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内新闻·体育)
专栏：体育
荻村举行记者招待会
本报多特蒙德三月二十九日电 记者江建国报道：国际乒联主席荻村伊智郎今天上午在第四十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拉开战幕时强调说，乒乓运动自从去年首次进入奥运会比赛之后，正在争取把团体赛纳入一九九二年的巴塞罗纳奥运会项目。国际奥委会主席萨马兰奇已表示支持这一主张。今年六月国际乒联将专程赴洛桑商谈。
荻村在今天上午的开幕式记者招待会上介绍说，根据最新统计，参加本届世乒赛的有七十八个乒协，共七十支男队，五十六个女队，是乒乓运动史上划时代的一次盛会。苏丹、秘鲁男队已取消此行，伊拉克女队也将放弃比赛，厄瓜多尔队正在路上。萨马兰奇将出席闭幕式。
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说，一九九一年的世乒赛将在日本千叶市举行，墨西哥、南斯拉夫和法国已申请举办一九九三年世乒赛，申请一九九五年世乒赛的有日本大阪、中国台北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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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战胜对手要先战胜自己
——徐寅生、李富荣赛前谈体会
３月２８日晚，世乒赛开幕前夜，中国乒乓球代表团在下榻的皇后旅馆开了一个谈心会。徐寅生、李富荣用自己多次参加世乒赛的经验体会和教训，对年轻队员谈了几点希望。
徐寅生回忆起３０年前第一次参加世乒赛情景时说：“当时我具备了一定实力，也很想打好，可就有点信心不足。结果在关键时刻没有顶上去，自己懊悔了很久。”他说，现在正是需要我们为祖国荣誉而拚搏以报答国家培养之际，必须抛弃一切私心杂念，集中全力打好比赛。李富荣说：“记得第３６届世乒赛上我们启用蔡振华。团体决赛前，有人见小蔡失利过一场，便对是否用他打匈牙利队产生动摇。我和其他教练商量后认为，蔡振华打法对打匈牙利队有利，实践证明他上对了”。
本报记者 刘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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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乒赛日记
３月２６日晴
徐寅生团长和李富荣副团长一行四人，今早从国内飞抵这里，他们被安排多特蒙德市郊区小镇哈根的皇后旅馆。
不少中国记者得知徐寅生抵达的消息，纷纷前来请他谈时隔３０年再来多特蒙德参加世乒赛的感想，他说：“我刚下飞机，晕头转向的，连市区什么模样的都不知道，哪来什么感想。你们记者怎么全是一样的题目。”
苏联队今天出现在训练馆里，张燮林教练突然发现苏联女队中欧洲女子单打冠军布拉托娃没有露面，一打听才知道在前不久一次国际比赛中，她因对裁判的一个误判有意见便赌气不打了。教练做工作后，她仍不肯上场，苏联队便决定将她从世乒赛报名单上撤下来。张燮林很有感触地对许绍发说，“人家队伍管理多严，对尖子队员一点也不袒护，不这样的话，队里风气怎么能正起来。我看该严就得严，教练敢于负责任。”许绍发很赞同。
３月２７日 晴
距世乒赛开幕的日子越来越近，威斯法伦体育馆前２天还显得冷冷清清，现在一下子热闹起来。
今天，中国队练得不多，来体育馆的路上堵车堵得很厉害。今天是复活节假期的最后一天，汽车多极了。
队员们在比赛馆只活动了一个小时左右，今天是小将马文革２１岁生日，晚饭后，许绍发端出一个订做的大蛋糕，让小马用刀切成几十份，大家在欢笑声中祝贺他在世乒大赛开始前渡过这个不平常的生日。
３月２８日 晴
下午，中国队训练完后，瑞典队紧接着在同一场地训练。我和几位中国记者同瑞典男队教练奥斯特是老相识，一见面便热情地互致问候。随后我们直截了当问他对男子团体赛有何展望，他也很爽快地回答：“希望决赛中再同中国队一争高低。我们已连续３届同中国队决赛，三战三负。中国不是有句老话吗，事不过三，但愿这次轮到我们取胜。”
谈到谁最有希望摘取男子单打桂冠时，奥斯特首推中国的陈龙灿，其次他说有南朝鲜的刘南奎、中国的滕毅、朝鲜的金成熙。奇怪的是他根本没有提江嘉良。
本报记者 刘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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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行政诉讼法诞生前的阵痛
——对行政诉讼法起草过程中争论的追记
本报记者 晓渡
任何新事物的诞生，都是要经过孕育，经过临产的阵痛，何况行政诉讼法是我国立法进程中崭新的一页呢！
当行政诉讼法提交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次会议审议时，引起了会内外各方面的热切关注。记者为此访问了曾参加行政诉讼法起草、讨论和修改的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顾昂然等有关同志。他们告诉记者，在行政诉讼法草案提交人大常委会讨论时，在一些主要问题上，争论是很热烈的，也是很有意思的。通过切磋、争论，然后达到统一认识，使我们对立法的认识加深了，也为今后立法和执法工作提供了有益经验。
制定行政诉讼法，同其他立法一样，要参照国外的一些资料，但主要还要考虑我们的国情。我们立法的目的，不是光从处理几个案件的要求出发，而是权力对权力的制约。对于现在文本中“保障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权力”的提法，开始是有些不同意见的，认为提出“促进”就可以了，“监督”似不一定这么写。经过争论，许多同志认为，既然允许“民”告“官”，就是允许群众监督政府，也是允许对行政机关实行司法监督，那么为什么不大大方方地写上“监督”二字呢？立法的意义就在有保障，也有监督，才能有助于行政机关发挥管理职能。
受案范围也是个争论的重点，作为“民”的想法，要求宽，凡是公民利益受到损害，都可以到法院去告。有人甚至说，在国外骑自行车摔倒了，也可以去控告政府机关没把路修好。但经过深入地、联系我国今日国情的研究讨论，许多同志认识到，受案范围太宽，今天做不到，这里不仅是个观念问题，还有个实际承受能力问题。作为一个人口众多的大国，受案范围应有明确限制，也就是现在草案中规定的八个方面。受案审级上，也统一由基层法院审理，不论它是发生在哪一级的案件。
诉讼参加人的提法，也经过热烈的争论。开始一些同志在讨论中认为“原告”和“被告”不好，政府机关的法人代表，怎么成了“被告”？也有的同志说，在国外民事和刑事的诉讼参加人的称谓就不一样。于是，在去年的草稿中，就出现了“起诉人”和“被诉人”的称谓。在今年１月人大常委讨论时，常委们和起草人经过研究和推敲，认为我国的刑法、民法通则等文本，都是用“原告”和“被告”的称谓。大家还谈论说，无论是“原告”或“被告”，只是诉讼参加人的称谓，最后决定判处，都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现在文本中的称谓，正体现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对于行政案件使用变更权，也是为了更好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利，充分显示法律的公正，它的结果，有助于提高政府的威信。这一方面，不仅是在立法过程中，通过讨论来认识的，也是近几年来处理行政案件经验的积累。如去年全国处理了８０００余件行政案件，撤销和部分撤销的近两千件，其中变更的近千件。
行政诉讼法的产生，促使政府部门加强立法工作，提高行政管理的执法水平。从１９８６年开始起草，到１９８８年１１月公布立法草案，经过多次讨论，许多人法制意识在增强，观念在更新，体现了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在向前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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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按经济规律进行治理整顿
——访人大代表任仲夷
本报记者 王行增
“经济工作必须遵循经济规律，特别是价值规律要求。人们可以发现它，认识它，并可以发挥主观能动性，去掌握它，利用它，使之为人民利益服务；但绝不能根据人们的主观意志改变它，背离它。”任仲夷同记者一见面就抓住了这个话题。
任仲夷今年已经７４岁了，曾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现任中顾委委员。他对记者说，自去年中央提出治理整顿以后，各地做了大量工作，取得初步成效。但是，对于按经济规律，特别是按价值规律办事的问题却很少讲了。对于这个问题，不能认为它重要时就讲，认为不重要时就不讲。不能有时调子很高，有时闭口不谈。难道我们受客观规律惩罚的教训还少吗？
说到这里，记者问：应该怎样看待治理整顿中采取行政手段和经济手段的关系呢？
任仲夷认为，解决经济问题，经济手段是主要办法。在某种情况下，采取某些行政手段，是完全必要的。特别是在新旧体制转换时期，不能过早地放弃行政手段。比如物价问题，有些价格现在还不可能完全按价值规律办事，而必须采取许多行政措施和带有行政性的经济措施（如实行物价管制和价格补贴等），这只是不得已而为之的过渡手段。但必须认识到，解决这个问题，最根本的办法还是应当采取经济手段。如果长期依靠行政手段，是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从这半年治理整顿情况看，不少地方一再发生用强迫命令、用强制性的行政手段去管理经济的情况，应该引起各级领导和部门的高度重视。
任仲夷最后说，我同意治理整顿实行“五管齐下”，但不论运用哪种手段，都要尽可能使治理整顿工作符合经济规律。否则，我们不但一事无成，还将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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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昨天今天和明天
——冯玉忠代表谈改革与治理整顿的关系
本报记者 莫新元
（全国人大代表、辽宁大学校长、素有“实践型经济学家”称号的冯玉忠，日前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记者：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已有一星期，您有什么想法？
冯玉忠：我总的感觉，我们在分析通货膨胀原因时，谈表层的多，谈深层的少。我认为我们现在的通货膨胀，是体制型的通货膨胀。我们现在遇到的许多问题，与工作失误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昨天体制上的弊端造成的。不这样看，治理整顿就会与深化改革脱节，也很难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经济建设几度过热、几番调整。
记者：您认为旧体制的主要弊端是什么？
冯玉忠：一是就业和劳动制度上的“铁饭碗”、“大锅饭”；二是产权制度上片面追求一大、二公、三纯，缺乏竞争机制，助长了只思索取，不求奉献的懒汉思想。我们的工时效率之低，举世罕见。缺乏产权约束力，使政府行为急功近利，一味扩大基建规模，不考虑效益和后果；使企业行为短期化，只图眼前利益，对资产增殖无兴趣；使亿万职工的货币收入只能单向投入消费，“不买田地不买房，有钱就买彩电和冰箱”。这些正是造成超前消费、供求失衡、物价上涨以及通货膨胀等不良循环的病根。
记者：昨天的病根，为什么会集中到今天来发作呢？
冯玉忠：通货膨胀昨天也有，不过由于当时实行单一的产品经济、有强控手段而没有爆发出来。
改革开放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生机和活力，当然，一些消极现象也伴随而来。我认为，小商小贩发大财、流通领域的不正之风不是商品经济带来的，恰恰是商品经济不发达造成的，只能通过进一步完善市场机制来克服。人们对分配不公平不满，但是，首先要认识清楚，平均主义是最大的不公平。改革需要完善、配套，但绝不能走回头路。
我认为人们对资产的关切度过低，既是稳定经济的潜在威胁，也是下一步深化改革所面临的最大困难。对这个问题的探索要有紧迫感。
记者：今后两三年的主要任务是治理整顿，这跟您所说的探索是否有矛盾？
冯玉忠：治理整顿也不能搞短期行为。今天的治理整顿，是为明天的改革创造条件。我们今天不得已采取一些应急措施，要把道理讲明，要尽可能避免为下一步改革设置新的障碍。中央要抽出一部分精力来为明天着想。重大的改革措施（包括产权制度的改革）可以推迟出台，但应该允许试点；理论探讨、舆论准备及操作程序的设计，则必须超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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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产业政策好 只盼早落实
——山东省企业界人大代表的心声
本报记者 于宁
如何在治理整顿中求得发展？这是当前很多企业的厂长、经理正在努力探索的新课题。会议期间，来自山东省企业界的５位全国人大代表就此专门进行了座谈。
青岛市电冰箱总厂副厂长兼总工程师杨绵绵说：“进行治理整顿很有必要，好比一列机车开得太快了，路基不适应，连杆有毛病，适当放慢速度，修整一下，大有好处。”莱芜市兴华实业总公司总经理孙华心说：“现在的产业结构中加工工业比重太大，是个大肚子，前后脱节，非调整不可。”济宁电子光学仪器厂总厂厂长刘延民表示赞同，他说：“指导方针对，产业政策好，关键在于贯彻到底，不要虎头蛇尾。我们就怕政策多变，从一个极端跑到另一个极端，造成大上大下。”
在治理整顿中，许多企业遇到新的困难，主要是：资金短缺、能源不足、原材料紧缺。怎样解决这些问题呢？莱芜钢铁总厂厂长李国瑞说，从宏观上需要上级的支持，从企业内部要努力挖掘自身潜力，加强经营管理，开展双增双节，降低消耗和成本。在顾全大局、保证国家指令性计划完成的前提下，多生产社会上需要的适销对路的产品，大力提高经济效益。昌乐县乐达实业公司总经理赵笃学说，应当继续推进体制改革，给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把企业真正推到市场上去。现在企业的婆婆还是太多。哪个企业搞得好一些，婆婆就管得更厉害。
刘延民认为，企业发展有内部因素和外部因素，外部因素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国家的政策。新近公布的产业政策有保有压，重点明确，非常好。
国家和上级有关部门对不同的企业不要一刀切，是五位企业家一致的要求。李国瑞说：“现在资金紧张，银行对企业不应同等程度地收紧，而应下去调查研究，搞清哪些企业是该保的，从而大力扶持；哪些企业是该压的，从而坚决限制。”刘延民说：“实行利税挂钩很好，但是挂的办法应有区别。各个企业的起点不一样，挂法千篇一律，原来效益好的企业就不合算。不能鞭打快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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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地区更要开放
——访内蒙古人大主任巴图巴根
本报记者 袁建达
见到内蒙古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人大主任巴图巴根，记者提出的第一个问题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已近五年，内蒙古贯彻执行中遇到哪些问题？”这位蒙古族干部坦率地说：“政治上平等问题早已解决，落实经济、文化上的政策还有很大差距。就是说，法律规定的经济发展的某些优惠政策和一部分自治权力，我们并没得到。”
改革、开放给内蒙古带来了明显的变化，长期封闭、半封闭状态正逐步被打破。但是，由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基础落后，地理环境偏远，发展速度自然与沿海地区无法相比。“如果不去积极贯彻对民族地区采取的特殊政策、灵活措施，民族地区与其它地区的差距会越来越大！”
巴图巴根激动地告诉记者：“贯彻民族区域自治法，经济是基础，教育是重点。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民族地区为什么不可以把大门开得再大些？我建议中央在内蒙古搞一个民族地区改革试验区，走出一条中国式的解决民族问题的新路子。”
“民族区域自治法贯彻不够理想，除了内蒙古自身对法律赋予的有关权力运用不够外，更主要的是中央有关主管部门对民族区域自治法研究不深、执行不力。”
巴图巴根建议：一、国家尽快制定民族区域自治法实施细则；二、国家民族主管部门切实履行职能，成立权威的民族问题“智囊团”，为决策提供详尽依据；三、建议中央在民族区域自治法颁布五周年之际，召开一次民族地区负责人会议，好好商量一下如何更好地、实事求是地贯彻执行民族区域自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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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大的失误”背后
本报记者 鹿舫
眼看着国务院总理李鹏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国家今年增加教育经费５０亿元，耳听着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在会见外宾时说“１０年中最大的失误是在教育方面发展不够”，出席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知识分子代表心绪普遍看好。近日里他们又围绕教育的功能和目的，教育投资效益、知识分子待遇等“最大失误”背后的几个问题，议论开了。
人大代表、广西民族学院副院长周飞雄认为，“教育为经济建设服务”的提法值得推敲，因为它容易造成短期行为。他主张提教育的功能和目的是提高人的素质。而某个人的素质，又主要是指他有基本的伦理道德，具备一定的科学文化知识，懂得如何思考问题。
“经济发展了，才有钱办教育”这个甚为普遍的观点，眼下引起了不少人士的怀疑。他们觉得应该倒过来——只有教育发展了，经济才能发展。
来自安徽的人大代表提供了这样几个数据：对全省中学生中不到１０％的能升学者，花去了中等教育的绝大部分人力、物力、财力，而对９０％以上不能升学者，尤其是农村急需的各类人才，却很少花本钱、下功夫培养。代表们呼吁：改革中等教育结构，提高教育投资效益。
高等院校某些专业过剩，毕业生用非所学，这也是造成教育投资效益低下的一个原因。人大代表、天津大学校长吴咏诗提出：高校要主动为国分忧，依据对人才需求的科学预测，自觉调整学科结构、层次结构、布点结构。他们的努力现已初见成效。今年天津大学毕业生的数目与社会对该校毕业生的需求数目二者之间的比例为１∶２．４。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许多人大代表联系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来谈知识分子的待遇。大家认为知识分子代表了生产力中最先进最活跃的部分，因而要理所当然地让他们从分配中获益。可叹的是，“穷得像个教授”却成了现实生活中的调侃语。
人大代表、长春地质学院教授曾孝箴告诉记者，他近十年来带了近２０名研究生。他们中目前在做地质科研教学工作的不足１／５。曾教授痛惜、焦虑之情溢于言表。不过他也从新华社３月２６日播出的一则电讯中得到了某种宽慰。那电讯说：“我国师范院校招生数量大幅度上升，目前已占全国高校招生总数的３５％左右。”了解内情的人都知道，这是近几年国家提高师范院校学生待遇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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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势与忧虑
——吉林省代表团分组讨论侧记
本报记者 段存章 王谨
常言道：无粮不稳。
发挥粮食生产的优势，增强农业发展后劲，是吉林省人大代表在审议李鹏总理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热门话题。
地处松辽平原的吉林省，是全国商品粮重要基地之一。十年改革，这个省的粮食生产无论是发展速度、商品粮率、人均占有粮、外调出口量等方面均居于前列。据统计，１０年间，粮食总产量年递增６．３％，仅去年全省粮食总产达１９４．３亿公斤，人均占有粮７１８公斤，创历史最高水平。１０年提供商品粮５５５亿公斤，相当于过去３０年的总和。１９８３年以来，年平均商品率超过５０％。１０年该省用于国家外调、出口粮２２８．７亿公斤，比前３０年调出粮食总量还多１０亿公斤，其中玉米出口每年都占全国出口总量的５０％以上。
吉林代表并没有因为在粮食生产方面对国家贡献大而沾沾自喜。他们结合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就如何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特别是发展粮食生产问题，谈了各自的看法。
人大代表、省长王忠禹说，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专门强调了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是必要的、正确的。从吉林情况来说，只要继续推进改革，依靠科学，增加投入，吉林粮食生产还是大有潜力的。但是吉林粮食生产既有令人乐观的一面，也有忧虑的一面，因为农业风险大，受自然条件、社会经济条件等诸种因素制约，如果政策不配套，登上新的“台阶”难度大，确保现有水平不容易。
人大代表、主管农业的副省长回良玉说，吉林的农业形势是喜忧并存。近１０年，吉林的粮食生产发展较快，为国家作出了贡献。但是应该看到目前在进一步发展粮食生产过程中也面临一些新问题，比如粮价过低，生产成本高，农民种粮的效益比较低，粮食经营亏损负担重，边境贸易统得过死，生产条件差、后劲不足等等。要解决这些问题，防止粮食生产“滑坡”，保持稳步发展的势头，一是切实加强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基础地位，强化全社会的农业意识；二是重视农民的切身利益，解决粮价过低、农民负担过重问题，尊重农民的经营自主权；三是增加农业发展的后劲，增加对农业资金的投入，调整粮肥挂钩政策。
智作文、孙述昌代表说：作为粮食主产区今后几年要为国家多做贡献，一方面干部群众要继续艰苦奋斗，另一方面国家要从政策上重视粮食主产区的利益，缩小工农产品剪刀差。
何竹康、王大任、尚振令等代表认为，产粮越多，卖粮越多，地方财政越穷的局面应该改变。建议国家继续调整好有关粮食经营政策，鼓励商品粮基地多产粮，多交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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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０届世乒赛开幕
中国男队以５比０轻松过关
本报多特蒙德３月２９日电 记者刘小明、江建国报道：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乒乓盛会——第４０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今天北京时间２３时３０分在西德的多特蒙德市威斯特法利亚厅开幕。来自世界５大洲７８个乒协的５００多名运动员在近万名观众的热烈掌声中兴致勃勃地走进大厅。
多特蒙德副市长拉达格、西德乒联主席盖普和国际乒联主席荻村伊智郎先后在开幕式上讲话，对各国运动员表示热烈欢迎。西德国家奥委会主席维利·道默宣布：第４０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正式开幕。开幕式上，来自西德各地的艺术家表演了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第４０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男女团体比赛今天在３２张球台上同时拉开战幕。中国男队首战马达加斯加队，以５∶０获胜。这场比赛原订上午９点开赛，因马队昨天深夜才到，故开赛推迟３小时。
这一战，中国队由陈龙灿率两员小将马文革、于沈潼上阵，五盘比赛均为２∶０。
上届男团亚军瑞典队今天上午首战巴巴多斯队，也轻松地以５∶０过关，上届第三名朝鲜队、第四名南斯拉夫队以及中国台北队等种子队都没费什么气力，以５∶０战胜对手。中国女队今天没有比赛，明天出战挪威队和澳门队。
团体赛共进行７天，４月３日进行男团半决赛和女团决赛，４月４日男团决战。这几场关键赛事的实况录像，中央电视台都将向国内播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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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乒联理事会决定
自１９９０年起举办世界杯团体赛
本报多特蒙德３月２９日电 记者江建国报道：国际乒联理事会今天上午在多特蒙德决定：自１９９０年起每两年举办一次世界杯团体赛。参加这个团体赛的将有１６个男队和１２个女队。男队中包括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北美洲、欧洲、大洋洲的总共６个冠军队。东道国队、上届世界锦标赛名次靠前的７个队，另外，国际乒联再邀请两个队。女队参加者产生办法类似。每个队由３个运动员组成，共进行４场单打、两场双打，采用三局两胜制，比赛分两阶段进行。
首届比赛地点尚未决定，据悉英格兰乒协有意承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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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湾省高山族代表田富达（右二）在小组讨论会上就人大议事规则发表意见。 本报记者 孟仁泉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