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正确认识现状 讲求党建实效
——２月２日在党建研究班结束时的讲话
中央办的这次党的建设研究班今天就要结束了。同志们反映办得很好，收益不小，我也有同感。赵紫阳同志在１月２８日座谈会上的讲话，除充分肯定了办研究班的方式和成绩外，对研讨中提出的一些全党关心的重大问题，发表了很好、很重要的意见。我作为研究班的一员，借今天座谈的机会，就研讨中涉及的几个问题粗略地讲点个人看法，和大家一起研讨，有不对的地方，请同志们指正。
第一个问题，在科学分析的基础上正确认识党的现状，振奋精神，
增强信心，进一步把我们的党建设好。
根据办班的要求，同志们从实事求是地分析党的现状入手开展研讨，实践证明这是个好办法。正因为大家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联系党处于伟大历史性转变时期的特点，客观地分析党的现状，所以对党的状况的基本估计容易得到比较一致的认识。我赞成同志们经过研讨形成的两个基本观点，这就是：一、要充分肯定我们的党是一个好党，有好的传统、好的指导思想、好的路线，中国社会的先进分子多数聚集在党内。在过去十年历史性的大转变中，从总体上看，党组织是富有生机和创造活力的。二、要充分认识党在前进中确实存在一些直接影响党的战斗力的问题，如不高度重视并认真解决，发展下去会危及党的建设和党领导的事业。这“两个充分”，当然不是各占一半，互不相干，前者肯定了本质和主流，决定着我们党有足够的条件解决存在的问题。只要努力去抓，我们就一定能克服属于支流的党内外群众很不满意的消极现象。
对党的现状既然有了上述基本估计，我们就可以得出以下两方面的看法：一方面是要理直气壮地讲，我们党不愧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全国各族人民的领导核心，是能够代表最大多数人民的利益，担当起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一历史重任的执政党。当然，党本身也面临着新的严峻的考验，需要在新形势下加强自身的改革和建设。另一方面要实事求是地承认，我们党内确实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和消极现象，有的还相当严重。工作中也有失误和困难。对此，决不能估计不足，决不能掉以轻心。我们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注意总结新的经验，依靠全党的努力和人民群众的支持，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这样，我们党就能够解决存在的问题，克服缺点，排除困难，更好地领导人民前进。
讨论中反映，有人看到党的领导工作中有过失误，就动摇了对党的信心。这种情况，历史上曾经多次出现过，特别是在大的转折时期，或者遇到比较大的困难，更容易发生。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看问题，一个党的伟大，决不在于它不发生任何失误，而在于它是否能勇于承认失误，做认真的自我批评，善于总结经验，纠正错误，使自己不断得到充实、提高。从我们党６８年的历史看，无论是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还是领导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都走过了曲折发展的道路，有过不少小的失误，也有几次大的错误，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严重的错误。但党每次都能够正视失误或错误，而且都是自己勇敢地纠正了，从而使革命和建设事业不断前进，党自己也在总结和吸取经验教训中日益成熟起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形成的、党的十三大阐明和确立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和基本路线，就是党自己在全面、系统地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产生的，是全党在老一辈革命家指导下自上而下地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后获得的共同认识。中国十年改革的全面发展，国家的内涵和外观的巨大变化，最好地证明了我们党在总的方面是前进了，而不是后退了。小平同志早就预料到，在没有现成经验可循的情况下，领导一个基础较差、情况复杂的大国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实行改革开放，我们的工作中会有困难和失误，党内还会有一些经不起考验的人腐败堕落。同时，他又一再强调无论发生什么问题，都要沿着已经拓开的道路坚定不移地前进。这是非常正确的。实际上大家也是努力这样做的。我们应当对自己的党充满信心。
在研讨中，一些同志谈到工作指导方面的变与不变的问题。应该说，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党的基本路线是不会变的，党内外群众也决不会同意变。但客观情况变了，人们的认识和实践自然需要跟着改变。有时由于经验不足，对客观规律的认识有个过程，在走向既定目标的实践中，也会有改变，这往往是必需的，有时也是难以避免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开得好，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大家认为改革的部署调整得好，变得对。当然，可以也应该要求工作指导上的科学预见性更强些，但在领导一次社会大变革、进行一次从未进行过的新探索中，要做到这一点确实很不容易。所以，重要的问题在于全党都要善于学习。学习和研究怎样更好地领导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学习和研究怎样更好地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治理国家和建设党，尤其要学习掌握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党的建设的客观规律。这样讲，决不是要把工作中的一切问题和困难都归于客观原因，恰恰是要强调主观努力，尽量做到主观同客观相统一。在出现失误和困难的时候，尤其需要采取认真重视、及时总结经验、切实解决问题的态度。这样，我们才能增强信心，振奋精神，群策群力，去扫除继续前进道路上的各种障碍。
第二个问题，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必须紧紧抓住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的坚强核心这个主题，密切联系党的基本路线来进行。
这次研究班突出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且贯穿在整个研讨过程中，这对今后研究党的建设也会很有帮助。
我们党执掌全国政权已经４０年了。我们所取得的成绩是伟大的，把中国建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一点，我觉得还是要讲，因为这是历史事实。现在需要进一步认识的是，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标志，党的工作重点已经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整个国家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时期。党在过去经受了执政的考验，应该说总的情况还是好的。现在，我们党面临着领导人民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新考验，领导改革开放、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新考验。因此，党既要保持自己的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本色，继续牢牢地执掌人民政权；又要在坚持改革开放、搞活经济的条件下，同那些消极腐败现象作坚决的斗争，至少把它们限制在尽可能的最低限度。这是关系党的兴衰和事业成败的极其严重的考验。只有把党真正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党才能经受住这场在改革开放条件下执政的新考验。这就是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党的建设的根本任务，也是新时期加强党的建设工作的主题。那么具体目标是什么呢？我理解，主要就是十三大提出的，要努力把我们党建设成为能够以崭新的姿态站在改革和现代化建设前列的党，勇于改革、充满活力的党，纪律严明、公正廉洁的党，选贤任能、卓有成效地为人民服务的党。
为了完成党的建设的这个任务，从工作上讲最重要的靠什么？我赞成好几位同志的意见，就是靠全党一致地密切联系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来建设党。当然，怎样才能把握好党的基本路线同党的自身建设的内在联系，并在工作上切实做到、做好，还需要继续研究和探索。我想，是不是有以下三个方面需要注意：
（一）必须按照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来建设党和从严治党。这就要首先根据十三大所作的阐述来全面理解党的基本路线的内容和实质以及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相互关系。其中十分重要的是坚持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个中心，这是十年来小平同志一再强调的，也是建国以来的经验反复告诉我们的，是决不能变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也是决不能变的；坚持改革开放的总方针总政策，这同样是决不能变的。十三届三中全会前，小平同志就明确指出，坚持改革开放的方针不能变，具体措施和方法可以调整。我们进行治理、整顿、调整，就是为了更好地全面深化改革。既然如此，我们进行党的自身建设的一切工作，包括选拔、培训干部，调整、配备领导班子，教育、发展党员，执行党的纪律，建设基层组织，等等，都必须符合和服务于党的基本路线的要求而决不能违背或偏离。
（二）必须密切联系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来进行党的建设。这就是说，要把党的各级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都发动和组织起来，团结全国各族人民群众，去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进行以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为中心的经济体制改革和以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中心的政治体制改革，在这些实践活动中，充分发挥党的作用，加强党的建设，使党经受锻炼和考验。如同全党在民主革命时期从战争中学习战争，在革命斗争中学习领导人民革命，党自身也在革命实践中得到加强一样，在新时期，我们也必须从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学习建设，不断提高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自觉性，抵制各种错误思潮和错误倾向，搞好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
（三）必须用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际效果来检验党的建设工作的好坏。这是实践的标准。一般地讲，哪里的党组织在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自身建设工作做得好，哪里发展生产力、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效果就好，党组织的威信也高。反过来，如果贯彻执行基本路线不得力，效果不大好，或者某个方面发生了重要的偏差，也总是首先因为党组织内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所以，每个党组织都要善于结合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的实践，经常分析自己的活动和党员队伍的状况，及时解决党内存在的矛盾，包括提高党员执行党的路线的自觉性，清除腐败分子，处置不合格党员等等。这样，党的自身建设就会不断得到加强，建设和改革也会取得更大的效果。
总之，密切联系基本路线来建设党，以保证党的基本路线的贯彻执行，党的建设工作就会不断进步，党内的凝聚力、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吸引力就会增强，党的威信就会提高，党的领导作用就能进一步发挥，社会主义事业也会蓬勃发展。这样，那些主张要改革只能在经济上实行私有化、在政治上实行多党制、要开放只能“全盘西化”等言论，就不会有多少市场，几个持不同政见者的别有用心的蛊惑和煽动，也就更不可能得逞。
第三个问题，继续坚定不移地执行干部队伍“四化”方针，从新的情况出发，进一步建设好各级领导班子，切实推进干部制度改革。
同志们在研讨中认为，同党的基本路线相适应的干部队伍“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方针，是实践已经证明的正确方针。在老一辈领导同志的带领和倡导下，全党执行这一方针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过去工作中发生的某些缺点和问题，不是方针本身带来的，而且已经引起注意，有些已经改正了，今后要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更好地执行这个方针。我完全赞成这些意见。
我想要着重讲的是，新时期党的干部工作的指导方针，党历来坚持的任用干部应掌握的原则，识别和选拔干部的具体标准，这三者是一致的，不能对立起来。干部队伍的“四化”，是适应新时期党的基本路线的需要而提出的指导干部工作的方针，这个方针既继承、发扬了德才兼备的原则，又符合并体现了今天所处的时代的要求。党章规定的领导干部的基本条件，体现了“四化”方针和德才兼备原则的精神，是选拔各级各类领导干部的标准。
经过前几年的多次调整，现在各级领导班子的构成和素质，确实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有了明显的进步。总的看来，基本上符合党的路线的要求，年龄初步形成了梯次结构，１９８２年后选拔上来的干部大多数也在新岗位上取得了一些经验。有的同志提出：当前建设领导班子，要注意“稳定骨干，优化结构，改善素质，积蓄后秀”。我觉得这个思路是符合实际的、可行的。还需要强调的是，根据干部队伍“四化”方针，着重从优秀中青年知识分子（包括自学成才的）中发现、培养、选拔一批实践证明确属德才兼备的同志，仍然是我们党一项不可忽视的任务。这不仅是为了眼前优化领导班子的群体结构，而且是为了给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宏伟目标准备足以担当跨世纪历史重任的可靠人才。因此，我们的干部工作，决不能停留在对现有人员的调动和配备上，而要用长远的眼光和很大力气去做人才资源开发的工作，加强宏观管理。这是现代化人事管理的一项重要原则。为此，要做好两方面的事情：一方面，要加强对各级领导班子里的年轻干部的培养。这些同志多数知识基础好，思想活跃，接受新事物快，年富力强，工作热情。但是，不少同志还缺少马克思主义基础理论的训练，不大善于驾驭局势和处理复杂矛盾，不熟悉党的历史和党的优良传统；有些同志还不习惯严格的党内生活。各级党组织应当热情关心、严格要求他们，在支持他们大胆工作的同时，帮助他们弥补自己的不足。特别是要通过健全民主与集中相结合的党内生活，通过深入实际、深入群众、深入基层的锻炼，继承和发扬党的“三大作风”和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把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一代一代地传下去。另一方面，要继续坚决而稳妥地推进干部制度的改革。对于经过试验已经肯定的改革，比如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离退休制度，公开招考、择优录用党政机关工作人员的制度，在民主评议、科学考核的基础上实行干部职务能上能下的制度，通过有计划地交流、培训提高干部素质的制度，以及科学的干部分类管理制度等，要抓紧逐项建立和健全起来。在改革干部制度问题上，当前要十分注意把创新与求实结合起来，既要勇于创新，更要立足于求实。
第四个问题，密切结合各行各业的改革，切实抓好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进一步提高党在贯彻执行基本路线中的战斗力。
在研讨中，有些同志提出要重视党的基层组织的建设，我很同意这个意见。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各项活动和工作的基础。我们党现有的４７００多万名党员，生活在２８０多万个基层组织中。这些遍布全国的基层党组织，负责经常对党员进行管理和教育，担负着直接向群众传播党的声音，并将群众的意见和呼声及时反馈给上级党组织的任务。群众路线是党的根本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是党的基本领导方法。真正把党的政治路线和方针政策变为广大群众的自觉行动，归根到底要靠基层党组织，靠它在群众中进行大量而有效的活动。现在，我们要把全国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的周围去克服种种困难，为“振兴中华、实现四化”而奋斗，更加需要高度重视、切实抓好基层党组织的建设工作。
对于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建设，中央和省（自治区、直辖市）委当然要重视和关心，但更重要的是靠地（市、州）委和县委真正下功夫抓。目前，党的基层组织绝大多数是比较好的，在关键时刻是有战斗力的。但是确实还有一部分党的基层组织不能很好地起作用，有的甚至组织涣散。要改变这种状况，主要靠上级领导认真地坚持不懈地抓。实践证明，抓与不抓大不一样。在这方面，应当逐步建立地（市、州）委和县委抓基层党组织建设的目标责任制，努力走出一条规范化、制度化的路子，从根本上改变有些地方存在的对基层党组织不抓或抓而不紧的状况。
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的关键，是要建设起适应改革开放新形势要求的得力的领导班子。抓基层建设，必须从搞好领导班子着手，根据不同情况，采取相应的措施。
第五个问题，对这次研究班的看法和下一步的工作。
这次党建研究班虽属试办，但大家都认为效果较好，达到了预期的目的。这个研究班是否可以说有以下几个特点：一是研究的内容集中，主题鲜明。整个研讨过程，都是围绕如何把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坚强核心，抓住当前全党普遍关心又迫切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来进行。二是坚持了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各地同志事前做了调查研究，讨论时既不空谈理论，也不就事论事。三是坚持民主讨论的方法。研讨的专题大家来出，答案共同探求。同志们都持平等研讨、相互切磋的态度。四是中央领导同志很重视、很关心，紫阳同志花了很多精力。五是参加研究班的同志既有地方的，也有中央部门的，既有做实际工作的，又有做理论工作的，还有经验丰富的老同志。正如有的同志所说：“这个研究班的群体结构比较好”。这有利于我们从不同的角度，较深入地研讨党的建设问题。这次办班也有不足之处。如果专题再集中一点，可能效果更好。
同志们回去后怎么办，我提几点意见供参考：
第一，要把关于党的建设的研究继续进行下去。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如何加强党的建设，是一个很大的课题。这一次的研讨，应当说只是全党较系统地研究解决党建问题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建议同志们回去后，密切结合实际，不但继续研究已经提出而尚未解决的问题，还要研究将会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至于是不是也办这样的研究班，或者采取另外的形式研究，请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决定。
第二，要把对党的建设的研究同推动当前加强党建工作的实践结合起来。对于一些已经确定的评议党员、考评领导干部等措施，都要认真贯彻，并要结合整顿、治理、调整工作来进行。
第三，抓党的建设要讲求实效。党的建设虽然问题很多，但只要去抓，就一定能见效。但是，必须看到，这是一项长期的、很艰巨的任务。要抓出明显的成效，决不是办几次研究班，发几个文件，做几次报告就能做到的，必须靠大家脚踏实地、坚持不懈地工作。这次研讨中提出的意见，介绍的经验，符合你们实际情况的，可以参照办理。有些需要中央专门研究的问题，中央有关部门将会抓紧研究，也希望各地同志在深入研究后提出意见。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王稼祥一生》序
王稼祥同志是我国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之一。他在故乡安徽泾县度过了自己的童年时代，青少年时期，曾在南陵县和芜湖市求学，最初只是一个受过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教育的文弱书生。刚进入青年时期，他就投身革命运动，在长期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他从一个普通的青年学生，锻炼成长为一个忠诚而坚强的共产主义战士，又成为我国以至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活动家，为自己的祖国和家乡增添了光辉。我作为他的亲人、战友和学生，虽然曾陪着他走过不少坎坷曲折的路，并为他受过迫害、吃过苦头，但我一直为他感到自豪，即使他已先我而去，他的思想和形象却一直存在于我们的事业和生活中。
稼祥的个人成长史与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的发展史是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特别是他本人一贯的谦虚谨慎，他的革命事迹和思想品德，却很少为人了解，新一代人对他则更为陌生了。现在，稼祥故乡安徽少年儿童出版社，要为青少年读者出版一本关于他生平故事的书，我非常赞成和支持，认为这是十分必要的，并且马上推荐卢弘同志来写作这本书。
卢弘对稼祥的经历以及有关的党史，早就有所了解和研究，曾和我共同为介绍宣传稼祥的事迹做过不少工作。几年前他就为稼祥的老战友伍修权同志整理出了几十万字的回忆录，其中不少地方都写到了稼祥，后来他又帮助我对《王稼祥文学传记·黎明与晚霞》作了修改润色，还访问过稼祥的故乡、母校和一些老同志。对于他的文学才能、党史知识和认真态度，我十分了解和赞赏。他的这本新作，果然不负所望，既写得生动朴实、真切感人，又做到事有所据、人如其貌。他为了能适应青少年和更多的读者的需要，将本来比较平散的史实和枯燥的史料，作了取舍和集中加工，对人物的性格风貌和当时的环境气氛，也作了些必要的渲染描绘。这不仅使稼祥的形象更为鲜明突出，而且也生动地再现了一些重大历史事件和重要历史人物。我虽然是书中出现的许多故人往事的见证人，但看了也不时被其描写所吸引和感动，似乎一下子又回到了那些难忘的年代。
由于我对稼祥最为亲近和熟悉，深知他的性格比较内向沉静，加之长期在高级领导机关工作，生活相对地较为单调平稳，既不像陈毅元帅那样嬉笑怒骂形之于色，又不似彭德怀老总那样刚烈倔强战功赫赫，要把他写像写活不太容易。所以书中有的地方虽然写得比较简略，有些重要事迹还没有写到，但是作者能够写成现在这个样子，看来已经很费了一番功夫；部分不足之处，由于资料有限和篇幅所限，似乎也只能如此了。我作为稼祥的亲人，对于作者的辛勤劳动，表示深切感谢，并且相信，这本书的出版，将有助于青少年了解历史、学习先辈、继承传统并实现老一辈终生为之奋斗的革命理想。
１９８８年１月于北京
第5版(文件·报告·回忆录)
专栏：
沉痛悼念宦乡同志
宦乡同志是我国著名的国际问题专家、优秀的外交家、活跃的社会活动家。他的知识渊博、见多识广；他的眼界开阔、思路敏捷；他的工作不辞劳苦、勤奋努力。多年来，他对我国外交工作、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特别是国际问题研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在国际和国内享有广泛的声誉。他遽然逝世的消息传来，我感到万分悲痛。
一九八八年十月二十八日我由杭赴沪，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陈启懋同志一起去看望宦乡同志。当时他已经动了手术，从医院移住宾馆休养。住房前面有一块翠绿的大草坪，环绕着苍松翠柏，是一个幽静的疗养环境。那天上午我们到达宦乡同志的住处后，看到八十高龄的宦老经过这么大的手术后恢复得这么好，宦乡同志还说他每天坚持围绕草坪散步，我们都为他病情好转而感到高兴。宦老的夫人许绍芬同志对我说，宦乡急于回北京，要我劝劝他安心在上海休养。而后宦乡同志就和我们侃侃地谈起国际形势。他对中苏关系正常化的进程以及稳定发展中美关系、中日关系，加强我国对周边国家的工作等等特别关心。他在病中仍念念不忘工作，带病写了他对当前国际形势变化的分析，表现了一位老共产党员、老专家对革命事业的高度负责精神。
十月三十日我又和王仲方同志一起再次去看望宦乡同志，不巧他去医院检查而未能见面。我回北京后不久就听说宦乡同志由于病情加重再次住进医院，后来病情变化越来越复杂危重。医治无效，终于在二月二十八日九时四十五分与世长辞。想不到去年十月二十八日的会晤竟成了最后的诀别。
我和宦乡同志是五十年代初在外交部相识的，过去只知道他在抗战初期曾任第三战区《前线日报》的总编辑、副社长，上海《文汇报》副总主笔。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四年，他调任外交部西欧非洲司司长，我也在这个时候调到外交部，这是我们认识的开始。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二年宦乡同志担任中国驻英国代办处常任代办，后来我调任外交部西欧司司长，由于工作业务的联系，我们之间的来往随之逐渐增多起来。我记得在他担任驻英代办期间写过一份关于西方世界矛盾的调研报告，曾经得到毛泽东同志的赞扬。一九五九年当时外交部主管西欧地区的副部长罗贵波同志和我去驻瑞士使馆召开驻西欧各国使节会议。宦乡同志从伦敦来伯尔尼参加会议，对当时的西欧形势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受到与会同志的好评。一九六三年宦乡同志调任外交部部长助理兼政策研究室主任，我则由于受到极左政治风暴的袭击，于一九六二年经过甄别后下放宁夏工作。临别时，宦乡同志诚恳鼓励我振奋精神，经受考验，到新的岗位做好工作，他那语调缓慢，诚恳、理解和期望之情，至今仍历历在目，记忆犹新。“文革”末期，我出差路过北京，曾到报房胡同探望宦乡同志。他刚从干校回北京，尚未分配工作。我看到他的书桌上仍像往常一样堆满了书籍、报刊、杂志，他仍在孜孜不倦地忙于研究问题。我们交谈了各自在十年动乱期间的遭遇，彼此都对“四人帮”那一套极为愤慨，对国家的命运感到忧虑。幸好时局变化很快，“四人帮”垮台后，宦乡同志重新走上外交工作岗位，于一九七六至一九七八年出任中国驻欧洲共同体、比利时、卢森堡大使。《纵横世界》一书刊登的第一篇文章《战后欧美经济发展概观》，就是他在一九七六年十一月一个座谈会上的讲话提纲，这个提纲代表了他当时对战后以来世界经济与政治问题的一些基本看法，是颇有独到见解的。
一九七八至一九八二年，宦乡同志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担任副院长，我也于一九七八年底调回北京，在社会科学院担任研究生院副院长、党委书记。我曾请他到研究生院作国际形势报告，有时碰到一起也谈谈国际形势。经过十年动乱隔断一段时期后，相互又重新在一个单位工作，感到格外亲切。当时正在拨乱反正的关键时期，我们相互交换意见，彼此心情都是十分兴奋的。宦乡同志从世界形势发展的全局，预见亚洲太平洋地区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将越来越重要，他曾征询我的意见是否筹备一个亚太研究所。我因当时刚刚接受研究生院的任务，又感到筹建亚太研究所的条件似不成熟而未敢承诺。一九八二年赵紫阳同志指示宦乡同志负责筹建国务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作为咨询研究机构。我经组织批准，集中精力协助宦乡同志筹建这个机构，宦乡同志为总干事，我为副总干事。我们两人合作得很好，从无到有，克服种种困难，逐步创造工作条件。由于得到国务院领导同志的支持，给我们指示了工作方向，并且帮助我们解决了许多实际问题，终于从临时租房办公进展到有了固定的办公室，有了正式的编制，建立了初步的工作班子。几年来，我们国际问题研究中心在宦老的指导和有关部门的协助下，陆续提出一些重要的研究报告和政策建议。遗憾的是正当这个机构初具规模，刚刚起步，更加需要在宦乡同志的指点和帮助下进一步开拓工作的时候，他竟遽然离开我们去了。
回忆我同宦乡同志相处的时间，可分为两段：外交部时期十年，社会科学院和国际问题研究中心也近十年。二十年的长期相处，我感到宦乡同志有许多优点值得我们学习，这里只讲印象最深的几点：
第一，他是一位知识渊博、多学科的专家，是一位思想活跃、富有创造性的学者。他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又熟悉西方资产阶级各种学派的思潮，非常重视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相互渗透的趋势，特别善于对当代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新变化、新情况，实事求是地进行理论思考。因此，他不断有新的见解。他早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以后又到英国留学。他不仅精通国际问题，而且熟悉新闻学、经济学、国际法。由于他精通英语，又有丰富的外交实践经验，政治思想敏捷，熟悉国内外情况，所以在广泛参加国内社会政治活动及国际学术交流活动中，可以很快掌握最新的信息，透视形势的变化。
第二，他善于把国际问题的研究同国内四化建设的需要结合起来，不仅为外交工作服务，而且为改革开放政策作出贡献。他强调把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的研究结合起来，要经常注意世界发展的趋势，分析外国进行经济调整、改组经济结构的经验，提出国内四化建设应该注意的问题；同时，又从国内实际情况出发，根据国内改革、开放进程出现的问题，去观察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以及社会主义国家的经验。
第三，他勇于独立思考、敢于提出和坚持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他曾经批驳了“文革”时期流行的“帝国主义走向全面崩溃，社会主义走向全世界胜利的时代”的极左的错误观点。还提出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制度，不只是对立的关系，而且也是互相交错，可以互相借鉴的。他提出战后国际关系中确立的雅尔塔体制，现在已经演变为“一个世界，两种制度，政治多极，竞争共处的格局”。他从理论和实际结合上，否定了关于资本主义“垂死”的传统论断，认为传统的资本主义发展为现代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还是有生命力的。现实社会主义也在许多方面越出了经典作家的设想，他认为需要重新认识。他还对八十年代中叶国际形势出现新的转折变化，提出了系统的分析和创新的见解。
我们应该很好地学习和继承宦乡同志的优点，学习他善于独立思考，进行理论概括，勇于提出自己的政治见解和理论见解的科学精神。