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国内专页（教科文）)
专栏：
软科学的硬效应
新华社记者 叶世涛 张学全
一个主意５０００万元
宝钢引水工程的上马，曾有过令人深思的变更过程。在一期工程建设中，有关部门按照惯例由领导决定，从距宝钢７２公里的淀山湖引进工业用水。方案公布后，上海科技界为之哗然。有的专家说：“宝钢建在滔滔长江边，却舍近求远去引内湖水，这是什么决策？”他们不甘心让这种不科学的方案付诸实施，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所、华东化工学院等单位的近百名专家，主动开展了追踪评估。他们风里来，雨里去，对长江水质反复测试，从大量的科学数据中进行分析、评估，提出了一个新主张：筑库取用长江水。这一经过科学论证的建议，耗工少、投资少，效益好，被国务院有关部委和上海市政府采纳，实施结果证明，工程投资比从淀山湖引水方案节约５０００多万元，每年还可节电２５００万度。这使政府有关决策者大开眼界。他们认识到，科学是决策的基础。过去很多“拍脑袋”、“划圈圈”作出的决策之所以屡屡失误，并非用心不好，而是离开了科学。他们向科学家讨教，知道随着现代科学的发展，社会的进步，决策本身也已成为一门科学。正如上海市科委副主任魏瑚所说的，软科学的成果不仅能帮助领导者掌握反馈信息，发现决策的缺陷和不足，弥补失误，更重要的是，它包含的战略思想，一旦转化为具体的规划、政策，就会对社会、经济、科技的发展带来巨大的效益。
投入与产出：１比６０
两年前，国家科委推出了一系列软科学研究项目，其中有一项是我国微电子技术应当如何加速发展。上海市科学学研究所等单位承接了这项课题。他们组织２７名专家，先后分赴辽宁、黑龙江、广东、四川等１７个省、市进行调查，提出了“中国微电子技术发展前景预测”，从多种设想中又筛选出若干建议：微电子技术应当分区域、分层次发展，同国民经济发展相适应；经济上给企业适当让利；从消费类电子产品开始“引爆”，促进规模经济形成。这些建议被当时的电子工业部采纳并向国务院推荐，国务院据此作出了在一定时期对微电子生产企业减免５０％的所得税，提取１０％税前利润作为开发基金的政策，有效释放了企业开发产品的能量。这些政策的实施，使我国微电子工业步入新的发展时期。
这个课题组的副组长王新华最近谈到此事时说：“这项决策研究从收集资料、听取名家意见到提出决策建议，直至最后国家政策出台，前后只用一年多时间，所花经费不过１０万多元，但政策贯彻后转化引发的效益却很难估算。”
类似这样投入小产出大的课题还有不少。一批科技专家完成的“选择技术引进重点项目的咨询”，由于摸准了上海经济发展的脉搏，挑选的２７个大型项目被市政府采纳实施后，大多在短期内收回投资，有力地促进了经济发展。由于经营体制的弊端，上海一些企业创汇热情不高。去年，经济专家通过调查论证，参与了市政府的一项重大决策：推行工贸“双线”承包制。工厂企业从承担出口货源拨交任务转为直接承包出口任务，外贸公司从收购包销改为承包出口代理指标，彼此共挑创汇担子。市领导决定今年在占全市创汇总额４０％的纺织行业先行推广。这一国内首创的外贸经营体制改革出台后，大大调动了工贸双方尤其是基层工业企业出口创汇的积极性。几家毛纺、棉纺厂新近传来的信息显示，出口适销品种普遍增多，对外合同履约率达到１００％。上海有关部门核计过软科学投入和产出的效应。从已完成的５００多个软科学课题看，平均每个所花研究费仅１．７８万元，相当于国外的１０％。据对６８家咨询、研究机构抽查，平均每投入一元咨询研究费，创造了可计算的价值６３元。这些软科学机构由于它卓著的成绩，赢得了“智囊团”、“思想库”的美称。
涉足社会发展热点
软科学显示出的重要性和优越性，唤起了上海决策者们对软科学的极大热情。据统计，目前全市拥有系统工程、系统分析、运筹研究、检测研究、咨询中心等高层次软科学、研究机构１５０多家，占全国总数１／３以上；还有许多政府机关的政策研究机构从行政机构中分离出来。有３４００多名各学科专家参加到软科学研究的行列。他们积极参与预测研究，制定战略规划、有关政策、管理措施。一个多学科、多层次的研究网络已经在上海形成。近两年来，全市软科学研究机构已完成大中型软科学研究课题近千项。其中８０％已为各级政府的有关部门采纳，对政府决策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有力地推动了决策民主化、科学化的进程。
对这些软科学研究成果作番分析，人们不难发现，其研究课题正由微观转向宏观，从技术经济转向社会综合发展战略，研究的质量日趋提高。
他们涉足社会发展的热点——上海应如何制定人口发展战略。来自医学、卫生、人口学、社会学等研究部门的专家、学者，对上海人口增长趋势进行预测，并提出了节制生育、优生优育等有关人口计划增长的一系列建议和政策措施，经过论证成为政府决策，付诸实施后，上海市的人口增长得到有效控制。统计表明，这个全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已经成为人口出生率、自然增长率、二孩率和多孩率最低的城市。
他们紧盯全市经济社会发展研究。全市１６００名各学科专家，对上海的经济、科技、社会等多方面情况进行调查研究，采用７０多种定量分析的方法，处理了１０００万个数据。在充分弄清现状的基础上，制订上海市经济发展的近期和远期规划，这项软课题研究成果的完成，使上海的决策者们明确：上海应该向开放型、多功能、技术先进、产业结构合理的现代化城市目标前进。根据这个战略目标，一系列配套政策、规划、措施都制定出来了。
呼唤民主化决策程序
要使软科学真正深入政府高级决策层，首先要求领导者增强民主意识，更新决策观念。５年前，科学家们对上海市内电话发展作出预测，认为到１９９０年必须兴建５０万门电话才能适应需要，但有关部门未能采纳这个建议，再加上财力不足，到目前市内电话只增到２０万门，完全不适应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市民普遍抱怨“打电话难”。还有一例，１９８６年，上海市有关部门判断失当，以为兴建居民住房热已过去，１９８７年可削减住房建设面积。此时专家们作了抽样调查，表明上海居民对解决“住房难”的呼声依旧很高。他们向市领导呼吁，继续增加投资兴建居民住房。当时的市长江泽民把专家经过论证的建议提交市长办公会议讨论，结果采纳了专家的这一建议，作出１９８７年继续兴建１００万平方米住宅的决策。一个领导者、即使是很高明的领导者也难以避免因掌握的知识和情况局限而产生片面或失误。因此，领导者要增强决策的民主意识和科学意识，由个人“独断”变为集思广益的“群断”。
上海的软科学专家们认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的真正实现，还必须改革决策体制和提供法律保障。决策工作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各种决策在实施过程中，都有一定的风险性。各项软科学研究成果被采纳作为决策，在实施过程中也可能出现意外。因此国家应当考虑制订决策工作法规，对决策的程序，决策实施效果的评价，对决策实施意外的处理、软科学研究工作的权利、责任，以及研究成果采纳实施后的报偿等都要作出法律规定，使软科学研究和决策工作都有法可循。
（新华社供本报专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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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研究生—公关小姐—研究生
——西南交大王红兵为何退学又复读
新学期刚刚开始，去年从西南交通大学退学后已去某公司工作的女研究生王红兵却回学校来了。
她一次又一次地找指导教师，找研究生部负责人，找校领导，坚决
要求复学。
校园里，人们议论纷纷：“听说她退学后在一家公司里混得很不错，好好的为什么又要回来呢？”“当初退学时那么坚决，现在又一个劲儿要求复学，真叫人不可理解！”
王红兵今年２２岁，出身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她１９８８年毕业于北京大学数学系应用数学专业，同年秋天考入西南交大攻读硕士学位。刚刚入学才两个月，就提出退学的申请。同学说，老师劝，领导谈，她一概听不进去，最后硬是离开学校，到成都一家专门经营快餐的外资公司当总经理的秘书兼公关小姐去了。
也许是当过几天公关小姐的缘故吧，王红兵很健谈。采访她时，她十分大方、直率，毫不隐讳自己的观点。
“当时，我觉得读书没有什么用。社会上知识贬值、一切向钱看的种种现象，使我的思想受到很大冲击。看看自己的父母、老师，他们一辈子兢兢业业，埋头苦干，到头来还是两袖清风，过着十分清贫的生活。而那些开公司、搞买卖、当‘倒爷’的人，大多数文化并不高，却有不少人成了万元户，一个个腰缠万贯，神气活现。我羡慕他们，但又很不服气，决心要到社会上去闯一闯，我不信自己就挣不了大钱！”
“你父母同意你退学吗？”
“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退学的事，他们知道这件事时，坚决反对，但我的退学手续已经都办好了。父亲为了这件事，几天吃不下饭。”
“你在公司里干得怎么样？”
“我的工作很轻松，写写材料，接接电话，再就是和总经理跑跑外交，搞些对外联络方面的事情。”
“那么，你又为什么定要回学校来读书呢？”
“当我工作一段时间后，便开始后悔了，原来，一切都不像我想的那么美好。”
“我在学校里学的专业知识，在那里一点也用不上，每天除了应付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外，就是干些抄抄写写的事情，而这些事让一个高中毕业生来干也完全能够胜任。日子长了，觉得很无聊，简直没有意思。白天，在公司上班时，心里总觉得不踏实，好像脚底下踩着棉花似的，浮得很。晚上，躺在床上扪心自问：今天我到底干了些什么？常常觉得毫无收获，完全是在混日子。这种找不到自己适合的位置、自身的价值得不到体现的生活，真是痛苦极了。”
“你在公司里每月能拿到多少钱呢？”
“３００多元吧。年底还可以拿到一些年终奖之类的钱。”
“你退学时不就是想到外面去挣大钱吗？”
“是的，当初我很羡慕别人有钱。可是，当我的手里也有了几个钱时，我却再也高兴不起来了，因为换来的是精神上的空虚。在那段碌碌无为的日子里，一方面觉得时光难以打发，另一方面又看到光阴就这样一天天流逝了，而自己却无所作为。我悔恨自己当初的幼稚、轻率，丢掉了最宝贵的、用金钱买不来的学习机会。这时我才认识到，自己犯了一个有生以来最大的、也是最愚蠢的错误，我付出的代价太惨重了！”
“促使你要求复学还有其它原因吗？”
“我感到精神空虚、内心十分痛苦的时候，常常想起了同学们、老师们、学校领导和父母以前对自己的劝告。”
“原来那些根本听不进去的话，现在觉得有道理了。记得有些老师曾对我说，我们应该着眼于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前途，要能在自己从事的学术领域内为自己的同胞争得一席之地。他们还告诉我，对一个人来说，年轻时多吃点苦，多学一点，尽量地把自己的知识加厚一点，巩固一点，将来对国家、对自己都是有好处的，千万不要被眼前那些知识贬值、读书无用等不正常的现象迷惑。我越想越觉得他们的话有道理，越想也才越明白了为什么许多知识分子他们目前的生活虽然还比较苦，而却仍然在埋头钻研学问，因为他们生活得很充实，有高尚的思想境界，不愧是我们民族的脊梁。”
采访结束时，我问王红兵：“如果你的复学要求没有得到学校的批准，你打算怎么办？”
她想了一想，然后说道：“我已下决心这一辈子走做学问的道路了，即使这次复学不成功，我也要念书，要继续复习功课，等到明年再报考西南交大的研究生。”
日前，西南交大研究生部的负责人告诉我，学校根据王红兵本人对这一问题的认识，并考虑到造成她退学的社会原因，已同意她复学，但要先试读一年，一年中如出现思想反复、学习不努力、成绩跟不上、违反校纪等情况，学校可以随时取消她的试读资格。
现在，王红兵已经复学了。然而，人们对这件事情的议论和思考，却仍在继续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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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知识界纵横谈
雅俗共存
中国的读书人一向自命风雅。虽然有晋的王夷甫家藏万贯却口不言钱的笑柄，但更多的仍是居陋室苦读、以诗文疗饥的轶事。这类风雅，一面透露着迂腐，一面显现出清高，构成我们民族传统中那一部分雅文化的特色。
然而到了近年，中国知识分子中那点经过无数劫难一脉尚存的风雅，有被铺天盖地而来的流俗吞没的危险。
自然，俗并不是什么坏事。吃饭睡觉排泄可谓俗而又俗，但有谁能免这个俗呢？挣钱赚钱也自古称俗，但要想过日子就离不开钱，发展经济更提倡大算其账。从这个意义上讲，雅人与俗人原不该有什么高低之分。至于流行歌曲、通俗文学、迪斯科风靡全国，比之交响乐、纯文学、芭蕾舞的不景气来，或忧或喜，也不能简单地下好坏的判语。
引人注目的是一些知识分子弃科从商、弃文从商。他们一反“君子正其谊而不牟其利”的士大夫传统，离开高雅的科学与文艺的殿堂，去办公司、做生意，到商品经济的波涛中去搏击，去实现自己新的人生价值。如果这也算作由雅变俗的话，那么从时代的走向看，他们俗得有意义。中国的现代化需要一个强有力的企业家阶层来支撑，大批知识分子补充进企业家的队伍，无疑是时代的召唤。
但无论如何不能设想知识分子都去从商，其中尤其不能听任教师弃教从商、学生弃学从商。知识分子除了在自己的岗位上创造物质财富以外，还不可替代地创造着精神财富，他们是一个民族文明的传承者。如果知识分子都同小商小贩划等号，就不可避免地会造成一个民族的文化滑坡和精神滑坡。
由于新旧体制转轨时的混乱与社会分配不公的客观存在，许多知识分子面临着在雅而穷的事业与俗而富的捞钱之间的两难选择。令一些有识之士担忧的是：写文章的去写媚俗文学，搞翻译的去译国外低级畅销书，搞科研的出售不成熟的成果去骗乡镇企业。这类人数量虽极少，但其自堕身分的鄙俗化倾向，值得警惕。
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本身意味着文明的新高度，它当然包含着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一个社会不能回避俗文化，但绝对不能没有雅文化。从前，一些土地主发了财，会来附庸风雅；如今，有的穷书生看到别人不出大力发了财，却去附庸鄙俗。这实在是历史的讽刺。
在今天的社会里，应当是雅俗共存，各得其所。知识分子切不可个个都丢掉了风雅与清高。没有雅的立锥之地，必将付出沉重的历史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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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提倡这样的劳动课
本报记者 王娜梅
近年来出现的大学生“高分低能”、中小学生缺乏独立生活能力、劳动习惯差、不珍惜劳动成果等现象，十分令人忧虑。
北京市教育学会对北京１０个区县２５００余名中小学生进行过调查，７３．８％的学生有自理能力，１９．２％的学生需要家长帮助，７％的学生是由家长完全包办的。城镇５．４％的高中生自己不叠被不洗衣，甚至连自己的手帕也不洗，个别高中生洗脚、剪指甲也让妈妈帮忙。这种现象在重点校尤为严重。这样培养出来的学生虽能考高分，但动手能力差。
教育界和整个社会普遍存在的追求升学率的错误倾向是造成这种现象的直接原因。因此，积极提倡劳动教育便构成造就全面发展人才的重要条件。１９８１年联合国教科文第３８届大会决议中指出教育与生产劳动一体化的重要性，这样不仅可造就熟练劳动力，而且使教育与日新月异的劳动条件更紧密地联系起来，并且有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因此在普通学校中加强劳动教育和劳动训练已成为世界各国教育发展的一大趋势，这是现代社会生产对教育的客观要求。
据国家教委１９８７年的统计，全国７６．７％的中小学开展了劳动教育。其中劳动教育达到教学大纲要求标准的学校只占学校总数的５９．５％，而且是仅就授课时数而言。实际上，由于学校教师对劳动教育认识不一以及没有教材、教师，缺乏场地等原因，一些学校的劳动课往往成为卫生值日课或大扫除，名存实亡。
上好劳动课要具备一定的条件，但不能等一切条件都具备了才上劳动课，那将耽误一代甚至几代人。条件要自己去创造。前不久记者应北京教育学会之邀参观了北京１２中和北京看丹小学的一节劳动课，颇受启发。这两所学校劳动课开展得好，最大特点是因地制宜、因陋就简，能从实际出发、从培养学生自我生活能力开始培养学生的劳动观点。
北京１２中初二年级的劳动课，是让学生们自愿分组学习修理自行车、烹饪、编织等技能。看丹小学二年级的劳动课上，学生们有的学钉扣子、有的学绣花、有的学绑墩布，还有的学做小工艺品，孩子们用高粱秆和羽毛做的小蝴蝶几乎可以乱真。以上不少内容都是学生、家庭、学校生活中离不开的日常劳动，孩子们学起来很感兴趣，不需要特别的劳动场地、工具和教师，搬来自己或家长、老师的自行车，就能拆卸擦洗、组装一新；几角钱一把的小钩针、几团旧毛线，经过一周的学习，一顶漂亮的绒线帽就戴到自己头上了。学校可以聘请有特长的教师承担劳动课教学任务。学生学会了这些本领不仅平常用得上，而且终身受益。家长们高兴地说：“学校教会孩子们这些活太好了！”
学生通过劳动学会的不仅是修理自行车、做菜、编织等技能，还使他们的思维创造能力和动手能力明显增强，同时从中体会到劳动的艰辛和快乐。
这样的劳动课值得大力提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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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课余读书
现代社会用经济的语言写成
——大学生读点经济学的必要性
本报记者 祝华新
读点经济学，自然是对非经济学专业的大学生而言的。在非经济领域，比如说政治问题、社会问题、文化问题，似乎都与经济无关，但是深入探究下去，往往能找到初始的经济动因。这时，你就得借鉴经济学的视角了。
比如说，为什么新中国一度选择了“苏联模式”？这似乎是一个政治学或者历史学的课题。通常的解释着眼于意识形态，比如对马克思学说的误解，封建主义的影响。这些解释都有一定道理，但忽略了一个更深刻的原因。一位经济学家是这样分析的：“当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起步时，发达国家工业化已进入近代或现代阶段，这就决定了不能再走人家老路，从轻工业起步，缓慢地爬行，而要轻重并进，甚至要以重工业先行……你要解决工业化和积累的矛盾吗？你要把有限的积累用在刀刃上吗？你要实现赶超吗？显然，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体制，不失为动员社会各种资源的一种较现实的历史选择。”从经济赶超到计划经济到集权政治，历史发展呈现出比领导人一时左倾更为透彻的轨迹，你不得不佩服经济学的这番政治分析和历史分析。
再比如说，对近年来消极、疲软的国民心态，一些擅长于文化批判的同学斥之为“国民劣根性”，便不再置一词。偏偏有一位学者没有满足于仅仅作一番抽象的价值批判和道德谴责，而是挖掘出这种国民心态背后的经济动因：“着火，着它的去，反正烧的不是我的森林。撞车，撞它的去，反正撞的不是我的列车……‘大’而‘全’的全民所有制，把‘我’融化了，究竟谁是这资产的所有者，在经济上和法律上只有一个——各级各类政府部门。而企业职工只有政治上或道义上的主人翁地位……这就造成了亿万职工货币收入单纯地投入消费。而畸形的消费结构则会造成人的意志衰退，追求享乐。人民群众对资产增殖缺乏热情，必然对国民经济缺乏热情。”在一片文化批判声中，这位学者可谓独具慧眼，诊断出“国民劣根性”的病根——旧的经济体制，从而提示了一味药方——通过体制改革提高国民对资产的关切度。
科学家牛顿说过：“世界是用数学的语言写成的。”也许我们可以模仿一句：现代社会是用经济的语言写成的。现代社会与传统社会的一个根本区别，就是市场取代行政权力或宗教、伦理成为新的社会枢纽，市场呼唤科学、民主、法制，托起整整一座现代文明。懂点经济学，就等于掌握了现代社会迷宫的线路图。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人称之为“伦理型文化”或“全能政治型文化”。这种传统文化渗透到我们的教育和学术中，表现为把某些抽象的政治口号和伦理信念作为解释政治、社会和文化现象的唯一“语言”——这种语言听起来虽然深刻，但在剖析现实的社会矛盾、探寻改革出路时常常显得空泛无力。增加一点经济学的视角，也许能救助我们思维方法和科学理性的贫乏。经济学主张用理智而不是感情来面对现实，它反对以某些抽象的神圣的文化价值演绎出整个世界，而是从整个世界的经济关系中推导出某些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它是一种彻底的历史主义。在工业文明初兴时，一些小生产者站在伦理的和审美的立场批判工业化带来的邪恶；而英国经济学家李嘉图则冷静地指出：人的发展只能以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为了发展生产力，一切应在所不惜。马克思曾称赞李嘉图科学的诚实和勇气。当年马克思为了解剖变革中的德国社会，毅然从法学和哲学转向经济学。有志于从科学上把握中国改革的学子，也许能从中得到某种启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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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不妨品品
西风窗一瞥
人们习惯称呼美国文化为“大熔炉”，美国人却自称为“一碗沙拉”，每个族裔、每个人都是各具个性的颗粒。《美国志——５０州现状》力图打破“把整个美国当作巨石一块来看——一种文化，一种公民，一个统一大市场”的成见，告诉读者“每一个州都仍是它自己的历史、人民、经济、政治和自然环境的独特结合的产物”。作者尼尔·Ｒ·彼尔斯和杰里·哈格斯特洛姆还给每个州起了一个有社会或文化象征性的外号，像“密歇根——一个工业巨人遇上艰难时世”、“阿肯色——摆脱了乡气”、“蒙大拿——粗犷的生态州”，使人一目了然又颇有兴味。
由此想到我们中国。五四以来国人论及中国文化，似乎也是“当作巨石一块来看”。历史学家谭其骧先生曾力言，整个中国史只能出现政治上的大一统，任何时期都做不到思想文化的统一。当代国内也有“三个世界”之说，有东西对话和沿海发展战略之议。倘若搞一本《中国志》，对于把握国情的全部复杂性该是有教益的，且不说浏览一遍“京派”和“海派”、“东南风”和“西北风”的五彩缤纷，也会有助于学子的谈资。
由美国史专家董乐山统校的《美国志》，是“美国译丛”的一种。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的眼光还越过大西洋，同时经营着一套“西欧丛书”，新近推出《最新英国剖析》。安东尼·桑普森自１９６２年发表《英国剖析》，这是第四次把他的祖国推上“手术台”。解剖英伦三岛的“后帝国病”，是他２０余年一以贯之的兴奋点，近年那位“铁夫人”的作为为他增加了新的素材和视角。
早在６０年代前期我国就翻译出版过卡夫卡作品的“内部参考”本，无声无息。近年来“卡夫卡热”却不胫而走，大概是由于“文革”以后的国人亲身体验了如卡夫卡作品中的荒诞不经、滑稽可笑，对它们感到“似曾相识”。对这位西方当代文学史上的“鬼才”，自从加缪和萨特发现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倾向，各国研究著述层出不穷，用精神分析学、神谕学、社会学、实证论、现象学、“新批评”等方法入手亦各有心得。叶廷芳先生编的《论卡夫卡》兼收各流派大言高论，称得上国内最为完备的参考书。这本书是“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书”中的第３３种，不过并非“社科”唱独角戏，而是６家出版社联手，这对嗜书的青年诸君来说实在是一桩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