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版(国际专页（文教）)
专栏：海阔天空
“教育总统”与美国教育
温宪
1月20日，华盛顿举行庆祝美国第41任总统就职的盛大游行，在211个游行方阵中打头的方阵全由教师组成；布什总统就职活动中的第一项也是会见来自50个州的250名教师代表；他在国会发表的首次演说同样突出了教育，期望国会成为“教育国会”。布什向教师们保证，他要兑现在竞选时所作的许诺：当一名“教育总统”，因为“教育是提高我们民族竞争力的关键，是增强我国人民精神的关键”。
布什如此强调教育绝非偶然。当前，科技发展日新月异，向美国的教育提出严重挑战。近年来，日本货横扫美国市场，山姆大叔难以招架，惊呼这犹如珍珠港事件重演。不过这次日本人的武器不是飞机和鱼雷，而是智力。日本的成功在于“它的蓝领工人解析高等数学、阅读复杂工程设计图纸和从事复杂工作的能力远比美国蓝领工人强”。1988年，日本受过教育的职工比例超过95％，而美国却下降到80％左右。按人口平均计算，美国授予的工程学位数只及日本的一半。有人揶揄道，正当日本人大量造就科学家、工程师之际，美国却在培养猜谜语和欣赏凶杀打斗片的专家。
激烈的竞争，国力的消长，使华盛顿意识到：要解决国际竞争力下降的问题，光向设备方面投入亿万美元是不够的，关键是人力资源的优劣。但负有开发人力资源重任的教师们的精神状态却欠佳。他们工资低，又乏尊重。美国到本世纪末需替换100万名教师，占目前教师的一半，但在1988年的160万大学新生中，只有8％的学生对教学工作感兴趣。教育经费不足，教育拨款在联邦预算中的比重几乎逐年下降。此外，中小学课程设置不尽合理，教学质量不高。有的学校开设了诸如“美容化妆课”、“鳏夫生活料理课”等，与此同时，不少学生却不知哥伦布、华盛顿何许人。难怪美国“促进良好教育委员会”早就警告说，美国社会的“教育基础正被一批新生的平庸之辈所腐蚀。这批平庸之辈威胁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对教育现状的不满源于对国家前途的忧虑。美国不久前曾热热闹闹地争论过大国兴衰之变。不少人注意到美国经济实力当年之所以能超过英国正是得力于教育的发展。在1948年到1982年这一期间，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年均增长率为3.2％，其中1／3是通过提高劳工队伍的教育水平取得的，大约1／2是通过技术革新和提高技能取得的。
今后，决定一国发展前途的基石仍是教育。因此，布什总统竞选期间曾说：“当我展望未来时，我认为只有教育才是答案”，“提高教育水平是一项英明的政策。在今后若干年里，教育可能是最强大的经济计划，最重要的外贸计划，最有效益的城市计划；最能提供就业机会、使人民摆脱贫困的计划。为儿童投资，是最值得的投资。提供良好的教育就是向美国的未来投资。”
布什总统表示在任期间将增加教育经费；打算召开一次全国州长会议，专门讨论学校面临的紧迫问题，包括课程设置和成绩水平；将敦促各州和地方教育委员会重视从小学到研究生院科学和数学教育；将拨专款并设立“总统特别奖”，以奖励优秀学校和教师等。
“敬教劝学，建国之大本；兴贤育才，为政之先务”，这个道理在今日世界有着更为紧迫和深远的意义。布什决心要当一位“教育总统”就是明证。
第7版(国际专页（文教）)
专栏：
“文学个体户”
许宏治 文 朱根华 画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莫斯科著名的步行街阿尔巴特街上开始出现了一些特殊的“商贩”：他们在这里设摊推销自己的“产品”——自己创作并自费印刷出版的小说和诗歌。康斯坦丁·米哈伊洛维奇·别洛夫就是这样一位“自产自销的文学个体户”。
只要天气好，他准保带着一箱自己的短篇小说集，到这里来摆摊出售。打开封面，书名页上印着“作者自费出版”的字样，并印有出版年份和地点：1988年，莫斯科，文艺出版社。不时有好奇的行人在他的书摊旁停下脚步，向他提出各种问题：“有写斯大林的吗？”“有写改革的吗？”他总是回答说，他不是作协会员，不写那种书，他写的是反映普通人生活的小说。
别洛夫是一位数学家，但自幼酷爱文学，人到中年后才写起小说来。写完一部长篇小说后他才发现，把书写完事情只完成了一半，出版的难度不亚于写作。于是，他开始了争取出版的“苦难的历程”。由于他的长篇有那么一点儿讽刺色彩，为了争取出版社接受，他又加了几篇调子乐观的短篇，汇成一集。
出版社把他的书稿一压就是7年。别洛夫几近绝望，决心从此不再舞文弄墨。
但是别洛夫的妻子奥莉加却不甘心。她为争取丈夫的书能出版而四处奔走，终获成功。去年春天，别洛夫的第一部小说集由苏联作家出版社出版。别洛夫很感激自己的贤内助，决定把全部稿酬赠给她。
奥莉加接受了馈赠，但对这笔钱的用途却有她的打算：“你还有好些短篇小说没有收入集子呢。应该再出一本。咱们自己出钱来出这本书，好吗？就用这笔稿费，我看够了。”
把卢布和书稿一起送到出版社后，只过了两个多月，短篇小说集《在伏尔加河上》就出版了。别洛夫夫妇把印好的书全部拉回家，后来便在阿尔巴特街摆起了书摊。
据报道，这样的“自产自销”作者在苏联虽然人数还不多，但却在逐渐增加。这种做法已得到苏联国家出版委员会的准许。与作者自费出书有关的一些限制已取消。过去不允许出版的乐谱、画册、各种小册子，招贴画及明信片现在都允许出版。自费出书的作者还可同全苏国际书籍联合公司签订在国外销售其作品的合同。
大多数读者认为，“自产自销”作家的出现是改革中的新事。他们的作品如果确系佳作，自会受到读者欢迎。说不定在他们当中，有朝一日也会出现蜚声文坛的大作家哩！
（附图片）
——大娘，这可是我自写自印的好书，您买一本？
——小伙子，这也是我自烧自酿的伏特加，您来一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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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世界公共教育经费知多少？
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最近公布的数字，至一九八六年，世界公共教育经费共达七千九百三十亿美元，发达国家占百分之八十七，发展中国家虽仅占百分之十三，但已比一九七○年的百分之九增加了百分之四。
在广大第三世界，非洲国家在此期间的教育经费有持续的明显增加，而阿尔及利亚、埃及和尼日利亚的教育经费占非洲教育经费总额的百分之五十以上。
此外，巴西和墨西哥的教育经费也占拉丁美洲国家总额的百分之五十。
自一九七○年至一九八六年，全世界的人均教育经费增加了百分之三点七倍，即从四十四美元增至一百六十二美元。据统计，发达国家的人均教育经费由一百四十一美元增至五百九十四美元，增加四点二倍，增长幅度小于广大的发展中国家。第三世界国家的人均教育经费在同一时期从五美元增至二十八美元，增加五点六倍。
（文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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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帕瓦罗蒂：“唱到六十岁以后”
廖晓英
新年刚过，伦敦的报纸就刊出了帕瓦罗蒂将于今夏来这里演出的大幅广告。喜爱歌剧的人们不会忘记，1963年帕瓦罗蒂正是在这里演唱《波希米亚人》而一举成名的。
当今世界歌坛上没有一位歌唱家获得过帕瓦罗蒂那样多的桂冠。在意大利，没有一天听不到他的歌声。他来到巴黎，铺天盖地的海报犹如总统大选将至，3500万张唱片几日间告罄，2000法郎的晚会入场券两小时一抢而空。从蒙特卡罗到斯堪的那维亚；从罗马到萨尔茨堡；从维也纳到纽约，他不知疲倦地穿梭于世界各地，演出日程已安排到1992年。这位54岁的男高音歌王正处于艺术生涯的顶峰。
帕瓦罗蒂视音乐为生命：“没有音乐我无法生活。”他酷爱各种音乐，认为“只要处理得好，摇滚乐、流行歌曲也会像优美的歌剧一样动听”。为延长艺术生命，他不停地演唱，平均三天演一场，每年演出多达120场次。那出《波希米亚人》他到底唱了多少遍，自己也记不清。可每次唱来总是那样激动，眼前总能看到他那位爱哼唱小调的当面包师的父亲，还有在烟厂做工的母亲，是她当年说服了26岁的儿子投身歌唱事业，从此改变了他的生活道路，成为风靡全球的一代歌王。
帕瓦罗蒂的生活起居严格有序。在每场演出前，他总要睡上一整天，平常也要保证8小时的睡眠。他喜美食，胃口极好，不过每每想到自己125公斤的体重，就不得不有所节制。有时为排演角色的需要，他会毫不犹豫地节食。为保护嗓子，他冬天很少在户外活动，出门连鼻子也不敢外露。他最喜爱的运动是室内健身车、网球和乒乓球。为了保持思维敏捷，他也常约朋友下棋，做文字游戏。像许多名人一样，他也有怪癖。他怕见着紫色衣服的妇女，忌讳17这个数，并且认为见到钉子不吉利。
在帕瓦罗蒂的记忆里，最让他难忘的是三年前的中国之行。在那里，他一夜之间征服了5亿电视观众。北京人给了他前所未有的殊荣，把他请上了人民大会堂的舞台。台下，一万名幸运的观众为他的每一首歌忘情地欢呼。
帕瓦罗蒂在他的家乡拥有一所豪华、典雅的古典式住宅，那里有他的爱妻和三个女儿。与他们在一起是他最幸福的时刻。他在住宅周围买下443公顷地，准备退出舞台后亲自耕作。
他打算一直唱到什么时候呢？“如果身体依然很好，并且能不断减肥，我相信能唱到60岁以后。”帕瓦罗蒂的梦想是排演瓦格纳的《罗亨格林》和马斯内的《维特》。（附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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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外国文教
法国新的培训热
姚立
近来，法国正在兴起一股成人培训的新热潮。
随着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国际竞争的不断加剧，以及1992年欧洲内部大市场的来临，法国企业越来越强烈地感到，加强对企业人员、特别是管理人员的培训是赢得未来竞争的关键。培训正在成为企业活动的一个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成为它的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工作。
这股新的“培训热”首先表现在企业和大学积极发展合作关系，企业更好地利用了大学的“智力人才库”。大学在企业的培训工作中起着更加重要的作用。这种新的合作热情跟过去相比形成鲜明的对比。几年前，企业在与大学的合作中，采取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度，只有少数名牌大学受到它们的青睐。而一般大学也把与企业的合作视为畏途，不肯轻易涉足。法国大学与企业协会秘书长米歇尔·米耶特深有体会地说，在过去，要使企业和大学坐到一处，他曾煞费苦心。今天情况大不相同了，企业和大学纷纷主动上门，要求协会为它们的合作牵线搭桥，以至协会开始感到招架不住。双方根据企业的特点、大学的专长，寻找理想的合作对象。双方人员共同制定培训计划，共同挑选受训人员。
此外，法国越来越多的大企业在原有的培训中心的基础上，模仿美国的作法，干脆办起了“企业大学”，并冠以“大学”、“学院”或“校园”的名称。这是这股培训热的又一表现。人们把这种“第三类型的大学”看作是21世纪的“未来企业”，是将企业的一些战略考虑化为行动的“工具”。“企业大学”既是企业人员的培训点，又是企业的一个“文化熔炉”，人们在这里接受企业的“遗传基因”，培养企业精神，让企业拥有的“智力人才”力量充分发挥作用。
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一些企业近年来对人员的培训时间大大增加。以阿普勒公司为例，从过去每年培训时间1.3万学时，增至现在1.9万小时，按企业全部人员计算，每人年均受训时间12天。
有的公司还办起了“秋季学校”，即在一定的时间里邀请一些具有国际水准的外来专家到公司授课。听讲者不仅有本公司的人员，也有其它公司的人员。这样可以弥补由本公司人员授课、本公司人员听课带来的局限性，既避免“近亲繁殖”的危险，又可以增加公司内外人员的横向交流，取得很好的“杂交”效果。也许跟这股培训热有关，法国有越来越多的在业人员开始重返大学。1987年，法国大学登记的成人学生达35万之多。参加这种成人教育的在业人员并非由于混不下去、或为更换工作，他们重返大学的目的是为了“自身发展”。
美国的未来学家，《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先生曾预言，信息和知识将是未来世界贸易的中心。或者说，谁能掌握最新知识，谁即把握了通向未来的发展之路。法国的培训热或许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位未来学家的预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