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重返工业题材”杂议
——答陈国凯
国凯兄：近安！
刚分手，你突然又来这么一封“公开信”（见本报３月１７日）将我一军。关于“重返工业题材”，这个中的酸甜苦辣非一两句话能说得清楚，让我认真地想了一晚上。
１９８２年底写完短篇小说《拜年》，６年来便没有再写以工厂生活为背景的小说。我是在自己的工业小说的创作高峰突然消失的。登上了文坛，一定还要懂得什么时候离开文坛。当时我感到自己成了自己无法逾越的疆界，我的工业题材走投无路。它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它束缚了我，我也糟踏了自己心爱的题材。工业题材最容易吞食自我，我受到我所表现的生活、我所创造的人物的压迫。可爱的读者像“学雷锋”一样在现实生活中推广和寻找我虚构出来的人物，闹出许多可哭可笑和哭笑不得的悲喜剧，使我有负疚感。我感到作家的责任太大，文学的自由太少。
１９８３年，城市改革逐渐起步。大工业的改革不同于农村的分田到户。我所熟悉的工厂生活会变成什么样子？无法预测，没有把握，没有自信。与其勉强地拙劣地表达，不如知趣地沉默。更何况改革之势迅猛异常，“改革文艺”风起云涌，文坛已经热闹起来，少几个凑热闹的没有关系。尽管我在创作的时候最信赖的还是虚构，在观察和剖析生活时关心的却是现实，企图能把握现实的命运，在现实中找到自己的深度。让现实的深刻养育自己的思想，让现实的荒诞激发自己的想象力。工业题材是险象环生的。在企业里，生产活动中的关键人物，往往也处在各种矛盾的中心，他们多是领导干部。政策性强，时代感强，难以驾驭，有强烈的政治色彩，随生活的变化而变化。很难把中国这种特殊的政治变为美，至少比把其它生活变成美要难。把他们创造成有长久生命力的文学形象更难。自瓦特发明蒸汽机掀起第一次工业革命，至今快２００年了，剧烈地改变了世界的面貌，飞速地推进人类文明的进程。可是反映工业题材的巨著有多少？
艺术家们心安理得地享受大工业的成果。对大工业又缺少应有的兴趣，甚至不屑一顾，摆出贵族对工人的傲慢（当前因经济原因主动跟企业家联姻是另一回事）。
工业当然也是人类文化的产物，它包容着人的内涵。但人的形式肯定要被技术改变。六年前，雅克·艾吕尔的书给我造成的刺激至今还有印象——由现代科学技术武装并推动的工业，是一股强大的集权主义力量，它对人类生活进行脱胎换骨的改造，巧妙地侵入到生活的各个领域之中，形成一个不可抗拒的陌生的宇宙。它把自己的法则强加给世界并消灭一切反抗。自我长存，成指数增长，方向无法扭转，人的干预算不了什么，倒是人的选择必须要受到它的限制。它漠视文化和意识的差异，控制了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人仍然是统治者，同时也受到技术的统治。贫穷、污染、战争、社会混乱，构成对人类的真正的打击力量，会使人逐渐地丧失原有的特性。怎样找到工业与人的价值？特别是在现代工业中发现人的价值？现代工业带来的现代物质文明，到底是工业的胜利，还是人的胜利？这些问题困扰着我不知该创作怎样的“工业人物”。
扯远了。但这些都是我当时的真实想法。我需要暂时与工业题材拉开点“历史的距离”，对工业生活及自身进行一番感悟、自省和玩味。既然这是个“解构和重构”的时代，每个作家就不可能不思考，不怀疑，不探索，不否定，不重构。几年不写工业题材的小说，不等于跟工业题材“一刀两断”。我是来去自由的，笔跟工业拉开了距离，人并未拉开距离。命中注定要承担体验、观察和剖析工厂生活的角色。何况还有人不让我“逃离”工业题材呢？他们说我是工业题材的什么，是“改革文学”的什么。我受宠若惊，受之有愧。我写工业题材小说时还不知“改革”为何物，至今也搞不清“改革文学”的概念。中国的许多概念就是这样起哄式的想当然的产生的：工业题材等于改革，写工业题材就是写“改革”；写“改革”就是“改革文学”。“改革”本身还没有章法，“改革文学”的口号倒喊得震天价响，一轰而起，一窝蜂，中国又向来不缺赶大潮的和反潮流的勇士。于是既弄臭了“改革”，又弄臭了文学。人们一见到表现“改革”题材的文艺作品，先在心里打个问号。倘若不是实在没有别的东西好看是不愿问津的。
我没有什么“主义”好谈，创作中主要是信任自己的直觉。我也找不到一种现成的理论能解释今天的社会时尚，能解释当代文学现状。理论再好也只能充当催生婆，现代理论雄心勃勃大有取代有情男女自己做产妇的架式。然而，工业题材仍然处于半禁区的状态。时髦人物、优雅潇洒之士、追求永恒的人物是不会光顾的。工业题材成了短命题材，吃力不讨好的题材。题材决定论者不喜欢它，说它决定失败。反对题材决定论的人也不喜欢它。真是“好汉子不干，赖汉子干不了”。尽管每个当代人的生活里都离不开现代工业产品，文学似乎离开工业社会仍能卓然独立。
现代社会时尚是圆巧，是瘪熟、烂熟，不是饱满的成熟。文学想变成这种时尚的附庸，或者把自己变成一种新的时尚。会豁达，会玩世不恭，会深沉，会说话，会造句，会做人，会慵懒，会幽默，会尖刻，会漂亮，会享受……什么都会。可见贫困的不单是工业题材，是人的品格，是文学的品格，是社会的品格。当代作家愧对当代。享受当代可以，表现当代则显得捉襟见肘，力不从心。现实生活折磨当代文学就像上帝嘲笑萨烈瑞：“随处可见的聪明的庸才们，我只好赦免你们，阿门！”
对不起，再回到工业题材的话题上来。你不要把离开工业题材和返回工业题材看得像过节日一样隆重。作家写哪一篇不是重新开始？这是最要命的。不管写什么都要调动自己的全部生活。写工业题材也不是只懂工厂生活就足够了。
自然界存在盈虚起伏的法则。比如：呼吸吐纳，日夜更迭，冷暖交替，潮涨潮落，等等。写作的生活也要张弛有致，不断调节频率。这几年我发表了两部长篇小说，六部中篇小说和一批短文，轻松自由，心境平和。从南到北调查了许多企业，访问了许多企业家。我本人非常重视这几年的感受和收获，不是“带劲”或“不带劲”所能概括的。为什么又要“重返工业题材”？理由很简单，近两年对工厂生活恢复了感觉的自由。没有新鲜的感觉就离开，有了感觉再回去。我重视自己的感觉，而不是题材。我不认为题材对自己有决定意义。我不是大作家，我的作品也不可能永恒。因此我便没有包袱。套用娜娜·莫斯科莉的一句话：工业题材是我的毒品。
在工业题材这片过去严肃的文学“领地”里，总有一种我不属于自己的感觉。首先想到的又是为同行们所不爱听的责任。目前是有作为有责任感的企业家和踏踏实实耕种的农民在支撑着中国艰难但还有希望的经济，国家找他们要税利，职工找他们要奖金，社会找他们要高质量的工业品和消费品，他们还要受到官倒、私倒以及各色经济造反派的夹迫——这经济造反派的破坏力不亚于“文化大革命”中的政治造反派。考虑到社会和经济的现状，企业的现状，职工的情绪，作家有哪些权利，没有哪些权利呢？无法回避对工业现实的困惑，也无法回避对社会道德危机的批判。
我还要找回以前那种坚定昂扬的热情。但不想当“镜子”，也不能当“鞭子”。依据自己的心理格局重新找到审视和感知工业题材的文学视角。尤其应该勇于正视和改造精神现实，而不仅仅是真实地复制工厂生活。即使有酒精壮胆，我也没有说出对工业题材充满信心的豪言。因为还要清醒地估计到“工业题材对你是否也充满信心”？以全新的内容和全新的艺术形式，开辟一条工业题材的新路——谈何容易。
还有一位批评家这样评价一部小说的优劣：人物形象深入人心的程度如何？是否能成为读者长期的精神伴侣？是否真正掌握了人们的思想？我猜新潮作家很可能对此标准嗤之以鼻。这标准对过去的大作家不算什么，对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当代作家来说确乎是高不可攀。与其达不到，不如把标准本身给否了，骂它个狗血喷头。不要任何标准，重建自己的价值观念，或干脆不要价值观念。批判和扫荡是很省事的，但文学的扫荡永远都不会出现扫荡者希望出现的局面——身前身后一片白茫茫，唯他屹立。工业题材的标准是什么？文学的标准就是它的标准，不该再有新的标准。
因为：小说的震撼力不是靠题材，而是表现题材的方式。我如果只在写大企业的时候才“雄浑”，才“带劲”，那“雄浑”和“带劲”的是大企业，而不是我。工业题材也未必就只能豪放，不能婉约。我倒以为，表现工业生活更需要细腻的感情，更需要痛快淋漓地发挥创造性想象，更需要体现当今社会的一种整体的灵魂。
工业题材也无法回避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今这个多灾多难的地球上，经济落后的国家即便不会轻易沦为发达国家的政治殖民地，也必然会成为发达经济和现代科学技术的殖民地。人们舒舒服服地接受这个现实，享用现代人类的文化成果。社会形态变了，人们的心态变了，大企业就是大文化。从文学意义上说，题材的界限越来越模糊。文学不会再有“世袭领地”。
我不向别人也不向自己许诺什么。正像通俗歌曲里唱的“跟着感觉走，牵着梦的手”。梦是没有用的，创作却不可无梦。如今尚在梦中，待梦醒了再来评说其吉凶祸福吧。
话一扯开就收不住了。今天可没有酒精的成分。你烦了？困了？就此打住。愿你我都睡个好觉。
握手！
第6版(文艺评论)
专栏：
杰出的艺术家属于时代
杰出的艺术家是属于时代的，也是属于未来历史的，但首先是属于时代的，为时代所造就，应时代而作为的。
蔡楚生，无疑也是这样的一位电影艺术家。这位为人民所钟爱的艺术家，从本世纪初的国运日蹙中来，而在６０年代的那场浩劫中凄然离去，可以说坎坷一生，生于忧患而复死于忧患了。他的不殁生命，在于他是时代养育的儿子，而把它的全部心力和鲜血献给了母亲。他一生中为我们留下了１４部富有时代特色的电影和剧本。其中《都会的早晨》《渔光曲》《新女性》《迷途的羔羊》《一江春水向东流》《南海潮》均是他的代表性力作。这些影片不仅生活气息浓郁，动人，艺术上力破陈腐，而且以其新鲜的题材，庄严的社会控诉，炽热的爱憎和为广大下层人民代言，博得广泛的欢迎，有的连映数十天数月盛况不衰，连国民党的报纸也以“引起轰动”“万人空巷”来形容。《渔光曲》还破天荒第一次代表中国在莫斯科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它们是经得起历史检验的传世之作。蔡楚生同形成３０年代中国电影第一个灿烂花期的艺术家们一起，给电影史划出一道分水岭，从此开辟了中国早期现实主义电影的一代新风，汇入时代潮流中。
蔡楚生献身电影艺术，正是风雨如晦、国难深重的年代。是潜心艺术，还是投入到民族民主革命的行列中，是蔡楚生和他的同时代人所必定要面对的问题。艺术原本是人的一种生存方式，它必然依人的生存环境的改变而发生变化，而投身革命，也是被迫采取的一种积极的生存方式。蔡楚生既选择了电影艺术，又选择了革命，他自觉地将电影工作服务于时代的要求，走上中国革命文艺工作者的共同道路。
血与火的时代是熔炉，是学校，是进步的阶梯。时代给予蔡楚生的不仅仅是苦楚和局限，而且给了一个杰出艺术家以抱负、滋养和锤炼。他１９３２年开始独立拍摄第一部影片《南国之春》，这是青年男女的恋爱悲剧，寓有反封建的成份，按作者的说法，作品要“渗进一些小资产阶级趣味的优美的抒情，诗般的梦幻。”社会上对作者的才能也不无赞赏，但终因其脱离当前的现实斗争而受到左翼舆论的批评。他接着拍了《粉红色的梦》又因其再一次构筑了一个远离现实的“梦幻”，而招致了更为尖锐的批评。批评的尖锐，实出于期望的殷切。他将自己放到时代的戥盘上，内心感到了失重。他在朋友面前投下铿锵的誓言：“我还年轻，只要不死，我会以更大的努力来报答你们的期望的！”果然他豁然开朗，在一篇题名《朝光》的散文中抒发了自己的感情，他把过去称作“恶梦”，宣布将迎着朝光开始一个新的未来。于是自１９３３至１９３７年间，他连续拍摄了《都会的早晨》《渔光曲》《新女性》和《迷途的羔羊》，参加摄制了《联华交响曲》，写作了短剧《为自由而战》《小五义》等。上海沦陷后，他转到香港，继续拍了《孤岛天堂》《前程万里》，合作完成了《血溅宝山城》《游击进行曲》。这是他创作的旺盛期。他坚定地“相信失掉了社会价值，就没有艺术的存在。”与此同时，努力保持艺术家的执著追求和自由心灵。他把基点放到创造真实的艺术品上，顽强地坚守独立的艺术品格，不去迎合或屈服于庸俗社会学的压力。尽力找到电影的艺术性（观赏性）同社会性（政治性）的结合点，同时寻求作品的感性形式，使之易于为观众接受。他说：“我决定我以后的作品，最低限度要做到反映下层社会的痛苦，尽可能地使她（作品）和广大的群众接触。”他坚持说：他既然已经“逃出了象牙塔”，倒不妨就“做一下子流寇”！这些发表在１９３６年的见解既不苟同于当时市场上泛滥的商业片观点，又不求同于某些教条式的“社会价值”论者和自鸣清高的艺术论者，实际上是中国早期现实主义电影的通俗宣言。它是蔡楚生和他的同代艺术家们将革命目标、艺术、观众三者统一的趋于成熟的经验总结。这种艺术倾向和风格，一直延续到４０年代末。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他流离转徙于桂林、重庆间，直至抗日战争胜利。在息影多年之后的１９４７年推出宏篇巨制《一江春水向东流》，以其蓄之既久的酣畅奋发和技巧风格的谙熟，耸然成为中国早期现实主义电影的峰巅。这个旧社会崩溃前夕的方生与未死之间的社会伦理大悲剧，它的社会内涵，它的动情力，它的可看性，可以说达到了蔡楚生艺术主张的极致。难怪当时的一位国民党人士感叹说，这部片子一上映，国民党便丢去了半壁江山！足见其力撼人心的威力。
他在生命最后的２０年中拍摄的唯一影片《南海潮》，花了３年才完成上集，似乎并不得心应手，有人戏称是百花齐放的一朵“长花”。乃因其时“阶级斗争”的阴云四合，山雨欲来，他的创作思想不能不受到冲击，以致作品的艺术成就比起以往达到的高度来，显然地逊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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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长篇小说《玫瑰门》
铁凝在《玫瑰门》里不止一次写道：世上所有的门都是一种拒绝亦是一种诱惑。我想这也可以作为对她这部长篇小说的美学性格的一种描述。它以总体意蕴的曲折和局部语言的晦涩拒绝缺乏耐心的读者，同时又以人性与社会内容的深邃和叙事风格的冷静与精确，诱惑着甚至刺激着还不太懒于思考的读者。我就是这样既受着拒绝又受着诱惑。我一次次离开这部小说又一次次回到这部小说。我感到要对它说出点什么并不容易。
不过我还是准备接受它的挑战。
《玫瑰门》是一部写女性的小说。无论就人物在小说总体结构中的位置或作家在人物刻画上所花的笔墨来看，我们都应该承认老女人司猗纹是小说的主人公。正是在司猗纹漫长的一生中，交织进去姑爸、竹西、罗大妈各自的故事，交织进去以早熟的童心审视、见证了响勺胡同司家小院里众女生态的苏眉的生理、心理发育过程。所有这些女性的生存都不是孤立的，她们纠缠在一起，碰撞在一起，爱恶交汇，聚散互迭，沧桑与共，形成一种殊态共生状态。小说以极为繁富的情节、细节，错落有致、扣人心弦地写出了这种具备典型性的中国女性的生存状态。
在对司猗纹形象的塑造上，铁凝提供了一些非常独特的艺术贡献。
第一，铁凝在司猗纹形象身上，不仅汇聚了“五四”以后中国现代史上某些历史风涛的剪影，而且几乎是汇聚了整个“文革”这一特殊的历史阶段的极为真实的市民生态景观。小说最有艺术说服力和震撼力的部分，无疑是对“文革”时期市民心理的真实的、冷静的、毫不讳饰的描写。这种描写的功力在揭示司猗纹生存中的矛盾方面达到了令人惊叹的程度。
司猗纹在“文革”中的可悲复可叹的生存状态表现为一连串的深刻矛盾：作为一个出身旧世家的，生活一直处于封闭状态，解放后一再想“站出来”加入新社会却一再被拒绝、被斥逐、被打击的家庭妇女，她对“文革”有一种本能的反感和恐惧；但是，“文革”对她心怀敬畏的“新社会”的秩序和尊荣人物的亵渎和摧毁，又使她觉得“原来最应该和这场运动亲近的还应该是她”，这又使她急于在“文革”的舞台一角“亮相”，相当自觉地用“文革”的“时代精神”和迅速形成的“文革”新习俗、新规范来重塑自己。她幻想在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中获得自己生存价值的前所未有的承认，但这个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却不是为她这种人预备的，而是属于罗大妈们的。现实给予她的仍然是拒绝、斥逐、打击，方式甚至更加粗鄙和冷酷。因此，司猗纹在“文革”中的生存状态，就有点像走着钢丝的滑稽表演：从献家具房产到举报自己偷埋的金如意；从炫耀庄坦的“红袖章”到随时准备摆出的读语录姿态；从厕所里给达先生们制造点麻烦到炊事上向罗大妈请教窝头的蒸法和奉送清蒸鳜鱼；从接受外调时有意对已死妹夫的去向含糊其辞到加入街道宣传队唱样板戏；从精心谋划出竹西和大旗的丑到借此要挟罗大妈以改善自己的处境；……她处处用尽心机，但又时时如履薄冰。她在改善自己的社会形象和生存条件上也的确略有进展，但那是在整个社会生态景观被扭曲的大框架中的进展，是迎合整个时代变态的精神与习俗中得到的满足，而这进展和满足无非是对她自己生命的真实欲望和感受的一种蒙蔽和欺骗。她的表层心理支配着卑屈的行为，而她的深层的情绪却卑视、甚至反抗着自己的行为。于是，我们看到：司猗纹一面当众发表忏悔演说并交出家具，同时也抑制不住大雨中涌出的泪水，抑制不住在姑爸面前满腹冤、怨、恨、怒的发泄；她一面附和着二旗、三旗们对大黄的车裂，一面又在心里赞许着姑爸对罗家的骂；……在司猗纹身上，为适应生存的需要而作出的“拟态”与为平衡心理而流露出的“本相”是那样浑和地交融为一体。从这个老女人的“拟态”中可以看到一个由虚假锻造出的“太圆满太坚硬”的真实的时代；而从她的“本相”则可以看到一个重重滑稽的涂饰仍不能掩抑的真实的人的灵魂，那是被历史的重负和现实的压力纵横挤压得扭曲变形的女性的灵魂。从这个层面看，司猗纹这个老女人形象的社会典型意义是非常丰饶的。
第二，铁凝在司猗纹形象身上，不仅开掘出了历史的烟尘和现实的污垢掩蔽下的女性生命特有的柔韧的活力，而且开掘出了女性生存状态与女性相互关系中特有的狡计、卑琐和丑恶。
虽然小说大量的笔墨是描写司猗纹现时态的生存状况的，但作为一个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司猗纹有着自己长达七十余年的性格发展史。她曾是圣心女中的一个受“五四”新思潮影响的倾向革命的少女，她有过和年轻的革命者华致远共同的一个勇敢忘情的雨夜。她“有过自己那池水般的清澈，那睡莲般的纯洁”。虽然命运安排她终其一生只能饰演家庭妇女的角色，但她的生命中始终燃烧着活生生的欲望，始终贯串着寻找生活的新机会的行动，她有一个永不“定格”的灵魂，她有非常现实地面对生活的力量。虽然这生命的力量和抗争的胆识都被先定地限制在一个狭小的生活之笼内。一个有着非凡的生命力的女性，却不得不走完没用人的暗淡凄苦的一生，这是社会的悲剧，也是女性的悲剧。
但是，如果因此就以为铁凝这部小说的主题是对女性的生命力、创造才能受到压抑和扭曲的抗议，是为女性的生存权利而作的呼吁，那就有失片面了。实际上，《玫瑰门》的主要的美学情绪，是一种对女性本身的阴暗面、丑恶、卑琐的厌恶，是对女性生存状态中一切负面表现的冷峻透视。在对司猗纹形象的刻画上，作家以越轨的笔致，突入了人物的前意识、潜意识和无意识的层面，大胆写出了这个在漫长的不幸婚姻中处于性压抑状态的女性的特殊的变态心理和变态行为，写出了强旺的女性本能与无法更改的社会角色之间长久搏杀留下的可怕伤痕。司猗纹与姑爸那种相仇与相依，通过挖耳道这一带有性宣泄意味的共同嗜好表现得淋漓尽致。司猗纹对竹西的卑鄙捉奸与无聊的跟踪，司猗纹对苏眉的隐秘初恋的嘲弄与告发，还有对苏眉、叶龙北香山之行的跟踪，无不出于一种长期性压抑形成的窥视癖。以司猗纹为中心的响勺胡同诸女性之间互相猜疑、互相窥伺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正是在女性健康的性心理和性生活得不到发展的畸形病态的性文化的阴影中形成的。
从这个层面上看，司猗纹这个老女人的形象以及她与同性的关系，具有非常深刻的人本意义。而这种人本意义的具象的表现，使小说中的女性形象具有典型性格所要求的高度的个性化的艺术价值。
“玫瑰门”，这是一个富有象征意味的小说标题。从形而下的意义看，它可以非常具体地指孕育生命的生殖系统；从形而上的意义看，它象征着女性的生命之谜与生存之谜。无论就女性个体的性特征成熟而言，抑或就女性整体在人类整个生存状态中的价值而言，女性都被习惯地看成美和幸福的源泉，古往今来诗人们常用非常玫瑰的语言来赞颂她们。但铁凝笔下的女性的生存状态，却是很不玫瑰的。玫瑰门里不玫瑰，这是铁凝的一个大胆的发现和勇敢的揭发。这不仅是艺术中女性形象描写的拓展和推进，对于人类社会学和女性人类学的研究，也是不无参考意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