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通货膨胀余悸未消，又担心出现经济滑坡。刘国光提出，解决问题的关键是“两手抓”：
紧缩总量 调整结构
●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治理经济环境不能着眼于压缩总需求，而应着力于
增加总供给
●一种不正确的心态：都想不伤筋动骨，在歌舞升平的景象中舒舒服服趟过
经济低谷
在接二连三的理论讨论会上，在喜迎新春的家家餐桌上，人们聚首议论，最关心的仍然是经济问题。一方面，通货膨胀余悸未消；一方面，又担心着出现经济滑坡。怎样找到国民经济柳暗花明的出路？带着这样的疑问，记者采访了著名经济学家刘国光。
老专家的书桌两侧齐刷刷的堆放着卷宗和书籍，显然已几经思考。他指出：“目前，在治理经济环境的过程中，我们确实遇到了‘两难’问题——坚持紧缩，会加剧资金的紧缺和资金周转的困难；放弃紧缩，新一轮的通货膨胀就会如脱缰野马，难以收拾。怎么办？看来必须抓‘两手’，一手抓总量的紧缩，一手抓结构的调整。”
谈到这里，他顺手翻开一摞材料，接着说，今日的“两难”并非头次遇到。１９８５年，针对当时经济过热，曾采取了总量紧缩方针，但到１９８６年初就招来一片抱怨声，甚至理论界也有人以紧缩造成“国民收入巨额损失”为由，反对紧缩。其结果是银根全面放松，过热的经济尚未“软着陆”又重新腾起。１９８７年第４季度再次紧缩也未能坚持下去，致使通货膨胀日益加剧。去年３月，在一次会议上，刘国光郑重地做了“正视通货膨胀”的发言。现在，他认为警钟仍需长鸣，问题仍应正视。
“为什么会一紧就叫，一叫就松，一松就胀呢？”
刘国光说：“这与一种似是而非的理论有关。这种理论认为，治理经济环境不能着眼于压缩总需求，而应着力于增加总供给。但是，剖析近几年国民经济，造成总量失衡主要根源是总需求过旺，而不是总供给不足。总供给在统计上表现为产值速度，从这些年每年递增１０％以上的工业速度来看，总供给的增长是不低的。我们现在遇到能源、原材料、外汇、资金的‘瓶颈’，正反映出相对于我国目前资源的承受能力来说，工业生产的总供给绝对量不是过少而是过多，问题在于供给结构不合理。所以，笼统地提增加总供给，就等于在已经过热的经济上加热，这显然是不妥的‘药方’正确的办法应是在控制需求总量上釜底抽薪，同时，调整供给结构，以增加真正的有效供给。”
说到增加有效供给，刘国光说，紧缩时期应当是进行结构调整的大好时机。我们要充分利用这个时机，灵活调度资金，灵活运用信贷、财政政策，支持那些真正提供有效供给的企业增加生产，进而优化产业结构、产品结构和企业结构。至于那些重复建设、重复引进、效益低下、浪费资源的工厂，则应像挤脓包一样坚决挤掉、淘汰掉。否则，如果不抓紧时机对不合理的、低效的经济结构进行大的调整，经济机体的沉疴必将在持续的通货膨胀中加重加剧，有可能演变为长期滞胀。这是我们应当竭力避免的。
实现治理经济环境的目标，是需要付出相当代价的。刘国光认为目前有一种不正确的心态令人担忧，那就是大家都想不伤筋动骨，在歌舞升平的景象中舒舒服服地趟过经济的低谷。这样的精神状态，难以承受紧缩的考验。比如社会集团消费，人人皆知需要压缩，但又不愿压缩到自己头上。去年年初计划压缩２０％，实际执行的结果反而比前年增长２０％多。如果各项紧缩措施照此执行，也会名紧实松，欲减实增，收效甚微。因此，从现在起，上上下下都要做好承受局部的暂时的痛苦的思想准备。企业办不好要关停并转；产品没有竞争力要被淘汰。紧缩的过程，势必成为扶优限劣，择优汰劣的过程。当然，紧缩期间，在社会保障制度、公共福利制度和公平分配政策（包括税制改革）等方面必须加快改革步伐，建立必要制度，以期缓解倒闭和失业给部分人员带来的困难，激发全体人员的积极性。 本报记者 董焕亮
第5版(国内专页（经济）)
专栏：
煤炭工业后劲在哪里？
本报记者 刘燮阳
没有煤，哪有电？没有煤，其它工业也上不去。煤炭供求关系再度紧张，后劲严重不足，投资政策、价格政策，矿工队伍都存在问题，出路在于开辟多种渠道，发挥多方面积极性办矿；改造挖潜，提高现有矿井生产潜力；正视煤价问题，并且逐步理顺；同时百倍地关心矿工生活。
从去年开始，连续３年煤炭供求关系暂时缓和的局面发生了变化，全国煤炭社会库存量逐步下降，特别是华东、东北、两广、两湖等缺煤地区，多次告急。
据有关部门预测，这种紧张状况，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不但得不到缓和，反而有加剧之势。在“七五”计划安排中，１９９０年全国煤炭产量确定为１０亿吨，比１９８５年实际产量仅增长１．３亿吨，平均每年增长２６００万吨。而电力、钢铁工业、生活用煤三项合计需增供３７６０万吨，每年缺口１１６０万吨。再加上其它行业用煤，“七五”期间累计煤炭缺口将近７０００万吨，到本世纪末，工农业总产值如按年均增长６％的速度规划，一次能源需要量最少需１４．７亿吨标准煤，供需矛盾更为突出。煤炭工业后劲不足，将会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发展。
缓解能源紧张，重要的措施是增加对煤炭工业必要的投入。前两年，由于煤炭有了暂时的缓和，有的同志以为煤炭问题已经解决，这是一种误解。煤矿的建设周期比较长，大中型矿井从破土动工到生产一般都需要１０年左右时间，不给煤矿及早的投入，到时候想要煤是要不出来的。这些年来，国家对煤炭工业虽然给予了一些投入，但投资太少，远不如电力工业，没有煤，哪来的电？统配煤矿“七五”建设总投资３１５亿元，前４年应安排投资２５２亿元，实际安排２３５亿元，少投资１７亿元。在投资少的情况下，４年只开工矿井４９９２万吨，少开工８３８０万吨；４年预计投产矿井８９９１万吨，少投产４２２１万吨，这就给今后的煤炭生产带来极为严重的影响。
解决煤炭的投资，要开辟多种渠道，光靠中央财政，是难以承担的。要充分发挥地方办矿的积极性，要很好利用外资发展煤矿。煤矿建设基金的筹措，应当逐步摆脱迄今为止完全依赖财政，有钱就多给，没钱就少给的状况，原则上应是谁用煤谁出钱办矿。
合理用好投资，挖掘现有矿井的生产潜力，是提高煤炭生产的重要一环。应当承认，我国一些骨干煤矿，长期以来处于负荷过重而投资不足的状态。一批老井相继进入衰老报废期，预计统配煤矿在２０００年前要报废矿井能力４３００万吨，衰老井减产３０００万吨，衰老和报废井共减产７０００多万吨。在这种情况下，煤炭生产是不是无能为力了呢？答曰：否。只要看看我国煤矿工作面的状况就可看出问题。目前，全国统配煤矿机械化的程度只有３０％以上，地方煤矿只有１５％左右，也就是说在１０亿吨煤中，绝大部分是靠人工开采的，效率很低，即使已经采用机械化的工作面，效能也未充分发挥。如果我们很好发挥机械化的效能，提高工作面单产、单进，提高效率，提高回收率，１年就可增产上千万吨煤炭。因此，今后要合理利用资金，选择一些储量丰富、条件较好的煤矿，通过加强管理，提高机械化程度，进行扩建和技术改造，挖掘潜力，减人增产，弥补老井衰减。
煤炭价格问题是最敏感的问题，也是影响煤炭生产发展最重要的问题。不解决，煤炭工业缺乏“输血”机能，哪里能有后劲？据全国工业普查资料，自１９４９年至１９８５年，国家对煤炭工业的投资累计达７５８．９亿多元，同期回收的利税仅占投资的２９．６％，这不仅大大低于工业总平均回收率（２０７．１８％），而且也低于采掘工业平均回收率（９２．１３％）。近年基本建设投资虽然名义上改为贷款，但由于煤矿根本没有还本付息的能力，实质上仍然是无偿投入。而且，国家每年还要拿出一大笔钱补贴煤矿亏损，以１９８７年为例，国家１年要拿出７０多亿元的资金（投资５８．１亿元，亏损补贴１４．４９亿元），实际上是通过煤矿供应低价煤的形式暗补了用煤单位和地方。在这样一种情况下，用煤行业和地方都不愿把钱投在办煤矿上。这几年各省（区）对于煤矿的投资为９．５９亿元，１９８６年减为７．１５亿元，１９８７年为７．６６亿元。如果扣去建设用原材料涨价因素，实际的下降幅度还要大些。
从煤矿自身来说，由于煤价太低，煤矿的生产费用不能从售价中得到补偿，长期靠国家补贴过日子，又加上国家的财政困难，给煤矿“输血”无法输足，使煤矿长期陷于困境。从１９５９年到１９８８年的３０年间，统配煤矿全行业亏损的年份达到１１年。企业亏损而超过５０％的有１９年。１９８７年的亏损面达到７２．８％。地方国营煤矿的企业亏损面也达到５３％。煤炭涉及各行各业，涉及千家万户，煤价问题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解决这个问题需要时间和过程，但是，不能回避，只有逐步理顺煤价，煤炭工业才能健康发展。
稳定矿工队伍，百倍地关心矿工生活是增加煤炭工业后劲不可缺少的重要保证。煤炭行业职工作业条件艰苦、危险。国外的矿工工资普遍高于其它行业。在我国的前２０—３０年内，煤炭行业的平均工资也一直居于各行各业之前。近几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已经由１９８４年的第４位降到１９８５年的第１２位。１９８６年工资调整后一度回升到第３位，但由于全行业亏损，工人拿不到应拿的工资。１９８７年工资水平又降到全国第１１位。这种状况怎么能够稳住煤矿工人队伍？
现在离２０００年只有１２年了，作为主要能源的煤炭生产，不安排好，不重视后劲，到实在不能为继的时候再抓，就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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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快语新言
消费者是收买不了的
文牛
市场上，为什么次品、劣品以至假冒商品屡禁不止？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正之风充当了保护伞。
生产次劣产品的那些厂家，不懂得产品质量的重要性吗？如果请他们的厂长作个报告，可能讲得头头是道。他们不懂得次品、劣品要坑害消费者吗？懂得，甚至比那些不了解底细的消费者更懂。但是，为了赚钱，这些都丢掉了，他们千方百计地以不正当的手段推销次劣品。订货会上大送其礼，给外单位采购员以回扣，给主管部门的人以贿赂来取得“通行证”……办法诸多。
商业部门的采购员、经营者，不能识别次、劣品吗？论他们的商品知识、经营经验，多数情况并非如此。但他们吃了人家的，拿了人家的，得了人家的好处，就要进人家的货，反正好处是自己得，倒霉的是广大消费者。
一些掌握鉴定、审批权力的部门，也存在着类似的“猫腻”。
治理、整顿，当然要采取措施反反这些不正之风。但说实在的，一般的教育，一般的行政措施不易奏效，因为这些勾当往往是在正常经营活动的外衣下隐蔽进行的。
最好的办法，是搬动消费者这位“上帝”。消费者有最后决定权，不管你怎么捣腾，反正我不买。消费者还有一个巨大优势，那就是他们可以组成一个鉴别、监督产品质量的“天罗地网”，再大本事的次、劣品也难以逃遁。
但是，广大消费者的弱点是知识不足和条件的限制，对产品质量往往一时难以识别，对那些花样翻新、技术较高的产品更是如此，再加上消费者若干心理上的弱点（在供不应求时表现尤为突出），往往容易受骗上当。
帮助广大消费者提高识别力就成了一件有重要意义的工作。最近，国家技术监督局首次公布了一批劣质产品及生产厂家名单，轻工部也将一批造成恶果的劣质产品及生产厂家拉出示众，是非常得人心的“英明之举”！甚至可以这样设想：这类名单，除在报上公布外，作为一种“黑榜”，在对口的商店的恰当地方张贴，给次、劣品做反面广告。
商品经济之所以能够对社会生产发生巨大的推动作用，就是因为它把不能收买的广大消费者推上了市场“主宰”的地位，因而使经济活动有了最公正、最有效的裁判者。换句话说，没有这一点，也就没有真正的商品经济。我们确实需要在这方面动更多的脑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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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经济万花筒
名之过？人之过？
小可
不知从何日起，一些厂家在商场租柜台，其名曰信息之窗：既卖货，又“回收”顾客对产品的意见。
那一天，笔者在东大桥百货商场卖儿童服装处，看见厂家经营的一角（胸前有小牌牌为证）。在我想来，厂家派出的，当然能介绍本厂产品的特点，又能听听顾客的意见。然而，不。你问这，没有；问那，不知道。你对她说，是否能作为信息，多生产一些什么样的儿童服装。她两眼盯着远方，不屑一顾。先前我以为是特别一例，后来观察过一些类似的“信息窗口”，发现多是如此。于是，我对它是否能名副其实，颇有怀疑。
我想，工厂把这样的人派到“窗口”上，算是倒了邪霉！
有一个电视常有广告、人们较为熟知的名牌电冰箱厂，在最近的一次企业管理优秀奖评选时，竟然落选了。原因很简单：某消费者买的这个厂生产的电冰箱出了毛病，和厂家联系请他们的维修部去维修，遭到了冷遇，更谈不上维修。评委们闻知此事，几乎一致投了反对票。
这个厂家丢掉一次获得重要荣誉的好机会，冤不冤呢？又冤。又不冤。说它冤，是因为从总体看来，这个厂家的电冰箱质量确实不错。说它不冤，不注意售后服务，产品紧俏人也跟着“牛气”起来，不珍惜用户的意见了，理应受到批评。越是名牌，越不要以名牌自居摆架子，越要搞好服务；越是抢手的时候，越该注意产品质量和服务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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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寻找新的聚合力
新华社记者 陈雅妮 李正华
几乎所有的企业都面临着一个困扰：奖金额的膨胀和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并不
成正比！而传统的思想政治工作又失去了往日的权威。何处是企业精神世界
的绿洲？靠什么力量有效地聚集我们的队伍？上海一批优秀企业从这个起点
上，开始——
寻找新的聚合力
企业不仅是“利润机器”，企业成员也不止是效益的实现者。
“工作和家庭，是人生的两大支点。对于工人来说，他的人生寄托有一半在企业，企业应该成为职工人生价值的归宿。”
上海溶剂厂厂长周伯华把这个观点作为他领导企业的一项重要原则。他一直在反省一个问题：究竟怎样认识企业功能？企业基本功能是创造利润，但是如果把企业完全等同于“利润机器”，职工作为企业主体的地位也就淡化甚至颠倒。如今连西方国家也开始探索以人为中心的“企业文化”的内聚力，我们这个历来重视精神因素的国度，为什么不发挥自己的优势？
于是，１９８７年初，在“企业文化”这个外来语尚未时髦起来的时候，周伯华就将它写进了作为企业发展大纲的《上海溶剂厂绿皮书》，并将它演绎为“尊重、理解、平等、参与”。１９８８年工厂实行劳动人事制度改革，周伯华的程序是先干部后工人。当时，他虽然已由主管部门任命，但坚持要来一次全员无记名投票，并当场宣布，票数不过２／３自动辞职。全厂职工表现出异乎寻常地关切和兴趣，投票结果，赞成票占７５．８１％。
以后便是由上而下的逐级竞选、聘任，完全按民主程序进行，谁也不能以个人意志来左右人选和选票。周伯华就是用这样一些看上去有点极端的办法，灌输一种文化意识。
许多企业领导人在对种种现象的困惑中，也有类似周伯华的顿悟，他们不约而同地在满是数字的思考中，引入了这种“文化”。
上海煤炭装卸公司有许多职工曾经对自己的工作厌烦透了，称公司所在的上港七区是“上当吃亏，倒霉（煤）吃灰”。怀着这种心情，每天上班，无异于是苦役。可是如今，就在许多企业慨叹职工队伍涣散时，这里却敬业成风。
在上海煤炭装卸公司，各个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需要的场所。有特长爱好的年轻人可以参加兴趣活动小组，心灵手巧的女职工可以去“女子大世界”，老工人有“福禄宫”消遣，劳碌的干部们有“一轻松”舞会。在一年一度的公司艺术节之夜，一群青年工人结伴渡江，要隔着黄浦江看看自己的码头，看看自己的公司。职工这种心态变化，仅仅靠制度管理恐怕是难以实现的。
厂长的中心地位，决定着他对企业精神、风格、价值观的影响。
１９８８年元旦刚过，在上海瑞金大厦几间高层写字间里，兴起了一股小小的“二纺机热”。一连半个月，每天都有成群结队的人来此探寻。原来，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正向社会招聘１５０名技术和管理人员。招聘广告上亮出的是“科技立厂”宗旨，并没有“待遇从优”的许诺，但填表报名者竟达１８００之众。这里面不少是在上海市区有一份好工作的干部、工程师，而二纺机从地理位置上讲，可是上海的“西伯利亚”！就在前两年，这个厂还“招不进，留不住”，从１９８４年到１９８６年，３年有４５０人“跳槽”，占全厂职工人数的１／１０！仅两年时间，二纺机何来这么大的吸引力？
不妨请几位应聘者来回答：
二纺机有个“敢为天下先”的厂长，跟着这样的“头”干起来有劲；
领导班子有生气，投靠这样的企业有奔头；
……
人们择业的眼光，正在被企业家的魅力所吸引。
商品经济的发展把企业家们推到了经济舞台的前面。企业家的作用日益突出。一位优秀的企业家，可以使企业“起死回生”，在“敌手”林立的竞争中成为强者；而不称职的企业经营者，也可能会使前景灿烂的企业失去光辉。
上海第二纺织机械厂厂长黄关从以及这个厂的领导集团，确实风格独异。１９８７年，在上海大中型企业中，黄厂长第一个主动要求试行全员承包；去年，他们第一个争取外贸出口创汇承包；同年１０月，他们又“挤”进了放开经营试点企业的行列。
这种主动改革的结果，使工厂在两年时间里，利润分别增长１９．５％和２８．４％，出口创汇由１９８５年的５０００美元，猛增到１９８８年的１１２８万美元。而职工生活福利也随之得到较大改善。
黄关从认为：企业家的魅力，并不仅仅是因为一种开拓精神，一种勇气，它还必须具有动人的气度和透明的行为。
这个厂承包初期，职工们对承包后的个人所得期望很高，对领导的有关分配政策理解也不尽相同，全厂议论纷纷。黄关从和厂领导决定与职工开展“对话”活动，用集体谈心的形式把承包内容、分配原则、领导意图解释得一清二楚，终于赢得职工的好评和支持。现在这种对话已在厂里形成制度，每月至少举行一次。
黄关从及其伙伴们正是以这样一种风格和气度，使“二纺机”在社会上树立一个“毛遂自荐、超前改革试点企业的形象；在企业内部，这种高密度快节奏的思考和行进，使得上上下下都处于一种兴奋和紧迫之中。一个新的工时定额，就使各个岗位的效率平均提高１５．８８％。所有的会议、党团活动以及环境清扫，全部在业余时间进行。在他这里，没有许多厂长“一手抓物质文明，一手抓精神文明”而“分身无术”的苦恼，他就是用这种浓墨重彩的大写意塑造着企业的形象，像磁铁一样感染和吸引着全厂的干部职工。谁能说这不是政治思想工作呢？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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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偷油鼠”没法治了吗？
今年2月15日，华北油田北部廊东油田316井铜套被盗，井喷10多小时，不法者逃之夭夭，地方向油田索要赔款10万元。这个油田自1988年9月至今，不法分子进油田盗走油井铜套放油，造成农田污染、油田赔款的事已有七次了。油田喊冤：怎么就没有强有力措施来治一治“偷油鼠”！李建都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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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悲哀带来的反思
这里没有丁点葬礼的气氛，有的只是哭声和悲哀，反思着人生的价值。
这几位是江油市三合乡喻家观村五组的农民。他们刚掩埋了各自儿子的骨灰回来。
原来，1月17日，天刚黑，这几位农民的儿子携带塑料油桶去附近的川西北石油矿区采气队偷原油，翻墙越网进了该队油罐区，却一去不复返，事后在油罐区的排污池内打捞起了他们几人的尸体。经公安干警连日侦破和法医的验尸结果，系“原油中毒致死”。真可怜养育他们的父母们。
游支健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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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佗：土地爷，你患的是营养不良症！王成喜（原载吉林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