统一市场也不可能一下子形成，怎么办？是不是现在对改变求人难的状况就完全无能为力了呢？不是的！应该说还是可以有所作为的。
首要的，是各个部门、各地要有全局观念，地方利益服从全局利益。压缩基本建设规模，该压缩的项目就要坚决压。坚决压才能缓解总供给与总需求的矛盾。合理地组织商品交流，不搞地方割据，使紧缺商品有个总体合理的流向。推进地区之间的经济合作互助互利。比如，没有热门产品定点的地区与定点的地区联合投资、利益分成，或为定点地区配套，生产零部件，定点地区返还部分产品，这样，有利于促进规模经营，实现规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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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杭州市一些街道的旧墙头，经过修补、描饰，面貌一新。人们称赞这些工人为“城市的美容师”。图为工人们正在描饰墙头。
俞永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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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怎样突破徘徊？
农业发展问题讨论
由于粮食四年徘徊，有人怀疑家庭联产承包制继续使农业增长的潜力，自觉不自觉提出种种收回农民经营自主权，回复统制经济老办法的主张。陈锡文认为，这十分有害。在困难面前，应该寻找新办法，坚持、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
尽快明确农业增长的几项政策
陈锡文
农民为了弥补工业品价格大幅度上涨给他们带来的损失，必然要选择价格上涨幅度更大的农产品扩大生产；在经济紧缩、银根收紧的情况下，为了保持收入增长，农民往往会尽可能地将资金用于收益高的产业和产品。这虽然会给某些经济作物，以及肉、禽、蛋、菜、水果、水产等副食品生产的增长带来新动力，但同时也会使粮、棉、油等大宗农产品生产陷于更为不利的地位。而粮、棉、油等作为基础产品，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稳定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不能确保今、明两年粮、棉、油的总产量有所增长，抑制通货膨胀、治理经济环境的设想将很难真正落实。为此，必须尽快明确今后一段时期内的若干农业基本政策。
一、坚持稳定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基本政策。家庭联产承包制，是１０年农村改革的最基本成果之一，也是发育农村新经济体制的最重要生长点之一。因此，稳定家庭联产承包制，应当而且必须作为我国农村长期不变的基本政策之一。但是，近一段时期以来，由于粮食等产量连年波动不前，有些同志开始对家庭联产承包制继续使农业增长的潜力产生了怀疑，自觉不自觉地提出了种种收回农民经营自主权，回复统制经济老办法的主张，准备重操改革前政府替代农民种地的旧业。这些主张，无论对改革还是对经济的发展，都是十分有害的。在困难面前，应当寻找新办法，而决不能回过头重拣已被实践证明是伤害农民的老办法。必须坚持、稳定和完善家庭联产承包制，将是今后很长一段时期中，制定各类农村经济政策的基点。
二、坚持保护农业稳定增长的政策。由于资源有限和前一阶段的投资不足，在今后三五年内，农业的增长不可能有很高的速度。在一段时期内，应当从两方面为农业正常增长创造稳定环境。一是要创造农产品供求之间的稳定关系，避免人为造成的需求不正常增长而破坏农业生产能力的稳定性。在当前，尤其要采取严厉而有效的手段，制裁用公款挥霍、浪费食品、靠行政手段垄断紧缺农产工业原料以牟高利等行为，从而使无效需求带给农民的虚假市场信息的作用，尽量降低。二是从现在开始，采取可靠措施，保证对农业，包括对农用工业的投资有一定幅度的增长。否则就会因基础设施投资效益的滞后性，而严重影响９０年代农业增长的稳定性。
三、改善农产品贸易条件的政策。创造有利于农业稳定增长的环境，重要的是必须使农业经营者感到对农业追加投入，确实有利可图。这就要求农产品的相对价格，能够通过各种形式在实际上逐步有所提高。这一方面要通过逐步扩大按市场供求调节购销农产品的比重来实现；另一方面要靠建立稳定的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之间的比价关系来保障。在国家缺乏大幅度提高农产品购价的财力条件下，适当扩大农产品与农业投入品之间的实物交换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抑制农业投入品的随意涨价，使农产品的销售少受通货膨胀的影响，从而保护农民应有的利益。当然，最根本的还是要着力于提高城市工商企业的经济效益，使它们增强对物价上涨的消化能力，才能避免价格改革过程中比价复归局面形成，从而防止农产品贸易条件被进一步恶化。
四、对农业，尤其是种植业，要实行明确的财政保护政策。由于众所周知的特殊性，农业即使在农产品贸易中引入较多的市场调节机制后，也是难以从根本上改变其比较利益较低的不利地位的。这就需要政府对农业实行明确的财政保护政策，其主要应体现在：一、要有明确的制度，以保障对农业长期投资的财政资金的供给，同时要以有效的收入再分配手段，增强农业对社会资金的吸引能力；二、提高政府自身对农产品供求市场波动的平抑能力，尽可能地分担农业经营者面临的市场风险；三、要明确地承担起对农业进行人力资本投资和科技储备投资的责任，以保证农业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高和农业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五、以相对优惠的经济政策，引导农村微观经济组织化程度的提高。在实行家庭经营的基础上引入市场机制，客观上要求农村逐步形成超越家庭层次的农业基础设施（包括流通设施）、投资主体，这样才能提高农业经营等对自然和市场风险的承受能力。因此，必须在明确产权关系的基础上，制定相对优惠的政策，使超越家庭的公共资产的农村微观经济组织能得到更迅速的发展。这将对增加农业投入，对农产品市场的发育和保证市场的稳定具有实际意义的作用。
（作者为国务院农研中心发展研究所副所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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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为啥全村选中一副春联
叶章胜 杜勇
在神农架北麓峰峦叠嶂的群山中，有一个不太起眼的小乡——湖北省房县桥上乡。１９８９年元月一场大雪过后，我们随县生活检查组来到这个乡，听到了一桩奇事：今年春节，这个乡的东蒿坪村家家户户都选中了同一副春联。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东蒿坪村海拔１３６０米，无霜期仅１５０天，因而春天播下的包谷往往到下早霜了也长不成熟，农民只好一年到头吃酸包谷浆。群众中流传着这样的顺口溜：“南山桥上乡，家家做木缸，不装米和面，只装包谷浆”。１９８４年，县农业局搞科技扶贫，来这里推广地膜覆盖技术。开头，人们对地膜覆盖玉米高产怎么也不相信。一年下来，试种的几十亩包谷不仅成熟了，而且单产相当高。庄稼人眼见为实，１９８５年群众都跟着学，当年就甩掉了３０多年吃供应粮的帽子。几年来，生产不断发展，到１９８８年，全村人均产粮５０３．５公斤，多种经营也跟着发展起来。为此，今年春节，全体村民都选中了同一幅春联：“盖地膜抓良种人均实现千斤粮，养家畜种香菌户平增收千元钱”，横额是“科学致富”。
包谷地膜覆盖技术的推广，结束了桥上乡农民吃酸苞谷浆的历史。去年全乡虽遇大旱，粮食总产仍比上年增长１６．７％。实践中他们体会到：死脑筋，难得富；要得活，学科学。去年，农民得到乡里要筹建成人文化技术学校的消息后，硬是凑出了７．３万元，交给乡政府。几个月来，这所学校已举办各类培训班９期，有３５０名农民在这里学习了农业、林、特、畜牧、水电等实用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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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生活面面观
茧丝绸的反思
本报记者 李茜
好形势后面有隐忧
丝绸是我国在国际市场上唯一占垄断地位的商品。我国生丝产量占世界产量的７０％，生丝出口量占世界市场贸易量的９０％，绸缎出口量占４０％以上，生产和出口都居世界首位。
近几年我国丝绸生产稳步发展，１９８４年至１９８７年，蚕茧产量平均每年增长５％左右。茧、丝、绸生产的发展带来了外贸的日益兴旺，１９８７年出口创汇１３．４亿美元，比１９８６年增长１８．６％，１９８８年创出口１６．５亿美元的新纪录，比上年增长２３．２％。其中丝类出口５．５亿美元，增长２９％；绸缎出口５．５亿美元，增长１６％，服装及制成品出口５亿美元，比上年增长２４％。丝绸出口的好形势令人鼓舞。
但是，好形势背后也存在着隐忧。我国茧、丝、绸这个传统产业，目前正面临着新的挑战。挑战不仅来自国际市场的角逐，更来自国内市场上新形势下出现的新的矛盾，“蚕茧大战”就是这方面的集中表现。据纺织工业部初步统计，１９８８年全国蚕茧产量比上年增长６％，但蚕茧质量显著下降，毛脚茧和劣质茧增加，因而同年的生丝产量比上年减少８％，绸产量比上年下降２５％。这不正常的一增一减，就是“蚕茧大战”带来的恶果之一。
纺织界有识之士指出，对我国这两年丝绸出口的好形势不能过分乐观，实际上这两年出口创汇的增长，有相当部分来自国际市场价格的上升，以及压缩库存和内销而取得的。他们说，“蚕茧之战”是坏事，但它暴露了多种矛盾，作为我们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的“教材”，很值得深入地研究一番。
“按下葫芦浮起瓢”
去年９月２２日，国务院发出了茧丝实行统一经营的紧急通知，迄今已５个月。最近记者访问了有关部门，得悉各地的战火已经基本熄灭，但引发大战的基本矛盾仍未解决，产供销关系尚未理顺，在有些地方矛盾仍然相当尖锐。丝绸生产和出口在我国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上海，目前就面临着很大困难。１９８８年国家计划由四川省调进生丝１０００吨，迄今一吨未兑现，１０００台织绸机面临缺粮断炊的危险。在苏南一些城市，也存在同样情况。
为什么国家的调拨计划未能实现？专家们说，１０年改革开放，我们的经济工作，包括人们的观念，已经发生深刻变革，各地在改革中实行了外贸层层包干，加上财政“分灶吃饭”，茧丝盈亏都在地方，一些地区和部门为了维护本身的利益，不再像“吃大锅饭”时那样听话了。因此，要实现蚕茧与丝绸生产的良性循环，既不能允许“蚕茧大战”那样的闹剧重演，也不能再沿用过去那种一味堵、卡、压，不尊重经济规律的老办法行事，不然不是统得过死，就是“按下葫芦浮起瓢”。
调整产业结构缓解供需矛盾
如何解决茧、丝、绸生产中的根本矛盾呢？不少专家认为，造成“蚕茧大战”的基本原因之一，是缫丝、织绸能力盲目发展，大大超过了蚕茧生产水平。据调查，现在全国缫丝与织绸设备能力，约高于原料供应能力的１／３，即使把蚕茧全部收购到手，也不能满足加工业的需要，这就造成了供需之间的尖锐矛盾，蚕茧之战，实际上就是供需之战。因此，专家们主张，必须继续对各省市现有丝绸企业进行整顿，坚决将质量差、消耗大、效益低的企业关停并转，把足够数量的茧丝送到技术水平高，产品开发和加工能力强的企业。
我国各地丝绸企业之间的技术水平和效益差距相当大。据有关部门统计，１９８６年全国平均每台织绸机提供的出口成品为２０００米，上海则为１万米；丝绸出口合格率平均８８．２％，江苏、浙江、上海为９０％至９４％，人均实现利税全国平均１７００元，江、浙两省在１９００元以上，上海则高达４７７２元。同时，由于上海和江浙一些大企业多生产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名牌产品，出口销价比一般产品高出１０％至２０％。这就是说，同样数量的原料，在这些企业里将创造出多得多的财富。这是一笔大帐。
导致“蚕茧大战”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就是有人钻多种汇率和特殊政策的空子，从中倒买倒卖，抬高生丝和坯绸的价格。特区出口生丝外汇基本全部留成，内地则只留２５％，相差４倍。这就使有的公司可以用比国家规定的价格高出５０％至８０％的价格收购生丝，而内地企业则难以承受。
价值规律铁面无私
“蚕茧大战”与茧丝绸行业存在的价格问题有关。长期以来茧价偏低，农工贸之间利益分配悬殊，是导致茧丝绸行业各个环节关系不能够理顺的最大障碍，这是不少专家的看法。据上海不久前的调查分析，百米真丝绸的出口收益外贸净收入比农业或工业均高２倍。茧价偏低是长期存在的问题，浙江蚕农有个传统算法：“１亩桑田３亩粮，１斤鲜茧３斤肉。”如今他们说：“一把茧还抵不上一只水蜜桃。”１９８７年以来蚕茧短缺，竞相抢购，冲破了历史上的低价线，但又摆到了另一头，一些地方出现了不合理的过高价格，使国家与企业受害，从长远看对农民也不利。专家们认为，这几次大战是价值规律显示了它铁面无私的威力，今后应该力求使价格更能够确切地反映价值和供求关系，兼顾国家、企业、农民等各方面的利益。
与此相联系，人们认为，要正确吸取这次“大战”的教训，今后既要加强计划管理，还得有组织有领导的建立蚕茧、丝绸市场，把宏观控制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做到该统的统，该活的活，统而不死，活而不乱，逐步走上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新的经济运行机制。
扶持农民发展蚕茧生产
据各地反映，“蚕茧大战”之后，农民养蚕的热情并未受挫，有些地方在积极扩大生产。防止“蚕茧大战”再起的正确办法，只能是发展蚕茧生产。
长期以来，有关部门对蚕农的习惯做法是多了砍（刹价、拒收），少了赶。前两年，他们老是害怕农民养蚕多了，直到１９８６年７月还在惊呼“全国蚕丝产大于销的状况有进一步加剧趋势”，主张砍。事实与他们估计的相反，全国很快出现了“缫丝缺茧，织绸缺丝”的紧张局面，１９８７年终于爆发了第一次“大战”。
要发展桑蚕生产，有专家建议，今后既要继续扶持老桑蚕产区，还可以同扶贫结合起来，在我国中部和西部贫困地区建立新的蚕桑基地。苏州市前两年经与贫困地区协商，已达成了在陕北、安徽、四川等地联合开发蚕桑基地的扶贫协议，这种做法，既帮助贫困地区发展了经济，也开辟了企业的原料来源，这是应当支持与鼓励的。
茧、丝、绸生产面临的种种矛盾，归根到底，反映了我国在这方面缺乏一套切合实际的产业政策，这是导致混乱的总根子。为了振兴蚕丝绸行业巩固并扩大中国丝绸在世界经济舞台上的强大地位，必须改革现行体制，制定健全的蚕丝绸产业政策，理顺各方面的关系，防止“蚕茧大战”死灰复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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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是说没粮食可以交钱吗？
——农民兄弟要都交这个……
赵文彬
原载《河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