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版(国内新闻·体育)
专栏：
政协新闻出版组委员呼吁：
支持和保护舆论监督
本报记者 张旭平
政协七届二次会议闭幕前夕，新闻出版组举行的最后一次小组会上，与会委员强烈呼吁，加强新闻舆论监督，给舆论监督以支持和保护。
谢文清（广播电影电视部原副部长）：希望李鹏总理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加强舆论监督的问题再重申一下。我认为加强新闻舆论监督，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部分。我们实行的，是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度。共产党领导得好，除了要有各党派间的互相监督外，还要有舆论监督。舆论监督的力量是很大的。有些人胆大包天，报纸一点名，电视上晃一眼，他就害怕，就不能不有所收敛。如果没有舆论监督，我很担心我们党不能战胜腐败现象。而要舆论监督起作用，就必须保障新闻自由。一提新闻自由，有些同志总以为是资产阶级的口号。其实，我们所说的新闻自由，当然不是那种不受任何约束的自由。那种“自由”，在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我说的新闻自由，是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下的自由。现在，在这方面，新闻界受到的约束还很多，有的事情刚一报道，背后抗议就出来了，有的简直是横加干涉。
范荣康（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治理整顿、深化改革离不开同经济犯罪活动和腐败现象作斗争。靠什么去斗争？靠党纪政纪，靠国法，也靠舆论监督。可是，如果党组织不保护和支持舆论监督，新闻界就很难开展批评。现在有很多记者一写批评性报道，就被冠以诽谤、诬陷、伤害名誉等罪名告到法院。例如不久前一家晚报记者写了一篇批评一家工厂生产车间卫生差的报道，结果厂家把报社告到法院，报社不得不陪了半年时间打官司，尽管最后报社胜诉，但又有多少个半年能陪呢？而原告只损失了几十元的诉讼费。
赵超构（新民晚报社社长）插话：还提高了“知名度”。
陆诒（民盟中央委员、复旦大学名誉教授）：舆论监督的作用不言而喻。解放日报不久前曾登了一条小新闻，公布了一些高干用于送子女上中学的小车车牌号，结果情况有所好转。
据有关部门统计，去年记者和新闻单位被告事件达３００余起，这使得他们整天忙于打官司，既浪费了精力又束缚了手脚，以至于有的记者和新闻单位不敢再写批评性的报道。鉴于此种状况，委员们再次呼吁，尽快制定出新闻法。
范荣康：关于舆论监督，党的十三大报告和去年人大报告中已正式提出，但至今新闻法迟迟未出，而我们现行法律又没有保护记者的条文。在新闻法出来以前，我们呼吁各级党委和司法部门支持舆论监督，保护舆论监督。
谢文清：要相信我们的记者大多数是好的，是会通过舆论监督帮助我们国家度过难关的。因此，要尽快制定新闻法以保证新闻自由，保障记者和新闻单位的合法权益。这已是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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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我们最缺什么？
——七届人大二次会议分组讨论会侧记
本报记者 凌志军
“我们现在最缺什么？”江西代表舒圣佑问道。是钱？是粮？还是煤？都缺。但舒圣佑认为还有更缺的，那就是“缺人的积极性”。
有这种看法的代表很多。记者近两天旁听四个省市代表团的讨论，大家面对中国当前的局势都在思考着“怎么办”。
“出路就在于调动起亿万人的积极性”，江苏代表吴熔说。
现在的状况又怎样呢？“许多人像棋盘上的棋子，拨一下，走一步，有时拨不动。”福建代表张明俊说，“许多人在想怎样对自己有利。有利的事人人争，无利的事无人管，改革还有不难的？”
混事易，干事难。我遇到一位来自山东的农民代表孙立斌，他从国营厂退职回归乡里，几年奋斗使村庄摆脱了要饭的历史，成为当地首富，而他自己只是多了一头白发。他叹道：“在中国干点事真难呀，难得我三年间就白了头。”这使我想到，假如一个事业要让为它出力，献身的人苦恼，而让吃它、背离它的人快乐，这事业还有不难的吗？
有一个人曾为国家的科研作过贡献，可算是同龄中的一个人才。可是，他现在成了一家外国公司在中国的代理商，正在千方百计地把外国的过时货推销到中国来。他逐步取得了成功，而他过去的那些中国同事却是想干点事就是干不成。
“我们的社会还缺少一种凝聚人心的机制。”福建代表张明俊说，“你干好了，‘笨蛋’、‘懒蛋’跟着有份，连‘捣蛋’也有份。你干错了，一百大板全打在你身上，一板也不少。你是一个优秀厂长，不会多给你一份钱。你是一个平庸厂长，还可以吃一份国家补贴。亏损企业还在发奖金，这状况不改变，人心何能思进？”
“困难很大，潜力也很大。”吉林省长、人大代表王忠禹说。吉林省银行储蓄一度下降得很厉害，资金也紧，今年“三·八”妇女节的庆祝会上，王忠禹把困难老老实实告诉全省的妇女，这些“家庭财政部长”们纷纷把钱存进银行。谈起这事，他深有感触：“人民真正关心着我们的事业，问题是我们干部用什么把大家的积极性凝聚在一起。”
另一位代表、安徽省滁县地区专员张友道也有同样的感受。滁县是“大包干”的发源地。从那以后，粮食总产年年递增，一九八八年比一九八四年增长三分之一，这给近年不大景气的农业战线带来一种希望。谈到原因，张友道深有体会地说：“关键是调动农民的积极性。离开这个，农业好不了。”
江西代表舒圣佑说，“我们今天最需要的是人心，是亿万人民的众志成城之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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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代表宜精不宜多 官民都要有风度
——香港律师廖瑶珠谈“两法”草案
本报记者 袁建达
我请廖瑶珠代表谈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议事规则（草案）》和《行政诉讼法（草案）》。这位香港廖陈林律师事务所首席女律师，香港国际公证员，香港大学、牛津大学和哈佛大学的高材生面带微笑，娓娓道来：
搞实际民主不搞“形式民主”
制定人大议事规则，并不是压制民主，而是加强人大的制度化、法律化建设。要不，几千名代表都举手要求发言，会议什么时候能开完呢！
同时也提出一个问题，代表是否就要这么多？议政是一种高度理性化、技术化的工作，需要一批“通才”。他们有法律修养，对政治、经济、文化都有一定的了解。“通才”议政才能提高议政质量。倘若把不具备议政能力的人安排到人大中来，就会降低议政质量。荣誉和议政是两种不同的职能，不可混为一谈。我们要搞实际民主，不要搞“形式民主”。
“听取群众意见”的议事观要改变
长期以来，“听取群众意见”是开会主要职能。这是老观念。
我们国家这么大、人口这么多，事无巨细都反映上来，一年一度的人大能解决吗？如今是信息技术高度发展的时代，人大议事观念要与之相适应。群众的大量意见、感受可以通过其它渠道或场所反映。人大代表主要是对各种问题进行通盘分析、思考，找出一些突破性的解决办法。否则，代表每年到北京诉诉苦、发发牢骚，钱花了不少，问题解决不了，实在有负人民重托。
为官要有幽默感
中国人爱面子，怕丢脸。今后实施行政诉讼法，关键在于行政官员能否接受新观念，增强承受力。
我主张无论官员还是百姓，大家都要有一点风度，有一点幽默感，把诉诸公堂当作是一项程序，用“体育精神”对待它。谁输谁赢都不要紧，关键是通过诉讼，把没有明确的因素明确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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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廉政关键在于严格制度
新华社记者 蔡珪村
人大代表、中共福建省委书记陈光毅审议李鹏总理政府工作报告时，结合福建省去年的廉政建设试点经验谈了体会。他指出：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严格制度。
福建去年的廉政试点，是在省直机关２５个部门和１６个县市进行的，共有５８个试验点。省委规定，在抓思想教育、查处大案要案的同时，各试验点要把当前群众最关心，议论最多，又最容易出漏洞的信贷、物资分配、工程承包、审批出境出国、农转非、迁移户口、征收税费、罚没财物、发放工商执照、批地盖房，以及招工、招干、招生和大中专毕业生分配等“热点”订出条条，使工作规范化，办事制度化。此举受到社会各界的欢迎。
陈光毅说，以前一些部门、单位也订有自己的制度，但真正能按制度办事的并不多，原因何在？就是“执法”不严，有章难循。所以，廉政建设的根本在于严格制度，而严格制度包括订制度和执行制度两方面。执行制度，一定要强调“严肃性”，绝不能在执行中“留有余地”，搞“特殊政策、灵活措施”。要严得像架在空中的高压电线一样，谁也不敢去碰它。
陈光毅说，廉政建设试点之所以受到欢迎，就是办事制度公开有了尺度；办事结果公开有了透明度，使群众便于监督。不论是谁，只要是违反了制度，违反了党纪党规，就要严格地受到制约。只要有了严格的制度，又有来自四面八方的监督，廉政是有保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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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少数民族代表谈发展民族经济
稳定团结最重要
据新华社北京３月２７日电 （记者徐江善、郑战国）出席七届人大二次会议的少数民族代表近日向记者畅谈了体会：稳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少数民族发展经济、提高生活水平的根本保证。
云南景洪县基诺族代表何贵说，在解放前的动乱年代，不要说发展生产，性命都难保，解放时基诺人仅剩３０００多人。解放后，村寨安宁、生产有了发展，可在１９５８年寨子又乱了，许多人逃到异国。最近这十年，基诺人在稳定的环境里，生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
“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这是我们彝族群众从实践中得出的经验”。来自阿诗玛故乡的彝族女干部黄桂芳说，我们路南彝族自治县彝汉干部、群众互尊互爱，民族团结促进了经济的发展，去年总产值达到１４８５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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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经济降温不能一刀切
——访甘肃人大代表王德雍
本报记者 孟晓云
“国家投资政策进一步向东倾斜后，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如虎添翼。”来自西部的人大代表王德雍深为感叹的是东部与西部的发展速度不平衡。
他分析，东部地区缺乏原材料，以加工业为主，其发展靠西部原材料产业支撑，倾斜政策和利益原则使本来就比原材料工业发展快的加工业超高速增长，从而使西部原材料工业严重滞后，加剧了供需矛盾，造成了全国性的“原材料大战”。
他认为，国内对有色金属原材料一直采取低价政策，远远背离了这些有色金属的价值。这种低价政策的实质是通过指令性计划的方式把原材料生产厂家的效益转移给了深度加工企业。西部生产的原材料绝大部分按计划价格低价调给东部加工企业，而买进的加工材料和生产设备却大多是高价。这样两头吃亏的结果，使西部原材料企业每年转移到东部加工企业的效益数以几十亿计，人为地削弱了原材料企业的实力和利益，影响了原材料工业的发展。
由于对有色原材料价格实行低价政策，使加工工业得以获得超额利润，导致了加工工业的发展失控、盲目膨胀，加剧了供需矛盾。
王德雍建议，在当前治理整顿中，要使过热的经济降温，不能搞一刀切，而要对西部资源工业给予扶持，使东西部的经济结构逐步趋于合理。
他还建议国家尽早调整有色金属原材料的价格。对有色金属原材料的价格，第一步，继续实行双轨制，计划外产品价格放开，随行就市；第二步，取消双轨制，放开有色金属价格，向国际价格靠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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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湖南代表呼吁：
整顿公司不可松劲
本报记者 朱维群
“对于整顿流通领域秩序、清理各类公司的进展情况，您作怎样估价？”几位人大湖南代表的回答完全一致：对成绩不宜估计过高，对问题的严重性和下阶段任务的艰巨性不宜估计过低。
湖南省商业管理干部学院教授、民建中央委员何祥、湘潭市人大常委会主任谭景阳代表对记者说，目前群众意见最大的三个问题：物价上涨、分配不公和党政机关腐败现象，都与“公司现象”直接关联。“公司现象”的背后，是政企不分、官商不分、权钱交易和有法不依。１９８２年和１９８５年全国也曾清理过公司。１９８５年全国有各类公司３８万个，当时清理掉１８万个。而这次清理前，大小公司反而增长到４７．７万个，其中６３％是纯商业性的。为什么越清越多？这说明中央对清理难度估计不足，政策和制度上的漏洞没有堵住。如果这次清查仍不彻底，深化改革就无从谈起。
原湖南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齐寿良对这次清查会不会走过场深表担忧。“党政干部与公司脱钩本来是清查中比较容易办到的事，据政府工作报告，迄今仍有３０％的人未脱钩。我国五大公司至今仍没有一家公布清查结果。有１３４名部长级干部还在公司任职。湖南卡住从广东走私过境的小汽车１３０多部，其中不少是大单位干的，仅依靠湖南很难查清其来源，更难处理下去。”他说，基层不少人对治理整顿的态度是“月亮走，我也走”，各级领导机关、首先是国务院各部委应当给基层作出表率来。
怎样才能使这次清查公司不再走过场？
齐寿良、谭景阳代表认为，必须改变“查小不查大、查下不查上、查软不查硬、查事不查人”的状态。领导机关有必要公开处理一批有重大违法行为、严重扰乱经济的、有“后台”的公司，实行办案公开化，增加透明度，在思想上给人们敲响警钟、增进信心。清查公司不应在时间上封顶，彻底查清为止，打掉违法公司的侥幸心理。
益阳地区行政公署专员孙振华认为，这几年政策多变使公司行为和行政管理行为缺少依据，往往同一件事，合法与非法，一年一个说法，一个部门一个说法，给以权谋私以可乘之机。在湖南，除省人大外，几个大系统都办公司，甚至公安、审计、组织、统战部门也办公司，这也与政策不明不严有关。因此，要在民主、科学程序的基础上加快完善有关政策、稳定政策。
何祥代表说：目前清查公司是由政府的工商局、监察部和审计局牵头，而那些能够倒卖批文、弄大钱的公司往往又是政府自己的公司，自己清查自己容易“当局者迷”。建议发挥人大的监督作用，树立人大及其常委会在清查中的权威。首先是全国人大应组织专案调查组，清查、解剖几个影响大的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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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各方呼吁查“煤倒”
——人大代表采访散记
本报记者 潘岗
常言道，战争年代的士兵，建设时期的矿工。足见矿工的地位。
３月２５日夜，人大代表、乌达矿务局五虎山矿综采一队队长张福生找到记者，意切言恳：“煤矿工人收入太低了”。他说，乌达矿务局井下工人工资奖金加各种补贴，１９８７年为２５５６元，１９８８年也只有２６０４元，增长１．８％，而同期全国职工工资总额比上年增长２２．１％。
矿工收入低，主要是原煤生产企业严重亏损。人大代表、河北省邯郸市市长白录堂说，１９８８年，峰峰矿务局、邯郸矿务局上交市财政２０００万元左右，而同期市里对矿务局的粮、蛋、肉补贴达３０００万元。目前，一线采煤工有２／３以上是农民临时工。因议价粮价格猛涨，临时工收入锐减，春节前后纷纷离矿返乡。据一位知情的代表说，仅山西就因此减员２０万人。
煤炭短缺，影响几大电网供电，许多工厂缺电开工不足。日前，有关负责人向人大代表“交底”：鉴于统配矿全行业亏损，国家准备适当上调煤炭价格。此话一出，许多代表欣喜之余，又添疑虑：在“中间环节”未彻底整顿之时，这些提价款，真正能“流”到煤炭生产企业又有多少？据说，如今山西煤在当地吨价只有三四十元，而“倒”到浙江，吨价就提高５倍以上，达２００元左右。在今日的秦皇岛港，插手煤炭经营的公司就有１４０多个。
明知有那么多“煤倒”为何不坚决取缔？有那么多“煤倒”盛行于市为何取缔不了？许多人大代表提出质询。浙江省一位人大代表说，国家对流通领域的整顿，一定要拿出坚决的措施。要不，今天抓一下，明天抓一下，“煤倒”躲过“冬眠”，等“天气”变“暖”，还会东山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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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亚运会电子工程进展顺利
第十一届亚运会组委会技术部负责人最近告诉记者：被称为亚运会神经的电子信息服务系统工程已从困境中摆脱出来，进展情况令人满意，全部工程可望明年３月完成。
亚运会技术部部长兼总工程师戴维镛说，预计该工程今年６月开始进行联调，明年３月总联完毕，４月彩排，６月技术冻结，９月开始试运行。
北京亚运会的电子信息服务系统包括计算机、通信、广播电视、计时计分和仲裁录相等。亚运会期间，它将保证比赛的顺利进行，并为参赛各队、新闻记者、官员和旅游者提供准确的信息服务。
据了解，由于资金困难，这项工程曾几上几下，一度处于困境。戴维镛说，组委会非常关心电子信息工程的进展情况，并决定拨款一亿元用于这项建设，使这项起步晚的工程重上轨道。
电子信息服务系统工程的中枢——计算机工程，是由北京市科委所属的ＢＩＩＰＣ公司承担的。其中咨询系统工程已完成了一半，有关设备正在中心机房调试，待比赛场馆竣工后将陆续进行设备的安装和调试工作。戴总工程师说，在２８个比赛场馆、新闻中心和各代表团住地，将安装６５０台计算机终端，基本可以满足各方面的需要。
他说，亚运会期间将安装１６５６部电话，其中北京市内９３３部、国际直拨３２９部、国内直拨３９４部。此外还提供７５条通讯专线，８１席评论声、６２台电传机、１３５台文传机、２３台图片传真机和两台彩色照片传真机，车载电话１００部。由邮电部承担的通信工程进展较快，所需电讯电缆工程目前已经完成了９０％。
在北京西郊，一座高大的圆柱形水泥建筑拔地而起，这是正在建设中的电视塔工程。此外，国际新闻广播电视交流中心大厦工程也已破土动工。戴维镛对记者说，中央电视台将新添８台电视转播车，２０套摄像设备和一套电视导演设备。届时，有关人员和新闻记者可以在新闻中心同时看到８个频道的现场直播图像。
据了解，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提出了电视转播亚运会实况要求。对此，戴维镛表示技术部将考虑扩大设备的规模以适应这一新情况。北京亚运会的计时计分系统拟使用瑞士计时公司的设备，技术部正与该公司洽谈，近期即可落实。
戴维镛是在北郊的亚运会组委会指挥部接受记者采访的。他认为，目前资金仍是相当紧的，技术力量也比较缺，但是，如果在进度和质量上抓得好，不出问题，这项工程是能够按期完成的。
新华社记者 李贺普 王岳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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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
朝鲜北南双方就队旗队歌达成协议
新华社板门店３月２８日电 （记者朱克川）朝鲜北方和南方的体育代表团今天在板门店就统一组队参加明年北京亚运会而举行第二次会谈时，同意以朝鲜半岛地图为队旗的图案。
在３月９日举行的第一次会谈中，双方就统一队的队歌问题达成了协议。今天，双方代表经过３个小时会谈，同意以没有任何文字标志的单一颜色的朝鲜半岛地图为队旗图案，但是尚未确定采用哪种颜色。
在选拔运动员和组队问题上，北方原来主张通过共同训练选拔最优秀的运动员组成统一队，人数和负责人应该根据有利于民族和睦与团结的原则确定；南方则认为，应首先通过比赛选拔运动员，然后进行共同训练，入选运动员多的一方派出该队的主要负责人。
今天，双方只就先进行共同训练后进行选拔赛这一原则达成协议。如何训练、如何比赛和如何组队问题尚无结果。
关于统一队的名称，双方尚未取得一致意见。
双方商定，４月１８日在板门店南方一侧的和平之家举行第三次会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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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队获世锦赛冰球Ｃ组第三名
新华社悉尼３月２７日电 （记者许钺乃）中国冰球队今天下午在澳大利亚悉尼市郊黑城冰球场进行的世界冰球Ｃ组锦标赛中，以４∶２战胜亚洲劲旅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队，并以７战４胜、１平、２负的成绩获得本届比赛的第三名，保持Ｃ组水平。
中国队在今天的最后一场比赛中同朝鲜队打得紧张激烈，双方基本都发挥了自己的水平。从整体上看，朝鲜队的攻防速度和队员的身体素质都略胜于中国队，进攻次数也较中国队多。但中国队队员个人技术较好，队员在前场和中场的穿插积极，攻防节奏掌握好，在第一局和第二局比赛中分别以２∶０和２∶１领先。第三局比赛，双方都加快了攻防速度，朝鲜队在中国队的守区积极拚抢，中国队体力有所下降，被对方攻入一球。
参加世界冰球Ｃ组锦标赛另外７个队的名次还要待今晚的３场比赛结束后才能确定。目前，南斯拉夫队和荷兰队均为６战６胜。今晚，这两个队将决出本次比赛的冠亚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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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士通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即将开幕
聂卫平等六名中国棋手参赛
本报讯 记者张抒报道：有２４位围棋高手参加的第二届“富士通”杯世界围棋锦标赛，将于４月１日拉开战幕，中方参赛的６名棋手聂卫平、马晓春、钱宇平、刘小光４位九段，及陈临新、梁伟棠二位八段定于３月３０日飞赴比赛地日本东京。由于富士通杯采用单淘汰办法，上届进入前８名的选手在第一轮全部轮空，这样聂卫平、马晓春将直接进入４月３日的第二轮的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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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结束
新华社雅典３月２７日电 （记者周锡生）第四十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经过５天的激烈角逐，今晚在这里的和平友好体育馆降下帷幕。
本届锦标赛是２３日开幕的。参赛的有来自世界４２个国家和地区的３００多名击剑选手。中国有６名运动员参加了男、女花剑和女子重剑三个项目的比赛。
从整个比赛情况看，苏联队的成绩最佳，共有两名选手夺魁。意大利、中国和匈牙利三国各夺得一枚金牌。参赛的中国运动员由于事先准备充分，在本届锦标赛中取得了良好成绩，叶冲还夺得了男子花剑金牌。这是我国击剑队男子选手在国际比赛中首次夺冠，其他中国选手也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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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栏：体育
全国人大代表、全国妇联副主席玛依努尔·哈斯木（中）同广东代表叶佩英（左一）、河北代表黄军军（右一）在一起交流妇女工作方面的情况。楼望皓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