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财政赤字能够缩小和消除吗？
黄菊波
财政收支是国家把一部分社会产品集中起来，又再分配出去形成社会需求的过程。因而，财政收支是否平衡，成为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平衡状态的反映和制约条件。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可以抑制需求，谋求社会总供需之间的平衡；反之，支大于收，发生赤字，必然扩大社会总供需之间的矛盾。在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中，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压缩和消除赤字，是抑制过旺需求和通货膨胀态势的紧迫要求。
一个总根子，三个具体原因
经济过热，社会总需求超过总供给，是造成经济生活中出现明显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幅度过大的根本原因，也是近几年又连续发生赤字的主要原因。1985年以来经济持续过热，全民所有制单位固定资产投资规模在1985年比上年猛增41％的基础上，1986年和1987年分别又比上年增长了17％和16％；同时消费基金也增长过快，职工工资总额1986年和1987年分别比上年增长了20％和13％，都超过了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幅度。
经济过热，需求膨胀，物价上涨，给财政带来了巨大压力。首先经济过热，刺激了企业资金需求过旺，迫使继续减税让利，银行投资贷款和企业还本付息支出剧增，使企业实现利润中上交财政的比重不断下降。以国营工业企业为例，1985年实现利润中上交财政的比重为52.5％，1986年下降为44.5％，1987年又下降为37.7％。其次，生产的超高速运行，加剧了资源的紧缺程度及其配置不合理的趋向，以及产品结构的失衡，导致总体经济效益下降。国民收入占社会总产值的比重，由1985年的42.4％降到1987年的40.4％，两年下降了2个百分点，再加上涨价收入和国家税利的流失，制约了财政收入的增长。1987年财政收入仅比上年增长3.8％，而按可比价格计算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长9.4％，零售物价指数上升7.3％，实际上是一种负增长。再次，经济过热和物价上涨把财政支出抬了上去，特别是用于平抑物价、保障人民生活的各项支出和补贴迅猛增长。因此，尽管从紧控制支出，仍然入不敷出。财政的连年赤字，又扩大了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实事求是地认识近几年来财政赤字的原因及其对经济生活的影响，可以加深我们对治理经济环境、进行经济调整的认识；可以加深我们对严格控制支出，压缩财政赤字，以制约社会总供需失衡的紧迫性的认识。
有历史的经验，有很大的难度，有解决的可能
历史经验证明，在经济调整中，缩小和消除赤字不仅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三年“大跃进”造成的财政赤字，经过努力压缩支出，做到了缩小赤字，并在经济步入正常发展后，实现了连续几年的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1979年发生的巨额赤字，同样通过压缩支出，在财政收入下降、停滞的情况下，1981年实现了基本平衡，以后随着经济的稳步发展，财政收入与生产同步增长，1985年实现了收支平衡，略有结余。
这两次压缩和消灭赤字的过程有着可贵的经验，一是压缩财政支出取得了显著的成效。1961年财政支出比上年压缩44％，1962年又比上年压缩17％，这一年在财政收入比上年下降12％的情况下实现了略有结余；1980年财政支出比上年压缩4.8％，1981年又比上年压缩8.1％，这一年在财政收入低于1979年的情况下，取得了把1979年的巨额赤字170.6亿元在1980年内压缩到25.5亿元的可喜成绩。二是在经济调整的大气候下，迅速恢复了总供需的基本平衡，调整了各项比例关系，经济效益有所提高，实现了财政收入与生产的同步增长。1963年工业生产比上年增长8.5％，财政收入增长9.2％；1964年工业生产比上年增长19.6％，财政收入增长16.7％；1983年工业生产增长11.2％，财政收入增长11.1％；1984年工业生产增长16.3％，财政收入增长20.2％。三是财政政策和银行政策密切配合、相互支持。财政与银行通力合作，在实行双紧政策的同时，较好地处理了各种遗留问题，保证了企业流动资金的正常需要，使经济运行步入稳定协调发展的轨道。
但是，也要看到，当前压缩和消除赤字有着一些新的情况，增加了难度。例如承包制打破了财政收入与生产同步增长的机制，包死了财政收入的增长幅度；分配秩序混乱，企业和单位侵蚀国家收入的现象相当普遍和严重；明显的通货膨胀，使有些财政支出需要随物价的上升而有所增长，而且国家还要用相当的财力来平抑物价和实行保值储蓄等等。所有这些，说明我们面临的财政形势是严峻的。在增加收入和压缩支出两个方面都有很大难度。但是，我们既要看到困难，也要增强克服困难的信心，并根据新的情况，采取新的压缩赤字的对策。
出路：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控制支出，集中资金，依法理财
根据当前实际情况，压缩和消除赤字，要把财政工作的治理、整顿同深化改革结合起来，既要严格控制支出，又要增加资金供给。
（一）要统一认识，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建国以来的历史经验反复证明，坚持财政收支平衡、略有结余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近年来出现的经济过热、需求过旺、信贷失控、财政赤字、货币超量发行、通货膨胀这种“怪圈”，也证明那种用扩张的货币政策和赤字财政来刺激经济增长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必须摒弃。只有坚持量入为出、量力而行，实行紧缩的财政政策，坚决不搞超分配，才能保证治理经济环境取得切实成效。
（二）要严格控制支出，过两三年紧日子。近些年来，一些地方、部门、企业乱拉乱扯资金，盲目攀比建设规模，竞相发放奖金、补贴，用公款请客送礼，讲排场、摆阔气，膨胀了需求，超过了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也使各级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要严肃财经纪律，严格控制支出，加以彻底纠正。压缩财政支出，不仅要压缩资金需求总量，而且要调整支出结构，有保有压，区别对待，还要切实讲求经济效益，狠刹奢侈浪费之风。新增加的财政收入，应主要用于支持价格、工资改革和必要的农业、教育、科学支出，有些支出项目则要比上年明显压缩。
（三）要适当集中资金，合理增加财政收入。经过十年改革和建设，国民经济获得了很大发展，国家总财力有明显的增长，但也出现了预算外资金增长很快、预算内资金增长慢的问题。按可比口径计算，财政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1979年为31.9％，1988年预计降为19.3％。国家集中的财力过少，不利于保证改革和建设的全局需要，也削弱了国家的宏观调控能力。因此，在严格控制支出的同时，还必须开辟财源适当集中资金。要调整分配关系，按一定比例集中预算外资金；要整顿分配秩序，认真整顿税收和清理企业涨价收入，堵塞各种偷漏现象，把流失的收入收回来；要改革和完善税制，集中税收管理权限，整顿减免税，并发挥税收在调节生产和消费、调节社会分配不公、调节农产品不合理比价中的作用。
（四）要实行依法理财，硬化预算约束。当前，预算约束软化，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每年预算经过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以后，在执行中往往变动较多，开口子、批条子的情况也不少，这是导致财政工作被动的一个重要原因。在治理、整顿、改革中，必须强调依法治财，强化预算约束。首先，要增强预算的观念，预算经各级人代会通过以后，具有法律效力，不得随意变动。当年必须办的事，应在申报和编制预算时作周密考虑，妥善安排；预算执行中不要再开增支减收的口子，必须变动的也应经过一定的法律程序。其次，要加强预算法规建设，从预算的编制、审定、执行到决算全过程都应纳入法律范围，实现规范化。再次，要逐步实行预算公开制度。例如定期公开预算执行情况，以接受人民监督，实现预算管理民主化。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
怎样看待“新权威主义”？
如何看待新权威主义，一些报刊已经载文讨论，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摘登4篇于下，供阅读和参考。 ——编者
吴稼祥：必须有新的权威来消除旧权威衰落造成的权力中间截留，保持自由发展的社会稳定。
在民主与自由“结婚”之前，有一段专制与自由的“调情”期。如果说民主是自由的终身伴侣，则专制是自由的婚前“情人”。
难道不能用民主来保障个人自由吗？这要看向什么阶段的社会发问。如果是向一个成熟的现代化社会发问，答案是肯定的。但对于一个个人自由尚未充分发育的转型社会来说，不是民主养育了自由，而是自由之花结出了民主之果。在我的概念中，社会发展大约经历这样三个阶段，即传统的专制权威阶段，新权威主义保护下的个人自由发展阶段以及自由与民主结合的阶段。为什么不能从传统权威阶段一步跨入自由民主阶段？这是因为伴随着旧权威的衰落，必然有一个曾经高度集中的权力的下落过程，但权力没有完全或完全没有落到作为个人的平民手里，而是被旧权威造成的中间社会结构层层截留了。权力的这种中间滞留使社会进入一种既缺乏权威又缺乏自由的状态，既没有必要的集中，也没有必要的民主，有的只是分散。分散主义既吞食集中，也吞食民主。发展民主自由的措施，会变成扩大分散的措施；加强集中的措施，则变成进一步削减个人自由的措施。必须有新的权威来消除旧权威造成的旧社会结构，使中间膨胀的权力向两端变迁：一方面使个人自由得到发展，另一方面利用必要的中央集权排除障碍，保持自由发展中的社会稳定。
（《世界经济导报》第426期）
周文彰：新权威主义是一张不切实际的“救世良方”。
新权威主义是一张不切实际的“救世良方”。其主要失误在于：第一，中国并不存在权威丧失而重建权威的问题，关键倒是怎样科学地使用这些权力；第二，片面地把集权视为法宝，而忽视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核心问题，即：集权政治的“新权威”应依仗什么树立起来，又凭借什么维持下去？模糊不清地呼唤什么“强人政治”和“集权政治”，等于把社会政治和经济重新推回到改革前的运行轨道，使改革全面退却。缺乏具体分析而照搬别国和地区（四小龙）经验和模式是新权威主义的第三个失误。
（1988年2月3日《工人日报》）
于浩成：新权威主义理论的实质仍然是主张由圣君贤相进行统治。
“新权威主义”思潮认为我国建设现代化用不着推进什么民主化，当前特别需要的是树立集中的权威，要有一个集权的英明的铁腕人物领导我们实现现代化。他们特别举出亚洲四小龙为例，说南朝鲜、新加坡、台湾和香港基本上是专制政体，并没有什么民主化，而它们的经济发展很快。
这种理由根本是牵强附会的。因为亚洲四小龙都是自由经济，而且是外向型经济，受国际市场的强烈制约，其本国或地区政府对经济的管制作用微乎其微。这同我国这样一个大国主要是产品经济、经济受政治的严密和强烈控制的情况，怎么能够相提并论呢？
主张新权威主义的论者说，欧洲近代史上曾出现过一个所谓的“专制与自由的蜜月期”，然而，应该看到，欧洲是封建庄园制，中世纪以来，欧洲曾分散成为许多小的诸侯国家。在欧洲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开始之际，新兴资产阶级为了发展商品经济只有拥护皇帝或国王实行民族的统一，借以打破各小国诸侯的封建壁垒，为商品经济的发展创造条件。
但是中国的情况却有很大的不同，我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并非庄园式的，从秦始皇统一六国以后，我国就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主义国家。直到慈禧太后以至民国以后的袁世凯等，所有这些统治者都是专制君主，他们不允许有任何发展商品经济的自由，根本谈不上什么“专制与自由的蜜月期”。要发展商品经济，必须建立民主政治。要使经济体制改革取得成功，必须有政治体制改革加以配合甚至先行，这已经为我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历史经验所证明。新权威主义论者虽然把他们的理论说成是什么新理论，其实仍然是主张由圣君贤相进行统治的陈腐论调，是一种反映农民小生产者的思想和需求的言论。 （《世界经济导报》第429期）
萧功秦：新权威主义对于中国现代化模式的选择，具有一定的参考和启迪作用。
并非所有的权威政治均能称为新权威主义。作为一种政治实践的新权威主义，它必须具备以下几个条件，或者是特点。
首先，新权威主义的治国者在经济上必须具备一定的现代化导向，他所订立的治国、发展目标，应当与世界经济发展的主流——市场化趋同。因此，新权威主义高度强调经济发展、普及教育等目标，以获得最大多数民众的支持。
其次，新权威主义在政治上凭借庞大及有效的官僚体制及强有力的军事力量，以此来实行自上而下的统治。因此，新权威主义具有政治上的铁腕作风。有时候，军事政治强人为达到政治上的稳定，甚至不惜采用高压手段来镇压政治上的反对派。而在意识形态上，新权威主义对传统的价值体系有更多的认同，认为传统的价值体系是民族精神得以凝聚的基础。
最后，也就是最为重要的条件是，具备现代化导向的新权威主义，对西方的资本及先进的技术、文化采取开放的政策，希望借此来推动本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这一政策的后果，是在国内逐渐形成了一个具有相当经济、文化、政治实力的中产阶级阶层。
新权威主义具有两重性，它可能向民主政体顺利过渡，也有可能退回到更为保守落后的传统主义。对于第三世界国家来说，新权威主义是一种祸害，然而却是一种不得不接受的“必要的祸害”。
无论在理论还是现实上，中国均不存在实行上述第三世界国家中的新权威主义政治形态的背景及条件。然而，作为一种政治理论的新权威主义，对于包括中国在内的第三世界国家现代化模式的选择，无疑具有一定的参考及启迪作用。这一点，正是我们今天对其进行研究和讨论的意义所在。 （1989年1月17日《文汇报》）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书刊评介
读《戊戌维新运动新探》
林增平
六年前，由于参加戴逸同志主持的《清代人物传稿》（下编）编委会，遂得以与孔祥吉同志订交。那时，他已发表了《〈戊戌奏稿〉的改篡及其原因》、《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等论文，开始显露了在戊戌维新史的研究中另辟蹊径的势头。相识既久，我发现孔祥吉同志确有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对戊戌变法史的研究，视野更广阔，思路也颇深邃。到近期，发表的文章已近百万字，内容涉及康有为等维新派的思想和活动，变法运动中朝野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纵横离合、扑朔复杂的关系及其斗争，整个运动的兴起、发展及其失败的过程，可以说对清末维新新政有了系统和较全面的论述。因此，我建议他选录若干分别反映维新运动各个方面的代表作，辑为一集，交出版社出版，以便学术界同人和高校历史专业学生以及爱好浏览历史书刊的人们披阅参考，且有助于推进戊戌维新史的研究。
经祥吉同志自行选录在本集中的论文，我又通读一遍。作为第一个读者，似乎有义务首先对此作出评述。
不容讳言，长期以来人们对戊戌变法的研究和叙述，其资料来源，一般是大量取自坊间刊印流传的书刊，间或杂以少量手稿或抄本的纪述。这些资料，大部分是可信的，但也存在或多或少传闻异词之失，也难免某些隐讳失真之弊。梁启超就曾坦率地承认：“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第91页）。据此可知，只凭坊间刊刻或私家所存史料撰述的戊戌变法史，其严谨者自应称作信史，但要使所述内容悉与“真迹”吻合，则显然难以做到。
这本集子的可贵之处，就在于所收论文系作者从查阅现藏于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中有关戊戌维新的档案入手进行探索，并以之同坊间流传的刊本对照校勘，从而加以分析研究所获致的成果。档案，历来为史家公认最为原始的史料，而戊戌变法，又主要是清朝统治者自行发动和部署，旋又自行加以取缔和废止的。因此，迄今保留下来的清政府的档案，就更属了解和研究这一变法运动必须查阅的原始记录。1958年，中华书局曾出版过《戊戌变法档案史料》一书，但仅刊录了43万字，毕竟只是汗牛充栋，仅档案中很少一部分。祥吉同志正是有鉴于此，因而在开始研究戊戌变法史时，就一头扎进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孜孜不倦，兀兀穷年，在山积尘封的案卷遗书中爬罗剔抉，浏览抄录，经历几度寒暑，才将康有为从己未至戊戌的奏折梳理排比，整理出来。此中艰辛，是可以想象得到的。就以康有为的《上清帝第三书》来说，据小孔告诉我，这份上书在垒砌成堆的案卷中久已被割裂为三部分，头尾脱离，且归入不同的卷宗。而他却不惮其烦，细心地在一叠叠的卷宗中检索校核，经几个月聚精会神地梳理，一份完整的《第三书》才得以“破镜重圆”。这就不仅能借以澄清不少聚讼纷纭的问题，而且为国家档案馆修复了一件弥足珍视的历史文物。正由于经历了如此艰难备尝的案头劳作，祥吉同志才得以撰写出一篇篇史事确凿、新意盎然的有关戊戌变法的学术论文。
还值得提出的是，作者致力于档案资料的搜集和整理，并不是旨在继承旧时代史学家以考订史事为历史学终极目的之旧传统，而是本着占有大量资料，以确凿可信的史实为基础的治学方法，来进行戊戌变法史的研究，探索其发展规律和全部事变的内在联系，俾可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出科学的、唯物主义的论述。本论文集中的大部分文章就具有这种意义。如《戊戌维新失败原因新论》、《光绪与戊戌维新》等即表现了作者思虑周密，不囿于成说，以充分可靠的资料为依据，试图探索戊戌变法成败之历史规律的治学态度和方法。当然，不能说作者在本集所收论文中所表述的见解都已经成为定论，没有他人置喙的余地。而只是在论文涉及的各个方面，作者所陈述的看法，一般都为推进戊戌变法史的研究提供了进一步探索的途径或值得参考的意见。
实事求是地说，祥吉同志近年对戊戌变法史的研究虽已崭露头角，但有些问题也并不能认为已经圆满地解决，扫数了结。比如，以他探索最多的康有为《戊戌奏稿》来说，就还有少量未曾弄清的问题。如该书所附麦仲华所撰《南海先生戊戌奏稿凡例》称：戊戌数月间，先生手撰奏折都六十三首，一代变法之大略在焉，亦有代作者。戊戌抄没，多所散佚，即篇目亦不能忆。而本集所辑《康有为戊戌年变法奏议考订》，胪列竟有六十六篇之多，较麦仲华所说多三篇。这六十六篇中有哪些是康有为所撰？有哪些是他人捉刀？其中哪些或有张冠李戴之嫌？这些问题也可能无关宏旨，但若能一一探索清楚，对还原戊戌变法运动的“真迹”，也是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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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理论简讯
北京学者聚会研讨新权威主义问题
本报讯 2月24日，北京社会与科技发展研究所和《理论信息报》联合召开了“当前政治思潮中的‘新权威主义，研讨会”，与会的数十名中青年学者就“新权威主义”问题，广泛地交换了各种不同的看法。
第6版(理论研究)
专栏：理论简讯
《求是》杂志召开当前经济问题座谈会
本报讯 2月27日，《求是》杂志社邀请首都专家学者、有关部门负责人，座谈当前经济发展和经济改革问题。发言者谈了十三届三中全会以来，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中的新情况及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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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理论简讯
纪念共产国际成立70周年学术报告会在京举行
本报讯 3月2日，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等十个单位联合举行学术报告会，纪念共产国际成立70周年。“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成立于1919年3月2日。1943年6月正式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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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理论简讯
《中国商业年鉴》出版发行
本报讯 记者《中国商业年鉴》编辑部获悉，1988年《中国商业年鉴》已正式出版，公开发行。《中国商业年鉴》是一部计划逐年出版的、关于中国商品流通领域发展状况的大型资料性实用工具书。现在出版发行的是第一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