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治·法律）)
专栏：
认识新变化 迎接新考验
中共河北省委书记 邢崇智
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相比，社会环境发生的主要变化有：由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的变化，体制的变化，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分配结构的变化，利益集团的变化，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
新情况使党面临的新考验，主要表现在：坚定信念的考验，履行宗旨的考验，更新观念的考验，坚持党性原则的考验，廉洁持政的考验。
我们党目前正处在一个历史性的大转变时期。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相比，社会环境发生了一些什么新变化呢？大体上可以归纳为六个方面。
由封闭到全面改革开放的变化。改革开放冲破了经济体制上的僵化模式，使经济活跃起来，也使民族精神获得了新的解放。但是，改革开放确实带来了一种腐败的危险，这种环境有滋生腐败现象的土壤和温床。
体制的变化。改革打破了产品经济体制上过分集中统一的模式，正在向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转变，向现代经济转变。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改变长期形成的党政不分、以党代政，实行党政分开，理顺党政关系，旨在加强党的领导和政府职能。
所有制结构的变化。国家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同时允许私有经济作为公有制经济的补充而存在。单一的公有制发展为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多种所有制形式；公有制内部实行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形成多种经营方式。这样，出现了全民所有制，集体所有制，个体所有制，合作经济，股份制，中外合资、合作，外商独资等多种所有制形式，形成了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的局面。
分配结构的变化。在保持按劳分配的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允许存在一些其它分配原则。在现行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经营收入、风险收入、投资收入、租赁收入等合法化了。社会成员收入档次的拉大，导致人们生活水平和生活方式上的差异。
利益集团的变化。商品经济的发展、多种经济成份并存，社会成员的经济地位和收入也发生了很大变化。这一切不断改变着社会成员的构成，把社会成员分化成不同的利益集团。经济结构的变化造成阶级结构的分化。在不同的利益集团中，形成既是改革和前进的主体，又是维护旧体制的载体的具有大跨度反差的矛盾体。
社会文化结构发生变化。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得到进一步发扬的同时，还吸收了外来的有益文化。但随着先进科学技术的引进，西方一些本质上腐朽的思潮、文化和生活方式也相随涌了进来。
社会环境发生的这些新变化，出现的这些新情况，给我们党出了一张高难度的考卷，使党的组织以及每一个共产党员都面临着新的严峻的考验。
我国是一个在贫穷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社会。由于人口多、底子薄、基础差，生产力落后，现在我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仍然居世界后列，劳动生产率和经济发展速度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实行开放以后，一些同志在两种社会制度的横向比较中，忽略了发展阶段的不同，把发展的不同阶段同社会制度混为一谈，产生了到底是社会主义制度好、还是资本主义制度好的疑虑，对党的最终目标感到迷茫，甚至发生动摇。实现共产主义的崇高理想，还要不要始终如一地坚持下去，这是一种考验。
改革引起社会各方面利益关系的调整，由此而引起的矛盾、摩擦和碰撞，波及包括共产党员在内的每一个人。能否继续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自觉地为了党和国家以及人民的利益牺牲个人利益，这是又一个考验。
贯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发展生产力作为改革开放的出发点，对僵化的经济模式和政治体制的某些方面进行改革；对附加在社会主义制度上的错误东西加以清理；对有利于发展我国生产力的别国经验加以吸收，等等，都需要我们破除旧观念，树立新观念。改革开放就其性质和所引起的社会变革的广度和深度而言，是我们党继夺取政权之后所领导的又一次广泛的社会革命和思想观念的革命。能否自觉地实现观念的更新，以便更好地投身建设和改革，也是一个考验。
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会产生一些矛盾，遇到一些困难。出现这种情况，共产党员能否坚定不移地坚持党性原则，严守党纪，顾全大局，维护党和人民的利益，这是第四个考验。
改革开放给党的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但另一方面，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一切向钱看”、“拜金主义”等思潮也会侵蚀到党的肌体，滋生以权谋私等不正之风，使党内出现某些腐败现象。能否有效地拒腐蚀，保持廉洁作风，清廉从政，这是第五个考验。
首先要认识社会环境发生的这些变化，并针对这些变化，抓好党的建设中一些带根本性的工作，使我们党的组织和共产党员迎接和经受住这些考验，把我们党真正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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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加强廉政建设 遏制腐败现象
——访中纪委副书记陈作霖
本报记者 陈维伟
记者：七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许多代表谈到党内腐败现象和廉政建设问题，您对此有何看法？
陈作霖：我认为，在我国社会大变革时期，随着改革的逐步深入和新旧体制的交替，确有少数党员干部乘隙贪污受贿、弄权勒索、徇私枉法，这些行为已经成为阻碍改革和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问题。对这些腐败现象，一不能大惊小怪，这是社会大变革过程中出现的渣滓，而不是我们社会制度衰败的表现。二是不能掉以轻心，必须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加强廉政建设，认真加以解决。
抓和不抓大不一样
记者：遏制腐败现象，说来容易做来难，目前各地有哪些“锦囊妙计”呢？
陈作霖：其实，这并没有什么奥妙和绝招，关键在于领导重视决心大，亲自动手认真抓，真正把廉政工作摆到议事日程上。北京东城区、上海黄浦区、山东的烟台、黑龙江省的肇东市等许多地方的事实，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河北邢台地区抓廉政不是停留在口头上，也不满足于一般号召，而是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做起，从自己做起，从群众最关心、意见最大的“热点”和“难点”抓起，从上往下抓，上下一起抓，抓出了成效。可见，为政不廉的问题并不是什么“顽症”，但医治起来，一定要花大力气，动真格的，来实在的。同样，廉政工作抓得不够好，或者消极腐败现象比较严重的地方和单位，有的是领导官僚主义，不了解真实情况，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有的领导虽然了解情况，但“怕”字当头，睁只眼，闭只眼，不敢抓不敢管；有的领导从局部和小团体利益出发，对腐败现象听之任之，甚至庇护和支持；有的是领导带头干的，极个别的甚至是集体研究决定的。许多事实说明，抓与不抓，效果大不一样。
要靠制度做保证
记者：有些地方抓廉政工作，喜欢摆花架子，流于形式，这个问题应当如何解决？
陈作霖：廉政工作要深入，制度建设要跟上，并使之规范化、科学化。比如，许多地方先后实行了“两公开一监督”的办法，把办事制度、办事结果公开，加大了透明度，把党政机关、党政干部和执法、公用事业部门置于党内外群众的监督之下，不廉洁的行为就失去了藏身之地。谁也不敢乱来、胡来，否则就难以逃脱应得的惩处。这种外部监督简便易行，事半功倍，特别适合于那些和群众有广泛接触的部门，对解决那些直接侵害群众利益的问题是一剂良药。最近，我在河北调查时了解到，保定市正在总结建立内部制约机制，规范权力行为的经验。他们通过改善党政机关和一些经济职能部门的管理制度，强化“内约机制”，把各种权力的行使都置于法规、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之下，有效地遏制了权力的商品化。“内约机制”的特点是从内部着眼，进行权力分解、管理交叉、干部换岗和以责制权，解决那些群众不便监督，或利害相关、互惠性很强的问题。对损害国家和集体利益以肥个人、损害全局利益以利单位和部门的行为，是一种强有力的制约。无论是外部监督还是内部制约，都有其独特的功效，都能有效地防止以权谋私、假公济私和权钱交易的腐败现象，都是从制度上保证党政干部的廉洁自律。但不管哪种措施都有其长处和短处，只有相互补充，协调配套，综合治理，才能把腐败现象限制在最小的范围和最低的程度。
功夫下在落实上
记者：群众有句话，叫做“红绿灯下无警察”，是说有的地方搞廉政虽然也有制度，但发挥不了什么效能，定了制度无人监督，违反制度无人查处，您对此有何见解？
陈作霖：从各地的经验来看，要把廉政工作落到实处，必须建立严格的廉政责任制，一级对一级负责，层层抓落实，并把它作为考核干部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同时，指定主管部门和有关单位进行定期检查和必要的抽查，发现问题及时进行处理。对抓而不紧，抓而不实的，要进行批评教育；对失职渎职的，除给以经济处罚外，还要给予党纪政纪处分。这样做，是非分明、责任分明、奖惩分明，廉政工作也就落到了实处。
记者：您对当前廉政工作形势如何估价？
陈作霖：从总体上讲，形势不错，抓好廉政工作有许多有利条件：一是党中央、国务院对廉政工作十分重视，多次发出文件和指示，各级党委、纪委都在认真贯彻落实，并已取得初步成效；二是治理整顿和调整改革的深入开展，已经为搞好廉政工作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条件；三是各地区、各部门总结、积累和创造了一些新鲜经验，许多地方已经形成廉政的“小气候”，并且覆盖面越来越大。所以，我们的党和政府完全有能力依靠自身的力量，依靠自我净化的功能，依靠广大群众的监督和支持，能够用健康的力量来抑制和清除队伍中存在的某些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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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农民入党要求淡化现象透视
有人说“党员不党员，反正都挣钱”
有人说“我想成为党员，又怕入不上”
前一段时间，有关部门在安徽省含山县房圩行政村党支部对党员的状况作过一次调查。这个支部有４个党小组、２４名党员，占该村全村人口总数的１．７２％；党员中文盲占党员数的５４．２％；党员中绝大多数是６０年代入党，５０岁以上的占５８．３％。鉴于这种状况，培养吸收有文化的农村青年入党，是加强支部建设的当务之急。但是，有入党要求的人太少，发展党员工作困难。为什么会出现农民入党要求淡化现象呢？该村的调查情况表明：
衡量人的标准发生变化。不少群众认为“党员不党员，反正都挣钱”，争个党员还要事事带头呢！村干部说：过去群众对党员高看一眼，现在群众只对致富的人高看一眼；过去农民群众衡量人的标准多从政治着眼，而现在更多的转向了经济，图实惠。
对入党目的理解模糊。被调查的大部分群众，对入党究竟是为了干什么并不清楚。不少群众说：没有文化入党有什么用，又没有能力当干部。这反映不少人把入党的目的错误地认为是当干部，有个人前途。有文化的群众多数理解党员的概念，只是出于其它原因而不提出申请。
怕面子上不好看。许多群众说：我也敬仰党，想成为一名党员，但又怕申请入不上，让人笑话。在已经申请入党的５人中，几乎都是出于这个原因而推迟递交入党申请。同时，这几个要求入党的同志多数是基层干部，只是考虑到工作需要，才逐渐打消了顾虑。
党员在群众中威信下降。该村党支部的主要精力用到各种事务性工作上，由于催粮、收钱和搞计划生育有时伤害了群众感情，干群关系紧张。同时，党组织活动不正常，党员素质差。有少数党员参与赌博，违反计划生育规定；少数党员不起先锋模范作用，不带头交公粮、交农业税；党员中少数人的人情风、吃喝风比较严重。所有这些现象群众看在眼里，对党的威信有不同程度的损害。
（安徽《党员生活》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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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当兵窝囊不窝囊？
——一起军民纠纷引出的话题
新华社记者 赵苏
事情发生在京郊一座军营。
３月１６日晚６时许，３名地方青年酒后驾驶一辆５５马力的胶轮拖拉机，径直向某坦克团车场大门开来。车场值班员、战士冀春奇拦住问道：“你们干什么？请下车登记”。３青年出口不逊：“你他妈算那一路的？”说着，强行将拖拉机开进车场。小冀怕发生意外，将大门上了锁。３人开车出来时，再次和小冀发生争吵，并对小冀拳脚相加。小冀也用锁门的铁链还了一下。闻声赶来的团政治处副主任周邢平批评小冀不该还手，并责令他向对方道了歉。
这事在干部战士中引起了议论。
战士们的“牢骚话”
小冀虽然向地方青年道了歉，却一肚子委屈：自己履行职责，无辜挨了打，还挨了领导的批评，实在窝囊！不禁流了泪。
不少战士同情小冀，也跟着发起“牢骚”：
“前年咱团有４名战士外出时在公共汽车上被打，现在不出门也挨打，军人的地位越来越低了。”
“入伍前，我对解放军羡慕极了，想不到当了兵却受窝囊气。”
“现在当兵的处处被人瞧不起，乘公共汽车，别人生挤愣撞也没人管，军人要是一挤，难听的话来了。不挤吧，就别想按时归队。”
“军人乘车从来是‘站票’，老人、抱小孩的妇女上了车都愿意往军人旁边站，你好意思坐吗？”
“咱当兵尽义务，不是图的钱，每月一二十元津贴费，咱也不嫌少。可社会上有些人却嫌当兵的寒酸、土气。咱若是不来当兵，在家做买卖，也能赚大钱。可是人人都想赚钱，谁来保国呢？”
“唉，我看打起仗来当兵的就吃香了。有句顺口溜说我们打仗时是最可爱的人，救灾时是最可亲的人，没仗没灾时是最多余的人！”
战友们的宽心话
“不能这么说。”一位一直低头不语的老战士说话了：“瞧不起当兵的人毕竟是少数，绝大多数群众还是爱护、尊重解放军的。就说前年我们团４名战士在公共汽车上被打的事吧，好多素不相识的乘客都替战士说话，主动向司法机关出具证明材料，地方领导还亲自到部队来道歉、慰问，凶手也受到法律制裁。我们不必为个别人的言行生气。”
“对，老人、抱小孩的妇女乘车愿意往军人身边凑，群众遇到危难时愿意求助解放军，这是对军人的信任，是对咱当兵的高看一眼。”
“有道理，要让人民尊重我们，我们自己首先要自尊自爱。应该时刻想到自己是一名军人，要处处注意维护军人的荣誉。我们有少数同志外出时衣帽不整，言行不检点，这就难怪群众看着不顺眼了。”
听了这些议论，小冀的脸上慢慢露出了笑容。他说：“在同地方青年发生纠纷时，我也有过错，处理问题态度不够冷静，方法简单生硬，也不该还手。”
指导员的心里话
记者请指导员何树灿谈谈对这件事的看法。他说：“认为当兵‘窝囊’，当然不对，‘牢骚’难免偏颇。不过在战士、包括一些基层干部中，确实有不少人缺乏光荣感，自豪感。我们只能加强教育，正确引导。可是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军人有无光荣感、自豪感。除了军队因素，还有社会因素。党和政府、广大人民群众对军队是关心的、重视的，但也有一些人对和平时期军队的地位、作用缺乏认识，对八十年代的军人缺乏了解。战士们常说：苦点累点都不怕，就怕听人风凉话。我们讲了半天当兵光荣，一句‘傻大兵’，他的心又冷了半截。战士都是青年人，不能要求他们一穿上军装就什么都能正确对待啊。我恳切地希望社会各方面都来关心、支持部队的建设。”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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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东川市公安局干部制度改革的新尝试——
谁的信任票多谁就当所长
“我年方２８，上过大专，又干过刑侦和治安工作，还做过办公室工作，之后又当过派出所指导员。我知识面较广，而且还容得了人，我有信心当好派出所长！”这是前不久在云南省东川市公安局组织的民主选举派出所长的大会上，原新村派出所指导员黄洪即席发表的竞选演说。
黄洪的话音刚落，汤丹派出所民警王吉福站了起来，他慷慨陈词道：“我的优势在于吃得了苦，喜欢多干工作，不愿碌碌无为地混日子，做庸人，最怕没事干和过星期天……”
他俩的话不多但语气中肯，有板有眼。
大伙儿根据他俩的思想素质，工作能力，并参考他们的演说辞，纷纷投出信任票。
投票结果：黄洪全票通过，王吉福以多数票当选，双双成为新村和汤丹两个派出所民主选举的第一任所长。
选举结果与上级的预测基本一致。
干警们深有体会地说：只要把选拔干部的德才标准交给群众，自下而上选出的干部更有坚实的群众基础。这样做，既尊重了群众，上级也满意，真是两全齐美，皆大欢喜。
赵乐山 毛诗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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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西藏平叛前后
——访前藏军司令拉鲁·次旺多吉
本报记者 卢小飞
今年３月１０日，是西藏反动上层分子发动武装叛乱３０周年；而３月２０日，则是中共西藏工委会和西藏军区奉命平息西藏叛乱３０周年。这两个日子，以及３０年前发生的一切，使现西藏政协副主席、前藏军司令拉鲁·次旺多吉感慨万千。面对记者的采访，他回忆了这一非常事件的前前后后。
那是一个多风的３月，噶厦（原西藏地方政府）三品俗官拉鲁·次旺多吉尚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处于人生的三岔路口。噶厦政府器重他，共产党、解放军对他也不错。
事件始于达赖喇嘛要到军区看戏。那时候，达赖喇嘛与军区首长们的关系已经相当不错。听说军区文工团从内地引进新的节目，达赖喇嘛极有兴致，文工团也曾到布达拉宫为达赖喇嘛专场演出，但有些大型的剧目需要复杂的灯光布景，于是达赖喇嘛向军区副司令员邓少东和工委秘书长郭锡兰提出去军区看演出，并择定藏历２月初一，即３月１０日这一吉日。
拉鲁说：那时我常去军区，我记得很清楚，那出戏叫《红霞》。
然而，这天早晨，有人放出了谣言：“军区要假借看戏劫持达赖喇嘛。”谣言在拉萨城不胫而走。笃信佛教、崇尚达赖喇嘛的信徒们听此谣言，蜂一般拥向罗布林卡（达赖喇嘛夏宫），希图阻止达赖到军区看戏。
谣言是罗布林卡的一名下级僧官丹玛觉放出来的。这是拉鲁在参叛入狱后听同室的次丹平措说的。次丹平措是伪人民代表会成员，了解不少内幕，后来死在狱中。
拉鲁以为这谣言不可信。但他也深知，那些百姓们容易听信谣言。“历史与现实总有许多相似之处。”说到这，他插了一句。拉萨最近发生的几次骚乱也都有谣言的背景，造谣者常常利用信徒对达赖喇嘛的感情，挑拨是非，很多人上当受骗，一哄而起之后就越发不可收拾。１９５９年３月１０日那天正是这样，暴怒的人群在罗布林卡门口打死了爱国僧官堪穷索朗降措，将尸体绑在马后狂奔示众，有人嗷叫：这就是靠近共产党的下场。这场面使暴乱持续升级，更多的人被裹挟进来。这正是预谋者所期待的，他们已经磨刀霍霍了。
３７岁的三品官拉鲁还来不及对历史做出选择的时候，历史便先选择了他。３月１１日，他接到赴罗布林卡开紧急会议的命令。这次会上，仲译钦波们亮出了“西藏独立”的招牌，主讲人是正秘书长觉顶·土登诺桑。其实“独立”已不是什么新鲜玩意。西藏历史上“独立”和反“独立”的斗争曾有过多次。但这回，“独立”派摆出了恶战的架式，所谓的正规军都已集结部署，来自康巴等地的杂牌民团也杀气腾腾。拉鲁此时也跃跃欲试，他用西藏谚语“取蛋而鸡不惊”来阐述了自己的作战方案，获得些许叫好声。
３月１２日，他去布达拉宫“雪”地开会，就在这次会上，他被选为藏军总司令，同时还有两僧两俗四位四品官被选为副司令。这有些出乎意料，或许众官员看中他能文能武，或许是前一天的演说颇显指挥才能。他来不及想什么了。
拉鲁说，就其本意来讲，他希望缓和。昌都一役，他已深知解放军的厉害。但事已至此，只有背水一战。走马上任的第一件事是清点参战人员的花名册，继而去视察阵地。而后，他又过问了寺庙的武力装备及寺庙后门的兵力部署，过问了重要渡口的守备。整整忙乎了一天，工作效率不可谓不高。
然而拉鲁却是个短命司令。因为内讧，有人不服他，他的前任也不愿挪开地方，１３日下午，在一场闹哄哄的会上，他的司令让人“下”了。
以后的事情，先是达赖受人怂恿于３月１７日深夜出逃，再就是３月２０日解放军奉命平息叛乱。那天夜里，当第一颗炮弹炸响在药王山藏军阵地时，拉鲁再也睡不着了。他不停地往西藏军区司令部摇着电话，希望能在关键时刻站过去。但为时晚矣，电话怎么也打不通。这时，他想到出逃。仆人备好了马，打点了盘缠。可是，眼前就要分娩的妻子和膝下一对小儿女使他迟疑了。拉家带口的难以脱身，而留下他们等于把灾祸转嫁给他们，自己的罪孽将更深。他选择了束手就擒，同时期待解放军能宽待俘虏。
接着，便是６年的监改生活，解放军果然没有虐待过他。他还记得民主改革到来的时候，他被带到历史的审判台上，“当时，看到愤怒的群众潮水般涌过来，我想：这下完了。可是，解放军挡住了群众的口水和拳头，保护了我。”
劳改生活是艰苦的，是强制性的。私下里，他后悔过、沮丧过，如果那时候跑到国外，凭自己的本事和财力，早混出个样子了。但有两件事又给他带来希望。一件是管教员宣传“给出路”的政策，一件是学习毛主席关于自力更生的学说。他想，我为什么不能凭双手改变自己的命运？
这以后，同案人都觉得他有些奇怪，卖劲地干活，还唱着歌。他说，共产党的政策感化了我。他当上了改造模范，年年得奖状。１９６５年他获释了，就业于郊区农村。１９７７年他先后当选为自治区政协常委、全国政协委员。１９８３年又当选为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时值西藏平叛、民主改革３０周年，拉鲁·次旺多吉对记者说：历史证明我后来的选择是对的。当他听说许多当年在噶厦共事过的老臣飘零海外、欲归而不能时，更感到全家人能够团聚在祖国大家庭里是多么幸福。
（附图片）
图为西藏拉萨街头的藏族妇女。 苏荣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