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内新闻·体育)
专栏：
对治理整顿，东部与西部地区的代表看法不尽一致。在多种声音中，人大代表获得共识——
互相沟通 共渡难关
本报记者 潘岗 莫新元
今年的人大会议，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多种声音。
会议讨论伊始，西部地区的代表就放起“连珠炮”。“对于沿海地区来说，紧缩政策就像用刀割牛尾巴，而对我们贫困地区来说，就像用砖头砸牛的头。”青海省一位人大代表这样说。此话一出，即得到甘肃、内蒙古部分代表的响应。甘肃省一位代表说，西部生产的原材料绝大部分被低价调给东部地区加工，使东部地位加工业得以获得超额利润，而我们这些穷省，守着“钱罐子”（原材料）讨饭吃……
东部地区的代表也“坐”不住。一位来自东南某省的代表说，对于按经济规律办事，不能认为重要时就讲，不重要时就不讲。治理、整顿也要按经济规律办事。他反问：“难道我们受客观经济规律惩罚的教训还少吗？”
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位西方记者甚至得出这样的“印象”：中国经济紧缩政策“已引起地方官员的不满。”其实，正如一位社会学家所说，有不同声音，正反映了代表对人民事业的关心，对自己权力的珍惜。至于一些地方利益和整体利益之间的矛盾，许多代表都作了实事求是的分析和提出了建议。
一位来自山城重庆的代表这样说，对发展沿海地区战略，我们是大力支持的。因为这几年间，内地也确实从这一战略的实施中得到了好处。比如出口创汇，引进技术等。如果倒退十年，大家什么都“一碗水端平”，谁也就别想发展，国家经济也只好“原地踏步走”。一位经济学专家说，发展沿海，带动内地，是图谋国家兴盛、繁荣的必由之路，只要沿海能坚持与内地“平等交换”，内地才能在经济上起飞；只有内地给沿海以支持，沿海地区发展才有不竭的源泉。云南省省长和志强则明确建议，工业布局重点，是放在沿海好，还是西部好，我认为还是根据国家产业政策区别论证为好。例如云南的磷矿石，每年大量外运加工就不如重点在本地加工合算；而橡胶工业、沿海加工业已成格局，所占运力不大，我就支持继续发挥沿海加工能力。
地区之间需要沟通，需要协调，产业部门之间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内蒙古一煤矿工人向记者反映农民挖煤破坏资源，呼吁赶快查禁小煤窑。河北一农民代表也向记者反映，最苦的是农民，“现在城里人不愿干的脏活、重活，几乎都是农民‘包圆’，煤矿工人嫌累不愿下井，采掘第一线有７０％是农民”。记者临时当起这两位代表的“红娘”，信息沟通的结果是，两人一致认为：小煤窑作为农民致富、脱贫的途径之一，还得允许发展，但发展的同时，要加强管理、引导……
有不同的声音，可以产生一个混乱的噪音，也可以组成雄浑的合唱，这里起关键作用的是大家要互相沟通，要有共渡难关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人大代表、原杭州市丝绸工业公司总工程师匡衍，亲眼目睹了近年频频发生的“蚕茧大战”造成的危害，他深有体会地说，经济工作就像一条绳上的蚂蚱，上游产品和下游产品、内地和沿海谁也离不开谁。如果只顾自己和本地区利益，只能是砍自己的脚。
“重在沟通与协调。”许多代表这样说，也这样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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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胜困难需要“双向理解”
“物价又涨了”、“乘车太难了”、“教师地位太低了”，时下经常听到群众类似的抱怨。
“一边吃肉一边骂娘”、“太不理解政府的难处了”，一些政府官员也经常发出类似的牢骚。
人代会上，一些代表认为，这些抱怨都有一定道理，但都不能解决问题。我们这个时代更需要多一些政府和群众之间的“双向理解”。
市长与教师
在辽宁代表团，记者同沈阳市长武迪生谈起教育问题。他的第一句话就是：“中小学教师的待遇偏低问题没彻底解决，我这个市长没有当好！”
据沈阳市的人大代表介绍，武迪生看到中小学教师工作辛苦、生活清苦，心情非常沉重。他决定压缩行政经费和其它开支，每年挤出２０００万元，补贴中小学教师。这样，每位教师人均月收入可增加３０元，达到沈阳事业单位人均收入的平均线以上。武迪生说，“尽管这笔钱不能解决很多问题，我心里总算好受了一点”。人大代表、沈阳市和平区南京街第一小学校长张奉临对记者说，市政府关心教师，教师加倍热爱工作。我校美术教师薛昆业务水平很高，曾代表国家进行国际学术交流。好几次，有人拉他去画广告，一天的收入就等于他一个月的工资，但他拒绝了。到现在，他教的学生已经有６０多幅画参加了国内外展出。
总理与矿工
人大代表、开滦矿工艾有勤说：“挖煤这活儿苦、累、脏、险，待遇也不算高，可国家并没有忘记我们，前些天李鹏总理主持会议，决定拨专款支援开滦矿务局，唐山市政府每年也拿出几千万元来补贴矿工生活。作为矿工，应该多为国家着想。”去年１１月底，他看到全局生产滑坡，急眼了，自己掏钱把几百名劳模、先进生产者请来，开了一个电影招待会，给大家鼓励，到年底全局超产了。
国家与农民
人大代表、河北省“售粮状元”唐顺义说：“近年来我向国家交粮２６万公斤，比市场销售减少收入８０多万元。有人说我傻，可我当过会计，能算清这几笔帐。目前粮食收购价是偏低了些，可国家正在为农民想办法，粮价一下子提太高，国家和城市居民都承受不了，咱不能逼国家多印票子。再说，农民是改革的受益者，以前我家人均年收入３７元，现在达到１０００多元。国家有了困难，我们应当分忧。”
一些代表认为，双向理解是调动人的积极性的有效方法。提倡这一方法，在目前尤为重要。否则，凝聚力将被破坏，离心倾向将会增强。一位代表介绍，南方某市长与群众对话，群众就物价、社会治安等问题提出尖锐意见，这位市长竟恼羞成怒，拍着桌子喊：“当市长就这么容易？你来试试！”对话会变成训话会，政府换届时，这位市长被选下来。
一些代表认为，群众要多体谅政府的难处，多提建设性意见；政府更要多体察群众疾苦，提高社会工作透明度。这样，我们的事业就会好办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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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乡镇企业也要有压有保
制定政策切忌大起大落
本报北京３月３０日讯 记者凌志军报道：出席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代表关注着乡镇企业目前的困境。他们认为，对乡镇企业应有一个长期稳定的政策，在当前也要采取有压有保的方针，切忌大起大落。
人大代表、广东裕华实业公司总经理区鉴泉谈起他的企业现在的窘境：开工率仅一半，第一季度产量下降４０％。照此下去，他的年出口４０万台微波炉、创汇２０００万美元的计划只能完成一半。这是中国目前最大的微波炉生产、出口厂家。区鉴泉现在的苦恼，不是产品没销路，而是“名分”的困扰。“过去这个领导说乡镇企业是‘最大的成功’，那个领导说是‘必由之路’，可现在国家经济困难，我们又成了众矢之的。银行贷款对我们是‘一刀切’，没有流动资金，我拿什么生产？”
许多省市的代表谈到，有些制定政策的部门应消除偏见。人大代表、江苏省南通市市委书记吴熔说：“这些年，每逢三种情况，就有人出来骂乡镇企业：一是经济过热；二是粮食减产；三是不正之风。好像这都是乡镇企业造成的，这不公平。”
代表们历数这些年乡镇企业以各种方式为国家作出的贡献：国家财政收入的近１０％、农民收入的一半、大部分支农资金以及乡村教育、建设资金，都来自乡镇企业。
更多的代表谈到，现在已经出现了一大批高质量的企业和创汇企业，成为乡镇企业大军中的样板。今天，对乡镇企业也要有压有保，在总量上坚决放慢速度的同时，要有鼓励企业自我改造、上等级、上水平的政策，尤其不能把好企业压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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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宁夏一位采煤工的建议被大会采纳了，他说：
“我心里真高兴”
本报记者 费伟伟
我心里真高兴，这回参加人代会，我这个煤矿工人提的建议被采纳了，这样儿当“代表”，你说我心里美不美？
我是宁夏石嘴山矿务局一矿采煤五队的，我们矿二月份借钱发的工资，三月中旬我来北京开会时，二月份的奖金还在天上哩。现在全国都眼巴巴盼着煤，守着“乌金”咋会没钱花？谁不这样问。不是采不出，恰好相反，是采多了，硬要限产。你说为啥？它运不出！没车皮！
去年人大开会我在小组会上就提这个问题，呼吁解决车皮，可是连《简报》也没上。今年来开会前，我一了解，这问题更严重了。各矿井储煤场的煤都堆到了选煤楼前，我们一矿平地崛起一座将近四十万吨煤的煤山，风一来，你看吧，真正叫黑烟滚滚。据说，宁夏全区八个国家统配煤矿，积压的煤多达二百万吨以上。存放年长日久的，自己便着火，还得常打洞灌水降温。你说急人不急人？明明是优势，现今却成了个大包袱。我这回来下定决心，非大声疾呼不可。
三月二十四日上午，铁道部副部长罗云光和我们宁夏团的人大代表对话。第二个发言的就是我。我把煤矿的情况一摆，银川铁路分局局长也作了说明。真没想到，罗副部长当场就拍了板：立即解决二百个车皮，专门给宁夏运煤。回到宾馆，我抓起笔给区煤炭厅、矿务局，还有我们一矿连写了三封信，赶紧报喜。我心里真高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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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不该讨论的议题
本报记者 何伟
这是一项本不该讨论的议题，但是，山东团的人大代表还是把它带上了讨论国家大政方针的小组会，别开生面，议论风生。
议题由一起普通案件引起。１９８６年，青岛工人曹俊正因盖房与邻居陈某产生嫌隙，两家结下宿怨。一日，陈某纠集社会青年６人，操刀刺伤曹俊正，使他右腿致残，迄今不能上班。
凶手被派出所拘留后，曹家就开始等待法律的公正制裁。不料，曹家盼到的，却是公安分局一份出人意料的处理意见：这是一起民事纠纷，罚凶手经济赔偿就算了。
曹家不解：明明白白的一起刑事案件，公安分局为何硬断成民事案件？曹家在公安局找不到公正，只好去市政府、市政法委、市人大、省公安厅、省人大以至公安部，费时两年，上访累计１６０余次。能去的部门都去了。按照工作程序，这些部门把曹家的诉状转回了公安分局，公安分局照例将一份“曹不接受处理意见，到处上访，到处告状，干扰政府工作”的答复送给催办部门。于是，原来曹家与陈某的官司，演变成曹家与公安分局的官司。曹家去法院告状，法院为难：公安部门已有处理意见，法院不宜受理。
这引出了人大代表议论的问题之一：执法部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老百姓怎么办？有的代表发言：《行政诉讼法》（草案）解决的正是这类问题。有的代表担忧：在官官相护的地方，民告官并不易。有法可依诚然可喜，但依法办案、维护法律的严肃性更重要，更具现实意义。
发人深思的还在后面。当曹家呼天喊地不应时，想到了人大代表。转达民意是人大代表义不容辞的职责。而且，向公安部门质询，也是人大代表的权利。人大代表心想。
去年９月，代表贺学圣上书市人大，如石沉大海。１１月，１２名人大代表联名提出要求，仍是石沉大海。此后，市人大屡次三番要求公安局回答人大代表的提问，还是石沉大海。
今年１月，赴京参加人大七届二次大会的青岛代表视察工作，旧帐重提，市公安局才作了令人大代表不能满意的答复。案情依旧，只是一起曹家与公安分局的官司，演成人大代表与公安局的案件。
这引出了人大代表议论的问题之二：宪法规定，人大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具有监督政府的职权，但遇到实际案例，却步履艰难，无计可施。
辛显令代表说，去年，我们青岛市的人大代表决心为选民办好这件事，最终也没成功。在正义的天平上，１２个人大代表的权力，抵不过一个公安分局的局长。
贺学圣代表说，其实案情并不复杂，事实也很清楚，复杂的是人际关系。而我们忧心的是，人大代表的权威性受到轻视。实际上，人家根本没把人大代表放在眼里。
欧阳光华代表说：案件本身无可争议。倒是案件逐步升级，引出案件以外的许多问题令人深思。曹家来找我们，是出于对代表的信任，可我们连这么小的案件都无能为力，如何回去向选民交待，选民还会信任人大代表吗？
谈起此案，这个小组的代表大都熟悉。有的代表长叹，有的代表愤慨。上午原定的议题是讨论行政诉讼法草案，可代表的热门话题始终离不开曹家案例。讨论结束前个别代表说，我们不该在这具体的案件上纠缠。有的代表不同意：理论联系实际的讨论，生动，形象。而更多的代表则表示，这件事看起来不大，却蕴藏着深沉而凝重的现实意义。曹家的普通案例，提出了不寻常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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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江西从“危机”中奋起
本报记者 高新庆
去年七届人大一次会议期间，记者曾写过一篇通讯《江西意识到“危机”》，着重反映了一“左”二“派”阻碍江西发展的情况。这次会上，江西的全国人大代表告诉记者，去年一年，江西在反思中奋起，希望记者写一个续篇。
凝聚力从哪里来？
“凝聚力从哪里来？江西的做法是：第一，开展生产力标准的大讨论，使全省都把目标定在发展生产力、搞好改革、振兴江西上；第二，消除内耗，增强党性，克服派性。”这是许多代表的共识。据反映，去年省委在生产力标准讨论和“加强团结、克服内耗”上下了很大功夫。
江西省委书记毛致用指出，要把个人恩恩怨怨，统统丢到鄱阳湖中去。班子成员有问题有意见，当面鼓对面锣，不在背后叽叽喳喳，不在脚下使绊子。对下面某些长期闹无原则纠纷的班子，则采取果断措施，该撤的撤，该调的调，毫不手软。人大代表、常务副省长蒋祝平说：“现在群众评价：堡垒里的战斗，开始变成战斗中的堡垒了。”
老俵又唱《国际歌》
面对沿海经济发展所产生的强大冲击波，江西苏区人民说，老俵仍然要唱《国际歌》，不靠神仙和皇帝，全凭自己救自己。
江西的南大门——赣南，面对广东、福建等沿海地区。沿海发展战略的展开，使这里的农副产品、木材、矿产品形成东进南下的大流向。这种冲击，赣南经济一时难以承受。门是关，还是开？对新的冲击，是怨天尤人，还是迎难而上？江西省委、省政府及时决定“以放对放，以活对活”，对沿海发展外向型经济采取“支持、跟进、接替”的方针，变新冲击为新机遇，敞开南门，搞活江西。决定赣南作为经济改革的试验区，同时对与闽粤接壤的１８个县搞扩权试点。这样一来，赢得了主动，进入大市场，参与大竞争。在闽粤４００多公里边界上开放上百个集市，撤销了１８９个阻碍流通的关卡，３０万农民进入流通领域，一年来成效显著。去年国民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１２．４％，财政收入增长２７％，农民人均一年增收７３元。人大代表、赣南行署专员张云川说：“这在赣南是开天辟地第一回，一年大变，人民尝到了改革、开放、搞活的甜头。”
省长吴官正对记者强调，江西是沿海腹地，又是腹地前沿。沿海开发，江西在“以放对放，以活对活”的同时，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江西一贯顾全大局，以农业和矿产等资源优势，支持沿海发展；沿海也以资金和技术优势帮助江西经济振兴，江西和沿海经济互补、互利互惠。顾全大局，兼顾地方利益，这就叫“带江西口音的普通话”。
走农业工业化路子
人大代表、副省长黄璜对记者说：“我以为江西最大的变化是分析了江西的实际，进一步明确江西的发展战略，首先发展中部、浙赣线，贯通东西，横贯南北，同时开放南门（赣南）、北港（九江），重点建设九江；整个江西经济大厦建立在农业基础之上，走农业工业化路子。”
人大代表、农业专家舒惠国详细阐明江西走农业工业化路子的理由。他说，“江西发展慢，归根到底是个财政问题。所以江西要调整经济结构，发展适合江西情况，创利创税比较大的行业，而税利大的，都是以农产品为原料的行业，所以发展农业不仅是解决‘菜篮子工程’、‘饭碗工程’。农业上去了，会带动整个工业起飞。”
“从落后环节突破”
吴官正认为，人才是创业之本。而抓人才，要从“根”——教育抓起。
有觉悟才有行动。江西省政府发文，规定从１３个渠道筹措资金，强调把基础教育、技术教育放在突出地位；强调抓好普教、职教、成教“三教统筹”，在２３个县实施“燎原计划”，高校科研成果尽快转化为生产力……江西一位代表说得好：“江西从落后环节突破，就能走出‘危机’迎来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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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男女队获世乒赛分组赛第一
团体赛第二阶段分组抽签揭晓
本报多特蒙德３月３０日电 记者刘小明、江建国报道：中国男女乒乓球队今天分别以５∶０和３∶０的比分战胜挪威男队和挪威、澳门女队，获得团体赛第一阶段分组赛第一名，进入前１６名。
截至记者发稿时，第一阶段分组赛尚未全部结束。其它一些强队，如瑞典男队、南朝鲜女队等也都已出线。
第４０届世乒赛男女团体赛第二阶段分组抽签今天揭晓。获第一阶段各小组头名的１６个队将分成Ａ、Ｂ、Ｃ、Ｄ四个组，每组４个队进行单循环赛，前两名将进入第三阶段前８名淘汰赛。
抽签结果，中国男队和西德、匈牙利、奥地利队分在Ａ组；男子Ｂ组是：瑞典、中国台北、南朝鲜、印度；Ｃ组朝鲜、波兰、英格兰、法国；Ｄ组南斯拉夫、日本、苏联、捷克斯洛伐克。女子团体Ａ组中国、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法国；Ｂ组南朝鲜、日本、中国台北、波兰；Ｃ组匈牙利、苏联、英格兰、香港；Ｄ组荷兰、朝鲜、瑞典、西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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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多尼克高度评价我亚运会药检筹建中心
本报北京三月三十日讯 记者吴骅报道：在国际体育界享有“兴奋剂检查之王”的联邦德国科隆体育学院的多尼克教授，日前结束他在中国的工作访问并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高度评价了国家体委运动医学研究所和中国医科院药物研究所在筹建第十一届亚运会兴奋剂检查中心中卓有成效的工作，并对今年秋天该中心通过国际奥委会医学委员会兴奋剂和生化委员会的考试表现出信心。
多尼克教授是国际奥委会兴奋剂检查的权威和专家，他此次来中国主要是检查第十一届亚运会兴奋剂检测中心的筹建情况，并提出改进意见和进行具体的技术性指导。为了解亚运会兴奋剂检测中心工作人员的实际工作能力和仪器设备水平，多尼克将带来的尿样交检测中心工作人员检测。当检测中心按规定的时间交出检测结果，并全部正确时，多尼克异常惊讶和满意。他认为，该检测中心完全有可能如期通过考试。据悉，目前通过考试，得到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兴奋剂检查中心，全世界仅有十五个。
多尼克还透露，国际奥委会正着手改进兴奋剂检查工作，它将通过加强训练时不定期的重点检测，监督运动员滥用兴奋剂。他还说，国际奥委会禁用药物的种类和数量目前仍限制在五大类九十九种药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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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飞吧，神球
——世乒赛开幕式特写
６时许，８０名多特蒙德的小学生身着短袖衫和牛仔裤，手持第４０届世乒赛会旗英姿勃勃跑进大厅，绕场一周，象征着乒乓运动代代接力有来人。身着五彩缤纷运动服的各种肤色的运动员从四个方向入场，与他们汇集在一处。在观众热烈的掌声中，手持各国国旗的西德乒乓球爱好者涌进大厅，场里顿时翻起一片色彩的波涛。中国的五星红旗抛起时，招来观众格外热烈的掌声。在不断变幻的彩色聚光灯下，联邦国防军乐队一遍遍地奏起国际乒联现代波普风格的会歌“神球”。“让我们并肩拚搏，让我们相聚一处，在和平与友谊中，胜者美名与世永存……”的歌声响彻大厅。
这首歌是西德３４岁的诺伊曼专门为多特蒙德大赛而作的。
一个巨大的蓝色地球模型缓缓滚进大厅，地球裂开，钻出一个红衣小丑，以乒乓运动为主线的哑剧表演开始了。来自科隆、杜塞尔多夫、西柏林等地艺术家们诙谐夸张的表演，显示出乒乓运动日益得到人们的喜爱。开幕式的高潮在最后一场：红衣小丑挥拍一击，竟引来一阵球雨。只见顶棚上７０００个印有“第４０届世乒赛·多特蒙德”字样的乒乓球纷纷扬扬如骤雨初下，各国运动员再次入场，把一个个球击向观众席，观众们纷纷接过留作纪念，欢声笑语不绝于耳。
正如１２次获得过世界冠军称号的国际乒联主席荻村所说，乒乓球已成为世界５大运动项目之一。人们祝愿本届世乒赛成功！飞吧，神球！
本报记者 江建国
（本报多特蒙德３月３０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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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缩战线 突出重点
国家体委将调整竞技体育项目布局
本报北京３月３０日讯 记者缪鲁报道：今天，国家体委有关部门负责官员证实，中国竞技体育将调整原有的项目布局，以压缩战线，突出重点。
这位官员透露，今后，国家体委将在最大限度内，集中人、财、物力，优先发展跳水、乒乓球、羽毛球、女子排球、女子篮球、男子体操、轻量级男子举重、女子游泳、女子赛艇、女子花剑、女子短跑道速滑、女子柔道以及田径、射击、射箭中的个别项目。
在此之前，调整项目布局的传闻已在体育界引起种种议论，一些从事没有被列入优先发展项目的体育工作者纷纷提出不同意见。
１９８４年洛杉矶奥运会后，国家体委也曾确定过优先发展的重点项目，并为此做了种种努力，但由于新兴项目不断引进、非奥运会项目队伍有增无减，有限的体育经费被切割得越来越细，不敷使用，所定的１８项重点不但难保证，相反在不同程度上被削弱了。
如参加国家和省级重点项目集训的选手人数实际上年年递减。其中，田径选手由１９７９年的２１００人降至１９８７年的１８００人；游泳选手在过去十年里也整整减少了３００人；面临日益严峻挑战，乒乓球选手竟从十年前的１０００余人减为７００人。几乎所有的优势项目都发出后备匮乏的呼声。
这位官员在宣布调整布局方案时还透露道，国家体委有关部门已为这次调整制订了相应的保证措施。此方案将提交下月召开的全国体总会和体工会讨论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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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抽签意味着夺冠更艰难
——中国男队下阶段比赛展望
团体赛第二阶段抽签揭晓后，内行的人一眼看出中国男女队前景严峻，尤其是男队。且不说同组的西德男队气势正旺，将给中国小伙子造成很大威胁。对中国队最不利之处在于，瑞典男队和南朝鲜男队抽在同一个组，他们两个队只要全力拚掉中国台北队，无论相互之间胜负如何，都将双双出线。出线后在第三阶段淘汰赛中，这两个队必有一队会抽在中国队这半区。也就是说，中国队在进入决赛前、甚至进入前４名以前，就肯定要碰上南朝鲜队或瑞典队，如果失利连争冠资格都没有。第二阶段抽签的不理想给中国男队第三阶段埋下危险。
本报记者 刘小明 （本报多特蒙德３月３０日专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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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大代表、云南省省长和志强（左）同出席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云南省代表、云南大学教授王学仁（右一）、云南师大教授朱德祥（右二）、小学教师李美光（左二）、幼儿教师彭志芬（右三）共商振兴云南教育的大计。几年来，云南省的人均教育费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新华社记者 齐铁砚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