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政法）)
专栏：
劳动争议案引出的争议
除名：是轻还是重？判决：是公还是不公？
江苏《盐阜大众报》记者 姜天庆 顾云岭
1988年12月22日，江苏省东台市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一起劳动争议案。审判长当庭宣判：撤销东台市玻璃纤维厂将该厂工人潘荣贵除名的决定；补发潘荣贵的工资及各种待遇；恢复潘荣贵的工作。
审判长话音刚落，法庭哗然。之后，这一消息迅速传遍台城，渐渐波及到盐城市各县区。
案件的缘起
这是盐城市第一起劳动争议案。1988年3月4日，东台市玻璃纤维厂全民合同制工人潘荣贵经车间主任批准补休10天，3月6日外出。3月7日，同厂的女工A亦请假5天，10日外出。两人均到期未归，且去向不明。3月23日，厂方向潘、A两人分别发出限期回厂通知书，25日发出“黄牌”警告。此前，两人家属皆分别外出寻找，未有着落。4月9日，厂务会、厂管理委员会、工会委员会确认潘荣贵已连续旷工24天，A已连续旷工26天，按照《企业法》和《企业职工奖罚条例》以及厂里有关规定，一致议决分别予以除名。
4月12日，潘荣贵到厂对将他除名表示异议，于16日向东台市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申诉（A未申诉）。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分别于5月6日、10日进行调解，潘荣贵却均未到场。6月15日，仲裁委作出裁决，确认潘实际连续旷工18天，厂方决定除名是正确的。潘不服裁决，拒收仲裁决定书，并向东台市人民法院起诉，法院在5个多月后作出本文开头的判决。
在审理此案前后，东台玻纤厂等方与法院发生了激烈争议。除名：是轻？是重？
厂方将潘荣贵除名以及仲裁委和法院审理此案，主要依据国务院1982年发布的《企业职工奖罚条例》第3章第18条，即“职工无正当理由经常旷工，经批评教育无效，连续旷工时间超过15天，或者一年以内累计旷工时间超过30天的，企业有权予以除名”。但在如何具体适用这一条上却存在尖锐分歧。
潘荣贵连续旷工前的一贯表现怎样？厂方认为，潘进厂以来不求上进，劳动纪律松弛，曾于1984年11月15日当班时间偷窃厂里钢材，被派出所查实后记旷工一天，停工检查4天，取消厂一届六次职代会主席团成员资格。而法院审判人员认为，潘荣贵有技术，当过班长，被选进职代会，应当说表现是好的。
是否经批评教育无效？厂方认为，厂里制定职工奖惩办法和有关处理违纪职工的暂行规定时，潘荣贵都是直接参加的，按此规定，厂里也先后处理过2名工人。因此，潘荣贵连续旷工是明知故犯；对他除名前，厂方曾发出限期回厂通知书和“黄牌”警告。教育，不应视为事后当面批评一种，应当理解为多种途径和形式。否则，职工连续旷工时间再长，企业不就无法处理？况且，潘荣贵至今未向厂方承认其旷工18天的错误，无任何悔过表现。判决后，他还洋洋得意地到严禁烟火的配电间请人抽烟。法院认为，厂方在明知潘外出去向不明，家人寻找未着的情况下，发出限期回厂通知和“黄牌”警告，因未实际送达潘本人，故起不到教育的作用，后在他出走未归、没有申辩的情况下就作出除名决定，显得仓促和欠慎重。法院审理中潘能认识错误，表示悔改。厂方针对法院提出的没有让潘申辩这一条，引据有关法规，认为这不是必须条件。
对旷工18天的错误有无从轻情节？厂方认为，潘荣贵请补休假时，车间主任即言明，超假即以旷工论处。潘在外不归期间，家里人曾来厂为其续休，既无正当理由，又无期限，不予承认是对的。法院认为，潘荣贵从1984年起，4年多时间累计有加班补休假24.5天。工人有劳动的权利，也有休息的权利。另外，潘的家人曾代为续假，均应视为从宽处理的条件。
记者采访过潘荣贵本人。对为什么旷工？他说因家庭纠纷外出散散心。问他仲裁调解时为何不到场？他说因私事到河南省辉县孟庄乡高村峥嵘玻纤厂去了。
审判：是公？不公？
厂方认为，东台市法院审理此案中多处违法，对判决的法律效力持怀疑态度。主要理由有三：
在诉讼时效上，东台法院受案通知书称：“我院已接到你于1988年7月6日诉东台玻纤厂对你除名不服的起诉状……”但法院后称潘荣贵是6月30日向法院起诉的。因而，案卷中法院盖在潘的诉状上的收阅章日期出现了将7月6日改为6月30日的明显痕迹。对此，厂方认定法院有关人员篡改法律文书，并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国营企业劳动争议处理暂行规定》第3章第25条：“当事人一方或者双方对仲裁不服的，可以在收到仲裁决定书之日起15日内向人民法院起诉……”认为潘荣贵的起诉有效期应为6月29日止，30日起仲裁决定即发生法律效力，应予执行。法院根本不应受理此案，更不应予以审判。
在开庭审理此案期间，庭审调查阶段，审判人员有利于潘荣贵的证词就宣读，不利于他的证词就不读；有利于原告的问题就提，原告答不全则予以提示。辩论阶段，出现了极为少有的场面：审判人员和厂方的代理人进行辩论，厂方委托代理人两次当庭提出抗议。据此，厂方认为，代表国家行使审判权的此案合议庭竟成了潘荣贵的代言人。
判决书的送达超过法律规定的期限，且判决内容比当庭宣判的有重大改动，删去了后两条。厂方认为这有损法律的尊严。
此案审判人员则认为此案审理是极为慎重的，同时强调了法律不健全，法院人手少以及执法难等原因，希望各方理解。
法院针对此案诉讼时效问题指出，潘拒收仲裁决定时，仲裁委将决定书留置予厂方，不能视为送达。而仲裁委根据江苏省《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工作规则》第5章第23条规定，认为把仲裁文书留在当事人的单位或住处，即视为送达。
诉讼尚未终结
法庭审判后，厂长朱惠人说：只要求企业改革，其他方面不配套改革，不是把我们厂长放在火上烤？！
采访中记者曾邀请了6个企业的负责人座谈。他们对此事的激愤之情溢于言表。他们支持玻纤厂把官司打到底！
在东台市委、市政府，记者也听到几种不同的反映。一些同志认为：对潘荣贵这样的人不除名，还有什么纪律制度可言？还谈什么劳动人事制度改革？！一些同志认为，不正之风无孔不入，也会渗透进执法机关，并为此而忧心忡忡，建议在强调法院独立审判、独立办案的同时，要加强法律监督。还有一些同志认为，处理人要慎重一些，特别是像潘荣贵这样的人，30出头，尚未结婚，除名后被推到社会，会不会成为不安定的因素？
普通工人对潘荣贵除名怎么看？1月18日下午，记者在玻纤厂搞了一次民意测验，记者向当班人员当面发了86张意见表，收回85张，对将潘荣贵除名的态度分别是：赞成43人，认为过重23人，弃权17人，反对2人。显然，赞成的超过半数以上。持赞成态度者的意见是：过去“大锅饭”盛行的时候，也没有人敢旷工这么多天。现在厂长负责制，经营承包了，潘荣贵竟敢旷工几十天，真想不到！持反对态度者的意见是：应当给潘荣贵一次改正错误的机会。犯了错误，不能一棍子打死。
对此案的争议最终将由法律来作出回答。东台玻纤厂不服东台法院一审判决，已将该案上诉至盐城市中级人民法院。市中级法院如何判决，人们拭目以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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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党的生活
用辩证方法观察分析形势
中共河南省郑州市委书记 曹磊
如何将形势教育引向深入？从今年元月开始，中共郑州市委提出在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中开展对形势的分析、研讨活动，即围绕当前群众议论最多的热点疑点问题，联系一种社会现象，运用一个基本观点，解决一个认识问题。
必须摆脱旧的思维方式影响
随着改革的深入，当前在经济领域和思想政治领域出现了许多复杂的情况和问题，需要我们认真地去思考、去分析、去研究。
一是，共生现象。在改革过程中，利和弊、得和失、成绩和问题、前进和失衡常常相伴而生，而且正反两个方面都在顽强地表现、发展和抗争，以致使人对这些现象的是非曲直一时难以作出准确的判断，甚至难以分清主流和支流，比如，改革开放以后，生产发展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但某些不良现象，腐败现象，丑恶现象比过去多了，严重了；改变了单一的所有制形式，个体经济发展起来以后，增加了社会的有效供给，但由于有些个体户发了大财，“分配不公”的问题也突出了，如此等等。
二是，反差现象。由于种种原因，一些人产生了自相矛盾的心态和言行。相当多的人又为这种看起来似乎不符合逻辑推理原则的现象所困惑。比如，整个形势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而人们的思想问题又比任何时候都多；有的人甚至说现在吃白蒸馍还不如过去吃窝窝头是味，但你要说再回到过去吃窝窝头的年代，他又不同意了。
三是，认识多元化现象。可以说几乎没有一项改革措施能一下就被所有人所拥护。对同一个问题在不同人之间可以产生截然不同甚至完全对立的认识，比如决策者往往注重从改革理论的提出、改革措施的推进和宏观的效果等方面看形势，而一些群众则往往从局部利益和个人所得实惠上观察、评价形势：“你说改革成绩很大，我这菜篮子里的东西怎么增加不多？”市场菜价上涨，市民和菜农、菜贩子就会有完全不同的反响。
以上这些客观存在，就是我们进行形势教育所面对的基本现实。如果仅仅停留在罗列一些数字、举一些典型事例，就事论事地去讲形势如何好、成绩如何大，而对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现实问题和人们的思想问题采取回避的态度，或者不去进行具体的分析，而是按照传统的思维方式，简单地把这些复杂的现象归结为“好得很”或“糟的很”，显然是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们的思想问题的。
产生诸多矛盾是由时代决定的
我们这个时代的基本特征突出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整个社会正处在大变革之中，大变革就意味着大变化、大发展，同时也不可避免地会在某些方面出现大的震荡。改革前，我们在整个体制上是“模式单一”，在思想领域是“舆论一律”。在单一的物资统配体制下流通领域秩序井然，倒爷们很少有可乘之机，但经济活动却像死水一潭；在闭关自守情况下，某些消极现象当然难以产生，但经济长期落后，人民生活长期得不到改善；在“舆论一律”的年代，全国上下一个声音。十年动乱期间，经济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还是“到处莺歌燕舞”。“形势大好，不是小好。”在那样的政治环境下，当然人们的议论少、牢骚少，但人们不说话不等于没话说，不发牢骚不等于没有牢骚。所以说，现在人们的议论多，敢讲真话，是人们思想活跃，民主气氛增强、民主政治向前推进的表现，是社会进步的象征。
我们这个时代的另一个重要特征，就是两种体制正处在交替之中。人们的思想问题多、意见多，是由于在改革过程中，客观上确实存在不少问题，大体分这么几种情况：（一）新旧两种体制在许多方面矛盾多、摩擦多，有些问题的产生主要是旧体制还在起作用的结果。但目前实现这个愿望的条件还不成熟。（二）由于新的体制还不完善、不配套产生的问题。（三）由于缺乏经验而造成的工作上的失误，改革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没有现成的经验可循，因而也免不了会出现工作上的失误。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国的改革已从单项突破进入到全面展开，由浅层次进入到深层次，难度更大，情况更复杂，出一点问题在所难免。
人们思想问题多，牢骚多的另一个原因，是认识本身的问题，一是用旧的观念看待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越看问题越多；二是对改革的期望值过高，消费欲望过高。总希望一改就能得到实惠，每一项改革措施都能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由于缺乏思想准备，特别是缺乏为改革付出代价的思想准备，所以一旦遇到像物价上涨过猛这样的问题，就对改革产生了怀疑、动摇，甚至对改革的前途丧失信心。
解决观察分析的方法和标准问题
要坚持用辩证的方法看形势，有的人不是用历史的、发展的观点看待改革中出现的问题，而是割断历史或盲目攀比。过去在大家都喝稀粥的年代，即使有一点思想问题，只要一搞忆苦思甜，就会烟消云散。现在有些人特别是青年人总不喜欢让跟改革前比，一纵向比，有人就会说现在都什么时候了？现在是80年代！似乎80年代就应该什么都好，什么欲望都应该得到满足，还有的不是从全局上观察分析形势，不是去具体地分析出现各类问题的原因，而是把一切现象都归咎于改革，甚至会提出一系列的问题，什么改革前怎么没有通货膨胀？为什么越改腐败现象越多了等等。
要坚持用生产力标准看形势，用不同的标准观察形势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有人单纯以物价看形势，认为物价长期不动就是形势大好；有的仅仅以党风、社会风气为标准判断整个改革形势，认为今不如昔，越改越糟；还有的以自我感受为标准。改革前，在多数人的温饱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时候，谁能穿上一件军大衣就感到非常荣耀和满足，自我感觉非常好，现在分配上一拉开差距，人们长期形成的心理平衡就被打破了，意见也就多了。用生产力标准看形势，就会发现通过改革开放，生产发展了，经济搞活了，人民生活提高了。更重要的是，它结束了一个封闭、停滞的局面，开创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从这个意义上说，伴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出现的其它一些问题，都是前进中的问题。当然对这些问题，我们也绝对不可忽视，要把形势教育同解决问题的具体行动结合起来，下大力气去解决改革中出现的群众意见最大的问题。
总之，观察形势的方法和标准问题解决好了，我们就能正确地判断形势，对改革的前途充满信心，就能正确地对待和解决改革中出现的一些问题，进一步振奋精神，搞好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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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直言不讳
“弃”得好 “怕”得妙
谢文清
据报道：河北省省长岳岐峰同志最近自动放弃了“批条权”。在此之前，他本享有每次不超过30万元的“批条权”。但在施行这项权力的过程中，这位省长感到弊端多，认为不宜再搞个人独断。于是，他就主动“弃权”了。这个权实在“弃”得好，“弃”得妙！我禁不住高呼：“再来一个要不要！”
法制健全不健全的分水岭就在看如何施行权力上，是个人专权，还是民主协商和表决。尤其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几乎全社会的生产资料和消费资料以及货币的支配，都集中在党政机关领导人手中，如果不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如果缺乏有效的民主监督，而一味由省长“批条子”去支配全民的财富，那就难免给营私舞弊，给“官倒”和“官盗”以及贪官污吏大开绿灯。我们今天经济领域的许多漏洞就出自这种“首长批条子”的反民主传统。那些不法之徒，只要求得、磨得或者骗得一张首长批的条子，就如有了“圣旨”一般通行无阻，动辄就能倒卖价值千百万元的物资，或逃避税收去作洋买办。因此，必须通过立法，把财物支配大权从“首长批条”转移到民选的立法机构，比如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的常务委员会，由人民代表机构以多数或绝对多数票通过才能立项、开支。曾记得西方报刊有一次报道说：法国的蓬皮杜、德斯坦和密特朗三届总统都有过修缮爱丽舍宫的打算。但议会不拨款，三位总统“心有余而钱不足”，只好作罢。美国前总统里根很想给尼加拉瓜反政府武装以财政援助，也因国会不拨款而始终搞不到钱。这类事情如果在我们中国，只要首长大笔一挥，早就钞票到手了！因此有些不法之徒就专门琢磨，推敲如何使首长“批条子”。而今，河北省长不批了，“弃权”了，别人也就无孔可钻了。“改革意味着某些权力的转移”，可见，这实在是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治理经济环境的一项有力措施。
同河北省长遥相呼应的是上海市长朱熔基同志。不久前，有朋友问朱市长：如何才能保证上海市廉政法规的实施？我们这位市长回答说：“我最怕的是我自己能不能严格遵守。”（大意，手头无资料，未核实）真是回答得妙！中肯、坦率、感人，算得上一句至理名言！身为领导，能严格律己，首先律己，这正是我们最缺乏的，因而也是最可贵的。如果我们每个领导者都能“吾日三省吾身”，“怕”一下自己和自己的家庭成员有没有以权谋私行为，那可真是国家幸甚、人民幸甚！希望朱市长永远“怕”下去，更希望每个身为领导者的同志也永远“怕”下去。俗话说：“上梁不正下梁歪。”反过来说，只要上梁摆得正，就不怕下梁歪。此话怎讲？此理不言自明：只有自己遵纪守法的领导者，才有资格、有勇气和有信心去制裁其下属的违法乱纪者。
一位省长“弃”得好，一位市长“怕”得好。但愿能多有些这样的省长和市长。这样的“长字号”干部越多，振兴中华越有希望，“四化”大业越有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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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民族地区纪行
三都呼唤人才
本报记者 朱维群
在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人们称三都水族自治县是国家的“独养女儿”，因为它是全国唯一的水族自治地方。这里有水族14万余人，占总人口65％。但是这个“独养女儿”又是“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目前尚有10余万人未解决温饱问题、4万人未解决饮水问题。
三都土地富饶，气候温和，农作物一年可二、三熟，地下有丰富的铜、铁、锑、煤、汞、硫磺和金矿，山上有300多万立方米木材蓄积，比全省平均水平高1.1倍。为什么这块“像凤凰羽毛一样美”的土地迄今未能摆脱穷困？州委统战部部长、曾长期在三都担任领导职务的水族干部陆道邦对我说：“偏远的山区地理环境、历史形成的经济落后状态，固然是贫穷的主要根源。但是目前阻碍我们迅速摆脱贫穷的，是缺乏人才。”
一个摆在眼前的尖锐矛盾是，在沿海地区加速发展的诱人前景和优惠条件的引力下，三都知识分子队伍中“留不住”的势头愈趋愈烈。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到1987年全县教师外流173人，其中县城三所中学的大学本科毕业教师外流28人，占这三所学校教师总数的40％；农林水系统科技人员外流58人，占总数的52％；卫生系统科技人员外流95人，占总数的40％……
与“留不住”并存的还有“考不上”和“回不来”。由于基础教育薄弱，从1977年到1987年全县考入大专院校的只有400多人。而在此10年间，从大专院校毕业回三都工作的仅119人。
在各地竞相招揽人才的今天，三都由于拿不出富于竞争力的优惠条件而苦于“招不进”。全县乡镇企业迄今没有一个中级职称的技术人员，唯一有初级职称的是乡镇企业局局长老韦自己。
由于缺乏人才，这个县曾经利用当地资源办起的陶瓷厂、磷肥厂、纸厂、糖厂、硫磺厂、酒厂等都先后垮掉了。前年甚至连国家的扶贫贷款尚有100万元没能用出去，因为缺少能提出项目、论证项目的人。
贫困难以留住人才，人才缺乏又加深贫困。怎样从这个恶性循环的圈子里跳出来？县委一些同志认为，首先要继续反对由落后和愚昧造成的轻视知识、轻视教育、轻视知识分子的倾向，真正调动现有科技人员为少数民族地区发展进步做贡献的积极性。现在有些做法很不得当。比如，三都由于科技队伍专业构成的不平衡，往往拆东墙补西墙，以至仅有的科技人员中竟有许多人专业不对口。县农牧局15名专业技术人员竟有6人学非所用。县委组织部的同志说，实践证明解决人才外流问题不能单纯靠“堵”。堵，只能使原来有志到落后地区一试身手的人也不敢来了。不如变“永远扎根”式的静态平衡为“有进有出，服务有期，合理流动”的动态平衡，在人才流动中满足边远地区对人才的需求。
他们还希望国家政策在人才问题上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予以更多的关照。比如在高校招生中可以根据这些地区上报所需专业人才的情况实行有计划地定向招收培训，适当降低录取分数线。莫时仁副州长忧心忡忡地说：“目前国家有关部门考虑要在几年内取消大学毕业生统一分配，并实行有偿分配。如果这样一刀切下来，三都这样的县今后人才危机将越来越严重。我们建议国家在分配中也采取双轨制，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继续实行部分计划分配，过渡几年。哪怕分来的人干三、四年再走也行。”
“当然，从长远考虑，根本解救三都人才危机的出路还在于发展基础教育”，三都县教育局长说：“然而，由于经费短缺，目前全县有3000多学龄儿童却只能容纳1000多人的校舍，而且不少是危房，以至我们每当接到乡下来的紧急电话便紧张得心怦怦跳，生怕是塌房伤人的消息！”
总之，三都在呼唤人才，呼唤教育！
（附图片）
图为三都廷牌乡小学水族女子班的学生们。
朱维群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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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青年热门话题
大学生择业的三个热点
共青团中央研究室 苏丽 王建中
最近，我们对辽宁省部分高校应届毕业生进行了调查，发现随着政治经济形势的变化，商品经济观念对大学生人生观和价值观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今年毕业生在择业问题上较之往年突出了“务实”的倾向。
由向往大城市、大机关、大企业转向去中小城市和中小企业
今年的分配计划到基层的比例增大，大多数学生将被分配到基层。绝大多数学生虽然感到分配方案不理想，但又认为大学毕业后到基层工作是发展方向。一些学生认为：大地方人才济济，自己发挥作用的机会很少，到一个没有用武之地当“跑腿的”或“打杂的”，几年后专业就荒废了；还有的认为：大机关、大企业不那么缺人，毕业去了之后自己在生活上的要求得不到重视，而小地方则大不一样。沈阳药学院一学生说：“如果我们想去东北制药厂，就得先在车间当一般工人，并且还不知要干多少年，根本谈不到搞科研；如果去一个中小制药厂，几年就能出成绩”。农大一名学生说：“大单位只是名声好，工作起来一点自主性也没有，不利于自身发展和施展才华。”
从政热淡化，从事专业工作思想逐步强化
专业性强的学生都希望被分配到专业对口的单位，从事专业技术工作。他们认为，随着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入，从政之路将越来越窄，相反专业工作较为稳定。东北工学院一学生说：“在商品经济发达的社会，权力至上观念将逐步被淡化，随着我国政治民主化进程的不断加快，公务员制度实行，当官没有终身制做保障了，只有靠搞专业、发挥自己的特长才能抓住铁饭碗。”还有的学生说：从现在的形势看，国家是鼓励我们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专业职称评定走上正轨之后，从事专业技术工作的地位将不断提高，晋级的机会会越来越多，评中级职称要比当个处级干部容易得多，经济收入的路子也广。也有的学生说，如果没有对口专业工作，宁愿当个体户，自己创办企业经营。
对家庭的依赖导致一大批学生要求回家乡
一部分毕业生将要分回自己的家乡。这虽然是由各种客观条件造成的，但学生在主观上已由被动逐渐变为主动。一些毕业生总结了回家乡的四大好处：一是回家乡对工作单位有选择的余地。沈阳工业大学有的学生说：“我家在丹东市内，分配回丹东后，家里可以通过熟人把我分配到一个较为理想的单位。如果留在沈阳，工作单位就没有选择的余地了。”二是以后在工作上能得到关照。有的学生认为，去外地人生地不熟，遇事两眼漆黑。在家乡就不同了，如果家里有点势力，还会成为自己发展的一个有利条件。三是经济上能得到家里资助。沈阳工业大学一学生说，大学毕业生的工资每月70多元钱，在外地工作去了吃饭就所剩无几了，在家里衣食住行都不用自己管。四是房子问题易解决。学生们普遍感到，工作后就得考虑结婚成家，最大的困难是房子，而现在结婚就能给房子的单位很少，回家依靠父母就好办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