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现代新儒学思潮
——由来、发展及思想特征
李宗桂
儒学发展三阶段：
儒学——新儒学——现代新儒学
现代新儒学是近年来在国内学术界和社会上流行的概念。有人认为，“现代新儒学，实质是海峡彼岸一批掌握了现代思想和方法的学者，在对中国近百年来‘现代化’不成功的历史经验的反省，以及对日本、新加坡等东方国家‘现代化’的成功经验所作的研究中形成的一种当代文化思潮”。有人认为，现代新儒学是指“抗日战争时期兴起的一种改造传统儒学的新思潮。……以中国传统文化为‘本体’，吸收西洋文化，以之为‘用具’，对传统的中国文化进行加工、制作、改造，使之成为一种既能保持中国的传统和特色，又能适合时代潮流和世界形势的新型文化”。有人认为，“现代新儒家是在本世纪２０年代产生的以接续儒家‘道统’为己任、以服膺宋明儒学为主要特征，力图用儒家学说融合、会通西学以谋求现代化的一个学术思想流派”。这几个定义各有其道理，我以为后者较为全面、准确、简练。
现代新儒学是相对于先秦原始儒学和宋明新儒学而言的。一般认为，先秦以孔子、孟子和荀子为代表的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一阶段，称为原始儒学。经过宋明时期援佛入儒，对儒学进行改造，使儒学哲理化，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这一时期的儒学被称为新儒学，其哲学家被称为新儒家。海外学者已习惯用这种指称。“五四”前后，一批知识分子面对中国传统伦理和价值系统的崩溃，帝国主义文化的入侵和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欲图恢复传统文化的地位和价值系统，弘扬儒学，以适应时代潮流，是儒学发展的第三阶段，即时人所称的现代新儒学。代表这一社会文化思潮的有独立思想体系的学者，被人们称为现代新儒家，以区别于宋明新儒学和新儒家。
现代新儒学先驱：
梁漱溟、熊十力、贺麟、冯友兰
十九世纪下半叶以来，中国政治、经济、军事和社会状况日益恶化。西方列强将种种屈辱强加于中华民族，中国反抗列强侵略斗争屡遭挫折。在思想文化方面，西风东渐，传统伦理观念和价值系统分崩离析，中国在从传统走向现代的进程中，步履维艰。如何认识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和未来的命运，迎接西方文化的挑战，找到一条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正确道路，成为一代知识分子苦苦思虑的重大现实问题。这时期，各种思想学术流派应运而生：国粹主义派，中体西用派，全盘西化派，不一而足。其中，以梁漱溟、张君劢、冯友兰、贺麟、熊十力等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推崇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和价值系统，自本世纪２０年代起，力图在中西文化冲突、传统与现代的冲突中，保持中国传统文化的本体和主导地位，并以此为基础来会通西学、融合中西，以回应西方文化的挑战和马克思主义的冲击。这些知识分子便是我们所说的现代新儒家，他们所代表的社会思潮和学术文化思潮，便是现代新儒学思潮。
梁漱溟是现代新儒学的先驱。早在１９２１年，他就出版了《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他认为，东西文化差异在于“人生路向”上的根本不同。他以“意欲”向前、向后、持中为标准，将西方、印度、中国三大文化系统归结为三条不同的路向，认为只有以儒家思想为基本价值取向的生活，才能使人尝到“人生的真味”，因而儒家思想才是人类文化的理想归宿，“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在五四运动反儒学、反传统的高潮时期中，他就公开高举儒家旗帜，提倡孔学，鼓吹“走孔家的路”，除了“替孔子去发挥外，更不作旁的事”。
熊十力早年参加辛亥革命，中年崇信佛学，推崇法相唯识之学，后由佛归儒，以《易传》为宗，独创“新唯识论”的哲学体系。他认为“五四”以后，人们对西方科学技术的追求，实际只是情绪化地执著于西方思想的皮毛，是盲目崇拜西方的心态作祟。他要求对西方的认识必须与中国价值系统的重建相辅而行，即须先建立中国文化之“体”，而他的哲学就是从本体论上为此而作的努力。
贺麟倡导的是“新心学”。“新心学”是西方新黑格尔主义和中国陆王心学相结合的产物。贺麟对国粹主义和全盘西化的观念都持否定态度。他于１９４１年８月，在《思想与时代》杂志上发表了《儒家思想的新开展》一文，第一次提出了我们现在所说的“现代新儒学”意义上的“新儒学”概念，并对新儒学的思想观点作了详细系统的阐述。这篇文章被看作现代新儒学的代表作。在文中，他明确提出了“以儒家思想为本体，以西洋文化为用具”的主张。他认为，数千年来，儒家思想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得到改造，总是能够适应新的时代精神。根据对中国现代文化动向和思想趋向的考察，他断言，新儒学是中国现代思潮的主流，现实社会正在“蔚成一个新儒学运动”。他认为，“民族复兴，从本质上说，应该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儒家文化的复兴”。他主张输入与把握西方文化，以充实儒家思想。中华民族精神和文化的生死存亡，取决于能否把西方文化儒化、华化、中国化。“中国文化能否复兴的问题，亦即将西洋文化中国化是否可能，以民族精神为体，以西洋文化为用是否可能的问题。”
冯友兰提倡的是“新理学”。他在抗战时期写了《新理学》、《新事论》、《新世训》、《新原人》、《新原道》、《新知言》等“贞元六书”，集中宣传了他的“接近于程朱道学的那套思想”。他公开声明，他的新理学是“接着”宋明理学讲的，而不是“照着”讲的。所谓“新”，在于他以程朱道学为正宗，吸收西方哲学，主要是用新实在论的逻辑分析方法，研究中国传统哲学，改铸宋明理学，把新实在论与程朱道学融合起来，形成一个新的形而上学思想体系。
一般说来，以上梁、熊、贺、冯四位所代表的社会和学术文化思潮，是现代新儒学发展的前期阶段。解放以后，现代新儒学思潮，在大陆基本上处于销声匿迹的状态，主要转移到了港台地区，并得到了新的发展。
５０年代后港台新儒学代表人物：
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
５０年代，以唐君毅、牟宗三、徐复观、钱穆等人为代表的港台现代新儒家，著书立说，发表演说，奔波于亚欧美三大洲，宣扬以儒学为核心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价值系统，弘扬传统儒学。他们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对中国文化进行解析，用现代西方社会的弊端对照中国文化的长处，同时主张采纳西方文化中的某些积极因素，以重新建构中国本位文化。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由唐君毅执笔，牟宗三、徐复观、张君劢共同署名，轰动一时的文化宣言：《为中国文化敬告世界人士宣言》（副题是：《我们对中国学术研究及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前途之共同认识》）。“宣言”系统阐述了他们对中国文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以及中西文化关系等问题的基本立场和观点，提出了现代新儒家“返本开新”的思想纲领。
他们认为，现时东西文化应以平等眼光看待对方。他们站在民族本位的文化立场上，依据传统儒学（主要是陆王心学），竭力阐扬中国文化的价值。他们认为，中国文化以心性为一切价值的根源。传统的心性之学以性善论为主流。心性之学是人的道德实践的基础，它“依觉悟而生实践，依实践而更增觉悟，知行二者相依而进”。“心性之学，乃中国文化之神髓所在”，“不了解心性之学，即不了解中国文化”。中国伦理道德有人的内心精神生活的根据，及其所包括的宗教性的超越感情。其人生道德实践主张天人合德、天人合一，能使天人交贯，天内在于人，人上通于天。中国的义理之学，目标在于人的道德人格的完成。中国精神文明高于西方，西方人应向东方文化学习。同时，他们也剖析了中西文化各自的优缺点，探讨了中西文化的结合问题，并对世界未来文化作了展望。他们承认，中国文化必须接受西方或世界之文化，肯定西方的科学和民主精神。他们还对五四运动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作了否定性的评价，认为马列主义与中国国情不相容。
六七十年代，由于西方资本主义高度发达而带来了精神上的失落感、空虚感，由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由于中国“文化大革命”而造成的精神价值的解体，使现代新儒家们更坚信其思想方向之正确，因而更加活跃，掀起了“儒家复兴”的波澜。其基本观点与５０年代以来的现代新儒学是同一思想方向，只不过对马克思主义和五四运动的攻击更加明显激烈而已。
近几年来，随着人们对建国以来的社会发展屡遭挫折、经济建设落于人后的诘难，随着人们对“文革”中文化专制的反思，特别是随着改革深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磨难，开放过程中西方思潮的涌入，引发了人们对传统文化的价值、命运，尤其是和现代化的关系的探讨。在这股潮流中，现代新儒学思潮也播散到了大陆。思想史界、哲学史界以及历史学界，都有对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评价越来越高的倾向，特别是否定五四运动、否定鲁迅，诋毁五四运动造成了“文化断层”的观点，也大行其道。“儒学复兴”的倡导者们在大陆找到了“知音”，似乎看见了一线希望的曙光。
现代新儒学：
五个思想特征
大致说来，现代新儒学思潮具有如下特征：
一、有着坚定的民族文化本位立场。强调中国文化的“一本性”和优越性，肯定中国文化有活的内在生命力，主张以中国文化的价值为基本取向，塑造人格，建设社会，融合西方文化。
二、有强烈的民族文化“花果飘零”的心态，希望全民能对传统文化的价值“认同”，取得“共识”，以弘扬中国文化。
三、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很强的适用性和同化力，与现代化并不相矛盾，本身蕴含着发展科技的思想，包含着民主政治的根源。认为中道高于西器，西方科技固然好，但也带来了思想文化上的一系列弊端，而没有思想根基和道德自我调适机制的科技、民主，是无本之末。只有中国文化才能解决现代社会以及后工业文明的问题，西方应向中国文化学习。
四、中西文化可以融合。中国文化应吸纳西方文化中的科学、民主等思想，使自己不仅成为道德实践的主体，而且成为“政治的主体”。在中国文化的土壤中，吸收西方文化的养料，培养出现代意义的中国文化。
五、否定五四运动的思想方向。认为五四运动对中国文化的破坏多于建设，破坏了中国学术文化“道统”的继承，造成了民族文化的断层。
这些特点，反映了现代新儒家们的价值体系和基本政治立场。
总之，现代新儒学的思想，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加以扬弃，而不应简单否定，或者盲目倡和。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新视角
新视角
中共天津市委宣传部文章说：
要把群众情绪作为第一信号
文章说，细心地倾听群众呼声，体察群众的情绪，使一切决策和措施符合人民群众的意愿，博得群众的拥护和支持，这是党的群众路线的根本要求，也是重要的领导艺术。文章说，任何决策或措施，都必须顺应群众情绪，符合群众愿望；否则，群众情绪不高，甚至气呼呼，事情就不可能办好。群众情绪往往反映群众对现实生活中各种社会现象的感受、认识和态度，为了使我们的一切决策和措施都符合群众的愿望和要求，从领导的角度来说，就应当把群众情绪作为第一信号，及时把握群众情绪。
（摘自《求是》一九八九年第四期）
龚育之提出：
把企业文化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
《方法》杂志一九八九年第一期发表的龚育之的谈话说，企业本身代表一种新的文化。特别是社会主义现代化企业，无疑代表一种新的文化，有先进的生产力，有先进的科学技术，有先进的工人阶级，有先进的经营管理，有一种要求先进的、广阔的社会联系，有一种新的运转方式，它本身就作为一种文化在社会上存在。
先进企业代表的新文化也需要有一个与它相适应的更广阔的文化背景和环境。一个小生产落后环境的文化思想观念，与之格格不入，这就要做协调工作。协调的方向就是要使我们整个文化环境能够克服一切落后的东西，向现代方向发展。这一过程要求有一个新的文化环境，而整个社会的文化环境应当促使企业发展得更好、更健康，使企业的发展和整个文化的发展互相促进。
应当把文化的讨论搞得更宽阔一些，把企业文化摆在更重要的位置上，这是文化讨论更实在的意义。
钦本立谈：
传播媒介的责任和怎样取得信赖
《世界经济导报》总编辑钦本立一月三十一日在华盛顿与世界传播媒介协会执行主席莱里·默菲特和公共关系经理约翰·罗宾斯讨论传播媒介的一些基本问题时说：任何传播媒介要想取得大众对它的信赖，都必须做到如下三点：一是讲真话，讲实话，把事实原原本本地告诉读者，实事求是；二是要有多种声音，即同时发表各种不同的、甚至相对立的思想与观点，不仅要反映政府的声音，更要反映人民的声音，让人们根据事实独立地对国家大事做出判断；第三，要保护那些从根本上有利于改革与开放、有利于调动和激发人们的积极性的言论，要给那些想讲话而不敢讲话或没有机会讲的人、特别是知识分子提供充分讲话的机会。传播媒介的最大责任就是有助于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使人民充分享受民主与自由，过上更幸福的生活。具体到中国目前的实际，就是要有助于推动中国的改革与开放事业更顺利、更健康地发展，这是中国唯一的出路。
（《世界经济导报》四二九期）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经济运行的均衡与非均衡分析》评介
胡乃武 杨瑞龙
洪银兴同志在国内较早开始研究社会主义经济运行机制问题，最近读到他的新著《经济运行的均衡与非均衡分析》（上海三联书店出版），觉得他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运行理论方面又取得了可喜的新进展。
第一，本书循着新的思路分析经济运行和调节机制。这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已有的运行机制分析一般是依据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质的规定性，推导出我国现阶段的调节机制是计划机制和市场机制的结合。而本书则进一步展开分析，联系经济运行目标，选择合适的调节机制，寻求计划和市场结合的最佳形式；二是已有的运行机制分析一般重视深层的本质分析，推崇的是规范分析方法。本书则从深层的本质分析转向表层的状态考察，实证地分析现实经济运行的非均衡态，并规范地分析经济运行所要达到的均衡状态和目标状态，进而探求非均衡状态下的经济运行趋向均衡状态的有序结构和相应的调节机制。
第二，本书把均衡和非均衡分析作为对经济运行及调节机制进行表层分析的重要工具。这种分析与以往的综合平衡研究不同，着力研究微观经济放开、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后的经济均衡，并在规范地分析各个层次的经济运行的均衡态的同时，还实证地分析了经常存在的非均衡态及其在各个层次的经济运行中的表现。尽管作者实证地描述了非均衡态，但并没有放弃自觉组织均衡的努力。作者认为，非均衡在量上有一个社会可承受界限。尽管我们在现有体制下不可能根本消除短缺，但将短缺控制在可容忍界限之内是能做到的，更是必要的。本书强调，离开一定的目标值去研究经济运行的均衡态是无意义的，并进而专门考察了各个层次的经济运行的均衡所要达到的目标值。
第三，人们通常只是从微观和宏观两个层次来考察经济的运行，本书的分析则在这两个层次之间增加了产业结构这样一个中间层次，这使全书的体系结构更趋合理。因为相对于微观经济运行中的市场供求结构来说，产业结构是高层次结构，两者之间虽有联系，但并不完全重合。同时，我国宏观经济的总量不平衡虽然与经济结构的不平衡有关，但结构分析与总量分析毕竟还有很大差异。所以，作者把产业结构作为经济运行的中间层次加以研究，是很有见地的。
第四，本书在研讨经济运行和调节机制时，还注意运用现代科学提供的方法，得出了一系列值得注意的结论。（１）在分析有计划商品经济机体的结构时，根据系统论原理，作者认为，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不是机械的组合，而是有机的关联，它们在系统中发挥结合的、整体的功能。（２）引入控制论中的稳定和非稳定概念，对经济运行和调节机制作出评价，进而按照控制论要求设计计划调节的控制系统，根据“黑箱原理”确定计划调节的形式。（３）运用耗散结构理论考察非均衡经济运行的有序性，探求非均衡的经济运行形成有序结构的条件。（４）运用协同论分析调节机制的协同功能。作者的这种努力，是很有意义的。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学术动态
怎样理解和试行商业企业股份制
最近，商业部经济研究所和武汉市商委联合召开了“商业企业股份制理论研讨会”，着重谈了以下几个问题。
股份制与合伙、合作、合股制有严格区别。
参照股份制国际惯例，结合中国国情，与会者认为，社会主义商业企业股份制应当具有以下特征：（1）实行招股集资，企业全部资金划分为等额股份，在公有制基础上实现投资主体多元化。（2）股份制企业具有法人所有权，股东具有最终所有权——股权，一经入股便不能退股，但可以自由转让和买卖股票。（3）按股分红，共担风险。（4）持股者通过股东大会、董事会对企业经营者实行间接控制。据此，与会者针对我国目前有些商业企业试行股份制的做法强调指出，股份制和合伙、合作、合股制有严格区别，不能混为一谈。
合伙企业是出资人合议并通过合同成立的，合伙人的权益非经全体合伙人的同意不得转让，合伙人对企业债务负连带无限责任；合作制是劳动者的联合，参加劳动是取得收入的前提条件，合作社成员有退股自由；合股制是人的联合带动资金的联合，股东固定而明确，股票的转让受到限制，但可以退股。
推行股份制要有一定条件。
多数同志认为，就流通领域来讲，股份制适用于具有竞争性的大中型商业企业以及通过横向联合组成的企业集团或联合体。政策性亏损企业、利益独占企业不宜实行股份制。也有的同志提出，实行股份制应从两个方面结合起来考虑，一是是否具备实行股份制的条件，包括生产社会化程度、市场发育状况、信用制度及企业
自身素质等；二是企业是否有需要，如集资、生产经营要素重新组合等。不同时具备这两方面的条件的，不要盲目办股份制。
无形资产对商业企业特别重要，应作为股金的一部分归国家所有
无形资产对商业企业特别重要，是企业财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不能因为它看不见、摸不着而忽视它的存在。特别是少数大店、名店，以“招牌”为标志的无形资产常常是这些企业的巨大财富。位置优劣、政策变化等是经济发展形成的，企业信誉、声誉、商路、服务水平是企业职工多年努力的结果，应当加以评估，作为股金的一部分归国家所有。
无形资产如何评估，会上有三种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无形资产难以量化，最好通过国家和企业协商，找到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数额。另一种观点认为，无形资产要通过市场评估，即企业的股票价格。
还有的同志提出，就一个城市范围讲，无形资产可以通过本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同企业所在商业区同行业平均资金利润率的差率计算，也可用本企业的资金利润率同全市同行业平均资金利润率的差率来测定。
（王建华 田进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